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猛活跳
海岸侵蝕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高雄旗津的風車公園,在歷次颱風與大浪侵襲之後,整個海岸線崩塌,形成連續近百公尺的海崖,原本濱海賞景的自行車道也整段陷落海中。除了旗津的海岸外,在高雄彌陀、台南永定等處的海岸也有侵蝕的現象,而就連七股瀉湖外圍的沙洲也傳出海岸侵蝕的現象,而根據相關調查的資料顯示台灣近30年來海岸退縮最嚴重的是新竹金城至香山北側,這一段海岸線向內退縮了將近500公尺,真的是所謂的桑田化作滄海了!
■ 生猛活跳
海岸侵蝕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高雄旗津的風車公園,在歷次颱風與大浪侵襲之後,整個海岸線崩塌,形成連續近百公尺的海崖,原本濱海賞景的自行車道也整段陷落海中。除了旗津的海岸外,在高雄彌陀、台南永定等處的海岸也有侵蝕的現象,而就連七股瀉湖外圍的沙洲也傳出海岸侵蝕的現象,而根據相關調查的資料顯示台灣近30年來海岸退縮最嚴重的是新竹金城至香山北側,這一段海岸線向內退縮了將近500公尺,真的是所謂的桑田化作滄海了!
■ 生猛活跳
台大新生訓練 (網路圖片) |
施工中的東華大學學生宿舍(網路圖片) |
東華大學因新建學生宿舍趕不及在開學前完工,學校破天荒的宣布延遲開學一週。為了解決高達3000多名學生住宿的問題,校方除以舊校舍作為臨時宿舍使用外,另外商借周邊旅館與他校的宿舍應急,並以交通接駁的方式解決學生上下課的交通問題。待11月宿舍完工驗收後,再將學生接回校區宿舍居住。
東華的窘境隨著開學越演越烈的同時,在台灣大學的新生訓練集會時,校長李嗣涔對著新生提出「四不」:考試不作弊、作業不抄襲、單車不亂停、不要蹺課。引來許多非議。李校長這次變身為「教官」所引發的非議,讓人禁不住想起他的另外一次變身:今年六月台大畢業典禮上,他也曾發表「給社會新鮮人的十四點建議」,「勉勵」台大畢業生「不要太在乎薪水、準時上下班,職位與升遷」,完全化身為企業代理人的諄諄教誨,至今還讓人印信深刻。
多數對於李校長此類言行的批評,集中在其將小學生層次的品德教育當作最高的大學教育標竿,已然使大學教育所追求的知識與精神層面的高度,下降到生活規範的基本訓練,不知是校長的層次只在追求道德的低標,還是目前學生的程度還沒有到足以進入知識殿堂,只好一再耳提面命:四不。
但對於許多台大學生來說,單車不亂停的要求似乎越來越天方夜譚。近年台大陸續接受企業捐款,校園內的建築樓地板面積更隨著五年500億的經費挹注而瘋狂飆高,整個校園的空間日益顯得擁擠,新大樓的興建往往只著重於教學研究的空間是否能符合各系所教授的需求,並未相適應的提供學生所需要的使用空間,隨著台大社會科學研究院下各系所逐步由徐州路院區遷回校本部,整個校園空間人群活動密度的增高,也衍生更多擁擠與設施不足的問題。
從校內民生必須來檢視,台大校本部校區內主要提供平價餐飲的區域僅有少少的四區,多數師生日常的飲食仍需要依賴周邊復興南路、基隆路、羅斯福路與新生南路(公館商圈)一帶的店家,每逢中餐或晚餐時間,校園內的餐廳已呈現人滿為患的景象,不僅是可用餐的地點少,甚至在尖峰時期的座位數也非常不足。
擁擠與設施不足也同樣反映在腳踏車的問題方面:台大校園環境遼闊,課堂與課堂間時間有限,若系所大樓周邊沒有為學生規劃簡便的腳踏車停車位,只是一昧的道德勸說單車不亂停,卻忽略停擁擠與混亂的現象,成因正是源自空間規劃對於多數使用者的無視,試問台大校區內有多少大樓內有提供腳踏車停車位?幾乎是寥寥可數,也難怪腳踏車無序塞擠在教室集中的區域,開學的混亂就直接地反應了在「四不」之外的生活現實:一個沒有考量使用者的校園環境。
