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9期】誰在破壞世界和平?:紀錄片《即將到來的對華戰爭》

紀錄片《即將到來的對華戰爭》。

紀錄片《即將到來的對華戰爭》。

文編/魏三多

由澳洲籍記者約翰.皮爾格(John Pilger)導演的紀錄片《即將到來的對華戰爭》(The Coming War on China)最近在英國上映後引起了網民的注意,本片的拍攝目的如同該片導演所說:當核戰爭已經不再無法想象時,當中國的崛起威脅到了美國的霸權時,誰才是對世界最大的威脅?

紀錄片全長112分鐘,影片一開始是一連串西方主流媒體的報導截圖:通過南海等問題來渲染「中國是全世界的敵人」。

隨後,紀錄片旁白說,西方的媒體一直在鼓動著軍事對峙,卻沒有告訴大家,中國早就處在美國軍事基地的包圍圈中!這些軍事基地多達400個,它們就像一條巨大的鎖鏈,牢牢地套住了中國的脖子。 Continue reading

【第139期】陸媒專訪約翰.皮爾格(John Pilger):中國,沒被指名道姓的目標

約翰・皮爾格(John Pilger)接受俄羅斯媒體電專訪。

約翰・皮爾格(John Pilger)接受俄羅斯媒體電專訪。

紀錄片《即將到來的對華戰爭》播出後引起包括英國《衛報》、俄羅斯RT電視台、大陸《環球時報》等媒體的報導。其中,《環球時報》對該片導演約翰.皮爾格(John Pilger)做了專訪。以下為專訪內容摘錄:

皮爾格表示,他花了兩年多時間拍攝《即將到來的對華戰爭》。在越南戰爭和(柬埔寨共產黨)波布時期,我在東南亞做駐外記者,也製作了很多電影。我已有十多年沒有去過中國,早就想拍攝一部有關中美的電影,一部挑戰那些危害我們理解中國崛起的陳腐觀念的影片。《即將到來的對華戰爭》是西方觀眾,尤其是英美觀眾的一面鏡子。 Continue reading

【第126期】為尋找一個美好的生活而努力:大衛哈維「價值實現危機與日常生活政治學」演講錄

大衛哈維(網路圖片)

大衛哈維(網路圖片)

文/魯寶

當代著名的人文地理學家、紐約城市大學傑出教授、西方左翼最重要的一位思想家大衛哈維(David Harvey),2016年6月7日在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研究中心,以「價值實現危機與日常生活政治學」為題進行一場主題演講,大陸「澎湃新聞」對此進行了報導。本版摘錄大衛哈維的演講內容,以饗本報讀者。 Continue reading

【第118期】歐洲難民危機與「普世價值」的困境

文/張維為

一場罕見的難民危機正在橫掃歐洲。

2015年以來,來自敘利亞、利比亞等陷入所謂「阿拉伯之春」國家的百萬難民如潮水般湧入歐洲。回想2011年前後「阿拉伯之春」爆發之際,西方世界幾乎是一片歡呼聲,認為這是「普世價值」的勝利,「一個民主的新中東即將誕生」。但僅五年左右時間,這種歡呼幾乎變成了驚叫——巨大的難民潮強烈地衝擊了歐洲社會。人們不禁感嘆:早知今日,何必當初?歐洲今天面臨的難民危機與西方在中東地區不遺余力推廣的所謂「普世價值」有直接聯系。這場難民危機暴露了「普世價值」本身存在的諸多悖論和困境,對此作出深刻反思,對於中國的發展和世界的未來都有重要啟示。 Continue reading

【第115期】大衛·哈維訪談:左派應重新思考自己的理論與戰術機構

【編按】大衛·哈維是當代馬克思主義地理學的明星學者,任教於美國紐約市立大學(CUNY)研究院。元月初「破土工作室」在網站上首發一篇他與一個由法蘭克福和不萊梅活動家所組成的團體AK Malabocas的對話的中文版( 孫大剩譯)。本刊特別經由「破土工作室」的授權轉載,提供給關心台灣社會發展方向的讀者參考。

