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草衙（前鎮）暑假的家庭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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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 李文吉) |
2007年，李文吉受高雄縣勞工局之邀，舉辦了他第一場個人的報導攝影展。展覽名稱為「做牛做馬—向打造台灣奇蹟的無名英雄致敬！」李文吉在高雄加工區所拍下的照片，見證了台灣那段「勞力密集—加工出口」的年代。（文∕編輯部）
【犇報‧第46期】 報導攝影家李文吉 作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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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 Archives: [人物] 感動中國
【犇報‧第46期】 報導攝影家李文吉 作品五
【犇報‧第46期】 報導攝影家李文吉 作品三
【犇報‧第46期】 報導攝影家李文吉 作品二
救援華西街雛妓 1987 台北市萬華區華西街娼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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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文 ∕ 李文吉） |
萬華是台北最老的街區，這裡的淡水河港滬曾經舟楫縱橫，碼頭邊勞動的搬運苦力與販夫走卒，與郊行店鋪共同構成人文地景。
「江山樓、寶斗里、蕃薯市、華西街」，當年生意人到江山樓找藝旦喝花酒，販夫走卒到寶斗里找「賺食查某」做原始的發洩，貧富雅俗各取所需，也算是地方特色吧。當年燈紅酒綠的背後，陪酒陪睡的婦女，也有艱辛苦澀的身世與故事吧。
遊行抗議那天，幾百幾千個文化的、社運的工作者、原住民、民代集結在龍山寺前，為了抗議原住民少女被誘拐當雛妓，走進花街柳巷呼喚、抗議，也走道萬華分局抗議警察包庇。她是阿美族的陳美珠，是教會事工，正呼喚被禁錮娼館的雛妓。我多次至山地採訪，看過許多天真活潑的原住民國中女生，有幾個村子的國中生畢業典禮當天就有車子將他們戴下山。南投某個山村的護士告訴我，典當二年四十萬元，從校長、警察、甚至老師都有一份。「或許笑貧不笑娼」是台灣的種族觀、世界觀。無政府主義？有政府的無政府狀態？有時候有，有時候沒有，今天有，多數時候沒有。
【犇報‧第46期】 報導攝影家李文吉 作品一
洲後村農民的十字架 1984 台北縣五股鄉二重疏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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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文 ∕ 李文吉） |
「從地圖上消失的洲後村」是我在人間雜誌的第一個採訪工作，從1984年六三水災陸陸續續做了一年的影像與文字的記錄。
他是陳樹根，他家和菜園就在這條小路左側，那年初秋，他們兄弟住了幾十年的老家被拆了，菜園還在，他搬到他身後堤防外廢棄的小學教室落腳，這一天他從老家瓦礫堆撿了幾根木頭，扛到菜園裡搭個寮子放農具。
同事或是朋友看到這張照片的反應都是「十字架」，好像光靠這個符號就夠傳達「悲情」，我也迷迷糊糊信以為真。直到1990年我到菲律賓看到天主教「聖週」的儀式，才明白當地老百姓揹十字架是為了「原罪」，再看這張照片就覺得不對頭，這樣一個在菜園裡勞動了幾十年的農民，身上有什麼原罪？如果硬掰，兩根木頭與地上的影子倒像是「雙十」，而且還比十字架加倍沈重，他種的菜還要賣到台北市給首都的官員和市民吃呢。