大學必修課:工地求生學
不僅僅是台大與東華,這幾年每逢開學卻經常可以看到校園內的工程來不及完工,校園裡頭還到處堆放物料工具與廢棄物,整個環境活像是做了壞事來不及擦屁股的小孩,給開學返校的學生與新生當場活逮。又或者整個校園欠缺合宜的設施與規劃,造成校園內不與周邊在上下課通勤時間的壅塞與紊亂,充滿著各式各樣的危險,彷彿也是讓人置身在工地當中,無論如何,學著在工地裡頭求學求知、學著在凌亂擁擠的校園當中生存,也成了大學的必修課程之一。
這些發生在高等教育校園環境的亂象,也如同台灣這個發展中國家的縮影,破壞與建設更迭出現,永遠也沒有辦法如同國外知名學府在校園中保留濃厚歷史感的人文景觀。這幾年的發展更加畸形,從公立大學的裁併到五年500億的重點扶植,這些既減肥又拔尖的政策成為校園環境變遷的新動力,透過經費分配與校區土地整合就進行新校舍改建與擴建,前文所敘述的兩所學校正是例證之一;而私校的狀況也更為緊張,除了要面對少子化的招生壓力外,也仍然透過各種方式擴建校舍,目標正是擺在大陸來台就讀的學生。
說到底,這就是過去政府對高等教育管制的鬆綁與市場化的後遺症,為了追逐學術地位的標竿,許多研究背離了國家或社會發展所需要的知識,反而著眼的是從全球排名作為國內與跨國招生的優勢,因而期刊論文的生產優先於一切,研究設備的擴充間接的帶來建築空間面積的增加。
亦或者隨著國家普遍性的補助退場,各校校方只好儘可能的將攸關學生日常生活的項目與設施委外,以填補財務的不足,大大小小的BOT案填補了校園設施的不足,校方透過向BOT廠商收取的權利金提高了財務收入,而讓學生來承擔學習知識的高成本負擔,卻還能滿口無恥的告訴學生:「上學本身就是一種投資」。學校的發展成為最高指導原則,因而整個校園環境也像是處於永無止境的工地,成就了在校學生必修的一門課:工地求生學。
別讓校園民主空洞化
當學校的行政權因去管制化與市場化而獨斷,從而使教育當局對各大學管理出現問題時,最好的箝制力量還是來自為數最多的受教者:學生。過去大學強調的校園民主自治,最後卻表現為「教授分權、院系分錢」的資源關係,而學生自治團體往往也淪為學生大型綜藝活動舉辦單位,對於學費調漲、住宿權利這些與受教權息息相關的課題,絲毫沒有著墨的能力,也更讓校方的行政權擴張,甚至出現如東華大學這般的開學沒有宿舍的荒唐行徑。
校園民主不只是追求言論自由、實現代議政治的程序這些內容而已,也不是泛泛地的服從「多數原則」。對於我們學生而言,如何透過參與校園事務、瞭解學校發展方向與自己受教權益的爭取,也是一種民主的體現,從校園的環境來說,就是不再被動的等待校方所進行工程前的告知,反而是主動去理解為什麼校園始終在進行各類各樣的大樓興建,這些大樓又將是誰來使用?又是怎麼分配的?只有從自身最直接的感受出發,去理解自己在校園事務中的權利/力位置,也才能開展與校方討論的可能,換句話說,不作聲的羔羊,始終只有任人宰割的份。
開學了,當我們身處於龐大工地中求知時,這些環境所告訴我們的事情,不會只有建設願景的美好藍圖,相反的,這在提醒著我們任何一種新的發展,都可能與我們切身實質的利益相關,如果我們只見台大校長所揭示的四不低標,那麼也就只好讓工地求生學繼續的不停課,我們眼前的校園景觀與求學的生活環境,將越來越窘迫。
請給爸爸們一個有保障的工作環境 (網路圖片) |
8月7日,父親節前夕,臺灣電子電機資訊產業工會、新竹地區保全業產業工會、勞動黨及數個關心勞工議題的團體,陪著兩百多位的不快樂的爸爸齊聚在勞委會前,這群爸爸們擺起了香案,紀念那些過勞死的勞工好兄弟,還送了勞委會一顆豬肝,希望政府不要讓爸爸的肝爆的比豬肝還大。
8/17 下班起就資遣你!
