口述整理／李娜(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校    訂／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我在監牢裡的「特殊待遇」

新店安坑軍人監獄，現已改為新店戒治所。（網路圖片）

新店軍人監獄用來關政治犯的地方有仁監和智監。仁監的看守長似乎是有虐待狂。他點名，「754！」「有！」「聲音太小，出來。」；「755！」「有！」「聲音太大了，出來」。他把兩個人用腳鏈連起來，左腳連左腳，讓他們無法走路。大家看著，都很氣。 Continue reading →

在綠島

口述整理／李娜(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校    訂／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一、勞役

相比3G網路，4G下載最快速度是3G的30倍，隨時隨地的高速網路體驗將成為可能。（圖片∕新華網）

綠島監獄取名「新生訓導處」，意思是「訓導」我們，讓我們獲得「新生」。其手段，除了政治學習，就是勞役。例如是在海邊挖石頭，這是為了修監獄的圍牆。我心想，自己做圍牆關自己，沒道理，我就偷懶。在綠島，我用到了在關東軍老兵那裡學會的無賴求生法，能不做就不做。比如上山砍茅桿，因為綠島風大，無法種菜，砍茅桿來做防風籬笆，好種菜。隊長規定，每人每次要砍50根2米以上的茅桿，完成這個工作量，驗收時賞一根香煙。 Continue reading →

五O年代：從被捕到判刑（續）

口述整理／李娜(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校    訂／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編案：2013年4月本報連載的陳明忠先生回憶錄，談到他在1950年被捕的經過，以及他在軍法處第20房見到張伯哲、鍾皓東、馮錦輝的情形。其後因有讀者急著想要瞭解陳先生1960年出獄後的事，因此中間就跳過，暫時沒有整理。現在再回到陳先生1950年在軍法處牢房的事情。 Continue reading →

第二次十年牢獄

口述整理／李娜 (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校 訂／呂正惠 (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押房中的心情

在景美看守所的押房裡，有一名中醫與我同房，他在報上看到大陸試爆原子彈成功，一次和病人聊天就談起，結果被密告了。審判時他向法官抗議，說自己是在報紙上讀到這個消息的，法官說：報紙是給你看得，不是讓你講的。他以「為匪宣傳」判刑七年。 Continue reading →

死裡逃生      
 
口述整理／李娜(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校    訂／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提著頭顱的革命者》，吳耀忠畫，1984年。 這是吳耀忠原本要為陳映真小說集「山路」而畫的 一幅的畫作，但最後沒有採用。這幅畫作畫出了 許多政治受難人的心境與氣度。

陳金火與書報案

 因為顏明聖的錄音帶我被抓到把柄了，不得不講出陳金火。我說，錄音帶是他給我的，陳金火就被抓進來了。

陳金火比我大五六歲，也是1950年坐牢的政治犯，他是全省學生委員會台南分部這個案子被抓的，判了10年。出獄後，他在高雄一家藥品公司做藥品推銷員。我出獄時家裡已經搬到岡山，他有次推銷藥品，在岡山碰到我，我們才開始聯繫。有個坐過牢的四川人袁乃匡，他的老闆也是坐牢的人，我請袁乃匡去陳金火那裡拿演講的錄音帶，還有選舉的宣傳單。我讓袁乃匡坐飛機去，坐火車回，因為坐飛機會檢查。

從陳金火家裡，他們又搜出一些「禁書」，他是透過三省堂買的。三省堂是當時台灣最大的日文書店，保密局需要的日文書都從這裡進口，包括日本左派的書，寫文革的書。李霈林開三省堂，進日文書來賣，他幫保密局買日文書時，就多買幾本，偷偷賣給陳金火，其實他也有意要散播。李霈林日據時代就因為反日坐過牢，二二八事件時，台北的群眾到廣播電台廣播，就是李霈林他們衝進去幹的。他哥哥參加了地下黨，聽說是他們那一群人裡面的理論家，後來「自新」了，再後來就當了和尚──因為背叛了自己的理想，乾脆去做和尚。陳金火供出從三省堂買書，李霈林也就被捕了。

陳金火賣藥，認識好多醫生，高雄醫學院的教授他都認識。他把書給這些人看，他們也喜歡看。他知道我被捕後，已經把大部分書分散掉了。但一刑求吃不消，就招出很多看過書的人，他一口氣講五、六十個人，除了高醫的醫生，還有很多教授、名人，甚至把內政部長林金生（林懷民的爸爸）都講出來了，這下就不好抓了。後來陳金火跟我說，事情弄大了才比較有救。
 
陳金火還承認，陳明忠說過，選舉時候人們會激動起來，可以利用這個機會，把事情搞大，消息傳出去，大陸就知道了。他還承認有個組織，準備暴動，這就牽扯了幾個人，都是五〇年代做過牢的政治犯。他的房子也是登記在太太名下，問他買房子的錢哪裡來的？他說，陳明忠給的。陳明忠的錢哪裡來的？他說，大陸來的。他因為刑求太痛苦，就隨便講了。所以我們就成了叛亂團體，就這樣被起訴了。
 
國民黨本來想利用這個機會再抓人。其實坐牢出來，再犯叛亂罪的人很少，因此安全局的意見就開始有了分歧，一邊是要擴大，一邊是反對擴大。有個叫曾永賢的，日本大學畢業，參加地下黨，是重建的省工委組織裡的一個領導，被捕後投降，被國民黨安排做大陸研究，後來在政治大學的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做教授。聽說他就主張不能擴大。後來曾永賢很受李登輝重用，有一次演講的時候，他提到這個案子沒有擴大，他是有功勞的。
 
查了五、六十個人，查了一個多月，時間拖下來，這個時候外國的人權組織也鬧起來了。我的案子本來要速戰速決的，就這樣一拖，好幾個因素加起來，本來要判我槍斃的，現在也不好判了。真沒想到，我犯了這個錯（顏明聖的錄音帶沒交待好，供出陳金火），反而撿了一條命。

各方營救與最後判決
 
身上刑求的痕跡大多消失後，我被移送到景美軍法處看守所。10月29日，我被依《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罪名起訴。
 
依當時法律規定，被告收到起訴書後，法官才能開「調查庭」，讓被告對起訴內容反駁或說明。因此收到起訴書後，被告理應可以把起訴書寄回家，家屬不僅可申請會面，也可委託律師於後續「辯論庭」中為被告辯護，家屬並可以旁聽或提出反證。但我受的卻是完全不同的「待遇」。
 
首先，我還沒收到起訴書時，法院已開「調查庭」，所以我對當場提出的莫須有的指控無法有周延的反駁；開庭後回到押房，我才收到起訴書，以及一份一星期後開庭辯論的通知書——擺明讓我來不及請律師，他們準備進行「秘密審判」，我和太太的通信也被阻斷了。我成了戒嚴時期被秘密審判的最後一人。
 
在此期間，因為一直不能會面，太太預感到事態嚴重，只好自己去請教律師。沒想到不久後，我太太就被警總無端扣押，警總還把我家裡的戶籍謄本、戶口名簿以及身份證等能夠證明夫妻關係的所有證件卑鄙地「偷走」，這樣，我的弟、妹也無法代替我太太請律師了。開過辯論庭後，當局覺得請律師也無法為我辯護了，才把太太釋放。她回家後立即把我遭到秘密審判的情況，告知她在美國的妹妹與親友，由此一連串的救援行動開始了——美國副總統韓福瑞寫信給當時的行政院長蔣經國，要求立即釋放我；總部設在英國倫敦的國際特赦組織要求政府提出我的叛亂證據，政府提不出證據，該組織認定我為「良心犯」；美、日的人權運動者及台、港留美學生與華僑，除了以演講、說明會、遊行等方式聲援外，還募捐集資1萬6千美金，在美國《紐約時報》首頁上刊登全頁抗議廣告，呼籲「反對政治迫害，立即釋放陳明忠」，其中有數位諾貝爾獎得主也參與了救援行動。
 
我比較瞭解日本的情況。日本很多有名的社會黨人士出面，還有很多搞勞動運動的人幫忙，因為有了他們的名望才能起作用。美國那邊我就搞不清楚，我只知道保釣留美的人很多都參與了這件事。後來他們給我看了一些資料，最關鍵的是《紐約時報》第一版的廣告，花了1萬6千塊美金。本來台灣是要判死刑的，大約知道要登這個廣告的消息後，連夜修改判決書（廣告是美國東區時間11月27日，宣判是台灣時間11月27日，按照時差是宣判在前，廣告在後。有可能是得知有這份廣告，連夜修改判決。）後來我還聽說，法院的打字員小姐，連夜打了一個晚上，打到手酸、發炎，第二天去醫務室打針。
 
黃妮娜的案子，不能公開，秘密處理，判她感訓三年。我另起一案，成了案頭。
 
陳明忠案，是「意圖叛亂並著手實施」。我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褫奪公權十五年，並沒收財產。陳金火也十五年。看書的人呢，以前都會判感訓，現在因為牽涉的人太多，又很多是官員、醫生，還包括內政部長林金生，以及他的弟弟（高雄醫學院的教授），就不好這麼判了，何況還有外國干渉；所以最後是，單純看反動書的，就寫悔過書；自己看又給別人看，就是「為匪宣傳」了，就要判刑。蔡意誠（日據時代抗日領袖蔡惠如的孫子，他五〇年代做過牢。這次被捕時已經是一個小企業的老闆）和王乃信被判十年；還有兩個給人看書的，也叫為匪宣傳，判了七年。
 
陳金火在牢裡就精神崩潰了，他在蔣經國死後才減刑出獄，出獄不久就死了。三省堂老闆李霈林被判了八年——因為連續八年「為匪宣傳」，三省堂就完了。我出來後才認識他，跟他說我們是同案，其實案子發生時我們並不認識。我的書是從一個小書店老闆那裡來的。我花了兩年的時間說服那個小老闆贊同統一，幫我買書。
 
我被審訊時，凡是被查到的日本的書，都供說是劉進慶讓別人交給我的。我以為他在日本，反正不會回來了，所以都推給他。判決書就寫了：我受共匪在日本的統戰幹部劉進慶指使，回台密謀叛亂，書都是他托人帶給我的。劉進慶在日本看了判決書，覺得我根本就受到冤枉，完全沒這個事，決定回台灣替我澄清。他真是天真，不知道台灣判罪是怎麼回事。他回來台灣後，一下飛機就被警備總部直接帶去問，他把事實講出來，說我在日本講見過他，討論對大陸的看法，但沒有給我書。他是日本籍，又是大學教授，警總不能隨便逮捕他。警總聽了他的話，都說，我們被陳明忠騙了。
 
