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薩米爾．阿明（國際政治經濟學家、第三世界論壇理事長）
翻譯／東方木雅（觀察者網特約作者）
【編按】近年來有關「中國崛起」的各種論述方興未艾，關於當代中國社會性質的討論與質疑也莫衷一是。針對這個問題，著名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家、依附理論經典作家：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近日在美國《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雜誌以《China 2013》為題提出他的觀察與見解。《兩岸犇報》思潮版接續上期，刊出本文的第三個章節〈中國每天都站在十字路口〉，敬請參考。
偉大的成功，新的挑戰
中國不是才走到了十字路口；自打1950年以來，它每天都站在十字路口。來自左、右派的社會、政治力量，活躍於社會上和政黨內，持續不斷地產生碰撞衝突。
中國的右派從何而來？當然，前國民黨政權的買辦和官僚資產階級已經被驅逐出了權力之外。然而在解放戰爭的過程中，全部的中產階級、專家、公務員和實業家都對國民黨在抗日戰爭中的無能失望不已，於是他們接近、甚至加入共產黨。他們中的許多人——當然不是所有人——始終只是民族主義者。後來，隨著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對私營企業的開放，一個新的、更強大的右派出現了。不應將那些成功積累了（有時是巨大的）財富，並且由他們的客戶——包括國家和政黨官員——支持的人簡單的視為「商人」。後者與他們相互勾結，甚至進行權錢交易。
他們的成功，一如既往地在不斷壯大的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中激發對右派理念的支持。在這個意義上，不平等的擴大——即使這與其他南方國家的不平等毫不相同——是一個主要的政治威脅，是傳播右派理念、天真幻想和去政治化的利器。
在此，我要提出另外一個我認為很重要的觀點：正如列寧認為的那樣（這非常適用於俄國的狀況），小生產者（尤其是農民）不會被右派理念所鼓動。這裡可以用中國與前蘇聯做個比較。就整體而言中國的農民並不反動，中國的農民則不擁護私有財產的原則。而相比之下，蘇共從來沒有能夠讓蘇聯的農民停止支持富農的私有財產。相反地，今天作為小生產者（而非小財產所有者）的中國農民成為了一個不持右派立場的階級，卻會成為推動最為大膽的社會和生態政策的力量陣營的一部分。「鄉土社會重建」（renovating rural society），這一強有力的運動證明了這點。中國的農民基本上與工人階級一道站在了左派陣營一邊。左派有自己的有機知識份子，且向國家和政黨機器施加了一定的影響。
在中國左右之間的衝突持續不斷，這反映在由國家和政黨領導層實施的一連串的政治路線上。在毛澤東時代，左的路線不經過鬥爭就不會獲勝。在評估右派理念在黨和黨的領導層中的發展時，毛澤東認識到這有點像蘇聯模式，於是他發動了文化大革命與之進行鬥爭。「炮打司令部」正指向黨的領導階層——這個「新資產階級」形成的地方。然而儘管文化大革命在其最初兩年中達到了毛的預期，隨後便逐漸偏向了無政府狀態，這時毛和黨內的左派對一系列事件失去控制。這種「偏離」導致了國家和政黨重新掌控局面，這給了右派機會。自此，右派始終在領導集體中佔據了強有力的部分。然而，左派始終存在，約束最高領導層妥協於「中間派」——但那是中右，還是中左？
要瞭解今天中國所面臨的挑戰的實質，就必須瞭解中國的自主計畫與北美帝國主義及其歐洲和日本小盟友之間的衝突的強度，將隨著中國在何種程度上不斷地取得成功而增加。衝突表現在幾個領域：中國對現代技術的掌握；對地球資源的利用；中國軍力的增強；在人民有權自主選擇其政治經濟體系的基礎上追求重建國際政治。上述每個目標都與帝國主義三駕馬車所尋求的目標發生直接衝突。
美國政治的戰略目標是對地球的軍事控制，這是華盛頓能維護自身優勢並獲得霸權的唯一辦法。在中東發動先發制人的戰爭，是達成這一目標的手段。而且從這個意義上講，這些戰爭是在為由美國人冷血的出於「防患於未然」的可能必要性，而假想出來的對中國發動先發制人的（核）打擊做前期準備。煽動對中國的敵視與此種全球戰略互為表裡，這在其支援西藏和新疆的奴隸主登臺表演、在南中國海加強海軍存在、以及無條件鼓動日本建立軍事力量時已經顯露無疑。那些以打壓中國的為業的人們，則對這種敵視推波助瀾。
與此同時，華盛頓致力於通過建立20國集團來安撫中國和其他所謂新興國家可能抱有的雄心壯志，以此操縱局勢。20國集團意在給這些新興國家以幻覺，以使它們相信只要實施自由的全球化，就會給它們帶來好處。在這一方面，G2（美/中）是一個陷阱，通過把中國變為美帝國主義冒險投機的同謀，使北京的和平外交政策喪失它所有的公信力。
對這種戰略唯一可能有效的回應，必須在兩個層面上進行：（1）增強中國的軍力，且用潛在的威懾能力武裝它們；（2）堅持致力於重建一個多極的國際政治體系，尊重所有國家的主權，並且為達到這個目的，採取行動恢復已被北約邊緣化的聯合國。
我認為第二個目標至關重要，為此需要優先重建一個「南方戰線」（第二個「萬隆」？）去支持南方國家和人民的獨立自主。這就意味著，中國應當清楚它沒有方法實現與帝國主義一同進行掠奪（搶奪地球的自然資源）的荒唐念頭，因為它不具備美國那樣的軍事實力，而這是保障帝國主義計畫得以成功的終極手段。相反，中國可以從加強對南方國家工業化的支持中獲益良多，而帝國主義「捐贈國」俱樂部正試圖扼殺這些國家的工業化。
