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被捕
口述整理／李娜(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校 訂／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陳逸松投奔大陸
1974年，公司（東大製藥廠「乖乖」部門）派我去日本買機器。以前都是老闆自己去買，但他不懂機器，總被日本人騙，買回來的都不能用，還要加以改造，所以這一次讓我去買。因為我有政治犯記錄，不准出境，公司給警備總部管出入境的人塞了5萬塊紅包，我才可以出境。
到了日本，因為是買機器，日本公司對我也招待得很好。一般出差到日本，每天給20元美金的費用，但我們公司卻給我一天50元美金。我住到新橋旅館後，董事長恰好在東京，他把我的旅館費用也都付了，50元美金我可以隨自己的意思花用，我拿這個錢搞自己的活動。
當時台灣不承認有政治犯，我帶了警備總部景美軍法處看守所的臺灣政治犯的名單，準備交給了日本特赦組織的代表，女作家川田泰代。我和川田約在明治神社見面，說好她穿紅衣服。我坐計程車去神社，路上看著計程車上的跳錶，錶每跳一下，我的心也跟著跳，這麼貴啊！當時是一元台幣兌七元日幣。
通過國際特赦組織，我還見到了著名經濟學者劉進慶。劉進慶告訴我策反陳逸松的經過。那時日本一些左翼親中國的人士，說服陳逸松轉向大陸，陳就托劉進慶跟大陸通氣。陳逸松年輕時曾經是左派，是參加過「赤色救援會」的律師。1970年代的一系列事件，特別是尼克森訪問大陸，中國大陸進入「聯合國安理會」以及中日建交，對臺灣刺激很大。像他這種日據時代的老一輩，對形勢的變化非常敏感，他們看過太平洋戰爭，看過中美對抗，認為中國正在強大起來，因此想要向左轉。這種左，是反對帝國主義的左，日據時代的老一輩是有這種心情的。
據說，陳逸松去大陸前偷偷的對余登發講，我們應該向左轉了。陳逸松有一陣子偏向台獨，雖然他現在想去大陸，大陸卻不讓他去。陳逸松寫了一個聲明，托劉進慶帶過去：宣告從此放棄台獨立場，為社會主義祖國獻身。另外還寫了一個報告，說明臺灣黨外的狀況如何，並指出有哪些人是統派（如黃順興、許乃昌、彭德等等）。陳逸松把聲明和報告交給劉進慶，託劉進慶轉給大陸。後來大陸就同意陳逸松過去，這件事在台灣非常轟動。
當時的內政部長林金生，是國民黨重用的臺灣人。國民黨曾經派他去日本，讓他策反台獨派的邱永漢。邱永漢二二八後逃到日本，寫小說，在日本有名氣。他搞台獨的資金一部分來自林獻堂。在日本的第一代台獨派，很多是皇民化的臺灣人，例如廖文毅。在美國佔領日本期間，他們靠走私糖和香蕉作為台獨經費，美國故意不管。後來美國結束佔領，不能再走私了，日本的台獨派沒有經費來源，開始沒落，廖文毅才回臺灣投降。王育德是第二代台獨的代表，由於是地主身份，對臺灣土地改革的怨恨，才變成台獨。邱永漢和王育德是東京帝大同學，但邱永漢寫了部小說，把王育德的情況和一些台獨內部問題都寫出來了，兩人就反目，幹起來了。後來邱永漢也回臺灣了，林金生算是立了功（非常有趣的是，1970年代一些出獄的老同學向「三省堂書局」買一些日本左翼的書到處散發。向該書店買書的人中，就有林金生）。
陳逸松本來也是國民黨派去日本策反台獨派的，結果利用這個機會跑到大陸去了。
策反黃順興
我和劉進慶就這麼談了兩三天，很愉快，我們思想見解都很一致。他突然衝口而出，說，嘿！現在來策反黃順興吧。這樣，我就踏入了第二次被捕的鬼門關。
黃順興曾經當過台東縣長，是黨外第一個當選的縣長。最不可想像的是，他居然能在國民黨完全掌控鐵票的原住民地區選上縣長，在當時真夠轟動。他在台東的民間基礎打得很好。他沒有連任成功，被國民黨刻意破壞掉。選舉期間，他只有一部可以活動的車子，選舉活動的第一天早上，發現司機不見了，被抓走了。選舉開票時，國民黨把他選區的原住民請去喝酒，第二天這些人來跟他說對不起：不好意思呀，昨天喝醉了，投給別人了。