我和太太秘密通信時，知道劉進慶回來了，心想糟糕了。按照以前的情況，我會被調回去，重新審問、槍斃。那時我在綠島，一想到可能被調回去重審，只要想到那些刑求還要再來一次，就沒法睡著，只好吃鎮靜劑。那時候林書揚還關在綠島，就一直笑我。後來竟然沒有重新調回去審問，可能是因為我的案子已經鬧得夠大了，考慮到國際影響，也就不了了之了。
劉進慶最後一次回來台灣時，跟我發牢騷，說日本那邊的朋友不讓他回來，回來會害了陳明忠，一直罵他。我就安慰他。我說，我坐的牢實在是應該你要坐的；我們在日本聊天，是你建議策反黃順興的，後來是我幫你執行，所以按照道理，是該你去坐牢啊。他聽了很高興，當晚跑去台大找一個教授喝酒。劉進慶教授一直心向祖國，人品好，沒想到死得那麼早，真是遺憾。我常常想念他。
 
判決當晚，蔣經國在電視上發表講話，說「陳明忠意圖從東南亞偷運武器發動暴動……」政治犯的判決一般都登在報紙上，蔣經國（當時任行政院長）親自在電視上發表是特例（從來沒有行政院長在電視上為判亂犯發表講話的例子，為何如此，包括我在內，都覺得很奇怪。）
 
未判決前，軍法處的一個組長對我說，他可以幫我越獄，但條件是帶他走。我當然不會上這個當。我已經判決了，警總仍不甘心。押房裡新來了一個三十多歲的年輕人，自稱是台南人，經營電器行，他的閩南話甚至比我還流利，起初我沒有絲毫懷疑。但過幾天閒談時，我發現他對電氣完全外行，責問他，他最後承認自己其實是湖南人，是警總松山區的負責人，奉命來查探我是否還有隱情未供出來。
 
當時在軍法處看守所，所有被判過刑的人都調到洗衣場工作。當「外役」總比拘禁在押房自由些，我像其他人一樣提出申請，但幾次都遭拒絕，理由是「奉命不准」。這些讓我懷疑，雖然逃過死刑，當局是否還會有什麼陰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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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求逼供
 
口述整理／李娜(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校    訂／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台灣政壇老兵郭雨新〉在香港的《七十年代》雜誌刊出， 把國民黨作票的很多細節都寫了出來，引起一陣轟動。

編按： 《兩岸犇報》52期（七月）〈傳記版〉內文標題應為「無悔─陳明忠回憶錄(七)：第二次被捕」，誤植為「陳明忠回憶錄(八)」，特此更正致歉，並請讀者留意。
第一階段的逼供

「人進了棺材，口供也要留下來。」這是警總副司令交待的。當然，他們要的是他們想要的口供，這種口供我不會給，所以接下來的就是一連串的刑求，「生不如死」。
第一階段六天五夜。他們四個小時換一組人，不斷的疲勞式審問，他們換人，我卻不能休息，連續審問了六天五夜。他們要我承認這個，承認那個，我什麼都否認。他們罵，「黃妮娜都講了些什麼什麼，你還不承認！」他們不斷的罵，這樣我就知道黃麗娜到底講了些什麼。問案的人越急，就越露出了他們的底牌。這樣一輪審問下來，我差不多就瞭解了他們掌握了什麼。我已經有過一次被審和坐牢的經驗，知道如何對付他們。
 
這種疲勞轟炸式的審問，電燈一直照著眼睛，不給睡覺，普通人三天三夜就完蛋了。我體質好，能忍耐，問案的人還問我：你練了什麼武功？還有一點很重要，你的回答不能前後矛盾，只要被抓到，他們就死扣住不放，所以腦筋要非常清楚。我那時四十七歲，身體還可以，撐得住。
 
他們還鬧了一個笑話。我五O年代第一次入獄時，並沒有承認加入共產黨。我只承認加入「社會革命黨」，事實上這是我被刑求時胡亂揑造的，根本沒這個黨。保安司令部怎查都查不到這個黨，最後胡里糊塗的定罪，歸入叛亂雜案，說我參加的「台灣民主聯軍」（即二七部隊）就是叛亂組織。這是二二八事件的事，國民黨已經表示既往不究，怎麼能說是叛亂組織！所以問案人員一查我的資料，也覺得莫名其妙，還問我1950年為什麼被抓。我說你們抓的啊。他們說，不是我們，那是保安部抓的。這是睜眼說瞎話！保安司令部根本就是警備總部的前身，怎麼會沒關係。
 
他們問案的一個重點，是香港的《七十年代》雜誌上當年刊出的一篇文章，〈台灣政壇老兵郭雨新〉，署名戴乃民。六十八歲的郭雨新競選立委，竟然落選了。這篇文章把國民黨作票的很多細節都寫了出來，包括許多村子開票時國民黨怎麼破壞，怎麼弄出廢票，最後廢票竟然有八萬張！天下哪有這種事！這就是台灣「民主政治的真相」。這篇文章後面還有一篇，是講顏明聖的，在同一次選舉中顏明聖在高雄地區競選立法委員，選舉結束後他被抓了，判了十二年。這兩篇文章，尤其是講郭雨新的那一篇在《七十年代》上發表後非常轟動，影響很大，因為他有憑有據的戳穿了國民黨的民主假相。這一期雜誌回流台灣後，黨外的士氣跟著高漲起來。國民黨很緊張，很生氣，警總懷疑文章是陳映真寫的，拿這個問我。
 
我說我不認識陳映真。我被捕前已經把電話簿撕成一片一片，用抽水馬桶沖掉，但我留下一本舊的，裡面沒有陳映真的名字，所以我可以說我根本不認識陳映真。後來「美麗島事件」中王拓被捕，刑求他時也問這個事情。王拓根本不知道啊。這件事只有我和陳映真知道。資料是蘇慶黎從當時是郭雨新秘書的陳菊那兒拿到的，我讓陳映真寫出來，交給朋友帶到香港，由《七十年代》刊登。這應該是陳映真第一篇報告文學，比〈當紅星在七古林沉沒〉早。這件事到現在都沒有公開出來。陳映真在這篇文章中故意改變了文章的風格，不過警總還是懷疑到他。
 
後來我聽說，在我被捕後的當天早上，陳映真聽到消息了。他穿著睡衣在街上亂走，半個小時後才冷靜下來。因為除了文章之外，還有一件更重要的事。那時候，《台灣政論》開始排斥左派，不刊登我們的文章（不過，他們出到第五期後也被停刊了），我們就想自己來辦雜誌。那時蘇慶黎的前夫，一個精神科醫師，他辦了一個《夏潮》雜誌，出了三期，不想辦了，我們決定把它買下來。當時還是戒嚴時代，申請辦雜誌很困難，買別人的雜誌比較快。陳映真和蘇慶黎找我商量，人和文章都聚起來了，但沒有錢，需要六十萬準備金。我說好，我來想辦法。我沒錢，但朋友有，我就找出獄的老同學籌錢。7月3日晚上十一點左右，我把第一筆錢交給陳映真，7月4日我就被捕了。夏潮的人很緊張，陳映真都準備著被捕了。關鍵是我的舊電話簿裡沒有陳映真，我不承認認識陳映真，我挺住了，他們沒法查下去，這樣，陳映真和蘇慶黎都沒有被牽進來。
 
有一天來了一個人，對我說：第三組的人不是你的對手，我可不一樣。（後來電視上說，保安處第三組張偉英，「用科學的方法破了陳明忠案」，成了國軍英雄，簡直胡說八道。）他說，你那本電話簿是舊的，應該還有本新的。我說沒有新的，就只有這一本。他說，你有一個朋友叫陳玉璽，你有他的地址，但卻是舊的，你應該還有一本新電話簿，記了他的新地址。我回答說：他以前住在三重，後來搬到民生社區，我知道，但你們經常跟蹤他，他覺得麻煩，所以新的電話、位址都沒有給我，有事情他會來找我，他不要我找他。我的回答合情合理，他無可奈何。
 
我一邊應付他，一邊想，這個人到底是誰啊？確實厲害。我突然想到一個人，平常大家提到警備總部的這個人，都說他是專門負責對付高級知識份子的，常請他們「喝咖啡」，我想可能是他。他對付不了我，要走了，我就問：你是不是陳盡忠先生？他吃了一驚，連說「不是不是」，就趕緊跑掉了。
 
當天晚上，他帶了三瓶酒和菜來押房，說：沒錯，我就是陳盡忠啦，你怎麼知道我？我說：你大名鼎鼎啊！他跟我喝酒，想要把我灌醉，想讓我酒後吐真話。我被捕前在東大做副廠長兼技術部主任（東大食品公司，生產「乖乖」食品，相當有名的大公司。現在的「旺旺」，那時是很小的小朋友），常常應酬。老闆糖尿病，不能喝酒，我就替他喝，我酒量好，台灣人叫「酒桶」那種。日本人喜歡去酒家，所以台北那些大酒家，我差不多都帶去過。三瓶酒喝完了，我一點問題沒有。他想灌我，哪有那麼簡單。
 
我和黨外來往，警總的人也找不到任何證據。我和黃順興、康寧祥等人來往，知道他們出門時，警總的人會跟蹤，所以約好了餐廳，我都是提前一個小時在裡面等，聚完餐後，他們都走了很久，我才離開，所以警總的人根本找不到我跟他們來往的任何痕跡。
 
以上所說的這些，他們抓不到證據，問不出口供，就想盡辦法刑求，那真是痛若無比啊！
 
三輪刑求

第二階段，五天五夜的刑求。他們一邊問，一邊刑求，不讓睡覺，給吃東西。但我吃不下，開水喝得比較多。也給香煙。醫官在旁邊，看看差不多就量血壓，不行就告訴刑求的人休息一下。我就能睡一會。
 
八個人刑求我一個，有時候幾種刑一起來。有的按手，用小棒夾手指、腳趾後加力，兩個人用長棍子在兩條腿上加力，有的通電，再一個人拿著汽油，等電通了，嘴巴張開了，就倒汽油下去……
 
坐老虎凳，弄得我整條腿都完蛋了。磚頭再壓下去，眼前會發黑昏倒，兩三個星期不能走路，也不能爬。上廁所，只好用背靠地走路，用手向後劃，關節痛得不得了。現在我的膝蓋這樣差，就是當年坐老虎凳的結果。
 