(網路圖片) |
知名的光碟片製造商「中環」,在下班前由人資部門配合聘請律師、保全,個別約談金陵二廠的員工,逼迫員工接受公司資遣的條件,只要員工不同意簽字就限制其下班。全廠約60幾位員工從這天下班起就沒了工作,甚至有夫妻一起被資遣,整個家庭生計瞬間陷入陰霾。
■ 衛德所
這個世界上,有好的廚子、也有差一點的廚子,但他們無非是想做出一些讓人開心的菜,然而他們的顧客總來自四面八方,不見得每道菜都能合乎所有人的胃口,但至少那是經過處理的食物,不會讓所有的人都壞了腸胃。然而,政府跟廚子不同,在台灣一次政黨輪替的四年期間,就只有那麼一位廚子,萬一他作的菜不好吃,四年之後雖可以換了他,但問題是,萬一這四年間上了一道打壞所有人腸胃的菜,就有可能造成十年、二十年,甚至一代人、兩代人的影響。
國宅政策的成與敗
「國民住宅」起先是一道看起來美味的料理,從1960年代起,特別是在戰後台灣急速工業化、都市化的發展型態中,「國民住宅」的確對於當時的城鄉移民以及戰後嬰兒潮人口成長,起到了安置與安居的作用。但是,伴隨著新市鎮規劃的失敗、產業更迭與轉型,特別是在1980年代之後,政策支持住宅供給的產業化、市場化,使得「國民住宅」在經費上逐漸式微,工程品質也屢屢遭到質疑,加上市場當中的確提供了更多質精量好的住宅,漸漸的「國民住宅」也從政策菜單當中消失。
對於許多國宅住戶來說,「國民住宅」的品質與環境的確讓人失望。更有甚者,當國宅的使用超過年限之後,因為產權整合難度、使用者社經條件差距,更使許多國宅無法順利辦理更新,這是過去國宅政策從未設想的問題。
時至今日,台灣過去以傳統工業所支持的城市都顯露式微的態勢,只有少數城市能透過產業轉型與大量的服務業活動來支撐整個都市經濟的規模,因而往都市集中的人口,無形中也推動了整個城市的交通與消費活動。這種去工業化後的人口集中現象,也與台灣房地產的價格趨向一致,房價倍數成長的地區,都集中在以金融與流通服務性產業為主的北市與新北市地區,而以傳產為主的高雄地區,房價數十年來成長則十分緩慢。
問題在於,住在城市當中不只是金融業、服務業的高薪白領階級,更多的是服務於高所得階層家務勞動外包化的就業人口。對於在產業部門當中的中產階級,住房的需求可以透過雙薪收入與長期貸款獲得解決,然而更多從事於服務業底層勞動的家庭,則是無法通過這個方式在城市當中取得一席住地,而作為解決都市服務人口居住場所的新市鎮(如林口、淡海、三峽),也因為公共運輸缺乏、多數土地為財團持有炒作房價,已無法實現低價的居住環境。
合宜住宅政策之不合時宜
營建署為了平息十大民怨之首的房價問題,除了在市區積極尋覓土地外,也在林口與浮洲兩處推出「合宜住宅」。但所謂的「合宜」,也只是把過去的「國民住宅」換個名字重新上菜而已,從地點到價格卻一點「合宜」性也看不到。
首先,在大面積國有土地越來越稀缺的今日,今日欲標售興建「合宜住宅」的浮洲土地,係屬榮工處原有土地,就其產權性質仍屬於公有土地,若標售予民間興建住宅,勢必將標售時所拉高之土地價位轉嫁給予消費者,價格「合宜」便宣告破滅。而林口未來雖有機場捷運A7站,浮洲的台鐵臨時站也在興建中,然而這些通勤的費用無形也墊高了居住於兩處居民的家戶支出,是一種變相的居住成本負擔。因此,從土地標售方式與通勤條件來看,兩處興建出售型住宅的「合宜」性,確實讓人充滿狐疑!
按照行政院秘書長林中森的說法,政府是從供給面調節房屋市場,且政府將不介入住宅興建,避免與民爭利,而且以閒置空地與全民分享,亦未增加財政負擔。然而,當下空屋率高、點燈率低(特別是在新開發區,如三峽、淡海)的現象已反應出住宅絕對不是供需面的問題,如前文對台灣公有住宅與都市發展之回顧,是在於台灣內部整體產業結構、都市轉型以及晚進游離資本過剩轉入房地產部門所致,已無法從供需面解決問題。
來一道合宜的住宅好菜
若林口與浮洲「合宜住宅」要能有效對應當下沸騰之民意,政府應當重新思索住宅市場所排斥的都會區底層服務業就業人口,在居住需求內涵與負擔能力上的問題著手,換言之,寄望循國民住宅模式解決當下的問題,已是緣木求魚,不如重新檢視政策的內涵與操作方式!