陳樹根幾十年的生命中唯一和公權力打交道的一次，就是老家被拆了，之前他們都過著天高皇帝遠的日子。
【犇報‧第46期】追念報導攝影家李文吉
拿出作品來—追念台灣知名報導攝影家李文吉
李文吉（1957-2012）出生於台北三重，退伍後加入人間雜誌社，1989年人間雜誌停刊，他先後進入大地雜誌、中國時報…等媒體工作。
長期擔任夏潮聯合會執行委員、夏潮報導文藝營講師、人間學社秘書長；近年來主要心力投注於《兩岸犇報》的編務工作。2012年11月27日上午10時許，在朋友們眼中一向和善、樂觀、正直的文吉，因病告別了他所熱愛的家人、師友、大地和人民。他提過「很多人間同志可能和我一樣，報導的田地已經廢耕多年，在經驗與眼界趨於成熟的中年，實在非常可惜，我們得再創作，也希望年輕人投入報導隊伍。」他的離開是太早了，對整個台灣社會是很大的損失。謹盼我們能共同努力重建台灣文藝戰線的輕騎兵隊伍，讓文吉走得了無牽掛！
【犇報‧第45期】婦女能撐半邊天
申紀蘭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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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旅遊職業學院19名學生
拜訪申紀蘭。（網路圖片） |
勞動者的榮耀
從山南底村嫁到西溝村的申紀蘭18歲，那年是1947年，她剛好趕上了這個熱血沸騰的年代。而申紀蘭嶄露頭角是在1951年12月，她說服了公婆，動員全家帶頭加入農村合作社。
成立大會上，她當選為副社長。那時的西溝村，婦女的自我覺醒意識並沒有普遍萌芽，傳統習俗還是「好男走到縣，好女走到院」。申紀蘭的任務，就是動員村裡婦女和她一樣，下田勞動。
1952年4月，申紀蘭在全村展開總動員，連裹了小腳的村婦都被她動員起來。當時合作社規定，男人下田一天記10分工，女人只記5分。申紀蘭帶領婦女和男人們開展勞動競賽，證明女人幹活絕對不輸給男人。她由此幾次向社裡提出要求，「男女幹一樣的活，應該記一樣的工分」。 論爭後，西溝合作社重新制定了男女「同工同酬」的記工辦法。當年秋天，長治地區召開互助合作工作會議，申紀蘭成為婦女代表。
申紀蘭爭取男女同工同酬的故事，被發表在1953年1月25日的《人民日報》上。申紀蘭的名字，也就從偏僻的小山溝，傳到了全大陸各地。一個多月後，1953年3月，她當選為全國婦女代表大會代表，參加第二次全國婦女代表大會。「從西溝騎騾子到平順，然後換卡車到太原，再換火車去北京。」雖然社裡替她刻意打扮了一番，但站在一堆代表中，她的「藍色掩襟布衫」、「寬腰大襠褲」和「綁腿」還是格外扎眼。時任山西省婦聯主任黎穎覺得，申紀蘭要代表山西農民形象，就拿了一身自己「最寬大的外套」給申紀蘭換上。
這次會議結束，申紀蘭又當選為第二次世界婦女代表大會代表，從北京到丹麥首都哥本哈根。這次大會主題是爭取婦女和男人享受平等待遇，爭取一個和平的世界，保衛婦女、孩子和家庭。這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個正式的中國婦女代表團在國際亮相。如同一項政治任務，每人的衣著飾物都由國家配備，還要進行專門的外交禮儀訓練，包括衣食住行、坐立行走等各種細節。最讓申紀蘭發愁的是化妝，好在代表團裡的人很快意識到這個樸實姑娘的難處，尤其是電影表演藝術家田華，熱情地主動攬下了幫她化妝的任務。
擔任人民代表的記憶
從1954年大陸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申紀蘭開始了她後來50多年的「人民代表」身分。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1210人的名單裡，山西代表團26人，只有4個女代表，勞動模範申紀蘭便是其中一個。