運來兩塊大冰塊，讓我光著身子躺在上邊，旁邊吹著電風扇，這麼審問。刑求的人說，一個冰塊80元，兩個花了160元。「你看我們對你多好。」皮膚、肌肉冰一段時間就會麻痹失去知覺，倒不覺得痛苦了，但同時夾手指，把牙籤插入指甲和指甲肉中間時，痛得小便都失禁。這樣冰了九個小時，按理會凍傷，但因為夾手指太痛，身體一直亂動，反而沒有凍傷。
 
灌辣椒水，辣椒水通過喉嚨後，也就不怎麼覺得嗆了，只是會流眼淚。但灌汽油就太難受了，我儘量吐出來，但還是會吞下一部分，兩三個月內都還會感覺到體內的汽油惡臭味。而且很奇怪，會放屁，白天能控制，晚上睡覺的時候，砰一聲，自己也被嚇醒；同房有人跳起來，說，什麼聲音啊？
 
把電線綁在腳趾上，然後通電。鋼絲捆成一捆，打背和腿，太痛了，比棍子不知道痛多少倍。打過後一個禮拜，身體都不能動，動一下，全身都會痛。醫官想要擦藥，因為面積太大了，沒辦法擦。背上、腿全都黑了。
 
我的脊椎給打到錯位，所以後來神經會麻木，走路跨台階時會摔倒，拿杯子會掉下來。或者拿東西以為拿到了，其實沒拿到，神經指揮和肌肉活動之間有落差。我早就知道會麻木，只是現在越來越嚴重了。  
 
按照第一次坐牢的經驗，我知道有些罪狀只要一承認就免不了一死。當然不承認也還是99％會死，但還有1％的機會可以活。因此無論如何都得挺下去，更何況挺不下去就會牽連很多人。
 
在最痛苦的時候，我也想：算了，太痛苦了，想要我承認什麼就承認什麼吧。剛好這個時候，碰到刑求的一個空檔，前一批問案的人要輪換，他們先走了，而後一批人還沒來，我一下就睡著了。我做了一個夢，夢見我和一個劍道高手對決，他如果一劍劈下來，我根本躲不及，我忽然就想通了，我不躲，就直接朝他身上刺下去，同歸於盡不就好了。我想到一首日本和歌（短歌），「身を捨ててこそ浮ぶ瀨もあれ」，翻譯成中文，大約就是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意思。痛到極致也就是死了，最多就是死，很簡單，但是很重要，我終於想開了。
 
我終於體認到，被刑求的時候，精神力的支持是最重要的。只要精神沒有崩潰，肉體上的痛苦是可以忍受得住的。而且，只要認為「我不過是生錯了時代才會遭遇到這樣的痛苦，但我並沒有走錯路。」精神就不會崩潰了。做了這個夢以後，我的精神堅定了，以後的刑求，痛還是痛，但不會動搖了。這樣又經歷了第三階段五天五夜，第四階段五天五夜的另兩輪刑求。肉體上儘管痛苦不堪，但因為精神得到「解脫」，反而忍受得了。有時候刑求結束，我還唱歌，他們還以為我瘋掉了。
 
刑求的最後一晚，從早上八點到晚上九點，心臟超過負荷，每分鐘的跳動超過兩百次，跳跳跳，我連話都講不出來。恍惚中好像知道，醫生把一個人叫出去，跟他講，不能再用刑了，他會死掉。醫生是個四十多歲的外省人，大刑求的時候就會來，比如老虎凳，夾手指的時候。隔一天再來查，醫官說，心跳沒好，還是不行（不能刑求）。他叫我不能動，我躺著稍微活動一下胳膊，他再來看心跳，就說：你怎麼又動了！
 
有一次在刑求的時候，我說，我認識一個國際特赦組織的人。他們問我是誰，我說了名字，是日本大阪大學經濟系主任「川久保公夫」教授，是國際特赦組織日本分會的副理事長。1976年6月來過台灣，也見過我。他們一查，這個人果然來過台灣。我猜測，如果把我刑求致死，國際特赦組織追究起來有點麻煩，他們就停止了刑求。那個中將說的「就算人進了棺材，口供也要留下來」，我終於沒進棺材。後來那個中將還來看我一次，他走進來，後面跟著一個校官（就是所謂「用科學的方法破了陳明忠案」而後來成為國軍英雄的張偉英上校），幫他拿著茶杯，蠻威風的，我看著他，我什麼話都沒講。
 
這樣刑求整整三個月，後來我的照片被貼在國父紀念館那邊展覽，大概是破獲匪諜案之類的展覽，那照片，聽說看起來真像土匪一樣，三個月都沒有洗臉刮鬍子洗澡。這是我出獄以後看過展覽的朋友告訴我的。（有人告訴我，陳映真和他太太也去看了這個展覽，陳映真突然走到一個角落去，陳太太跑過去，一看，陳映真正在擦眼淚。陳太太說，你怎麼搞的，陳映真回答，那邊有陳桑的照片。）
 
問案的人事後對我說：「我們刑求分四個階段。一般在第一階段，大部分的人都會承認罪狀。到了第二階段，剩下的那些不肯承認的人，連叫他承認說「偷古井」（台語諺語），他也會承認。所以第三、第四階段的刑求，我們從來沒有機會用過，你是警總有史以來頭一個通過四個階段刑求還不肯認罪的人，你練過什麼武功？」
 
刑求者的無知和我的錯誤

在刑求的過程之中，發生兩件小事，可以看出這些刑求者的無知。有一次，他們把很多煙拆散，把一大堆煙絲攪在一碗水中，要我喝下去。我跟他們說，你們是不是要我死，喝下去是會死人的，他們才不敢逼我喝。還有一次更荒唐，他們說準備了一澡盆的水銀，要我躺進去。我說，水銀的比重很高，人躺下去會浮起來，你們連這個都不知道。我嘲笑他們，他們很生氣，但無可奈何。
 
我覺得這些人就只知道用刑，完全不會動腦筋，如果他們都像陳盡忠那麼仔細，也許就會抓到我講話的前後矛盾之處。不過，我到底還是犯了一次錯，讓他們抓到把柄，但沒想到這一次錯誤反而救了我一命。
 
警總逼不出我和共產黨及黨外「勾結」的口供，他們沒有其他的線索，只能從我家裡搜出來的「禁書」和錄音帶下手。最後定案時，也只有這些東西成了「證據」。
有一本日本書，他們問哪裡來的？我說，一個從日本來的人給的，叫戶部某某，給我的。住在什麼地方？我說國賓飯店。他們去查，沒有這個人住宿的紀錄，回來質問我，我就說，他跟我說他叫某某，我又不能問他說的是不是真名啊。
 
還有一本書，美國幾個有名的華裔學者去大陸訪問，寫出感想，香港《七十年代》雜誌出版社出版的，台中郭明哲、蔡伯耀兩個坐過牢的朋友影印了上百本後，給好多人看。看書的人被警總查到，調去問，都說書是我給他們看的。審訊時就問我，書從哪裡印的，我說在師大門口哪個地方印的，四塊錢一張。當他們要帶我去找那家影印店時，我就說是我亂講的，你們刑求，我只好亂說。他們又問，那書到底哪裡來的？我就說，師大一個叫Goodman的留學生幫我去印的。一查，師大確有這個人，但回美國去了。其實我也知道他已經回去了，才說是他。他是師大的留學生，我住和平東路，公車上常常遇到，開始談話，後來我去過他住的地方，發現他關心中南美的問題，知道他是左派，我曾經拜託他在香港買《七十年代》。我這樣烏龍過去，他們終究查不出來。他們說，怎麼你講來講去都是外國人？他們對我無可奈何。（出獄後，蔡伯耀的太太和孩子來我家，謝謝我沒有講出他爸爸。）
 
從我家裡還搜出來一卷錄音帶，是顏明聖在高雄的演講。他們問：你怎麼會有這個？你跟黨外有什麼關係？我如果說「撿到的」就好了。我自作聰明，編了一套話：我媽媽病了，從台北回岡山看她，媽媽好了，我坐火車回台北，到高雄轉車，因晚上才有臥鋪（台北到高雄，那時要八個小時），還有時間，我就到火車站前面的廣場聽演講，順手就錄起來了。沒想到過不了幾天，他們從高雄找來兩三箱資料，裡面有這個演講的錄音帶。他們問我，錄音帶是不是一樣？我說一樣。他們就說，你說是在火車站前錄的，明明是在什麼什麼廟前講的！這下子被抓到了，整個審訊過程，我就犯了這個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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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被捕
 
口述整理／李娜(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校    訂／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陳逸松投奔大陸
 

1974年，公司（東大製藥廠「乖乖」部門）派我去日本買機器。以前都是老闆自己去買，但他不懂機器，總被日本人騙，買回來的都不能用，還要加以改造，所以這一次讓我去買。因為我有政治犯記錄，不准出境，公司給警備總部管出入境的人塞了5萬塊紅包，我才可以出境。

到了日本，因為是買機器，日本公司對我也招待得很好。一般出差到日本，每天給20元美金的費用，但我們公司卻給我一天50元美金。我住到新橋旅館後，董事長恰好在東京，他把我的旅館費用也都付了，50元美金我可以隨自己的意思花用，我拿這個錢搞自己的活動。
 
當時台灣不承認有政治犯，我帶了警備總部景美軍法處看守所的臺灣政治犯的名單，準備交給了日本特赦組織的代表，女作家川田泰代。我和川田約在明治神社見面，說好她穿紅衣服。我坐計程車去神社，路上看著計程車上的跳錶，錶每跳一下，我的心也跟著跳，這麼貴啊！當時是一元台幣兌七元日幣。
 
通過國際特赦組織，我還見到了著名經濟學者劉進慶。劉進慶告訴我策反陳逸松的經過。那時日本一些左翼親中國的人士，說服陳逸松轉向大陸，陳就托劉進慶跟大陸通氣。陳逸松年輕時曾經是左派，是參加過「赤色救援會」的律師。1970年代的一系列事件，特別是尼克森訪問大陸，中國大陸進入「聯合國安理會」以及中日建交，對臺灣刺激很大。像他這種日據時代的老一輩，對形勢的變化非常敏感，他們看過太平洋戰爭，看過中美對抗，認為中國正在強大起來，因此想要向左轉。這種左，是反對帝國主義的左，日據時代的老一輩是有這種心情的。
 