他知道我，還是因為我爸爸，那時我還在牢裡。他做台東縣長，我爸爸在台東縣政府農林局。我弟弟結婚時，他來參加喜宴。他問我爸爸，這個兒子是大的還是小的？我爸爸說，是小的。黃順興問，大的呢？我爸爸回答，給政府養啦。黃順興聽說了我坐牢的情況，就大感興趣。後來我出獄了，他就來找我。
在臺北我們常一起聚談。他會打電話給我說：我這裡有好酒，可是沒有菜，叫我買鴨翅膀，過去喝酒聊天。他選舉時，我們好多老同學捐錢給他。他跟我說，你的朋友拿錢來，這個說是陳明忠的朋友，那個也這麼說，哦，你有好多朋友啊。
當時整個形勢鬆動，民心思變，黨外運動興盛起來，台獨派在美國支持下勢力越來越大，但左派的意識也重新復活。左派本來被白色恐怖清洗掉了，由於海外保釣的影響，年輕一代開始左傾，想要重新認識社會主義和中國大陸，五十年代的老政治犯也和年輕一代的左派通過各種方式接上了頭。在這一點上，我跟陳映真的認識是最關鍵的，這件事有點巧合，值得講一下。
我和太太結婚後，有次跟她去她娘家宜蘭的羅東鎮，遇到日據時代老台共王萬得的太太。她在市場裡擺攤子，旁邊放個收音機，聲音開得大大的，一聽就知道是大陸廣播，文革剛開始時期的廣播，很高昂的，還唱歌。我嚇了一跳，我也聽，可是我是偷聽的。我就問，你怎麼敢這樣？她說，我們一家都家破人亡了，要殺要剮隨便他了。
原來二二八時，王萬得叫造紙廠的人組織起來，保衛工廠不被破壞，他說，工廠是人民的。後來他被通緝，跑到大陸去了。1952年，國民黨捏造王萬得弄了一個共產黨組織，在羅東抓了50多個人，許多是王萬得太太娘家的人（包括她本身）。後來槍斃七個，裡面就有三個是她娘家的人。她無法跟娘家交代啊！已經這樣了，她死都無所謂，什麼都不怕了。我說，勇敢是勇敢，但還是會惹麻煩啊。她說，隨便他啦。
她有一個孩子，還有一個養子。養子的親生父母也是老台共，跑到美國去了。這個養子王玉江後來也被抓，據說是台獨。王萬得太太很生氣，罵他是混蛋，爸爸是共產黨，他竟然是台獨份子。她不理他，他寫信來也不回。我覺得有點奇怪，回來一查，發現不是台獨案，是陳映真案，是左的。就讓我太太想辦法告訴她，王萬得太太說，是不是騙我啊？她非常高興。（王萬得後來死在大陸。他和謝雪紅是對立的，彼此之間矛盾很深。）因為這樣，我知道了陳映真案，也知道陳映真這個人。
陳映真1968年坐牢，1975年出來，在牢裡，他認識了林書揚等老政治犯，非常尊敬他們，《趙南棟》這篇小說寫的就是這些人。我後來也知道了陳映真案，開始讀他的小說的。一看就覺得很不一樣，他的小說有思想。後來我們認識了，很談得來。我要蘇慶黎從陳菊那裡拿到資料，讓他寫了一篇郭雨新選舉、國民黨如何作弊的文章，偷偷送到香港《七十年代》發表。他和蘇慶黎他們想辦雜誌《夏潮》，來找我商議，《夏潮》聚集的知識份子基本是左翼的，也有黨外的。
所以，當時的形勢讓我們過於樂觀，覺得策反黃順興的計畫看起來會很順利。我們太單純了，沒有想到，黃順興另有打算。他沒有讓我們知道，就讓女兒黃妮娜經過日本到大陸去。他寫了封信帶給周恩來，寫什麼我們不知道。
黃妮娜到了大陸，先由全國台聯會長林麗蕴接待。林是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日文翻譯，田中首相去中國，就是她做翻譯的。接著又安排黃妮娜去見楊斯德（大陸前總政聯絡部長）。白天陪她參觀的人，晚上會打電話給楊報告。我的案子判決後，臺灣報紙報導說，黃妮娜說林麗蘊讓她回來搞革命。林麗蘊父親的一個好朋友就責備林，怎麼跟小孩子說這個。林說：我只是請她吃頓飯，並沒有講讓她搞革命。
黃妮娜的媽媽講，黃妮娜從大陸回來，變化很大，原來是個很愛漂亮的小姐，現在什麼都不講究了。黃妮娜回來，也找過我，說，楊斯德問她，誰影響了她，黃妮娜說，陳明忠。楊斯德就說，你回台灣以後，把大陸的情況告訴陳明忠。