哈維在這篇訪談中指出,當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轉變(即從福特製轉向後福特製和新福特製),也讓無產階級的反抗方式發生著變化,一種網絡化和去中心化的反抗結構開始生成,反抗的中心場所也逐漸從工廠轉向生活空間。因此,哈維倡議要建立類似於「社區委員會」或「同業公會」的形式來對無產階級的日常生活進行組織。但他也指出,絕不應該固守某種去中心化的反抗策略,必要的時候也需要奪取像國家這樣的中心化權力。因為「如果你手中不掌握權力,資產階級和大公司資本主義就會奪回權力。」雖然台灣的社會發展脈絡與西方式會不盡相同,但是他對價值實現(流通、消費)和價值生產之間的關係的思考,對服務業受僱勞動者取代傳統製造業無產階級作為社會變革主體的觀點,非常值得我們關注。 Continue reading

【第86期】大陸–海洋與亞洲的區域化

──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汪暉教授訪談

訪談/記錄:吳銘(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

【編按】近年來,伴隨這中國大陸和平崛起,亞洲區域一體化成為知識界關注的議題。特別是2009年美國提出「重返亞洲」戰略之後,西方媒體與親西方學者不遺餘力的將「亞洲區域主義」曲解為由中國大陸所主導的「亞洲門羅主義」的霸權架構,藉以招喚中國周邊國家與美國聯手進行區域安全對抗,共同遏制中國勢力擴張。 Continue reading

【第78期】制度‧戰略‧信仰‧國運

甲午戰爭與中日兩國發展戰略的對撞

劉亞洲

馬關條約簽字儀式

馬關條約簽字儀式。

編按:大陸參考消息網4月份刊載一篇國防大學政治委員劉亞洲上將針對甲午戰爭所發表的文章,文中的觀點被一位德國學者譽為「目前中國最高水平的軍事戰略思想文獻」。本報特刊此文摘錄之重點,以饗讀者。

甲午戰爭是一場深刻影響和改變了兩個國家命運的戰爭,這兩個國家一個是中國,一個是日本。再往大處看,它還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世界歷史。 Continue reading

【第69期】革命、後革命與當代中國精神倫理問題(上)

賀照田(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老街》,高小華,2006年。

《老街》,高小華,2006年。

對中國大陸近三十餘年歷史有較多瞭解的朋友都知道,被認為從1978年年底開始至今的中國大陸歷史新時期,就其開始時推動者的志向來說,是想同時在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方面都取得高度成就的。 Continue reading

【第52期】中國2013(三):中國每天都站在十字路口


作者/薩米爾.阿明(國際政治經濟學家、第三世界論壇理事長)
翻譯/東方木雅(觀察者網特約作者)

 

【編按】近年來有關「中國崛起」的各種論述方興未艾,關於當代中國社會性質的討論與質疑也莫衷一是。針對這個問題,著名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家、依附理論經典作家: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近日在美國《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雜誌以《China 2013》為題提出他的觀察與見解。《兩岸犇報》思潮版接續上期,刊出本文的第三個章節〈中國每天都站在十字路口〉,敬請參考。

偉大的成功,新的挑戰

中國不是才走到了十字路口;自打1950年以來,它每天都站在十字路口。來自左、右派的社會、政治力量,活躍於社會上和政黨內,持續不斷地產生碰撞衝突。

中國的右派從何而來?當然,前國民黨政權的買辦和官僚資產階級已經被驅逐出了權力之外。然而在解放戰爭的過程中,全部的中產階級、專家、公務員和實業家都對國民黨在抗日戰爭中的無能失望不已,於是他們接近、甚至加入共產黨。他們中的許多人——當然不是所有人——始終只是民族主義者。後來,隨著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對私營企業的開放,一個新的、更強大的右派出現了。不應將那些成功積累了(有時是巨大的)財富,並且由他們的客戶——包括國家和政黨官員——支持的人簡單的視為「商人」。後者與他們相互勾結,甚至進行權錢交易。

他們的成功,一如既往地在不斷壯大的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中激發對右派理念的支持。在這個意義上,不平等的擴大——即使這與其他南方國家的不平等毫不相同——是一個主要的政治威脅,是傳播右派理念、天真幻想和去政治化的利器。

在此,我要提出另外一個我認為很重要的觀點:正如列寧認為的那樣(這非常適用於俄國的狀況),小生產者(尤其是農民)不會被右派理念所鼓動。這裡可以用中國與前蘇聯做個比較。就整體而言中國的農民並不反動,中國的農民則不擁護私有財產的原則。而相比之下,蘇共從來沒有能夠讓蘇聯的農民停止支持富農的私有財產。相反地,今天作為小生產者(而非小財產所有者)的中國農民成為了一個不持右派立場的階級,卻會成為推動最為大膽的社會和生態政策的力量陣營的一部分。「鄉土社會重建」(renovating rural society),這一強有力的運動證明了這點。中國的農民基本上與工人階級一道站在了左派陣營一邊。左派有自己的有機知識份子,且向國家和政黨機器施加了一定的影響。

