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編／吳松山
大陸各省GDP排名出爐
隨著大陸地方兩會陸續落幕，31個省份2014年經濟「成績單」均已出爐。在中國大陸經濟進入「新常態」的第一年，31個省份2014年GDP增速較2013年普遍回落，其中8個省份人均GDP突破1萬美元。此外，2014年地方GDP之和與全大陸GDP差額不斷擴大的趨勢也得到扭轉。 Continue reading
Category Archives: [經濟] 掰掰手指頭
【第75期】用數據勾畫財富不平等歷史
專訪《21世紀資本論》作者Thomas Piketty
■ 應強
《21世紀資本論》的作者是年僅43歲的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此書在全球範圍引起熱議，成為經濟界、政界和媒體關注的焦點。(網路圖片)
【編按】今年開春以來，一本論述財富分配不平等的著作《21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在全球範圍引起熱議，成為經濟界、政界和媒體關注的焦點。此書的作者是年僅43歲的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看起來就像一個年輕的研究生。 Continue reading
【犇報‧第47期】從政治經濟學視角看收入分配的理論和現實 (下)
Reply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林崗訪談
問：那您覺得現階段我國勞動力價格比較低的原因是什麼？
答：勞動力價格較低，我認為有以下幾方面的原因。首先，從供求關係來看，我們勞動力總體上供大於求。我國經濟這些年快速增長，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有充沛的勞動力供應。
勞動力出現較嚴重的供大於求的情況，開始是文革以後，大量的下鄉知識青年返城找工作；後來隨著工業化和城鎮的推進，農民工大量的進城，在這個過程中，國家人口基數大，人口增長速度快，勞動力供應十分充沛。勞動力就像市場上的商品一樣，供大於求，價格就降下來了。
其次，初次分配中，企業利潤和工人工資的分配比例不合理。多年來，初次分配中資本的利潤占比逐漸升高，而工人的工資占比逐漸下降，導致勞動者收入在國民收入中占比較低。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雖然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趨勢沒有得到有效遏制。如果說「工資侵蝕利潤」是改革初期普遍存在的情況，那麼，現在的普遍問題是「利潤侵蝕工資」。
再次，勞動立法不健全，社保體系不完善。我們改革開放初期，很多社保政策不配套、不健全。從十七大以來，黨中央一直在努力採取一系列措施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健全勞動立法來矯正這種由於大量私營經濟存在造成的後果。歷史上，二戰後的資本主義國家如英國、法國，還有北歐都逐步建立起比較完善的社保體系。我國那時候還沒有搞這些東西。但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大包大攬，企業都是國家的，企業建有學校、幼稚園、食堂等等，國家全部給包了，但工資很低。後來推行市場導向的改革，要求政企分開，企業成為市場競爭主體，這就要求減負，因此這些福利就一點點都去掉了。特別是新發展起來的私營企業，從一開始就沒有這些福利。私營企業普遍存在某些學者所說的「社會欠賬」，即原來屬於工人必須的生存資料中間的一部分，沒有支付給工人。
最後，就是前面已經提到的農民工家庭的全部生存資料的一部分，是靠農業、靠種地來的。剛才說的私營企業的欠賬，也包括這一部分。進城務工人員的最後的保障就是他的土地，他可以依靠土地賺取農業收入，所以他才能夠接受這麼低的工資，但如果城鎮化後變成城裡人，沒有土地了，原來的這點工資就不夠維持家庭的生存了。
問：是不是可以這麼說，正是因為中國有國有企業存在，所以說收入差距才不會過度地拉大？
答：除少數例外，絕大多數國有企業的內部分配是遵循了公有制所要求的按勞分配原則的，高管與一般職工的收入差距遠低於私營企業。現在有一種流行的說法，認為壟斷行業的國有企業的高收入是分配差距拉大的根源。這種說法是沒有根據的。你看到過哪個大型國有企業的高管進了富豪排行榜？事實上，進這種排行榜的都是私營企業的大老闆。相反，以國有企業為主體的公有制經濟的存在，是我國社會經濟中抑制收入差距過分拉大因素。
在存在的財產佔有不平等，少數人憑籍私人財產權取得的收入占了居民收入大頭的情況下，才會出現貧富分化。如果都是拿工資，都是按勞分配，不會出現太大差距。所以，在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同時，必須要堅持「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現在一些人鼓吹國企私有化，那是不行的。我們要鼓勵公有制經濟，不光是鼓勵國有企業，還應包括集體經濟、合作經濟，全國各地有一些集體經濟搞得非常好，應當總結經驗，加以鼓勵。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要堅定不移的鼓勵私營經濟發展，承認私營經濟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要保護它的合法利益，同時我們也應當鼓勵勞動者聯合起來走公有制道路。
問：您覺得我國未來收入差距的走勢會是什麼樣？
答：收入的差距肯定會縮小，如果沒能縮小，那麼黨和政府從十七大以來做的事，很多都白做了。未來，收入差距肯定收窄到一定的合理範圍之內，但是差距不會消除，因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中將很大一部分非公經濟長期存在，其中通行的是雇傭勞動關係，分配得按生產要素的私人所有權進行。一些資本主義國家比如瑞典、英國、北歐等國家搞的是私有制，但為什麼收入差距就低呢？他們的基尼係數比我們國家還低，為什麼？因為社會保障體系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資本主義剝削。但這種差距又消除不了，因為私有經濟的廣泛存在，決定這種差距必然存在，政府所能做到的只是把它縮小，縮小到讓老百姓能夠承受，社會能夠承受。