中國政府在談及國際問題時的用語克制之極（這是可以理解的），這讓人搞不清楚這個國家的領導人在何種程度上意識到了前面所分析的這些挑戰。更嚴重的是，這種遣詞用句強化了公眾輿論中的天真幻想和去政治化思維。
挑戰的另一個部分，關涉到了這個國家的政治、社會治理民主化的問題。
毛澤東概括和運用了新中國政治治理的一條普遍原則，他將其總結為以下幾點：團結左派，中立（補充一下，是「中立」而不是消滅）右派，爭取中左翼。在我看來，這是取得一系列進步，獲得絕大多數人理解和支持的最佳道路。在這條道路上，毛澤東給社會民主化這個概念以積極的內容，使它與通向社會主義的漫長道路的社會進步合而為一。他總結出了執行這條道路的方法：「群眾路線」（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林春準確地分析了這個方法及其可能造成的結果。
民主化與社會進步相聯繫的問題——相對於「民主」與社會進步相脫離（甚至常常與社會退步相聯繫）——不僅只牽扯到了中國，還關係到全世界人民。這個應該被成功地運用的方法，不能抽象概括為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簡單公式。無論如何，由西方媒體宣傳所給出的公式——多黨制和選舉——應該徹底地被拋棄。進而言之，這類「民主」甚至在西方都變成了鬧劇，更別說其他地方了。「群眾路線」是在一系列不斷進步的戰略目標的問題上產生共識的手段。這與西方國家通過操縱媒體和選舉鬧劇而獲得的「共識」（其不外乎是與資本的需求同流合污罷了）涇渭分明。
然而，在今天新的社會條件下中國應該如何開始重建一條新的群眾路線？這並不容易，因為共產黨內的領導權已經基本為右派所掌握，並以去政治化和由其所引發的天真幻想為基礎，建立了其穩固的治理。發展政策的極大成功強化了這個方向的無意識傾向。現在中國的中產階級的許多人都相信追趕富裕國家生活方式的皇家大道，是毫無保留的開放；他們也都認為三駕馬車國家（美國、歐洲、日本）不會反對這點；甚至毫無保留地崇拜美國的方式等等。對於那些迅速壯大且生活水平得到前所未有提高的城市中產階級而言，這是尤其真實的。官方毫無想像力的、乏味的馬克思主義教學被拋棄，與在美國的中國學生（特別是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那些學生）被洗腦的事實，極大地縮小了徹底地批判性辯論的空間。
中國政府對社會問題並非無動於衷，這不只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的話語傳統在起作用，更是因為懂得如何不斷鬥爭的中國人民迫使政府採取了行動。如果在20世紀90年代，這一社會維度在加速發展的迫切需求面前業已式微，那麼今天的趨勢得到了逆轉。恰恰就在富裕西方國家社會民主黨所贏得的社會保障被侵蝕之際，貧窮的中國卻擴大了醫療、住房和養老金這三個層面的社會保障。雖然遭到了歐洲左翼和右翼的惡意中傷，中國的公共住房政策卻讓印度或巴西，乃至巴黎、倫敦或芝加哥的貧民區都嫉妒不已！
社會保障和養老金體系已經覆蓋了50%的城市人口（這期間城市人口從2億增加到了6億！）。並且根據「五年計劃」（仍在中國得到執行）的預期，在未來幾年內，覆蓋率將達到85%。讓熱衷於抨擊中國的記者們，在他們一直吹捧的「走上民主道路的國家」中找一個類似的例子吧！然而在實行社會保障體系的方法上，爭論依然存在。左派提倡建立基於幾代工人團結的原則之上的法國分配體系（這是在為迎接社會主義做準備），而右派顯然喜歡美國可惡的養老金體系——它把工人分化開來，並把風險從資本轉嫁到了勞動者頭上。
然而，如果不與社會政治治理的民主化相結合，不與以增強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未來體制的創造性發明為方式的社會福利的再政治化相結合，社會福利就是有所欠缺的。
多黨選舉制的原則被西方媒體和抨擊中國的專業戶們，一再令人作嘔地鼓噪著，以真正的「民主人士」面貌出現的「異見人士」支撐著這種觀念，他們卻不能應對上述挑戰。相反，就像當今世界（俄羅斯、東歐和阿拉伯世界）所展示的所有經驗那樣，在中國實行這些原則只能使新興計畫和社會復興計畫自我毀滅。事實上，這就是這些由空洞而花哨的辭藻（「除多黨選舉之外，別無選擇！」）偽裝起來的原則的真實目的。然而，通過倒退到保衛「黨」（它自己就僵化了，並且已淪為一個致力於為國家行政機關招募官員的機構）的特權的刻板姿態，並不足以抗擊這種壞的選擇。我們必須發明出一些新東西。
再政治化和為應對新挑戰創造條件，這些目標不能靠「宣傳」而實現。它們只能通過社會、政治和意識形態的鬥爭得到促進。這意味著這些鬥爭必先得到法律的承認，並且要在結社、言論和提出法案等集體權利的基礎上進行立法。這反而意味著，黨自己要投入到這些鬥爭中去；換言之，要重拾毛澤東主義的群眾路線。再政治化如果不與一切層面上（如公司、地方和國家）鼓勵工人逐步奪取社會的管理責任，它就毫無意義可言。這種進程並不排除對個人權利的承認，而是相反地意味著個人權利的制度化。這種制度化的實施將可能徹底地改造領導人的選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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