據說，陳逸松去大陸前偷偷的對余登發講，我們應該向左轉了。陳逸松有一陣子偏向台獨，雖然他現在想去大陸，大陸卻不讓他去。陳逸松寫了一個聲明，托劉進慶帶過去：宣告從此放棄台獨立場，為社會主義祖國獻身。另外還寫了一個報告，說明臺灣黨外的狀況如何，並指出有哪些人是統派（如黃順興、許乃昌、彭德等等）。陳逸松把聲明和報告交給劉進慶，託劉進慶轉給大陸。後來大陸就同意陳逸松過去，這件事在台灣非常轟動。
 
當時的內政部長林金生，是國民黨重用的臺灣人。國民黨曾經派他去日本，讓他策反台獨派的邱永漢。邱永漢二二八後逃到日本，寫小說，在日本有名氣。他搞台獨的資金一部分來自林獻堂。在日本的第一代台獨派，很多是皇民化的臺灣人，例如廖文毅。在美國佔領日本期間，他們靠走私糖和香蕉作為台獨經費，美國故意不管。後來美國結束佔領，不能再走私了，日本的台獨派沒有經費來源，開始沒落，廖文毅才回臺灣投降。王育德是第二代台獨的代表，由於是地主身份，對臺灣土地改革的怨恨，才變成台獨。邱永漢和王育德是東京帝大同學，但邱永漢寫了部小說，把王育德的情況和一些台獨內部問題都寫出來了，兩人就反目，幹起來了。後來邱永漢也回臺灣了，林金生算是立了功（非常有趣的是，1970年代一些出獄的老同學向「三省堂書局」買一些日本左翼的書到處散發。向該書店買書的人中，就有林金生）。
 
陳逸松本來也是國民黨派去日本策反台獨派的，結果利用這個機會跑到大陸去了。
 
策反黃順興
 
我和劉進慶就這麼談了兩三天，很愉快，我們思想見解都很一致。他突然衝口而出，說，嘿！現在來策反黃順興吧。這樣，我就踏入了第二次被捕的鬼門關。
 
黃順興曾經當過台東縣長，是黨外第一個當選的縣長。最不可想像的是，他居然能在國民黨完全掌控鐵票的原住民地區選上縣長，在當時真夠轟動。他在台東的民間基礎打得很好。他沒有連任成功，被國民黨刻意破壞掉。選舉期間，他只有一部可以活動的車子，選舉活動的第一天早上，發現司機不見了，被抓走了。選舉開票時，國民黨把他選區的原住民請去喝酒，第二天這些人來跟他說對不起：不好意思呀，昨天喝醉了，投給別人了。
 
他知道我，還是因為我爸爸，那時我還在牢裡。他做台東縣長，我爸爸在台東縣政府農林局。我弟弟結婚時，他來參加喜宴。他問我爸爸，這個兒子是大的還是小的？我爸爸說，是小的。黃順興問，大的呢？我爸爸回答，給政府養啦。黃順興聽說了我坐牢的情況，就大感興趣。後來我出獄了，他就來找我。
 
在臺北我們常一起聚談。他會打電話給我說：我這裡有好酒，可是沒有菜，叫我買鴨翅膀，過去喝酒聊天。他選舉時，我們好多老同學捐錢給他。他跟我說，你的朋友拿錢來，這個說是陳明忠的朋友，那個也這麼說，哦，你有好多朋友啊。
 
當時整個形勢鬆動，民心思變，黨外運動興盛起來，台獨派在美國支持下勢力越來越大，但左派的意識也重新復活。左派本來被白色恐怖清洗掉了，由於海外保釣的影響，年輕一代開始左傾，想要重新認識社會主義和中國大陸，五十年代的老政治犯也和年輕一代的左派通過各種方式接上了頭。在這一點上，我跟陳映真的認識是最關鍵的，這件事有點巧合，值得講一下。
 
我和太太結婚後，有次跟她去她娘家宜蘭的羅東鎮，遇到日據時代老台共王萬得的太太。她在市場裡擺攤子，旁邊放個收音機，聲音開得大大的，一聽就知道是大陸廣播，文革剛開始時期的廣播，很高昂的，還唱歌。我嚇了一跳，我也聽，可是我是偷聽的。我就問，你怎麼敢這樣？她說，我們一家都家破人亡了，要殺要剮隨便他了。
 
原來二二八時，王萬得叫造紙廠的人組織起來，保衛工廠不被破壞，他說，工廠是人民的。後來他被通緝，跑到大陸去了。1952年，國民黨捏造王萬得弄了一個共產黨組織，在羅東抓了50多個人，許多是王萬得太太娘家的人（包括她本身）。後來槍斃七個，裡面就有三個是她娘家的人。她無法跟娘家交代啊！已經這樣了，她死都無所謂，什麼都不怕了。我說，勇敢是勇敢，但還是會惹麻煩啊。她說，隨便他啦。
 
她有一個孩子，還有一個養子。養子的親生父母也是老台共，跑到美國去了。這個養子王玉江後來也被抓，據說是台獨。王萬得太太很生氣，罵他是混蛋，爸爸是共產黨，他竟然是台獨份子。她不理他，他寫信來也不回。我覺得有點奇怪，回來一查，發現不是台獨案，是陳映真案，是左的。就讓我太太想辦法告訴她，王萬得太太說，是不是騙我啊？她非常高興。（王萬得後來死在大陸。他和謝雪紅是對立的，彼此之間矛盾很深。）因為這樣，我知道了陳映真案，也知道陳映真這個人。
 
陳映真1968年坐牢，1975年出來，在牢裡，他認識了林書揚等老政治犯，非常尊敬他們，《趙南棟》這篇小說寫的就是這些人。我後來也知道了陳映真案，開始讀他的小說的。一看就覺得很不一樣，他的小說有思想。後來我們認識了，很談得來。我要蘇慶黎從陳菊那裡拿到資料，讓他寫了一篇郭雨新選舉、國民黨如何作弊的文章，偷偷送到香港《七十年代》發表。他和蘇慶黎他們想辦雜誌《夏潮》，來找我商議，《夏潮》聚集的知識份子基本是左翼的，也有黨外的。
 
所以，當時的形勢讓我們過於樂觀，覺得策反黃順興的計畫看起來會很順利。我們太單純了，沒有想到，黃順興另有打算。他沒有讓我們知道，就讓女兒黃妮娜經過日本到大陸去。他寫了封信帶給周恩來，寫什麼我們不知道。
 
黃妮娜到了大陸，先由全國台聯會長林麗蕴接待。林是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日文翻譯，田中首相去中國，就是她做翻譯的。接著又安排黃妮娜去見楊斯德（大陸前總政聯絡部長）。白天陪她參觀的人，晚上會打電話給楊報告。我的案子判決後，臺灣報紙報導說，黃妮娜說林麗蘊讓她回來搞革命。林麗蘊父親的一個好朋友就責備林，怎麼跟小孩子說這個。林說：我只是請她吃頓飯，並沒有講讓她搞革命。
 
黃妮娜的媽媽講，黃妮娜從大陸回來，變化很大，原來是個很愛漂亮的小姐，現在什麼都不講究了。黃妮娜回來，也找過我，說，楊斯德問她，誰影響了她，黃妮娜說，陳明忠。楊斯德就說，你回台灣以後，把大陸的情況告訴陳明忠。
 
我一聽到黃妮娜這樣講，就知道會有危險。如果她被捕，一定會把我講出來，我必需趕緊做準備。黃順興是當時黨外大頭，國民黨對他不敢怎麼樣，絕對不敢抓他，但我就危險了。我趕緊把那台發揮很大作用的影印機拆掉，偷偷丟到淡水河裡。那些「非法書」，我找在中國新藥廠時提拔的一個女工，藏到她家裡。
 
果然黃妮娜從日本到大陸時，就被臺灣的情治單位盯上了。回來沒多久，就被捕了。她7月1日被捕，她家人沒有立刻通知我。2日晚上，他們才通過朋友告訴我，我想馬上買機票去日本，但算了一算，知道來不及了。她這麼一個女孩子，刑求絕對熬不過三天。果然，7月4日我就被捕了。
 
我參加黨外運動，國民黨那邊本來完全不知道，但黃妮娜都講了出來。根據黃妮娜的口供，國民黨發現陳明忠大有問題，長期以來偷偷和黨外有來往，還想策反黃順興，這還得了。竟然搞了那麼多年，而我們一點都不知道，這個人一定要給他死刑。
後來我才知道，這裡面還另有因緣。原來蔣經國最信任的部下賈亦斌在國共內戰快結束時，就是被楊斯德策反的。黃妮娜的口供送到蔣經國處，蔣經國一看楊斯德的名字，當然認為我的案子極為嚴重，非常重視，我的死刑無論如何是逃不掉的。

我被捕了
 
1976年7月4日早上六點，警備總部的六部汽車包圍我在和平東路的住家，來人拿出來一張條子，寫的是「約談」。隨後我被帶到博愛路的保安處，包括一個中將、兩個少將在內的十幾個軍官在等我。那個房間，後來才知道，叫「一號問案室」，很大，有廁所，接下來我的審訊、刑求和睡覺，都在這裡了。

後來我探聽知道，那個中將是警總副司令阮成章，以後當了調查局局長。他只說了兩句話。第一句是：上面有命令，不管用什麼手段，一定要口供；第二句是，就算人進了棺材，口供也要留下來！說完他們就走了。一個問案人員（他們自稱「參謀」），要我在手錶、現金的保管條上簽名。因為第一次坐牢的經驗，我很瞭解軍法的「行情」，所以，看到那保管條上的編號「民國六十五年度特字〇〇一號」，我心想，糟了。第二天問案的人又說：「你房子的名義所有人是你兩個女兒，你是不是買房子時就已經準備好再坐牢了？」我想，我才剛被捕，警總就已經調查了我的財產。依當時為政治犯定罪的《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的規定，「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執行者」的唯一刑期是「死刑」，而且還要沒收財產。很明顯，他們是無論如何都要置我於死地了。換句話說，他們是決定判我死刑之後才來抓我的了。
 
問案人員說；「像你這樣有『叛亂家庭』背景的人，和黃順興、康寧祥、郭雨新這些黨外人士來往，一定有陰謀。」我和同為政治犯的馮守娥結婚，我就成了「叛亂家庭」的家長。我們是「新生分子」（政治犯在綠島的監獄叫「新生訓練處」，總有叛亂嫌疑。
 