在中國左右之間的衝突持續不斷,這反映在由國家和政黨領導層實施的一連串的政治路線上。在毛澤東時代,左的路線不經過鬥爭就不會獲勝。在評估右派理念在黨和黨的領導層中的發展時,毛澤東認識到這有點像蘇聯模式,於是他發動了文化大革命與之進行鬥爭。「炮打司令部」正指向黨的領導階層——這個「新資產階級」形成的地方。然而儘管文化大革命在其最初兩年中達到了毛的預期,隨後便逐漸偏向了無政府狀態,這時毛和黨內的左派對一系列事件失去控制。這種「偏離」導致了國家和政黨重新掌控局面,這給了右派機會。自此,右派始終在領導集體中佔據了強有力的部分。然而,左派始終存在,約束最高領導層妥協於「中間派」——但那是中右,還是中左?

要瞭解今天中國所面臨的挑戰的實質,就必須瞭解中國的自主計畫與北美帝國主義及其歐洲和日本小盟友之間的衝突的強度,將隨著中國在何種程度上不斷地取得成功而增加。衝突表現在幾個領域:中國對現代技術的掌握;對地球資源的利用;中國軍力的增強;在人民有權自主選擇其政治經濟體系的基礎上追求重建國際政治。上述每個目標都與帝國主義三駕馬車所尋求的目標發生直接衝突。

美國政治的戰略目標是對地球的軍事控制,這是華盛頓能維護自身優勢並獲得霸權的唯一辦法。在中東發動先發制人的戰爭,是達成這一目標的手段。而且從這個意義上講,這些戰爭是在為由美國人冷血的出於「防患於未然」的可能必要性,而假想出來的對中國發動先發制人的(核)打擊做前期準備。煽動對中國的敵視與此種全球戰略互為表裡,這在其支援西藏和新疆的奴隸主登臺表演、在南中國海加強海軍存在、以及無條件鼓動日本建立軍事力量時已經顯露無疑。那些以打壓中國的為業的人們,則對這種敵視推波助瀾。

與此同時,華盛頓致力於通過建立20國集團來安撫中國和其他所謂新興國家可能抱有的雄心壯志,以此操縱局勢。20國集團意在給這些新興國家以幻覺,以使它們相信只要實施自由的全球化,就會給它們帶來好處。在這一方面,G2(美/中)是一個陷阱,通過把中國變為美帝國主義冒險投機的同謀,使北京的和平外交政策喪失它所有的公信力。

對這種戰略唯一可能有效的回應,必須在兩個層面上進行:(1)增強中國的軍力,且用潛在的威懾能力武裝它們;(2)堅持致力於重建一個多極的國際政治體系,尊重所有國家的主權,並且為達到這個目的,採取行動恢復已被北約邊緣化的聯合國。

我認為第二個目標至關重要,為此需要優先重建一個「南方戰線」(第二個「萬隆」?)去支持南方國家和人民的獨立自主。這就意味著,中國應當清楚它沒有方法實現與帝國主義一同進行掠奪(搶奪地球的自然資源)的荒唐念頭,因為它不具備美國那樣的軍事實力,而這是保障帝國主義計畫得以成功的終極手段。相反,中國可以從加強對南方國家工業化的支持中獲益良多,而帝國主義「捐贈國」俱樂部正試圖扼殺這些國家的工業化。

中國政府在談及國際問題時的用語克制之極(這是可以理解的),這讓人搞不清楚這個國家的領導人在何種程度上意識到了前面所分析的這些挑戰。更嚴重的是,這種遣詞用句強化了公眾輿論中的天真幻想和去政治化思維。

挑戰的另一個部分,關涉到了這個國家的政治、社會治理民主化的問題。

毛澤東概括和運用了新中國政治治理的一條普遍原則,他將其總結為以下幾點:團結左派,中立(補充一下,是「中立」而不是消滅)右派,爭取中左翼。在我看來,這是取得一系列進步,獲得絕大多數人理解和支持的最佳道路。在這條道路上,毛澤東給社會民主化這個概念以積極的內容,使它與通向社會主義的漫長道路的社會進步合而為一。他總結出了執行這條道路的方法:「群眾路線」(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林春準確地分析了這個方法及其可能造成的結果。