從1978年的第五屆開始，大陸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的時間固定下來，5年一屆，人大代表要承擔的職責，也不再是畫個圓圈那麼簡單，他們要拿出自己的議案或者建議。對1978年已經50歲的申紀蘭來說，此後的30年，並不容易。這個從沒念過書，不識字的勞模，由此開始認字寫字，聽新聞、看報紙，堅持每天看《新聞聯播》，這些都讓她身邊的人感慨，「雖說沒念過書，理論水平高著呢」。
農民本色的取捨
不管拿過什麼榮譽，只要回到西溝村，換上補丁摞補丁的舊衣服，鋤頭一扛，申紀蘭就回歸了自己的本色。在她身邊工作了近20年的郭雪崗覺得，這是申紀蘭「最了不起的品質和智慧」。
早在1973年3月，申紀蘭就被任命為山西省婦聯主任。到了婦聯，她發現，除了在公文上畫圈簽字，偶爾參加會議，自己這個主任基本上無事可做。她閒不住，只能每天早早起來打掃衛生，幫別人灌開水，或者留在食堂幫師傅們洗碗。
閒不住的勞模
1983年申紀蘭從婦聯主任卸任的時候，已經54歲了，她想要閑下來，沒人會反對。可那一年西溝村的包產到戶也正式開始。從合作社身份裡轉換出來的申紀蘭覺得，為村民們尋找新的致富方向，是她義不容辭的責任。1984年冬天，她帶著幾名村幹部一路南下考察，從河南到江蘇，再到上海郊區。這一路下來，申紀蘭聽得最多的就是「無工不富」。
申紀蘭和西溝村新的創業史也就此開始。他們嘗試過很多項目，1989年興辦了鐵合金廠，生產矽鐵。現任西溝村村主任王根考在廠裡當過3年會計，他記得，「剛開始運轉很好，市場好，第一年純利潤120萬元」，「從第二年開始，效益就不太好了」。申紀蘭要親自出去跑銷路，她的面子和影響有時候還是管用的。長治鋼鐵廠先是買產品，後來乾脆承包了這個村辦企業一兩年。
村裡還有一個飲料廠，這是王根考1994年從日本接受果樹管理培訓後，回來接手的項目，村裡出土地，某煤礦老闆出資100萬元。申紀蘭最見不得建設肆意佔用農地，因為沒有地，農民就沒有了根本。按她的要求，廠子建在以前的糧食倉庫上，7畝地。飲料廠1997年開始投產，生產核桃露、酸棗汁等綠色飲料。同樣是申紀蘭的面子，北京市食品研究所為他們提供了免費培訓和技術支持，還派了研究員下來實地指導。
西溝村的地理條件太嚴苛，人均耕地如今只剩下一兩分，最多的也不過五六分。年輕人早就外出打工去了。作為廠長，王根考覺得，辦廠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給村裡走不出去的那部分人解決就業問題。其實不管是電石廠、飲料廠，還是太原的「今繡西溝」酒樓，都是如此。目前這些產業的利潤，只夠維持自身運轉，並不能充實村裡和鄉里的賬戶，直接讓村民受益。
申紀蘭兒子張江平說，母親是個「愛管閒事」的人。在日常生活中，誰家有了困難，母親就到誰家去幫助解決；誰家兩口子生氣吵架，母親就到那家去調解；誰家在外遇到了難題，母親就出面疏通。一年四季，母親在村裡總是忙忙碌碌。村民們想外出搞勞務，母親便出去攬活計；村民們為黨參積壓發愁，母親就上河北、到安徽找銷路；村民們需要化肥、種子、農藥，母親就去採購，只要是村裡人找她辦事，她總是盡力而為。
「名人」的家居生活
申紀蘭在村裡除了為集體操心外，還要種地做飯、伺候公公婆婆。
為了照顧好婆婆，申紀蘭和婆婆睡在一個炕上。婆婆近80歲時因患青光眼雙目失明，10年連床也下不了，全靠她一個人伺候，梳頭、洗臉、穿衣、餵飯，甚至端屎、倒尿，她都毫無怨言。早上她給婆婆沖兩個雞蛋，自己卻就著鹹菜，喝著玉米麵糊糊。九十多歲的婆婆，七十多歲的媳婦，這溫馨與辛勞，就是這位著名勞模的家庭生活。申紀蘭一直伺候到老人93歲去世。
不論是對家人，對鄉親，還是對親戚朋友，申紀蘭都有著深厚的感情。別看她是個大名人，但誰也看不出她「名」在哪里，因為她和普通農民一樣，踏實而勤懇地生活著。端上一碗飯進東家、出西家，和街坊鄰居聊天兒，誰家婚喪嫁娶、滿月生日，都能找見她的身影。
由於申紀蘭對人民無私的奉獻，帶領西溝群眾，把一個貧窮落後的山村建設成為一個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新西溝。
【犇報‧第44期】 農村集體經濟的領航員