1970年代初國際形勢變化，國民政府失去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合法地位，在島內，黨外又在選舉中興起，國民黨更加害怕。但他又有美國的壓力，美國暗中支持台獨，檯面上要蔣經國實現臺灣民主改革，開放民主黨派。所以蔣經國不能直接對黨外下手，只能設法證明黨外人士後面是共產黨。美國痛恨共產黨，只要牽涉到共產黨，就不管什麼民主人權了，殺台獨份子不可以，殺共產黨他就不管。本來我和黨外的來往，國民黨並沒有掌握什麼情況。黃順興的女兒黃妮娜被抓，變成「汙點證人」，說她去大陸是受了我的影響，說我鼓動他父親黃順興去大陸。這個孩子啊，也不能怪她。她沒有經驗。所以，抓到我，對國民黨來說是個突破口。關鍵是要坐實我是共產黨，這樣，和我有關的一切黨外人士就可以一網打盡，就可以清除黃順興、康寧祥等這一批人，就可以消滅正在興起的黨外運動的威脅，而美國也不能抗議，因為這一切都跟中國共產黨有關。
 
所以他們問案的重點，一是我和共產黨的關係，一是我和黨外的關係，他們要把兩者牽扯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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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1960年代

口述整理／李娜（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校訂／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編按：
最近交通大學亞太文化研究室正在舉辦一系列「重返1960年代座談會」，第一次座談會曾請陳明忠先生發言，因為限於時間，陳先生講的不多。現在根據陳先生的口述回憶草稿，將相關部份先行擇要整理發表，以供參考。

出獄
 
1960年我出獄了。到新店監獄辦理戶口，要在旅館住一晚上。當晚睡在榻榻米上，手腳可以隨意張開了，不像在監獄中要縮著身體睡覺，但很奇怪，竟然睡不著，只覺得身體怪怪的，不能適應。
爸爸和大姑媽領我回去，到岡山時候，看到一個女孩子迎面對我笑。我心想，這個女孩怎麼三八兮兮，不認識對我笑什麼。原來是我小妹麗玉，被捕的時候她剛考進台南女中，坐牢十年，現在都不認得了。
那時我們家已經從五甲尾搬到岡山了。1950年代開始實施「三七五減租」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地主家每戶雖然可以保留兩甲土地，但我家沒人會耕作，只好把土地賤賣掉，媽媽帶著弟弟和兩個妹妹搬到岡山鎮上住。（爸爸早就搬出去和小老婆住）
    出獄時我31歲，因為常期肺病，在監獄中完全沒有受到照顧，從原來的65公斤變成43公斤，連老朋友都認不出來了。有一次在聚會上，一個很熟的朋友拉著我問：陳明忠在哪兒？我說，就是我啊，他好半天都不相信。
 
在旗山農校
 
政治犯出獄，找工作很難，社會上的人都避之唯恐不及。岡山是空軍訓練司令部所在地，蔣介石常去視察，每次他要來的前一天晚上，就會有情治人員半夜來我家敲門，搜查我房間。我想我恐怕得離開岡山了。
這時林淵源來了。他那時已經在高雄的旗山農校當校長，知道我出獄的消息，就跑來找我，知道我找事難，就讓我去他學校教書。按說坐牢出來的人是不允許教書的。他跟情報機關的人說，我有這麼一個朋友，想請他來，可以嗎？情報機關的人知道林淵源是蔣經國要栽培的人，將來準備讓他當高雄縣長，就回答說，你就假裝不知道陳明忠坐過牢。這樣，我就到了旗山農校，在農產加工科教書。
當年在台中農學院讀書時，林淵源是我的學弟，我們都是高雄縣人，來往密切。有一次他生病開刀，我和另外一個朋友約好照顧他。那個朋友選擇白天看他，我就晚上看他，晚上當然比白天辛苦，我沒有講話。後來那個朋友連白天也不來，我白天、晚上都看他。林淵源覺得我很夠朋友，一直對我很好。所以這一次出獄，他完全不考慮自己的政治前途，讓我到他的學校教書。後來我第二次被捕，出獄後，他還是來看我，一點也不避諱。我們到現在一直有來往。（林淵源是高雄白派的領袖，王金平是他提拔的。後來他擁護宋楚瑜，始終不變心，是個極講義氣的人。）
我在旗山農校上課時候，情報機關的人會來聽。林淵源跟他們做保證，他們才來得少了些。（李娜按，我訪問了林淵源，林淵源說：情治機關的人常來找陳明忠，我就跟他們說：陳明忠是政治犯，那是過去的事。他也要生活啊，他在我這裡教書，保證與政治無涉，我負這個責任。）
學校的同事原來並不知道我坐過牢，那時候每週一要開週會，老師要輪流講話。林淵源私下交待教務主任，不用讓我講話了。教務主任覺得奇怪，就悄悄問我。我就告訴他，我坐過牢，是政治犯。這樣同宿舍的幾個老師也知道了，恍然大悟說，怪不得，我們早就覺得你很奇怪。
雖然有林淵源保證，情治機關也沒放鬆監視。我教書受學生歡迎，常有學生課餘來宿舍，找我聊天。有天，有個特務來，故意說：學生們跟你很要好啊。我一聽，這個地方不能再待下去了。煽動學生，傳播反動思想，那是大罪名，搞不好要連累很多人，我不能害了林淵源。
正在這個時候，有個坐牢的朋友來找我。他的親戚在台北開了一家藥廠，讓我當化驗員，當時對藥廠按規定要實施品管，需要搞化學的人。我讀的是農業化學，我就決定走了。在旗山農校不到一年，不得不離開。
 
在中國新藥廠
 
這個藥廠的來歷是這樣的：董事長原來是做進口藥生意的，公司叫吉原行，生意很好。我記得當時治拉肚子的氯黴素針劑，一瓶二三十塊，但後來兩、三塊也可以賣，可見利潤很厚。董事長賺了錢，就在日本開東菱製藥廠，在台灣也投資了很多企業。中國新藥廠就是其中之一，打算在台灣本地生產藥品，這樣成本更低。他把這個草創的藥廠交給他的弟弟來做總經理，他是張克輝的同學。廠長是總經理的表弟，也是我農學院的學弟，是他叫我來的。但我是一個坐牢的同學王子奎推薦給他的。
當時台灣賣進口抗生素很貴，如果在本地做，成本很低，所以許多本地藥廠興起了。美國就要管控，要台灣政府衛生署執行品質管制，上面有個美援會的工礦小組負責這件事。因此，藥廠需要專業的化驗員，我就是這樣被請來的。
這個廠是家族企業，總經理和廠長找的都是自己的親戚朋友。那些人雖然是農學院畢業的，但學的是畜牧、森林等科系，其實是外行。他需要學化學的，王子奎推薦了我，他就去查農學院的檔案，一查我是農化系，光復後第二期第一名畢業——但思想有問題。他就說，我們對國民黨也不滿意啊，但我們是做生意的，以後不要過問政治，只要你保證不再搞政治，我們就請你，我當然答應。
總經理跟我講話的時候，副總經理在旁邊看。他會看相，之後對我朋友王子奎說，他個性很強啊，會不會發生問題？王子奎說，不會啦，工作嘛，他會認真的。於是我就開始到藥廠做化驗員了。藥廠草創，很簡陋，在一個破舊的小三合院。我就睡在走廊上，擺張行軍床。
我進去才發現，如今化學已經大大進步了。以前化驗用化學天平，重量法，容量法，都是用滴管，由手工來做，現在都是用機器分析了。工廠從美國買了機器，一台Spectrophotometer機器十幾萬，是我一百個月的薪水。我不知道怎樣用，怕弄壞了。雖然有說明書，但我看不懂。何況，我不知道原料用得對不對？實驗方法是怎樣的呢？也都不知道。沒辦法，重新開始學，從原理開始。
進到藥廠不久，就派我去培訓，這是實行藥品管制的規定，廠裡的化驗員不培訓，就不能開藥廠。培訓地點是在台大醫學院。傷腦筋的是，好多英語都聽不懂。比如膠囊capsule，我讀的是「カプセル」。我在農學院學的英語，都是用日本方法讀的，講課的老師是留美的，發音全不一樣了。那時參加培訓的人很多是光復後才進大學的，而我是日據時代學的英文，幾乎完全聽不懂，不得不努力追趕，拼命地學。這樣受訓三個月，結訓考試，我是第二名。前三名要派到美國去繼續受訓，但我不能去，有政治犯履歷。廠裡派的其他受訓的人，根本沒考上名次。
我們廠的目標是成為甲級藥廠，但我們的設備是丙級的。總之，對我和工廠來說，都是從零開始。頭兩三年，我早上六點就起來，常常看書看到十二點才睡。連體力活我也幹，如搬藥瓶、送藥等等。
那幾年，真是非常用功，很累。放鬆的方式，就是每隔兩三個月，去台北看電影。從樹林坐火車去台北，進戲院前，我買了麵包進去，連著看三場。當時日本的電影還可以進來了。我喜歡看打仗的，談戀愛的就沒有興趣，覺得囉哩八嗦。打仗的速度就很快，反正是給腦子休息一下。那一陣子我其實過得很苦，但要吃飯，就要做事。如果在藥廠不能站穩，就麻煩了。
有一次，我們賣抗生素軟膏給軍隊，衛生署試驗所檢驗不合格。這是我自己化驗的，我知道沒有錯，就到衛生試驗所去溝通。我了解化驗的方法大家都一樣，問題在於，金黴素要抽出來化驗，是要用乙醚抽出來的。乙醚用的是小瓶還是大桶？結果就不一樣了。如果是用大桶，氧化之後，會影響分析結果。我問他們，他們是用大桶，那一定會有問題。我要衛生署試驗所那個化驗員重做，他不肯。他做這個工作也好幾年了，有自信，但我也有自信啊，兩人就吵了起來。科長出來了，息事寧人，讓他按照我說的試一次。結果出來後，果然我說得對。試驗員沒有話講了，以後對我的事他就不大敢找麻煩。
大概是我進廠的第三年，美援會工礦小組到各廠臨時抽查，隨便拿一份我們的藥品，要查品管資料，我都做得很好，每一種藥品我都可以提供相關資料。抽查結果我們做得最好，新聞對中國新藥廠做了特別報導。
衛生署試驗所是台灣最高的藥品檢查機關，美援會工礦小組是外國權威，兩邊都肯定我，幾年的辛苦終於有了成效，我在藥廠的信譽也就建立起來了。我在旗山農校教書時，月薪是900元；進工廠時當化驗員，月薪1200；1965年升品質管制科長，2800元。到了這個時候，我才敢結婚。
結婚後，生活比較穩定，我還不斷向外學習，又有了新的想法：做品質管制，是要用錢的，不是賺錢的。對公司來講品質管理成熟了，內外都肯定了，就要做研製開發新藥。新藥品質不好，會被退回。我因此就先研究為什麼會品質不好，把原因找出來，加以改良。這樣就更往上升遷，先調製造科長，再調副廠長，監管品質管理和製造。
 