民主化與社會進步相聯繫的問題——相對於「民主」與社會進步相脫離(甚至常常與社會退步相聯繫)——不僅只牽扯到了中國,還關係到全世界人民。這個應該被成功地運用的方法,不能抽象概括為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簡單公式。無論如何,由西方媒體宣傳所給出的公式——多黨制和選舉——應該徹底地被拋棄。進而言之,這類「民主」甚至在西方都變成了鬧劇,更別說其他地方了。「群眾路線」是在一系列不斷進步的戰略目標的問題上產生共識的手段。這與西方國家通過操縱媒體和選舉鬧劇而獲得的「共識」(其不外乎是與資本的需求同流合污罷了)涇渭分明。

然而,在今天新的社會條件下中國應該如何開始重建一條新的群眾路線?這並不容易,因為共產黨內的領導權已經基本為右派所掌握,並以去政治化和由其所引發的天真幻想為基礎,建立了其穩固的治理。發展政策的極大成功強化了這個方向的無意識傾向。現在中國的中產階級的許多人都相信追趕富裕國家生活方式的皇家大道,是毫無保留的開放;他們也都認為三駕馬車國家(美國、歐洲、日本)不會反對這點;甚至毫無保留地崇拜美國的方式等等。對於那些迅速壯大且生活水平得到前所未有提高的城市中產階級而言,這是尤其真實的。官方毫無想像力的、乏味的馬克思主義教學被拋棄,與在美國的中國學生(特別是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那些學生)被洗腦的事實,極大地縮小了徹底地批判性辯論的空間。

中國政府對社會問題並非無動於衷,這不只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的話語傳統在起作用,更是因為懂得如何不斷鬥爭的中國人民迫使政府採取了行動。如果在20世紀90年代,這一社會維度在加速發展的迫切需求面前業已式微,那麼今天的趨勢得到了逆轉。恰恰就在富裕西方國家社會民主黨所贏得的社會保障被侵蝕之際,貧窮的中國卻擴大了醫療、住房和養老金這三個層面的社會保障。雖然遭到了歐洲左翼和右翼的惡意中傷,中國的公共住房政策卻讓印度或巴西,乃至巴黎、倫敦或芝加哥的貧民區都嫉妒不已!

社會保障和養老金體系已經覆蓋了50%的城市人口(這期間城市人口從2億增加到了6億!)。並且根據「五年計劃」(仍在中國得到執行)的預期,在未來幾年內,覆蓋率將達到85%。讓熱衷於抨擊中國的記者們,在他們一直吹捧的「走上民主道路的國家」中找一個類似的例子吧!然而在實行社會保障體系的方法上,爭論依然存在。左派提倡建立基於幾代工人團結的原則之上的法國分配體系(這是在為迎接社會主義做準備),而右派顯然喜歡美國可惡的養老金體系——它把工人分化開來,並把風險從資本轉嫁到了勞動者頭上。

然而,如果不與社會政治治理的民主化相結合,不與以增強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未來體制的創造性發明為方式的社會福利的再政治化相結合,社會福利就是有所欠缺的。

多黨選舉制的原則被西方媒體和抨擊中國的專業戶們,一再令人作嘔地鼓噪著,以真正的「民主人士」面貌出現的「異見人士」支撐著這種觀念,他們卻不能應對上述挑戰。相反,就像當今世界(俄羅斯、東歐和阿拉伯世界)所展示的所有經驗那樣,在中國實行這些原則只能使新興計畫和社會復興計畫自我毀滅。事實上,這就是這些由空洞而花哨的辭藻(「除多黨選舉之外,別無選擇!」)偽裝起來的原則的真實目的。然而,通過倒退到保衛「黨」(它自己就僵化了,並且已淪為一個致力於為國家行政機關招募官員的機構)的特權的刻板姿態,並不足以抗擊這種壞的選擇。我們必須發明出一些新東西。

再政治化和為應對新挑戰創造條件,這些目標不能靠「宣傳」而實現。它們只能通過社會、政治和意識形態的鬥爭得到促進。這意味著這些鬥爭必先得到法律的承認,並且要在結社、言論和提出法案等集體權利的基礎上進行立法。這反而意味著,黨自己要投入到這些鬥爭中去;換言之,要重拾毛澤東主義的群眾路線。再政治化如果不與一切層面上(如公司、地方和國家)鼓勵工人逐步奪取社會的管理責任,它就毫無意義可言。這種進程並不排除對個人權利的承認,而是相反地意味著個人權利的制度化。這種制度化的實施將可能徹底地改造領導人的選舉方式。