史來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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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來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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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20世紀50年代就響遍全大陸的名字：民兵英雄、植棉能手、特級勞動模範……半個世紀以來，中國大地經歷了多少風風雨雨，史來賀領導的村莊始終高舉著社會主義旗幟，走在大陸農業戰線的前列。2003年春天，史來賀離開了人世，但他的名字卻被世人永遠銘記。
解決群眾問題
1949年以前的劉莊是十里八鄉有名的「佃戶村」、「長工村」。當時流傳著這樣一首民謠：「方圓十里鄉，最窮數劉莊。住的土草房，糠菜半年糧。逃荒把飯要，忍痛賣兒郎。」
1952年冬，21歲的史來賀當上了劉莊村黨支部書記。面對新中國成立後仍被貧窮、饑餓困擾的農民兄弟，史來賀的心頭像壓了一塊石頭：「黨領導人民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讓大家都過上好日子，如果群眾一直過不上好日子，那就是咱共產黨人沒本事！」那年秋季，連降大雨，劉莊收割到場的小麥發黴生芽，大片大片的秋作物被積水浸泡而死。眼看顆粒難收，村民們準備外出逃荒。
史來賀帶領大家一面改水排澇，搶種蘿蔔、蔓菁，一面建磚瓦窯，建豆腐坊、粉坊，到黃河灘割草，半年時間，給群眾分了四次紅，解決了群眾的生活問題。過年的時候，家家戶戶吃上了白麵饃和餃子。
積累集體財富
劉莊地處豫北黃河故道，歷史上黃河多次改道，給這塊1.5平方公里的土地留下了4條3米多深、縱橫交錯的荒溝和700多塊高低不平的「鹽鹼窪」、「蛤蟆窩」荒地。從1953年開始，史來賀帶領劉莊人車推、肩挑、人抬，起崗填溝，拉沙蓋鹼，用了整整20年，投工40萬人次，動土200多萬立方公尺，把一塊塊的荒地變成了「旱能澆，澇能排」的高產穩產田。
種糧種棉雖給劉莊人帶來了溫飽，可是如何讓劉莊群眾富起來呢？史來賀琢磨來琢磨去，看中了畜牧業。1964年，當時集體的家底還不厚實，史來賀花90元錢從新鄉買回3頭小奶牛，後來派人到新疆買回27匹母馬。經過精心飼養，3年後，牛犢子變成了一群牛，小馬駒變成了大馬群！現在的劉莊畜牧場，有奶牛近300頭，豬羊成群，年收入100多萬元。
同時，劉莊工業的起步也頗具傳奇色彩。1974年，村裡拖拉機上的喇叭壞了，換新的到處買不來，兩名司機試著把壞喇叭拆下來修理，居然修好了。這下可樂壞了老史：咱能修喇叭，為啥不能造喇叭？在一無資金、二無技術的情況下，史來賀同大家一起搞試驗，一次不行兩次，小喇叭終於試製成功。開始時一天只能生產一對，後來增加到5對、50對、100對……劉莊的小喇叭響遍了大江南北。接著，史來賀帶領劉莊人又陸續建起了食品廠、造紙廠、澱粉廠等，不僅有效轉移了剩餘勞動力，還為集體積累了大量的財富。
集體經濟的先進性
在史來賀帶領下，劉莊經濟發展步入了「快車道」。1985年，史來賀和村黨支部其他成員經過反覆考察，決定引進一項高科技生物工程，建設一座大陸最大的生產肌苷的制藥廠——華星藥廠。「這高、精、尖項目，咱『泥腿子』能搞成？」有人擔心「打不到狐狸惹一身騷」。史來賀還是那句話：「事在人為，路在人走，業在人創。人家能幹成的東西，咱們為啥幹不成？」1986年5月20日，劉莊人自己設計、安裝的華星藥廠正式投產。打這起步，劉莊人創業的步伐邁得更快、更大了：1990年，籌資7000萬元開始了華星藥廠第二分廠的建設；1993年，建成青黴素鉀、青黴素鈉生產線；1995年，開始生產紅黴素；1998年，氨苄青黴素投入生產；1999年，技術含量更高的生物發酵分廠破土動工……