當了中國新藥廠的廠長
 
因為我的工作成績，總經理要我當廠長，我不想接。這是個家族企業啊，我和他們的人沒有關係，人事上沒法管。老闆的哥哥也來工作，什麼都不懂，只好讓他管倉庫。有次我們做的口服液，成品有1000個，後來只剩下900多個，因為老闆的哥哥管倉庫，他覺得是營養品，就偷吃了，別人跟著偷吃。這個我怎麼管！我跟總經理講：你給他錢就好了，不要讓他來上班，我不好管啊。
董事長是大老闆，有很多企業，包括建築材料、摩托車工廠，最重要的還有東菱電子，中國新藥廠只是其中之一，而總經理就是他弟弟。這種家族經營潛在弊端很多，慢慢會拖垮企業。（後來東菱電子倒閉，負債二十多億。）
我有時候跟總經理抗議，日本人看了很奇怪，因為日本的企業下級是不敢向上級抗議的。總經理有一次對我說，我用過的人有兩三千個，沒有一個像你爬得這麼快！我回答說，也沒有人像我這麼認真做！總之這種家族企業，一個外人當廠長是很難的。我又坐過牢，是政治犯，一定會被人攻擊。那時就有嫉妒的人偷偷打報告，說我在廠裡散播反動思想。
總經理一定要我做廠長，我就講條件。第一，不能因為女工結婚，就把她裁掉。當時的女工，是按日計酬，剛進廠時一天八塊，結婚就被解雇。所以許多人為了工作，不敢結婚。我說這個沒有道理，要改。總經理說，她們到結婚時，一天工資已經漲到二、三十塊，是剛進來的兩、三倍，成本太高了。我說，她們是有經驗的工人，可以教導別人，發揮作用，不能因為結婚就裁掉。
第二，如果女工做久了，成績不錯，有能力，就把她升做助理員（等於是士官長），也變成月薪勞動者，這樣請假也有工資。這兩個條件，總經理答應了。我就接了廠長。
我替女工爭取權利，工廠營運很好，賺了不少錢，但我這個廠長還是做得很痛苦。當時台灣所謂經濟起飛，靠的是嚴重剝削工人，勞動沒有保障。法律是有的，民國初期定的勞動法是很先進的，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制定的，但台灣處於戒嚴時期，不執行，有什麼用！我是廠長，不是老闆，不是資本家。我不能幫助工人。我覺得待不下去了，打算辭職，總經理不同意，我就兩三個月不上班，他呢？還是每個月親自送薪水到我家。
為什麼呢？我當廠長是有功效的。女工支持我，因為幫她們爭取了權益，股長和科員也擁護我，因為我教他們技術，工廠運營良好。只有總務科長對我不滿意，他也是老闆家族的，家族公司嘛。
後來有人密告，說我宣傳共產主義。正好這時，藥廠有個推銷員，日據時代中學畢業的，業績很好，董事長要他出去另建東大藥廠，做總經理，後來也做食品，就是有名的「乖乖」。東大藥廠的廠長拉我過去，做技術部主任，不用做廠長，不用管人事，那就輕鬆了。而且以前的資歷都算在內，工資還再增加一點。中國新藥的總經理當然不高興，但我不管了，就走了。很久以後，我講這段經歷給別人聽，別人說，你怎麼一點都不想自己發展企業，這樣可以賺大錢。老實講，我一點也沒想過。我一直想的，還是想搞政治，只要我生活穩定下來，我不會放棄年輕時代的理想。
 
小牢與大牢
 
1965年我和也是政治犯的馮守娥結婚（編按，有關結婚的事以後再整理）。結婚後，在南京東路租房子住。警備總部對政治犯是要監視的，在住的地方的派出所都有檔案。有一天負責這個地區的員警來找我，要我每月付錢給他。事情是這樣的：附近有個賭場，是一群流氓搞的，這個員警有投資。沒想到賭場的老闆跑了，員警為了彌補損失，要他管下的八個政治犯，每個人每個月攤1000塊給他。我拒絕了，我那時工資是2800塊，給他1000塊我怎麼生活。但他就每天晚上12點來敲門，一直打擾我。怎麼辦呢？我就對他說：你很可能是共產黨喔，你老是找老百姓麻煩，讓他們反對政府，所以你可能是共產黨。他就不敢來了。這叫以其人之道還治其身。
我們坐牢出來，找工作困難，生活也困難，還要被監視，被敲詐，不想點辦法不行。我太太說，她剛出來，只要找到工作，特務就去找老闆，讓老闆知道她是政治犯。老闆害怕，馬上請她走路。幾次以後，她很生氣，跑到派出所大罵，還說要住在派出所，讓他們養。以後他們才不敢這樣做。
所以對政治犯來說，在綠島是坐小牢，回到社會是坐大牢。
 
重新開始
 
出獄頭幾年，要在藥廠站穩腳跟，不敢參與政治。1965年結婚後，生活也開始穩定了。我開始找資料，找書讀。以前曾偷偷聽大陸廣播和BBC的中文廣播，以便瞭解大陸的情況。坐牢出來的人，不敢公開活動，但我慢慢的開始偷偷活動，想辦法找地下管道買書。我發現了一家日文小書店，常常去買書，跟那老闆聊天，慢慢給他灌輸社會主義和對祖國的認識。這樣講了一兩年，他終於被我說服了，敢幫我買書。台灣老一輩都讀日文，所以情治單位對日文書店看得很緊，他幫我買書，是冒風險的。當然，書也賣得很貴。我讓他幫我買一些日本左派的書，還有日本《朝日新聞》、《世界月刊》之類的新聞、雜誌。這些，即使是在台灣的日本人，照規定也不能買，只有日本大使館可以買。書店老闆透過地下管道買進來《朝日新聞》，很貴。那時《聯合報》一個月75塊，《朝日新聞》一個月要1000塊。我為了找資料，花了很多錢，根本沒有想到應該把自己的生活弄得更好。
在東大藥廠的時候，我的月薪已經達到幾萬塊，大部分都用來買書了。幾個老同學又合買了影印機，偷印這些資料，通過秘密讀書會和私人交往散發出去。這台影印機立功不小──當時影印興起，大大便利了資料、資訊的傳播。那時，很多人，學界、政界的名人、政要都從不同管道間接的看過我們這些影印的資料。後來有一次開會，台大教授鄭欽仁跟我打招呼，他是有名的「台獨」，大家覺得奇怪。其實是因為，他以前也看過我印的書。（他是新竹鄭家的，很有聲望，是中過進士的家族。）
那時候很多人開始關心政治，關心台灣的前途，因為尼克森訪問大陸，接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了聯合國的中國席位，中華民國被迫退出，然後，日本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很多人感覺到了形勢的變化，不得不到處尋找資料，以便了解真相。雖然國民黨一直在喊「處變不驚，莊敬自強」，而且加強社會控制，但很多人還是在偷偷設法瞭解大陸的情況。也在這個時候，我和黨外的人，包括黃順興、康寧祥、郭雨新等人開始交往。
從這裡就進入了七O年代，台灣開始有了政治熱情，黨外勢力聲勢越來越大。整個七O年代，國民黨都想控制局面，但沒有辦法。他們製造了幾個案件，包括余登發案。我的案（第二次被捕）是因為我們不斷散播資料而引起的，案情以後再說。不過，當我被審判時，雖然我什麼都沒講，但警總還是透其他管道，知道了太多人看過日文的大陸資料，其中還包括內政部長林金生（曾經擔任過雲林縣和嘉義縣的縣長，是林懷民的爸爸）。由於牽涉太多人，我的案子拖了很久，海外才有時間搶救，我才能從死刑逃脫出來，也真是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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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被捕到判刑

口述整理/李娜  (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校訂/ 呂正惠  (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一、轉移

陳明忠、馮守娥攝於1965年結婚時。 馮守娥女士也是五○年代白色恐怖政治受難人， 她的哥哥便是犧牲烈士馮錦輝。（圖∕陳明忠）

1950年（？）月，我在岡山農校被捕，先被送到岡山憲兵隊，又轉移到彰化憲兵隊，然後是台南憲兵隊、台北保安司令部（東本願寺）、保密局南所、北所，最後到軍法處。
在彰化憲兵隊，被刑求，先是灌水，夾手指，然後老虎凳。老虎凳的磚頭一塊一塊往上加，我都不承認。刑求的人說，再加一塊，你腿骨會斷，人可就終身殘廢了。我一想，是啊。於是招供。招什麼？我說，我參加了「社會革命黨」。他們查來查去，查不到這個組織。他們說我不老實，把我移交到台南憲兵隊。

在台南憲兵隊牢房，同房有憲兵，因為開玩笑玩槍誤殺了同事，也被關在這裡。晚上有憲兵來跟他聊天：
那人問：「陳明忠是哪一個？」
「裡面那個。」
隊長說：「這個人要死了。」
「他不承認是共匪啊！」

「當然不會承認啦。你知道XX師長，查出他姨太太是共匪，他自己把她斃了。自己的姨太太都殺，他知道沾上共匪的厲害啦。共匪……當然死也不承認的。 」
我聽到他們聊天，又想，在這裡沒被刑求，看來定案了，必死無疑。

有一天早上，聽到叫我的名字，我就把手錶、雜物整理好，交給同牢房的黃介石，準備去死。我那時21歲，黃介石22歲。少年人不懂安慰，傻傻捧著我的東西，看著我， 一句話也說不出。（後來知道，黃介石是台中師範支部書記，判死刑。）

走出牢房時，我覺得腦袋頂部突突地跳，有點緊張。我這時候才知道，人的頂門，天靈蓋上還有動脈。出來才發現，是要移送台北保安司令部情報處，不是槍斃。

保安司令部情報處是由東本願寺改的，在西門町。我被關到三樓一個房間，一個人，悶得發慌，我就數牆上和柱子上的佛像。有一次我唱日本歌，忽然旁邊牢房有人說話了：你會講日本話？