本文轉載自《觀察者網》http://www.guanch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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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報‧第51期】中國2013(二):作為過渡階段的國家資本主義

作者/薩米爾.阿明(國際政治經濟學家、第三世界論壇理事長)。
翻譯/東方木雅(觀察者網特約作者)

【編按】近年來有關「中國崛起」的各種論述方興未艾,關於當代中國社會性質的討論與質疑也莫衷一是。針對這個問題,著名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家、依附理論經典作家: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近日在美國《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雜誌以《China 2013》為題提出他的觀察與見解。《兩岸犇報》思潮版接續上期,刊出本文的第二個章節〈作為過渡階段的國家資本主義〉,敬請參考。

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
 

描述中國現實的時候,我們最容易想到的標籤就是國家資本主義。但只要不仔細分析這個標籤的具體內涵,它就仍然是模糊而膚淺的。
 

確實,工人與組織生產的政權之間的關係符合資本主義的特徵,比如說順從而異化的勞動力,剩餘勞動的榨取。中國的一些地方存在著對工人的殘酷剝削,例如雇傭女性在煤礦和其他極為艱苦的環境中工作。對於一個宣稱邁向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來說,這些事是很可恥的。但是,國家資本主義政體的形成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每個地方都將如此。不經歷這一過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自己並不能自動走上社會主義道路(雖然現階段這並沒有提上日程)。對於任何社會而言,要將自己從資本主義解放出來,並邁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漫長道路,國家資本主義是最初階段。所有層面上的經濟體系的社會化和再組織——從公司(基本單元)到國家、世界——都需要在歷史的週期中做不可跨越的漫長鬥爭。
 

除了以上的初步思考,我們還必須從國家的本質和規劃上,來具體的描述國家資本主義。因為國家資本主義有很多不同的種類,而不僅僅只有一種。1958年到1975年間,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就是為了服務和加強法國的私有壟斷行業,而不是走向社會主義。
 

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意在實現三個目標:
1、建設一套完整的、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
2、調節這套體系與農村小農生產之間的關係;
3、控制中國與被帝國主義三駕馬車(美國、歐洲和日本)的普遍壟斷所支配的世界體系的整合。
 

對這三個主要目標的追求是不可避免的。結果就是,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一方面使其許諾了一條通向社會主義的漫長道路,但同時也加強了擯棄這種道路而純粹發展資本主義的可能性。應該認識到,這兩者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一直存在的。問題是,中國的選擇會偏向其中的一條道路嗎?
 

在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第一階段(1954-1980),它要求所有企業,無論大小都進行國有化(與此相伴的還有土地的國有化)。此後,它又對國內外的私人企業,以及自由化的城鄉小產業(小企業,貿易業以及服務業)開放。然而,毛澤東時代建立起來的龐大的基礎工業和信貸系統仍然沒有去國有化,雖然它們的組織形式得到了修改以與「市場」經濟接軌。同時,與這些政策相伴隨的,是確立對私營企業以及與外資合夥的控制措施。這些措施能在多大程度發揮其預想中的作用,或者反過來(通過管理層的「腐敗」)與私人資本勾結而變成空殼,還有待觀察。
 

但是,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在1950 – 2012年間的成就仍然是驚人的。如此龐大的一個國家建立了與其規模相適應的、自主的、完整的現代生產體系,其成就只有美國可與之相媲美。通過發展自身的技術創新能力,它已經成功地擺脫了對蘇聯和西方模式的高度技術依賴。但是,它還沒有開始從經濟管理的社會化角度去重新組織勞動力。計畫——而不是「開放」——仍然是這個系統建設的核心措施。
 

在這個發展計畫的毛澤東主義階段,強制性的計畫無所不在:新建設的性質和位置,生產的目標以及價格。在這個階段,不存在任何合理的替代品。我要在這裡提一下這一時期關於價值規律本質的、為該時期的計畫體制提供了理論基礎的有趣辯論,但不做深入闡述。這一階段的成功——而非失敗——要求為了追求快速發展而做出改變。為了避免蘇聯的致命經濟停滯,對私有經濟的「開放」——從1980年開始,特別在1990年之後——是必須的。儘管這個開放過程剛好與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浪潮相一致——我將在後面再提到這個一致性的負面影響——選擇一個「市場社會主義」(socialism of the market),或者更好的說,「有市場的社會主義」(socialism with the market),作為加速發展第二階段的基礎,在我看來是合理的。
 