到2002年底，劉莊村擁有固定資產9．1億元，年上繳國家稅金4500多萬元，農民年人均實際收入上萬元，戶均存款20萬元以上，成了遠近聞名的「中原首富村」。劉莊人從劉莊的發展變化中切切實實感受到了集體經濟的先進性和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史來賀說：「俺劉莊也不是世外桃源，我們的辦法是：遇事要有主心骨，不能聽風就是雨。只有實事求是，從自己的實際情況出發，才能收到好效果。」他認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讓廣大群眾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所以，千變萬變，發展經濟、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這一條啥時候也不能變！」
實踐證明，史來賀的決斷和劉莊人的選擇是正確的。這種新的經營方式，既充分發揮了集體經濟的優越性，又極大地調動了個人的積極性，為商品經濟的發展注入了比單一家庭經營更為充足和旺盛的活力。
「集體經濟得有集體主義，共同富裕得有共同理想。」史來賀把思想政治工作看得很重。他生前常說：「經濟搞上去，思想政治工作也要跟上去。既要把群眾帶到富路上，又要把群眾帶到正路上。把人教育好，比啥都重要。」
為全面提高劉莊人的素質，劉莊投鉅資建起了高標準的學校，使村裡的娃娃不出村就可以受到從幼兒園到高中的系統教育。在選拔有培養前途的優秀青年到高等院校、科研單位進修的同時，劉莊又邀請大專院校到村裡辦班。村裡建起了科技大樓、衛星地面接收站和電視差轉臺，開辦了圖書館、閱覽室和青年民兵之家，每年訂閱500多份科技報紙雜誌，為村民學習科學文化知識創造條件。在劉莊，還有幾項不成文的規定，就是高中不畢業者不安排工作，沒有高中以上文化的姑娘沒資格嫁到劉莊來；新過門的媳婦，必須到科研隊接受幾個月的科技培訓，經考試合格後才能安排工作。
劉莊的現狀
現在，劉莊有140多人被評為工程師、農藝師、會計師、技師和一級、二級技術員，一大批土生土長、具有現代工業生產和管理才能的優秀人才，在各個崗位上發揮著骨幹作用。
幾十年來，劉莊沒有發生過刑事案件，沒有出現過黨員違紀。從計劃生育、婚喪嫁娶到養老撫幼，劉莊的幹部、群眾自覺遵守社會主義道德風尚。村裡14個姓氏、300多戶、1600多口人，沒有宗族矛盾及派別之爭，沒有封建迷信、賭博、打架鬥毆、婚喪事大操大辦等不良現象。
（摘錄自《人民日報》）
【犇報‧第43期】樂意為人
村書記王樂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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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樂義向菜農傳授蔬菜種植技術（網路圖片） |
1978年9月，37歲的王樂義當上了村書記。那年春天，王樂義被診斷得了直腸癌，公社出錢為他做了肛門改道手術，腰上掛了個糞袋子，生活起居不便。就這樣，他拖著病殘之軀，一幹就是二十多年。
解決溫飽
當時的三元朱村，還是一片貧瘠的土地，種菜菜不長，種糧糧糧不收，村民連肚子都填不飽。三元朱村的地大多在東、南、西三個埠子嶺上，土質差而且缺水。剛上任那幾天，他領著村班子成員圍著三個埠子嶺轉了一圈又一圈，制定了發展規劃：「東嶺蘋果西嶺桃，南嶺山楂帶葡萄。」王樂義帶領幹部群眾苦戰三個春秋，使三個埠子嶺披上了綠裝，飄出了果香。到1988年，全村已發展果園430畝，全村年人均純收入由原來的幾十元增長到1200元。
致富之路
1988年臘月廿八，王樂義的堂弟王新民從大連帶回來一公斤頂花帶刺的鮮黃瓜，讓王樂義眼睛一亮：這不正是一條致富的好門路嗎！當打聽到黃瓜產自遼寧省瓦房店市時，他再也坐不住了。春節剛過，他就帶上乾糧下了關東，直接上門取經。第一次去，吃了閉門羹；第二次去，人家還是不鬆口。王樂義就是不罷休，剛出正月，他又第三次來到那個小山村。人家問他碰壁撞牆都不回頭，圖啥？他誠懇地說：「俺們村窮，就是想學點技術讓鄉親們過上好日子。」王樂義一心為民的執著之情終於打動了對方：「就憑你老兄對鄉親們這份心，我破例把技術教給你。」就這樣，王樂義冒著嚴寒，廢寢忘食，苦學一個月，終於掌握了這門新技術。