都會區內、周邊的大面積國有土地之利用,應作為治理市場之手段,釋出的方式應保有政府調控的權力,避免國有資產低價轉入民間,成為土地哄抬的標的。同時,國有土地利用作興建住宅方面可循地上權的概念,出售地上物使用權,按照營建與後續維修成本計算住宅使用權價值,去除土地墊高之地價因素,購買者所支付的不再是由市場所哄抬的土地建物的價格,而是一個住宅營建原有的價值。同時,住宅使用權也可以按建築物折舊的價格進行轉讓,更可以比照新加坡制度模式,由政府或第三部門控制住宅使用權的流通。
也因此,我們需要的不是以營利為目標的建商來投標土地,反而是需要由對於適合台灣居住文化有研究與實踐經驗的規劃者,以及能提出適應台灣風土氣候構築術、有工程品質保證的營造單位共同來營造提供價格低廉、維護簡便、美觀實用的住宅,甚至可以由使用者提出需求,在合理的條件之內,按照使用者的需求進行居住空間的規劃。當建築物超過使用年限後,政府可收回土地重新建築,實現都市更新,並確保居住的整體品質。
當然,我們肯定原先合宜住宅按照所得水平序位,優先提供經濟相對弱勢者的制度設計。但是,考量社會公平時,同時也需要進一步衡量經濟弱勢者的支付能力,因此金融體系更需要對此類的住宅提供長期低息貸款,減輕民眾支付住屋之花費,另一方面,調整大眾運輸的路線配套與交通費用補貼,提供都會區外圍地區與市中心區間的公共通勤,如此才能使「合宜住宅」真正達到原先期待的政策效果。
調理民眾的身、心、脾
近日新聞報導,臺北市有少數地上權住宅住戶聯合地方民代,通過要求市府依原購屋時之土地價格出售土地,此舉已為中央部會所拒絕。在此,我們欣見此一發展。然而,地上權住戶之所以亟欲取得土地,除了反應了對於公有資產之覬覦,也反應了過去政府藉由土地釋出、公轉私的政策手段,某種程度加強了「有土斯有財」傳統觀念。也就是說,政府長期執行公地釋出的政策惡果,已經從市場滲透進了生活文化當中,為房地產火熱的逐利行為提供了薪材。 眼前政府積極推動的「合宜住宅」,說穿了就是政府拿土地作莊,找財團來投資,再由承購者轉手套利,如此一來,政府推動「合宜住宅」的美意,可能只是提供投機炒作的新標的,只會讓房地產更加的上火而已 。
住宅市場是一個典型的不完全交易市場,解決住宅問題不應該從供需著眼,更不能按照市場的慣習著手,真正好的住宅政策,不只是要讓國家對於住宅市場有調控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要讓人們在其半生當中,不必為了居住問題而奔波愁困:有了棲所,誰還願意流露街頭作遊民呢?身家安頓後就能有心教養,少子化的問題不也就迎刃而解了嗎?而當房貸減輕、可支配所得相對提昇,社會有更多的人得以實現他們的夢想,那麼人民的怨氣將從何而來呢?