這個選擇再一次的讓人震驚。在寥寥幾個年代裡,中國建成了一套將6億人集合起來的高效的、工業化的城市化進程,其中三分之二的人口(幾乎相當於歐洲人口)是在過去20年內進入城市的。這是計畫而非市場的功勞。中國現在切實存在一個獨立自主的生產體系。沒有任何南方國家和地區(除了韓國和臺灣)成功地做到這一點。在印度和巴西,在同類的自主計畫中只有很少的一些互不相干的元素,除此之外別無其他。
 

在這些新條件下,設計和實現計畫的方法發生了轉型。對於大型基礎設施投資而言,計畫依然是不可或缺的:為4億城市新居民提供適宜居住的房屋,同時建立一套空前的高速公路、公路、鐵路、大壩、電網等的體系;去開發中國全部,或者說幾乎全部的鄉村;以及把發展的中心從東海岸轉移到西部內陸。同時,計畫對於公有企業(由國家、省、市所有的)的規劃和財政資源來說,也至少部分上仍然是必要的。對於其他經濟形式而言,有可能存在城市小規模商品生產的擴張以及工業和其他的私人(經濟)活動。這些目標都得到了重視,同時實現這些規劃的政治經濟資源也得到了明確。總的來看,最終的結果和「計畫」的預測沒有太多不同。
 

中國國家資本主義同時也將可見的社會(我沒有說「社會主義的」)維度也整合進了其發展計畫中。這些目標在毛澤東時代就已經存在了:比如說,消除文盲,全民基本醫療保障等。在「後毛澤東時代」的第一個部分(20世紀90年代),總趨勢無疑忽視了這些目標。然而,應該注意到,作為對積極的和有力的社會運動的回應,這些規劃中的社會維度重新贏得了其應有的地位,並被期待著能催生更多的進步。這個新的城市化進程在其他南方國家是無有其匹的。當然,有很多「時尚」街區和其他完全算不上富裕的街區;但中國卻沒有貧民窟,而在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的城市裡這些貧民窟卻長期持續存在並到處擴張。
 

中國整合進資本主義全球化體系
 

如果不去考慮其與全球化的整合,我們就無法分析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官方稱之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社會主義陣營一直希望與世界資本系統脫鉤,通過建設一個完整的包含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體系完成這個脫鉤過程。蘇聯很大程度上實現了這種脫鉤,儘管這更多的是因為西方的敵對,而蘇聯甚至譴責西方為孤立蘇聯而推動的封鎖。然而,儘管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經互會(Comecon),整合東歐的計畫卻沒有多少進展。東歐國家的地位仍然不確定且脆弱,雖然與西歐部分脫鉤,但是在嚴格的國家基礎上,從1970年開始就部分對西歐開放。而中國和蘇聯整合的問題從來沒有存在過,不僅由於中國民族主義不接受這樣的整合,可能更多地是由於中國的首要任務不需要整合。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嘗試著用著自己的方式脫鉤。那麼我們是不是應該說,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重新融入到全球化的過程,已經徹底、永久地放棄了脫鉤呢?
 

通過傾盡產業系統的能力,加速發展出口導向的製造業,中國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進入全球化,這條道路使得中國將出口放在首要位置,表現為出口增長率超過了GDP的增長。十五年來(從1990年到2005年),新自由主義潮流偏愛這個選擇的成功。單純追求出口是有問題的,這個問題不僅僅是由於它的政治和社會影響,同時也因為它受到了2007年開始的、新自由全球資本主義的內爆的威脅。中國政府似乎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並很早就開始試圖通過更重視內需和中國西部的發展來糾正這個問題。
 

很多人反復聽到這樣的說法,即中國的成功得益於對(顯而易見「失敗了的」)毛澤東思想的拋棄、對外開放以及外國資本的注入。這個觀點是非常愚蠢的。沒有毛澤東時代的建設作為基礎,開放不可能達到眾所周知的成功。和沒有發生過類似革命的印度的對比能夠很好的說明這個問題。沒有什麼比下面的說法更荒謬的了:中國的成功主要(甚至完全)歸功於對外來資本的引入。建立了中國的工業系統並完成了城市化和基礎建設的目標的並不是跨國資本。中國90%的成功應該歸功於其獨立自主的規劃。當然,對國外資本的開放實現了一些有用的規劃:這增加了現代技術的輸入。然而,由於中國的合資模式,中國吸收了這些技術並且能夠掌控它們的發展。其他地方都沒有發生過這種事情,即使在印度或巴西,更不用說泰國、馬來西亞、南非和其他地方。
 