學成歸來，王樂義根據本村的自然生產條件反覆試驗，不僅熟練掌握了學到的大棚技術，而且對大棚從方位、牆體、棚頂結構、大棚骨架、覆蓋薄膜等五個方面進行了大膽改革，終於建成了深冬不需加溫的冬暖式蔬菜大棚。這時已是1989年8月，王樂義決定立即上實體大棚。
可是無論他怎麼勸村民，就是沒人建。因為建一個大棚需要萬餘元，對剛剛解決溫飽問題的村民來說，拿這麼多錢本來就比較困難。他號召全村17名黨員幹部先打頭一炮。17個大棚很快在村北的大田裡建了起來。8月建棚，10月播種，12月底鮮嫩的黃瓜就上了市！到第二年5月初，17個蔬菜大棚最低的收入2.07萬元，最高的收入3.03萬元。以前全村沒有一個萬元戶，這次一下冒出了17個！村民們眼熱了，心動了，紛紛要求建大棚。第二年，全村大棚一下子發展到144個，當年戶均增收1萬元。
為使大棚種植技術不斷改進和完善，在他的倡議下，村裡投資100萬元，建起了集科研推廣、物資服務、科普培訓於一體的科技大樓，從中國農科院、山東農業大學等單位長期聘請專家教授進行技術指導，並派人到日本、荷蘭學習引進新技術、新品種。幾年時間，就有國外100多個蔬菜新品種在大棚裡安家落戶。1992年，成功地進行了無公害蔬菜生產試驗。1993年，大棚桃、葡萄、杏、甲魚、螺旋藻開發獲得成功，畝收入都在10萬元以上。1996年，試驗成功了集大棚滴灌、模板護牆、電動捲簾、鋼架支撐、微機控制於一體的新一代高標準大棚。1997年，開始大面積開發綠色食品蔬菜。1998年，與哈慈集團合作投資1000萬元，對大棚保健菜進行了試驗開發。2000年，三元朱村人均純收入達到7500元，全村戶均存款達到10萬元。
冬暖式蔬菜大棚的試驗成功，引起了壽光乃至山東全省、全國的關注，很多地方來聘請王樂義做顧問，學習這項技術。
推廣技術
工作終於做通了，王樂義全身心地撲到了推廣技術上。1990年，他在壽光市跑了4萬多公里，指導建起5130個大棚，全部獲得成功。第二年，他又指導建起了1萬多個大棚。如今壽光市以大棚蔬菜為主的蔬菜生產已發展到74萬畝，年產蔬菜35億公斤，收入30億元，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蔬菜之鄉」。王樂義同時把目光投向了全國。10多年來，他的足跡踏遍了長江以北11個省、市、自治區，舉辦了3000多期技術培訓班，發放科普書籍8萬多冊、錄像帶5000多盤，毫不保留地把技術傳給了千家萬戶。
他走到哪里，致富的腳印就延伸到哪里。1993年5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一位領導同志到朱村考察，對王樂義說：「新疆一年有8個月吃菜從外地運，你能不能幫我們新疆發展大棚蔬菜？」沒過兩個月，王樂義就帶領6名技術人員到了新疆哈密地區，幫助他們搞起了26個大棚。次年，王樂義又帶著42名技術員再次進疆，從南疆到北疆，一路走一路傳授技術。短短幾年，冬暖式大棚已遍及天山南北，新疆人吃菜基本上實現了自給自足。
幫助他人
十幾年來，先後接待了來自全大陸各地的學習參觀者70多萬人次，為外地培訓技術員2700多名。特別是對貧困地區和個人有難處的，總是有求必應，傾心相助。1992年4月，四川省峨眉山市的一個小夥子，借錢來到三元朱村學習。沒地方吃飯、住宿，王樂義就把他安排在自己家裡吃，住在村辦公室，學完回家時，又親自掏錢給他買上了價值400多元的種子、農膜和農藥。小夥子回去後，大棚搞得很成功，收益非常好。小夥子逢人就誇：「多虧了山東的王樂義大叔。」
毫不利己
前年王樂義到北京得了一萬元的「如心農業獎勵金」，會議期間就到了中國農科院買了3600元的蔬菜種子，之後又拿出6397.4元買了設備，用於村裡搞試驗，自己只剩下2.6元錢。王樂義一年的工資是4000元，加上老伴侍弄的果園收入，在村裡屬中下等水平。
「做人就要做王樂義那樣的人。」這是村裡家家戶戶教育後生們常說的話。十幾年來，三元朱村不僅大棚菜聲名遠播，全村的精神文明建設也遠近聞名。連續13年無刑事案件、15年無上訪事件、11年無超生現象。村黨支部連續19年被評為省、市先進基層黨組織。