■ 衛德所
白袍醫生與白衣天使,在社會上的地位與形象,往往是受到病人、家屬所仰賴與敬重,也經常是公認的社會領袖。當健保推行使就醫便利、民眾醫療負擔減輕之後,卻開始發生一連串顛倒,包括急診室內就醫民眾及家屬對醫護人員的暴力威脅、醫生過勞中風癱瘓、實習醫生過勞死,護理人員也站上五一勞動節街頭,抗議過低的薪資與過長的工時,要為自己爭取合理的工作條件與待遇。
原來人們眼中代表健康福音的醫護人員,以長時間處在勞動條件窘迫的環境之中,醫院越是擴張、病床數越是成長,卻反而加重醫、護人員的負擔。看來似乎這些年健保黑洞,不僅僅是財務赤字,也是醫護人員過勞低薪的黑洞。追求利潤的醫療集團代表與力求壓縮成本的衛生署前官員在媒體上頻頻開戰,後者批評前者為求醫療集團利潤極大化搞軍備競賽,併購擴建分食醫療市場不照顧醫護員工;前者批評後者在總額管制政策下,持續緊縮健保給付,變相造成醫院必須緊縮成本。醫院企業行為與國家醫療作為之間的矛盾未解,已造成大量的護理人員流失、退出工作行列,而第一線護理人員的不足將是以民眾醫療品質為代價。
若醫療保障是國民健康重要的依靠,同時也是國家持續發展不可缺少的一環,如同教育一樣,這是整體社會必須要共同負擔,亦即醫療支出佔國家預算與經濟生產GDP的份額都應該提高。然而醫療產業商品化與市場化才是整個問題環節當中最嚴峻的挑戰,台灣前數大財團競相插旗醫療市場,雖看似披上社會公益責任漂亮美譽的外衣,卻怎麼也掩蓋不住追求利潤的資本規律,特別要面對「股東」之時,社會良心只是不中聽的閒言閒語,漂亮的財務報表才是真王道,社會集體投入越多的資源,越是餵養出貪婪的白色巨塔。
面對挾人命自重的醫療企業集團,單靠衛生主管機關在健保核算上的錙銖必較,恐怕難以撼動其行徑,只是淪為提款機的角色。如近日所發生實習醫生過勞死的問題,就必需要從教育制度設計、合理的醫療工作時數限制著手,這必須依賴跨部門的機制,如勞委會與教育部等部會,另外同時面對日益發達的醫療產業資本,更需要重新檢討公立醫院發展與定位,以及法人醫院的租稅優惠制度,今日醫病關係、醫護勞動條件惡化已充分反應自由化、市場化的惡果,此時此刻是國家重新介入管制的時機,也是醫療工作者團結起來的時刻!
■ 衛德所
今年五月,行政院內各部會一連拋出數個解決現今高房價民怨的方案,配合奢侈稅實施,作為「實現居住正義配套措施」政策內容,包括以興建為主軸的「合宜住宅」(內政部)、「現代住宅」(經建會)與「社會住宅」(內政部),另外還有以優惠貸款為主的「整合住宅補貼方案」(內政部)、「青年安心成家方案」(內政部)、「青年安心成家優惠貸款」(財政部)等等,林林總總的方案政策讓人眼花撩亂。
乍看之下,政府以投入公有土地興建住宅方式,提高住宅供給,同時也透過優惠房貸措施,降低青年購屋門檻,提高需求面的誘因,似乎仍不違背一般經濟學供需觀點。然而,一般社會輿論卻不予以支持,主要認為目前空屋率仍高,興建可買賣的公有住宅在數量上並不能緩解住不起的問題,而提高貸款額度、延長借貸年限,只是讓青年承擔更高的利率變化的財務風險,同時變相助瀾投機者囤積、哄抬,讓高房價沈重貸款的刀俎,魚肉這代的青年直到他們白髮蒼蒼、納完貸款。
人兩條腿,錢四條腿,房價開飛機
前述出台的新政策之所以遭到無情且嚴厲的批評,簡言之,這些政策了無新意,與過去民進黨時代的住宅政策相似,越是想止血,卻招致反效果。今日高房價的問題並不在於國宅數量的多寡、也不在於貸款額度的高低,而在於房價不合理之飆漲,一方面雖創造了有住宅者的財富增長,另一方面也造成無住屋者追高無力,致使無力買房,侷促在簡狹的租屋,或有貸款買房者壓縮生活其他消費。以薪資收入之多數供養棲身之所,致使多數的雙薪家庭無力扶養下一代,於是日日沸騰著高薪貧窮論與相對剝奪感,匯成民怨之首。