中國和全球化的融合仍只是部分完成、且受到控制的(或者說至少是可控的,如果非要這樣說的話)。中國仍然置身于金融全球化之外。它的銀行系統仍然完全國有,並主要服務於國內的信貸市場。對人民幣的管理仍然由中國自主決定。人民幣並不是金融全球化所強加的難以預測的兌換的主體。北京可以對華盛頓說,「人民幣是我們的貨幣,你們的難題。」,就像美國1971年對歐洲說的,「美元是我們的貨幣,你們的難題。」進一步來說,中國在其公有的信貸系統中保持了大量準備金。相比美國、歐洲、日本以及許多南方國家的被人認為不可忍受的負債率,中國的公共債務幾乎可以忽略。因此,中國可以擴大公共支出,而沒有引發惡性通脹的危險。
 

吸引外資雖然使中國獲益,但這並不是其規劃成功的主要原因。相反地,正是中國的規劃的成功使得中國對西方跨國資本產生吸引力。而比中國開放程度更大、並且無條件服從全球化金融資本的南方國家,並沒有相同程度的吸引力。跨國資本被吸引到中國來,並不是來掠奪這個國家的自然資源;也不是剝削廉價勞動力獲利卻不轉移技術;也不是像在摩洛哥和突尼斯那樣,外資通過對其不存在的國內生產體系進行訓練並將其整合進離岸交易而獲利;甚至不是像在墨西哥、阿根廷和東南亞一樣為了實現金融掠奪的目的,讓帝國主義銀行掠奪國家儲蓄。相比較而言,外國投資在中國可以從低工資中獲利並得到比較高的利潤,但前提是它們的計畫與中國的計畫相吻合,並且允許技術轉移。總之,這些都是「通常的」的利潤,但如果和中國當局可以進行更多合作,那就會有更大的利潤。
 

中國,新興大國
 

沒有人會懷疑中國是一個新興的大國。一種流行的觀點是,中國只是正在試圖恢復其幾百年來的地位。然而,這個觀點——當然是正確的,但更是諂媚的——無助於我們理解這股新興力量的性質和它在當今世界中的現實處境。順便說一句,那些宣傳這個籠統而含糊不清的觀點的人,並沒有興趣去思考中國的興起是通過恢復資本主義的普遍原則(他們認為或許有這種必要),還是嚴格地執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計畫而實現的。對我來說,我認為倘若中國確實是一個新興的大國,這恰恰是因為它沒有選擇純粹的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並且,倘若真的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其振興計畫將會陷入失敗的危機。
 

我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我反對這樣的觀點:人們不能跨越必要的階段,因此中國在考慮其可能的社會主義未來之前必先發展資本主義。歷史上不同的馬克思主義流派對這個問題的爭論從未得出結論。在這個問題上,馬克思始終猶豫不決。我們知道,歐洲的第一次攻擊(鴉片戰爭)剛過,他就寫道:下次你再派軍隊去中國時,迎接他們的將是這樣的標語:「注意,你正處於資產階級的中華共和國的邊境線上。」這是種了不起的直覺,說明他相信中國人民應對挑戰的能力,但同時,這個論斷又是錯誤的,因為標語事實上寫著:「你正處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邊境線上。」然而,我們知道,在論及俄國時,馬克思也沒有否認可以跳過資本主義階段(參見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馬恩全集》中文第一版第十九卷。——譯注)。今天,有人可能會相信馬克思的前一個判斷是正確的,中國確實走上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
 

但是毛澤東比列寧更加理解資本主義的道路將導致一事無成,而且中國的復興只能由共產主義者來完成。十九世紀末的清朝皇帝,以及後來的孫逸仙和國民黨,已經規劃了中國的復興,以應對西方的挑戰。然而,他們無法想像,除了資本主義之外,還有另一條路可以走;另外,他們也沒有能力理解「真正的資本主義是什麼」和「為什麼這條道路不適合中國」。作為一個具有獨立精神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理解了這一點。不僅如此,毛還認識到1949年的勝利也不意味著革命提前成功,和長期堅持社會主義路線這個中國復興的前提條件,與可預見將來的資本主義信徒復辟之間存在的衝突。
 