2008年王樂義的故事被改編為電視連續劇「樂意為人」。2009年，他被評為100位新中國成立以來感動中國人物之一。
【犇報‧第42期】草原之子
廷‧巴特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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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廷‧巴特爾 |
廷‧巴特爾，蒙古族，1955年生於呼和浩特。1974年高中畢業，廷‧巴特爾從呼和浩特來到在草原上，一待就是30多年。
走進薩如拉圖亞草原
20世紀70年代，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一場席捲全大陸的聲勢浩大的運動。 廷‧巴特爾參加了這場運動，在這場運動中，他走出內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市，走進了蒼涼、偏遠、閉塞的薩如拉圖亞草原。面對陌生的環境，一切都必須從頭學起，首先是蒙語，不會蒙語，就沒法和牧民進行交流與溝通；然後是在草原生存的基本技巧：騎馬、放牧、打草…巴特爾用心去貼近草原，用心去貼近牧民，草原和牧民給他以豐厚的回報，在短短的兩年時間裡，凡是牧區生產、生活中所需得知識和技能，廷‧巴特爾基本掌握了。
草原和草原人民給予廷‧巴特爾以極大信任，讓他去經營和管理乳品廠，一年幹下來，廷‧巴特爾硬是讓這個瀕臨倒閉的乳品廠盈利5萬元。1981年秋，廷‧巴特爾在美麗的高格斯台河畔與美麗的蒙族姑娘「額爾登其其格」組建起幸福的家庭。
黨支部書記
20世紀80年代，牧區開始推行草原畜牧雙承包制。這一措施極大地調動了牧民的養畜積極性，但卻缺少對牧民的科學引導，導致牧民在追求養畜頭數時無視對草原的破壞，使草原變成黃沙漫漫的沙地，作為黨支部書記，廷‧巴特爾大聲疾呼：不能這樣下去了，否則，就連我們賴以生存的空間也將不復存在！廷‧巴特爾從這戶牧民家裡出來，又進那戶牧民家裡，苦口婆心和每一個牧民商量、探討圍封退化草原、禁牧沙化草原的事情，然而，牧民們還是不接受他的觀點和理論。
廷‧巴特爾想牧民之所以不接受他的觀點和理論，是因為這種觀點和理論還沒有變成看得見、摸得著的實際。
1986年，廷‧巴特爾在薩如拉圖亞草原上做出驚人之舉，把他和妻子辛辛苦苦發展起來的60多隻羊全部賣掉，用賣羊錢買回網護欄，圈起300多畝草場，一年後的實際效果更是讓牧民感到震驚。廷‧巴特爾圍封的300畝草場打下9馬車草，相當於其他牧民1000畝草場的打草量。廷‧巴特爾家出欄一頭牛收入1200元，別人家兩頭牛才賣1000元，這鮮明的對比使牧民們悟出一個道理：跟著廷‧巴特爾幹，沒錯。
在廷‧巴特爾的悉心指導下，牧民們實實在在地落實著保護和建設草原，出現了輪牧區、休牧區。廷‧巴特爾把自己的草場細化為8個區，兩個禁牧區，一個種植青貯區，一個種樹種草區，另外4個是春、夏、秋、冬輪牧區。
月光裡的人們
2001年7月，薩如拉圖亞100%的草場都進行了封育和劃區輪牧，牧民建網圍欄的面積達30萬畝，建畜圈4820平方公尺，打井49眼，在建設養畜中，牧民人均收入由過去的500元（人民幣，下同）飆升到現在的3600元。「圍封輪牧」對恢復草原植被起了積極作用，但還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草畜不平衡的問題。
廷‧巴特爾在長期的生產實踐中所形成的「蹄腿理論」再次給牧民以啟發：養一頭牛只有4條腿，5隻羊卻有20隻蹄子。很顯然，5隻羊對草原的破壞遠遠大於超過一頭牛，養一頭牛所付出的辛苦要比養5隻羊付出的辛苦少的多，既保護了草原，又減輕了勞動強度，何樂而不為呢？
薩如拉圖亞譯成漢語是月光，廷‧巴特爾帶領83戶牧民通過28年的努力和奮鬥，使薩如拉圖亞的天藍了，水更清了，草更綠了；使生活在這「月光」裡的人們富裕了，文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