對於市場經濟來說，將收入差距抑制在一定限度內，不僅關係到社會穩定，而且是社會再生產正常進行的一個條件。《資本論》的第二卷講到社會總產品的實現問題，說明生產出來的產品賣得出去，社會再生產才能持續下去。而這依賴於占人口多數的勞動者的購買力。如果收入差距過大，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裡，多數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就會出現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對此，一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也有清醒的認識，例如凱恩斯。根據他的理論，富人的邊際消費傾向是遞減的，而窮人有消費欲望但沒有消費能力，結果將導致社會的有效需求不足，產能的相對過剩，很大一部分產品賣不出去，也就是馬克思說的產品的價值和使用價值實現不了。
所以，調節收入分配不光關係公平正義，不僅是個社會倫理問題。限制收入差距，保證老百姓手裡有足夠的購買力，使社會再生產能夠不斷正常進行下去，包括私營經濟在內的整個國民經濟才能持續發展，才不會受到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打擊。所以一個運行良好的市場經濟，應該是一個收入分配比較公平的經濟，或者說，是收入差距被限制在一個合理的限度之內的經濟。我國有些私營企業主不懂得這個道理，對黨和政府出臺的收入調節政策不理解，只看到勞動力成本提高使眼前利潤減少，而沒有看到這種調節歸根結底是有利於私營經濟的長遠發展的。
問：最後一個問題就是關於提高勞動報酬，您覺得應該採取什麼切實可行的措施？
答：我認為可以從以下幾方面採取措施。
（1）提高社會保障水平。比較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的存在，是成熟而健康的市場經濟的標誌。加快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是深化經濟改革的一項重大的任務。我國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與市場調節在各個經濟領域的快速發展相比是滯後的，目前社會保障的水平還比較低，所以要進一步在這方面努力。
（2）國家在初次分配領域要進行干預。在初次分配領域的調節，西方主要靠工會，代表工人和資本家談判，維護工人利益。在我國，要靠國家，國家可以干預最低工資標準來進行調節。
（3）鼓勵各種形式的公有制經濟的發展，適當擴大按勞分配在經濟中的覆蓋範圍。
（4）提高勞動力素質。勞動者的工資和勞動力的素質有很大關係，一般是呈正相關關係，勞動者素質越高，工資也越高。在提高勞動者素質方面，國家大有可為。現在我國實行的是九年義務制教育，建議把義務教育制度覆蓋到高中。
（5）實行稅收制度改革。把間接稅改成直接稅。當前我國稅收收入的70%以上是間接稅，間接稅屬於流轉稅，是在流通環節徵收的，最後終歸會轉嫁到消費者身上，直接稅就無法轉嫁。要加大轉移支付縮小收入差距的有效性和力度，就應當加大對少數富人徵收的財產稅和所得稅在全部稅收中所占的比重。
從以上幾方面的措施進行努力的話，我認為，勞動報酬在國民分配中所占比例一定會提高，收入分配差距較大的局面也一定會改觀。(本文摘錄自大陸《求是理論網》第4期)
【犇報‧第47期】從政治經濟學視角看收入分配的理論和現實 (上)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林崗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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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城就業的農民工已經成為中國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 如何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著力解決收入分配差距， 提高生活基礎保障與品質，將是大陸必須面對的挑戰。 （圖片∕新華社） |
【編按】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希望到2020年實現國民生產總值與城鄉居民收入在201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
想要實現這個目標，除了必須維持年經濟增長率7.1%的數量指標外，更要解決改革開放30年來所累積並日益擴大化的區域傾斜、城鄉落差和貧富兩極化現象。其中，如何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著力解決收入分配差距，不但事關社會的公平與穩定，也將決定內需轉型戰略的成敗，既是當前人民百姓所關注的熱點問題，也是全面實現小康社會所面臨的現實難題。
為此，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首席專家林崗教授，在十八大後接受大陸《求是網》的訪談，從政治經濟學的視角來闡述十八大報告中關於收入分配的論述。在台灣當局反其道而行，大力減免企業資本利得稅與遺產稅，同時削減勞動力報酬和社會保障體系的今天，本刊特予重點摘錄，相信對於關心自身未來處境與中國大陸發展前瞻的青年朋友們，能夠有所幫助。
問：十八大報告提出要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報告中提到這個目標有什麼現實背景？
答：同步不是同等比率的增長，經濟增長率肯定要比收入增長要快，因為要擴大再生產，留出一部分給投資，然後才能進行分配，因此，不可能增長多少就分配多少。