就個人而言,我一向認同毛的分析,而且我將回到這個主題,這與我下面一些想法緊密相關:太平天國革命(我將其視作為毛澤東思想遙遠的源頭)、辛亥革命、二十世紀初期其他南方國家革命所扮演的角色,萬隆時期開始時的爭論,以及對所謂「南方新興國家」受阻于資本主義道路而造成的僵局的分析。所有這些思考都是我中心論點的推論,這個論點涉及資本主義世界發展史上內在的兩極分化(也就是中心/邊緣差別的構建)。這種兩極分化抹殺了邊緣國家「追趕」資本主義中心的可能。我們必須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追趕」富裕國家是不可能的,那麼就必須做出另外一種選擇——走上社會主義道路。
 

不是從1980年,而是從1950年起,中國就走上了一條特殊的道路,儘管這條道路經歷了許多方面都不同的很多階段。中國根據自身的需要發展出了清楚的、自主的計畫。這當然不是資本主義,因為對於資本主義而言將土地商品化是合乎邏輯的要求。只要中國始終站在當今的金融全球化之外,這個計畫就能保持獨立自主。
 

中國的這個計畫不是資本主義,這並不意味著它「就是」社會主義,而只是意味著,這使得它有可能邁步走上通向社會主義的漫漫長路。然而,它也仍舊受到這樣的威脅:離開那條道路,並且以完全回到純粹的資本主義上而告終。
 

中國的成功興起完全是這個自主計畫的結果。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是唯一一個名副其實的新興國家(還有韓國和臺灣地區,我們後面再談)。在這麼多被世界銀行授予「新興國家」證書的國家中,沒有一個是真正興起的,因為這些國家中沒有一個堅持清楚的、自主的計畫。所有國家,甚至是那些隱性的國家資本主義部門,都完全服從資本主義的基本原則。所有國家在包括金融領域的所有層面上都屈從於當今的全球化。就後一點而言,俄羅斯和印度,而不是巴西、南非等國,有部分例外。它們有一些「國家產業政策」,但與中國系統地建立完整的、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尤其是需要專業技術的領域)的計畫相比,相去不可以道里計。
 

基於這些原因,所有這些被過於輕率地打上新興標籤的國家始終在不同程度上脆弱不堪,但總是比中國更加脆弱。基於所有這些原因,新興經濟體的出現——體面的增長率,出口製成品的能力——常常與這些國家大多數人(特別是農民)的貧困化聯繫在一起,而中國卻與此不同。當然,不平等的加劇在任何地方都是顯而易見的,包括中國;但這樣看問題是膚淺地,也帶有誤導性。在一個不排除任何人(甚至伴隨著貧困人口的減少——這是中國的情況)的增長模式中出現利益分配的不平等,是一碼事;在使少數人(總人口的5%到30%,視情況而定)獲利的同時又使大多數人陷入絕望的命運,這樣一種增長所導致的不平等則又是另外一碼事了。
 

宣傳打壓中國言論的人不知道或假裝不知道這種決定性的差異。在豪華別墅與中產和工薪階層的舒適住房之間出現的不平等,不同於在犬牙交錯的富人別墅、中產階級的住房和大多數人的貧民窟之間出現的不平等。在一個結構穩定的系統中,作為衡量年度間變化的手段(基尼係數)是有價值的。然而,在具有不同結構的系統的國家間比較中,基尼係數就失去了作用,就像其他所有在國民經濟核算中用於衡量宏觀經濟規模的手段一樣。新興國家(除中國以外)的確是「新興的市場」,任由帝國主義三駕馬車的壟斷組織所滲透。這些市場允許後者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而榨取該國所生產的龐大的剩餘價值。中國則不同:它毋寧是這樣一種「新興國家」——在其體系中可能保留絕大多數在該國所產出的剩餘價值。
 

韓國和台灣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而真正興起的絕無僅有的兩個成功例子。這兩個地區獲得成功只是由於地緣政治的因素,由於這種因素美國允許它們去做華盛頓禁止其他國家做的事情。正因如此,美國對這兩個國家的國家資本主義的支持,與它對納賽爾執政的埃及和布邁丁執政的阿爾及利亞兩國的國家資本主義的極其暴力地反對之間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在越南和古巴可能出現的振興計畫,或俄羅斯可能的復興進程所需要的條件,但這些不是我在這裡所要關注的問題。我也不會討論其他南方資本主義國家,如印度、東南亞、拉丁美洲、阿拉伯世界和非洲的進步力量在鬥爭中的戰略目標。這些進步力量有利於擺脫當前的僵局,且能促進自主計畫的出現,這為與占統治地位的資本主義邏輯做出真正的決裂提供了前提條件。

本文轉載自《觀察者網》http://w ww.guanch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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