我們就隔著牆壁談起來。他自稱白井少將，日本人。我問他為什麼他被關在這裡，他說「我也不知道啊。」後來我出獄，聽說當時國民黨找來了一批崗村寧次的部下，組成「白團」，幫國民黨訓練人員，來對付共產黨。崗村原來是日本軍華北區司令，他用三光政策（殺光、搶光、燒光）對付共產黨的游擊隊，很受肯定，被提升為整個中國戰區司令。戰後崗村寧次列為重要戰犯，本應該接受戰爭審判，卻被國民黨庇護起來，後來被揭發，不得已送回日本。但蔣介石和他秘密達成了組織「白團」的交易。出獄後我還特意去查了「白團」的檔案資料，不過沒找到這個白井。

二、保密局

我又從保安司令部情報處轉到到保密局南所，這裡環境最差，因為抓的人太多了。房間不夠，一個房間關24個人，所以只能8個人躺下睡覺，16個人站著或蹲著，三班輪換睡。這樣站了一個禮拜之後，腦子連思考的能力都沒有了。
 
我到保密局第一天就被打。這天早上喝稀飯，裡面有綠豆，簡直是美味，我一口氣喝了好幾碗，結果老是想上廁所，打了幾次報告都不許。後來看守說：你出來。我一出去，馬上就一頓暴打。原來，這裡的規矩是每三小時開放一次上廁所。
 
廁所是這樣的：大便的地方，是一個圍起來的池子，大家蹲在池子四周。之前在憲兵隊時，有人趁上廁所逃跑，所以他們加強戒備，犯人在裡面大便時，門是開著的。開著也算了，衛兵還站在門口，舉槍對著你。這怎麼大便得出來！所以我十幾天都便秘。終於便出來了，硬硬的，還有光澤。
 
之前那個人怎麼跑掉的呢？衛兵帶他上廁所，拿鑰匙開門，剛打開，這人忽然轉身就跑，衛兵慌了：如果去追他，門已經開了，廁所裡面的人會趁機跑出來；如果先顧鎖門，這人就跑了。這一慌，那人已經跑到院裡，翻過牆去了。為了活命，人的腦筋變靈光，膽子也變大了。我第一次坐牢出獄後見過這個逃跑的人，但他已「自新」沒事了。
 
保密局南所還有一個記憶。這裡有土豆，也就是花生，有一次分到十九顆，我捨不得吃完，吃九顆，留十顆，包起來，想著下頓吃。沒想到調房間，忘記拿了。現在還會想起這件事。（現在也還是喜歡花生米下酒，沒有花生米就不痛快。有次跟那些支持抗議靖國神社的日本左派吃飯，笑他們，日本人吃花生都是一粒一粒吃，我是一口吃掉好幾顆。）
 
再後來，我又從保密局南所轉到北所。北所原來是辜顏碧霞（辜濂松的母親）經營的高砂鐵工廠，聽說附近有呂赫若的大安印刷所，呂赫若變賣了自己的祖厝，又從辜顏碧霞那裡拿到一筆錢，開辦這個印刷所，表面上印樂譜，歌譜，實際印地下黨的宣傳品，包括《光明報》。1950年《光明報》案發，呂赫若關閉了印刷所，逃亡到鹿窟基地，在鹿窟基地被毒蛇咬死。辜顏碧霞被捕，高砂鐵工廠被沒收，就改為保密局北所。
 
在北所房間較寬，終於可以睡了，每個人都可以躺下來睡覺。只記得晚上沒有棉被，覺得冷，大概是牢房不夠，趕工的結果，每間牢房的牆壁水泥未乾而顯得潮濕。最後，移到軍法處。

三、軍法處：馮錦煇和鍾皓東
 
軍法處在今天的青島東路，就是現在喜來登大飯店所在。有二層樓，關押犯人的地方分幾個區。一區、二區在樓下。二樓是三區，關女犯，我太太馮守娥就關在那裡，那時我們還不認識。
 
我關在二區20房，謝桂芳就住對面牢房，看到我進來，很驚訝，說「你怎麼來的？」意思是，他並沒有供出我，怎麼我也被抓了。我就說：「又不是我愛來。」同房人聽到，都笑起來。
 
這裡給犯人穿的囚衣是紅色的，紅內褲和短袖紅內衣。早上放出去洗臉五分鐘，要求必需穿這種囚衣，因為醒目，方便衛兵監視。很多人都不喜歡，只在那五分鐘穿。我因為被捕以後，轉移來轉移去，幾個月就這一身衣服，穿得都快爛掉了。所以我一拿到紅衣褲，二話不說就換上。同房難友說，這個人很乾脆。
我們這個房間三十多人，分兩班睡覺。我認識了同房的張伯哲，最初是他叫我過去，問，你什麼名字。我說陳明忠，他說哦，就把我的情況一一都說出來。我嚇一跳。他說，不要怕，我是你上級的上級。他是台灣地區地下黨的重要領導，台中地區地委。他在魚池鄉林業試驗所擔任總務科長，這裡離我工作的茶葉試驗所不遠，他曾偷偷的來觀察我兩三次。所以我不認識他，他記得我。
 
張伯哲問我：誰講你的？我跟他講了我在保密局審訊時的狀況。我一直不承認參加地下黨，那個審訊的人說，你上級已經招出你了，就把一篇自白書給我看，我只看到「陳明忠」三個字。後來他想抽煙，打火時被風吹熄掉了，他轉過身去打火，我趁機去翻那個自白書，看到最後一頁的簽名，洪什麼兒，中間那個字沒來得及看清楚。他回過身來，甩手打了我一巴掌，但是我看到那個名字了。我說，一個叫洪什麼兒的。「是洪麟兒」，張伯哲說。李喬松去大陸以後，把我的組織關係交給洪麟兒。實際上洪麟兒沒見過我，只知道我的名字。他是區委，家裡有武器，張伯哲就是逃到他家裡被抓的。
 
張伯哲聽了我的話，就判斷，關於我的情況，法官什麼都不知道，所以要我咬緊不承認，除了我的二二八舊案，其他一點証據也沒有。以後我一直說我只加入「社會革命黨」，不能承認加入地下黨，不論如何刑求，就是不承認，我就這樣逃過一死。
 
我進20房不久，有一個叫馮錦煇的被叫出去槍決了。他走出去之前，和同房的每個人都握手，帶著微笑走出去。和我握手時，他的手是溫熱的，我非常佩服。我在台南憲兵隊誤以為要被槍斃時，因有點緊張而感覺到自己腦袋頂部突突的跳，他居然這麼鎮靜。我們唱著安息歌送他走，我問張伯哲，他是誰？張伯哲說，他是羅東的小學教員。我在綠島時，朋友指著一個出來提開水的女生，告訴我說，她就是馮錦煇的妹妹，叫馮守娥，當時我完全沒想到，後來會和她結婚。（很久以後，我終於知道，馮錦煇是宜蘭地區的負責人，由郭琇宗直接領導，他早就知道一定死，所以視死如歸。他是我岳丈最喜歡的兒子。）
 
再過幾天，基隆中學校長鍾皓東又被叫出去了。本來基隆中學案，凡是外省地下黨員一律判死刑，本省人一律判感訓（破案時戒嚴令還沒下達）。鍾皓東和其他本省人被送到內湖國小「新生訓導處」（綠島新生訓導處的前身），但他堅決不接受感訓，被調回軍法處。他是我高雄中學的學長，也是當年在高雄中學朝會時被點名大罵的兩個人之一，因為他們跑到大陸參加抗戰了。
 
按照慣例，我們唱安息歌送他，他要求我們加唱「幌馬車之歌」。他說，他太太跟著他到大陸參加抗戰，他太太很喜歡這首歌。他同父異母的兄弟就是著名作家鍾理和，在綠島時，有人告訴我，鍾理和其實也加入了地下組織，但那時他犯了嚴重的肺病，生死未卜，大家都不講他。（關於鍾皓東的事跡，大家可以參考藍博洲寫的《幌馬車之歌》。）

四、張伯哲
 
張伯哲告訴我，基隆中學案外省人都槍決，本省人都判感訓，讓本省人產生了不該有的幻想，以為國民黨對本省人比較寬大，加上大家以為台灣快解放了，於是許多人被捕後就坦白交待關係。他說，其實這是國民黨一貫的欺騙手法，沒有過國民黨統治經驗的本省人太天真了，國民黨對共產黨是絕對不會手軟的。
 
果然，以後的判決狀況就証實了張伯哲的說法。抓了一大批人（如台北市委案、台中市委案、學委案等等）後大約四分之一的人會被判死刑，也就是支部書記以上的人都會死。不久之後，判死刑的「行情」提升為三分之一，於是，小組長以上的都死了。在過一段時間後，行情更上一層，提到二分之一，如此一來，連參加小組會議的人，以及繳過黨費的人都要死。
 
張伯哲在大陸時是東江縱隊團級政委，來台後是台中市、台中縣地區的地委，他當然一定死。我看他每天都很平靜，好像等待的不是死亡，我問他：「你不怕死嗎？」他說，「孔子不是說過嗎，朝聞道夕死可矣。」對他來說，所謂「道」就是共產主義。
 
張伯哲是廣東東江地區的人，地主家庭出身，家境滿好的，全家只他一個人參加革命。他寫了遺書，給我看過，其中有一段大意是這樣：你們反對我參加共產黨，可是你們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証明我們是對的。那時候共產黨在大陸已經打贏了內戰，建立了新中國，所以張伯哲覺得革命基本上已經成功，他死而無憾。張伯哲是在我被送到軍法處新店分所以後才槍斃的，他把遺書交給一個判五年的人，我出獄後，找不到那個人，也不知道遺書是否送到了他家。那個人是高雄市委案被捕的，1949年就被捕，在牢裡得了腳氣病、夜盲症，很瘦，很可能出獄不久就死了。
 