一般檢視房價合理之範疇,是以房價與年所得比相較,依照聯合國所做的調查,全球各國與都會地區房價所得比的中位數約在6.4左右,當下為凸顯房價所得比偏高,而另名之為「購屋痛苦指數」,依照內政部營建屬在奢侈稅通過前所發佈99年第4季的資料顯示,全台6大都會區房價所得比高達8.9倍,而臺北市房價所得比更高達14.3倍,貸款負擔率為56%。簡單的換算,意即民眾需不吃不喝14.3年才能住得起臺北市,也意味著住進臺北市就必須背負27年的貸款。根據歷史的資料,臺北市的房價所得比自92年的5倍多,短短8年竟翻展1倍,國人薪資所得已「凍漲」許久,而房價竟然還可持續飆升,一般民眾望房興嘆的當下,過剩的資金以及人為惡性炒作仍在持續吹脹整個房地產的價值。
稅制與平價租宅兩頭並進
青年在現有薪資條件下難以進入住宅市場,但從居住權以及對於市中心區工作、消費、公共設施使用等不同面向的依賴,政府的確應當在高房價的環境底下,另外尋求其他解決的途徑。興建平宅雖可達政策宣示的功效,然而按照臺北地區市中心區現有的公有土地資源,所興建的平價出租住宅數量,對於住宅市場影響如九牛一毛,若真要達到居住權的公平性,恐怕需要釋出大量的公有土地,並投入更多的公共資源。台灣公部門並非如同荷蘭擁有大量的公有土地,也非新加坡歷經40多年的發展,已形成組屋的居住環境,不論是「平價」、「現代」、「社會」、「公營」住宅,恐怕也都是名稱響亮但影響有限。
或者,除了積極尋覓各種興建住宅的方案外,循著台灣現有市場的條件,政府介入空屋的使用。租賃是一個可能的方向,至少在以私人所有權為前提的市場當中,以公權力清理閒置、低度利用而待脫手的餘屋,以及公有行庫所承接的不良資產,以平實的價格提供無法擠入住宅市場民眾租賃、居住,也許是在房價所得比回復民眾可負擔的合理水準前,一種過渡的手段。
除了介入肅清惡性建物囤積的炒作,轉為可平價出租的物件外,平抑高漲的房價,更要從稅制、金融手段遏止土地與建物人為的哄抬,透過提高房屋交易成本與持有成本的方式,讓房地產不再是高抗跌性的金融商品,而能回歸其使用面的價值。試想在薪資停滯成長的期間,房地產仍然畸形地飆升,無非是土地與建物融貸的取得條件過低,同時土地增值又淪為私人獲利,從而土地與金融迅速的掛勾,形成台灣近20年新興地方政治勢力與財團的基礎。
因此,奢侈稅只是第一步,後續的配套不止是能使房價交易透明的「房價實價登錄」,更重要的是隨之而來的房屋稅、地價稅、交易契稅、印花稅、土地增值稅及房屋交易所得稅的調整,這才是政府積極面對高房價的實質作為。「實現居住正義配套措施」所陳列的政策,不過只是花拳繡腿、政策表演,在選舉前應有的良好姿態而已,充其量只是博君一笑,使先前凜然宣示居住正義走味徒然,瀰漫荒唐。
工業廢棄溶劑宣判土地死亡
在環保意識未抬頭的年代,台灣在工業廢棄物的處理方面往往是隨意排放傾倒,一直要到經歷污染引發疾病、民間抗爭後,才建立了制度化的廢棄物處理與環境品質指標。RCA的案例,不過是台灣過去數十年來盲目追求經濟增長所付出的環境代價之一。近日,媒體報導了台中市在北屯區至潭子區之間有大面積的地下水污染,污染的源頭就直指設置將近40年的潭子加工出口區,經檢測發現潭子區及南邊北屯區的地下水含有致癌的三氯乙烯和四氯乙烯,其中三氯乙烯超標30倍,嚴重威脅當地近30萬居民健康與農作物安全。
事件一經披露,環保署與台中市政府立即封閉了部分取水井、並積極調查污染來源,雖然經濟部工業局強調自1997年起潭子加工出口區內已無廠商使用含氯有機溶劑,然而此次所暴露的地下水污染卻再次凸顯污染的長時性與不定性。
工業生產的廢棄溶劑,若是採直接排放於鄰近的溝渠當中,常導致溝渠水質惡化、變色,魚群不明原因的死亡,這些都還在地表可見、人類可感知的範圍。然而,當工業區的範圍擴張到一定的規模,部分廠商在製程中無意疏漏、甚至是不肖廠商有意地將產製過程的有毒溶劑排入地下,經過地層篩析、地下水流動後,形成土地長期間大面積的污染,無聲無息的謀殺著我們的土地和健康,目前也僅能以個別的觀測井來檢測污染的情形,除非如RCA一樣發現排水的深井,否則是難以追查來源。