我一聽到黃妮娜這樣講，就知道會有危險。如果她被捕，一定會把我講出來，我必需趕緊做準備。黃順興是當時黨外大頭，國民黨對他不敢怎麼樣，絕對不敢抓他，但我就危險了。我趕緊把那台發揮很大作用的影印機拆掉，偷偷丟到淡水河裡。那些「非法書」，我找在中國新藥廠時提拔的一個女工，藏到她家裡。
果然黃妮娜從日本到大陸時，就被臺灣的情治單位盯上了。回來沒多久，就被捕了。她7月1日被捕，她家人沒有立刻通知我。2日晚上，他們才通過朋友告訴我，我想馬上買機票去日本，但算了一算，知道來不及了。她這麼一個女孩子，刑求絕對熬不過三天。果然，7月4日我就被捕了。
我參加黨外運動，國民黨那邊本來完全不知道，但黃妮娜都講了出來。根據黃妮娜的口供，國民黨發現陳明忠大有問題，長期以來偷偷和黨外有來往，還想策反黃順興，這還得了。竟然搞了那麼多年，而我們一點都不知道，這個人一定要給他死刑。
後來我才知道，這裡面還另有因緣。原來蔣經國最信任的部下賈亦斌在國共內戰快結束時，就是被楊斯德策反的。黃妮娜的口供送到蔣經國處，蔣經國一看楊斯德的名字，當然認為我的案子極為嚴重，非常重視，我的死刑無論如何是逃不掉的。
我被捕了
1976年7月4日早上六點，警備總部的六部汽車包圍我在和平東路的住家，來人拿出來一張條子，寫的是「約談」。隨後我被帶到博愛路的保安處，包括一個中將、兩個少將在內的十幾個軍官在等我。那個房間，後來才知道，叫「一號問案室」，很大，有廁所，接下來我的審訊、刑求和睡覺，都在這裡了。
後來我探聽知道，那個中將是警總副司令阮成章，以後當了調查局局長。他只說了兩句話。第一句是：上面有命令，不管用什麼手段，一定要口供；第二句是，就算人進了棺材，口供也要留下來！說完他們就走了。一個問案人員（他們自稱「參謀」），要我在手錶、現金的保管條上簽名。因為第一次坐牢的經驗，我很瞭解軍法的「行情」，所以，看到那保管條上的編號「民國六十五年度特字〇〇一號」，我心想，糟了。第二天問案的人又說：「你房子的名義所有人是你兩個女兒，你是不是買房子時就已經準備好再坐牢了？」我想，我才剛被捕，警總就已經調查了我的財產。依當時為政治犯定罪的《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的規定，「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執行者」的唯一刑期是「死刑」，而且還要沒收財產。很明顯，他們是無論如何都要置我於死地了。換句話說，他們是決定判我死刑之後才來抓我的了。
問案人員說；「像你這樣有『叛亂家庭』背景的人，和黃順興、康寧祥、郭雨新這些黨外人士來往，一定有陰謀。」我和同為政治犯的馮守娥結婚，我就成了「叛亂家庭」的家長。我們是「新生分子」（政治犯在綠島的監獄叫「新生訓練處」，總有叛亂嫌疑。
1970年代初國際形勢變化，國民政府失去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合法地位，在島內，黨外又在選舉中興起，國民黨更加害怕。但他又有美國的壓力，美國暗中支持台獨，檯面上要蔣經國實現臺灣民主改革，開放民主黨派。所以蔣經國不能直接對黨外下手，只能設法證明黨外人士後面是共產黨。美國痛恨共產黨，只要牽涉到共產黨，就不管什麼民主人權了，殺台獨份子不可以，殺共產黨他就不管。本來我和黨外的來往，國民黨並沒有掌握什麼情況。黃順興的女兒黃妮娜被抓，變成「汙點證人」，說她去大陸是受了我的影響，說我鼓動他父親黃順興去大陸。這個孩子啊，也不能怪她。她沒有經驗。所以，抓到我，對國民黨來說是個突破口。關鍵是要坐實我是共產黨，這樣，和我有關的一切黨外人士就可以一網打盡，就可以清除黃順興、康寧祥等這一批人，就可以消滅正在興起的黨外運動的威脅，而美國也不能抗議，因為這一切都跟中國共產黨有關。
所以他們問案的重點，一是我和共產黨的關係，一是我和黨外的關係，他們要把兩者牽扯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