張伯哲死後十年，他的家人接到以他的名義寄來的西裝料，家人很驚訝，就以為他還活著。據我判斷，這個西裝料是蔡寄天寄的。蔡寄天是地下黨領導蔡孝乾和宣傳部長洪幼樵之間的連絡員，蔡跟洪都投降，所以國民黨也讓蔡寄天自新。蔡寄天和張伯哲可能是同鄉，或者組織上常會接近，知道他家的地址。我在綠島時，因成績不好被迫寫文章登在壁報上，蔡寄天曾經在新生訓導處編壁報，有一次他在壁報上看到我的文章，偷偷跟我講，要我在文章中不要隨便暴露思想，免得引起別人懷疑。蔡寄天後來改名為蔡丹治，專門研究中共文藝理論。（呂正惠按，1990年代初期，在一次大型的研討會的休息時間，蔡丹治主動來找我聊天──我看過他的書，知道他──他說，我這篇論文比較有民族主義色彩。聽了陳先生的話，我才知道他原來是地下黨的人。）
 
解嚴以後，有人回大陸探親，特別跑到張伯哲家，跟他們家人講張伯哲犧牲的經過，因為這個原因，張伯哲被大陸追贈為烈士。這個人我判斷是黎明華，他是重整委員會的領導之一，後來自新了。我曾經跟他講過張伯哲在獄中的事，張伯哲是他的同鄉，應該是他到張伯哲家去報告消息的。
 
我看到馮錦煇、鍾皓東、張伯哲臨刑前的勇敢與堅定，他們的影子一直留在我腦海中，讓我下定決心，要跟著他們的路走下去。我一直記得張伯哲對我的談話，這是我在軍法處牢房最大的收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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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整理／李娜(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校    訂／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從加入地下黨到被捕

1965年，陳明忠先生第一次出獄後， 與同為政治受難人的馮守娥女士結婚。 （圖片 ∕ 陳明忠）

【編按】陳明忠在二二八事件中期參加謝雪紅的二七部隊，後來隨著二七部隊撤退到埔裏。他率領敢死隊在烏牛欄和國民黨的部隊打了最後一戰，敢死隊被打散後，他隨著隊員中的原住民到霧社住了一陣子，又回到台中，在農學院完成最後一年的學業。
這一段過程，過去有多次的訪問紀錄發表，現在暫時將這一段經過省略。）
 
我回到農學院，學校已經開學了，同學告訴我，我已被通緝。我正準備逃跑的時候，我的學弟林淵源來了，說院長週進三讓他告訴我，他會幫我（二二八事件時，我把院長和一批外省教授帶到宿舍，請林淵源保護他們）。周進三根據國民黨當時的政策，幫我和其他五個同學寫了一份「自新聲明書」，按規定辦了手續，我就繼續在農學院就讀（編案：這一過程將來再整理發表）。
 
加入地下黨
 
回到學校大約一年後，我秘密的加入了地下黨。我入黨的時間是1948年3月2日，就是臺中開市民大會的一年後。因為我在二二八事件中表現勇敢，本來又有社會主義的思想傾向，地下黨早就注意到我。我和農學院的謝桂芳，呂從週三個人一起入黨。呂從周是陳文彬（光復初期是臺大教授，後來擔任建國中學校長）的外甥。他原本考上師大，不讀，又考來農學院，和我住一個宿舍。謝桂芳是鳳山人，在高雄中學時高我一級，但光復後才考上農學院，所以，到農學院他成了我學弟。我們三個人在一起談得來，後來一起入黨，發展成支部，謝桂芳年紀大點，做書記。
我們三個被觀察了一年才入黨的，入黨的地點是在台中陳福添的家裡。牆上貼一塊紅布，李舜雨帶著我們三個宣誓。李舜雨（後來逃到大陸，改名李紹東，2011年92歲逝世於北京）是職業革命家。他的父親李喬松，是日據時代農民組合的領袖之一，非常有名。我先由李舜雨領導，李舜雨逃走後，又交由李喬松領導。
1948年二月，台中開全省運動會，我們就去運動會上偷偷發傳單，紀念「二二八」一周年。怎麼發呢？運動會很多人來看，有小孩子賣冰棒。我們找幾個賣冰棒的小孩，給他們一點錢，把傳單給他，跟他說，有人買冰棒，就順便給他傳單。員警發現了來抓，小孩說，不知道啊，有人給我錢讓我發的。他是小孩子，員警也沒辦法。其他傳單，利用晚上往台中牆上貼，那時的活動只有做這些了。
 
日月潭茶葉試驗所
 
農學院畢業後，地下黨想派我去霧社建立武裝基地。當時地下黨在山地建立的根據地，北部有角板山，南部有阿里山，中間地帶就是霧社，還沒有建立基地。如果建立起來，三個基地可以連接起來打遊擊，所以最初給我的任務是去霧社建立基地，我就申請去霧社鄉公所工作。我台中農林學院畢業，家裡又是地主，要去山地鄉做公務員，是有點怪。我爸爸不清楚怎麼回事，罵我：大學生，省政府以上才去，縣政府都不去，你要去鄉公所！我說我身體不好，有肺結核，要去霧社療養，山地空氣好。我爸爸對我毫無辦法。
鄉長接受了我的申請，報了上去，但上面不准，原來因為二二八，我有案底。（後來，有次遇到一個田姓同學，他和憲兵隊好像有什麼關係。他說：你有危險哦，黑名單上有你，說你是危險分子。第二次出獄後，我才又知道，國民黨的檔案說，我俘虜過兩百個國軍，是危險分子。哪有兩百個國軍！根本就只有兩個。）
後來我就去了比較近的日月潭茶葉試驗所，當化驗員。假日到霧社去做聯絡。那時去山地要有入山證，要檢查，我去了三次沒問題，第四次時，哨崗盤問我：你常常來幹什麼？我說，霧社地區的人生活不好，想幫他們在那邊種茶葉，改善生活。回來後，我告訴李喬松，他說：你不要再去了，有危險。以後我就沒有再在山地工作，如果我留在山地而被捕，必死無疑。
 
大逮捕
 
1949年年底開始對島內的地下黨進行大搜捕，50年韓戰爆發後，規模更為擴大。農學院先被捕的人供認，院內姓謝的，姓李的兩人有問題。因為不知道具體名字，特務就來學校抓人，到教務處，叫謝桂芳過去。那時，謝桂芳的哥哥已經在臺北被捕，他就比較小心，先偷偷去看，想說，教務處只有一個人，沒事。可是他不知道外邊停有車子，特務已經在樓上等著了。結果一上去，就被抓了。
謝桂芳帶著手銬下來，正好呂從周吃飯回來，看到他，謝桂芳偷偷把衣服拉上來，給他看見自己戴了手銬。呂從周明白，謝桂芳被捕了，趕緊跑路，跑到岡山，叫他哥哥來通知我，要我小心，他不知道我那時的黨籍已經移到台南市了。後來呂從周竟然能夠偷渡，跑到大陸去，真是幸運極了（他現在還在）。
現在就說到我為什麼被捕。我的領導李喬松因為身份暴露，要逃到大陸去，臨走前交待我，下一次什麼時候什麼地點會有人跟你接頭，如果到時接頭的人沒有來，立刻走。我按照他的話去等人，等不到人，我就趕快回到岡山，到岡山農校教書。岡山農校有一個姓蔡的數學教員，大我四五歲，台南二中畢業，去日本留學回來教書。我從他的話裡聽出一些味道，知道他是地下黨。後來他想要介紹我，我說我已經參加了，但和組織斷了線，你幫我聯繫一下。他是台南市派來的，是區委。我就接上了台南的組織。後來，台南地下組織被破壞，我帶他到鳳山一個同學家裡，躲了一個月。
不久我就被捕了，但我沒有把他供出來。他從報上看到我被捕的消息，等了幾天，沒有來抓他，他判斷我沒有講他，他趕快出來自首，也沒有講我。他雖然自首，但顯然沒有變心。我關了10年出來後，他常來家裡找我，要送錢給我。他事業成功，養雞發了大財。他叫我娶他妹妹，我那時身體不好，肺結核，吐血，就說：你妹妹我又不認識，我也沒工作。他說，生活我給你保障，我還是沒答應。我們一直有來往，1976年我第二次被捕，出獄後他仍然來找我。他前幾年過世了。
 
逃過一死
 
特務得到的情報是，我在岡山中學教書，他們到岡山中學抓我，沒找到。他們又到了岡山農校，問校長，陳明忠在這裡嗎？我那時遠遠的看到校長指著我這邊，我走了過去，就被帶走了。
我所以被捕，推測起來有兩個線索。一個是我農學院同學吳寅生，他是光復後去大陸讀書的第一期公費生，去了北京大學，因為英語差，退學了。回臺灣後，常來農學院的宿舍聊天。他說，大陸現在共產黨雖然還不行，但一定會贏，因為國民黨沒有民心了。後來他被特務抓了，他不是共產黨，熬不住刑求，就被收買了，成了特務。
我從茶葉試驗所回學校時，碰到他，我告訴他，我要回岡山教書了。那時知道我回岡山的只有吳寅生，很可能是他說出了我。但他誤以為我是去岡山中學，所以後來特務先去岡山中學抓我。我坐牢出來後，他曾叫一個朋友帶話道歉，說，他沒有講我是共產黨，只說和謝雪紅關系密切。我說道歉沒有用，我牢都坐過了。他後來在台中當副導演，他老婆是很有名、很漂亮的台語演員。
第二個線索是這樣。在保密局被審訊時，我一直不承認，那個審訊的人說，你上級已經招出你了，就把自白書給我看，我只看到「陳明忠」三個字。後來他抽煙時，打火時被風吹熄掉了，他轉過身去打火，我趁機去翻那個自白書，看到第二頁的簽名，洪什麼兒，中間那個字沒來得及看清楚。他回過身來，甩手打了我一巴掌。但是我看到那個名字了。
後來我在軍法處的監獄碰到張伯哲，他問我：誰講你的？我說，一個叫洪什麼兒的。“是洪麟兒”張伯哲說。李喬松去大陸以後，把我的組織關系交給洪麟兒。那天按照約定時間碰頭時，洪麟兒沒來，我就跑掉了。所以洪麟兒沒見過我，只知道我的名字。他是區委，家裡有武器。張伯哲就是逃到他家裡被抓的，要抓洪麟兒，結果還抓到張伯哲，想抓小魚，連大魚都抓到了。
張伯哲判斷，關於我的情況，法官什麼都不知道，所以我要咬緊不承認。我在岡山農校教書一年多後，才被抓，吳寅生打的報告，是二二八時期的事，是舊案。從這條線索判斷，我的新案只有洪麟兒提到，此外沒有任何證據，因此無論如何不能承認加入地下黨。不論如何刑求，就是不承認，我因此逃過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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