工業溶劑因其特性,在處理上的難度與耗費經常不被納入產製的成本考量,個別廠商在累積著大量盈餘的同時,其代價卻外部化讓人民百姓來承擔。在製成技術日新月新的今天,各類化學的配方在其使用後的處理技術卻未見突破,其後續之處理與處理後對環境之影響,更少見相關單位的評估和監管,這無疑將是整體環境最大的隱憂。過去一向將產業置於經濟成長的火車頭,而不問其生產方式對於環境、人體帶來不可知的影響究竟有多深遠。人依賴污染土地所長出的食物,日復一日累積的毒素,直至生命以生理疾病做出最遲鈍卻以無可挽回的反應,而土地所承載的污染更非一夕可迴轉,甚至是要耗費幾代人的健康和財富才得以舒緩。
工業用水是地層下陷的元兇
把有毒廢溶劑往地下排灌,只是人們對待地表下世界的惡行之一,同樣在台灣中部的雲林,受到地層持續下陷的影響,部分高鐵墩柱基礎地層年沉陷速度已遠超原設計的標準,間接影響到軌道線型與行車安全。
累計7年來高鐵下陷情形,以跨越台78線處沈陷55公分最嚴重,而台78線至虎尾站預定地間約6公里的路段,是沉陷最嚴重的地區。發生沉陷的路段並非雲林臨海的鄉鎮,而是平原中央地帶,這與一般台灣過去因養殖業超抽地下水,致使沿海地層下陷的情況有很大的差異,是大面積的地表沉陷。據水利署調查,全台持續下陷面積有533平方公里,雲林竟達430平方公里,占全台70%,下陷速率也是全台之首。其次是彰化縣,持續下陷面積78平方公里,占全台15%。
水利署官員指出,雲彰地區雖有不少河川,但缺乏水庫湖泊蓄存調節水源,供應民生、工業、農漁業所需,在地面水源缺乏情況下,抽取地下水成為主要來源,也因毫無節制超抽地下水,造成雲彰嚴重下陷。因而當發現高鐵沿線沉陷時,部分官員要求高鐵沿線農民封井,但此舉並沒有緩和該地區地層下限的速度。
根據工研院的研究調查發現,沉陷的壓縮層主要發生在地表200公尺以下,一般農民私設的灌溉井也僅達地表下100公尺,且近年雲林縣政府已封閉多口淺水井,至此已充分表明,地層下陷主因來自於抽取地下水作為自來水的深水井。自來水公司坦承以深水井超抽地下水供應民眾使用的現象,乃是雲林縣整體水資源不足所導致,雲林縣民生與工業用水每天約需26萬噸,其中13.3萬噸由水公司供應,大部分都來自地下水。
用水政策挖東牆補西牆
在水資源窘迫的情況下,雲林縣竟每日還需供應台塑六輕離島工業區34萬噸水量,大部分是依賴濁水溪攔河堰供應,已造成濁水溪下游斷源的現象,每遇冬天季風吹襲,形成漫天「風吹沙」,嚴重影響濁水溪南岸鄉鎮居民的作息。而且枯水期間,工業局每年還需編列經費向雲林、彰化農田水利會買水支援六輕工業用水,使得水利會要求農民休耕節水,變相使得工業用水排擠農業用水。
更有甚者,當雲彰地區已因為水資源缺乏演變為地層下陷的國土安全問題,政府在產業部門的規劃,仍計劃讓中科四期、國光石化等高耗水、耗能的產業落腳這個地區,同一時間,也還有六輕擴建計畫正蓄勢待發。
為了全面性的缺水問題,有關部門只好在緊鄰斷層帶的上游集水區興建水庫,以供應未來產業發展所需。然而這樣挖東補西的作法絕非長久之計,而已經沉陷的陸地,即便未來因水庫完成而可停抽地下水,可減緩地層下陷的危機,但整個地表也已如同被吸癟的皮球,再也承受不了一絲一毫人為破壞的壓力。
當面對全球環境變遷,極端化的氣候近年來屢屢引發大型的環境災難,有關當局如果不能儘早在產業開發與環境、資源永續發展之間進行通盤的檢討,找出一條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道路,恐將出現超乎想像的問題。311日本福島地震所引發核能災害的複合性災難,可視作大自然對人類無知之昭告,人類透過工業生產從而獲得生活與物質便利的同時,卻以自然環境為代價,如前揭台中地下水污染、雲林地層下陷,不正也凸顯人類總以視而不見就可脫責,然而對自然無知妄為的結果,終將影響人類自身,提早為自己劃上歷史的句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