在歷史上也曾經提過同步增長。在計劃經濟時代，剛開始實行工業化的時候，國家需要大量積累，人民群眾的收入因積累率很高而增長得比GDP慢得多。在實行計劃經濟的很長一段時間內，重重工業、輕輕工業，重積累、輕消費，沒有把發展生產力同改善人民生活緊密結合起來。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理論界開展了一次關於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大討論，幫助大家弄清楚了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需要。這一大討論扭轉了多年存在的為生產而生產的傾向。
目前我國的積累率高，意味著收入中企業所占比重較高，勞動者所占比重較低。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居民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實際上是持續下降的，在1983年達到56.5%的峰值後，下降到2010年的45％。而企業利潤所占比重是持續增大的。現在存在的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與GDP中勞動者和企業占比的這種變化趨勢是密切相關的。我國現在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為了發展社會生產力，要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
目前私營企業創造了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提供了80%以上的城鎮就業崗位。但是，私營經濟中主要實行雇傭勞動制度，而私人企業的經營目標是獲取利潤，或者說是佔有盡可能多的剩餘價值，以使自身的資本增殖。在這種情況下，GDP中企業收入占比較高、勞動報酬占比較低是必然的。而這又必然會造成收入分配差距拉大。
我們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要堅定不移地發展私營經濟，但也必須正視私營經濟發展的這種不可避免也不容回避的社會後果。如果說過去20多年的改革的一項主要任務是突破「左」的束縛，為非公經濟的發展打開空間，那麼今後改革的一項主要任務，就是要採取措施矯正過大的收入分配差距。
現在我國社會保障體系雖然建立起來了，但還不夠完善，社保體系在縮小收入差距方面發揮的作用還不充分。同時，在調節勞資關係的立法和法律實施方面，也有不少不足，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實際上，黨和政府早已意識到這個問題，決心改變這種狀況，從十七大以來已經採取了大量改善民生的改革措施。十八大提出的這個目標，就是要繼續完成十七大以後已經開始推進的這方面的改革工程。
問：是不是可以這樣認為，國家越是鼓勵和支持非公經濟發展，如果收入分配又不加以調控的話，這個差距會不會越大？
答：是的。所以國家要進行校正，要調節初次分配。初次分配調節的是生產出來的新價值中資本家利潤和工人工資誰占多少的問題，也就是企業工人新創造的價值多大的比例劃為企業主收入，多大比例是工人工資。如果不加以調節，處於強勢地位的資方肯定會使自己利益最大化，壓低工人的工資。但這種調節不是通過行政規定而是國家通過立法進行，比如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提高各種福利保障在企業繳納的部分。
在調節初次分配的基礎上，還可以通過加大對富人徵收的所得稅和財產稅在稅收中所占比重，加大轉移支付即再分配的力度。這些直接、間接的措施，都可以有效地抑制收入差距的擴大，將收入差距控制在社會可接受的範圍內，促進共同富裕。十八大報告裡講了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根本原則。貫徹這個原則，就必須對過大的收入差距加以調節。現在我國基尼係數和美國一樣高，這樣不好。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國家基尼係數一樣高，怎麼體現社會主義優越性？
問：您怎麼看待「按要素貢獻參與分配」這種說法？
答：生產要素按照貢獻大小參與收入分配，這是西方主流經濟學即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說法。這個說法實際上是非常滑稽的。洋人將它用學術的詞語裝點起來，就在某些人心目中成了神聖的經濟學教義，稱為「功能分配理論」。企業生產中，機器設備、廠房這些物質形態的資本，離開了人的勞動，自己能夠貢獻什麼？要說勞動工具、機器、廠房、設備等生產資料的貢獻，那只是技術上的。但是，收入分配是人和人的社會關係，不是物質生產要素之間的技術關係。實際上，機器等物質資本本身並不參與分配。參與分配的是作為資本所有者的企業主和作為雇傭勞動者的工人。
我們談論按要素分配，首先要弄清楚按要素的什麼分配。實際上，這是指按照要素的所有權進行分配，只有這樣才說得通。企業主取得利潤，是因為他握有資本的所有權。工人擁有的是勞動力的所有權，他的工資是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所得到的收入。可見，按要素對生產的貢獻分配的的說法不僅悖理，而且與實際的分配關係沒有關係。為什麼西方主流經濟學搞出這套東西來呢？因為資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是對立的：在新創造出來的價值一定的情況下，工人分配得多了，資本家就拿得少了，工人工資部分多了，資本家的利潤部分就要減少。
西方主流經濟學編出這套理論實際上是想掩蓋馬克思所說的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對立的利益關係。所以，把資本家對工人的分配問題，通過生產函數變成各種物質生產要素與產出之間的技術關係，然後再借助這種關係將企業主與工人之間的分配關係歸結為要素價格的決定問題。這樣，實際發生的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剩餘價值和利潤的真實來源就被掩蓋起來了。
問：一說起馬克思，我記得他在《資本論》中說過：「勞動力的價值，是由生產、發展、維持和延續勞動力所必需品生活資料的價值來決定的。」也就是說勞動力的最低價格應是勞動者吃飯、穿衣、住房、醫療、衛生、教育、培訓、生育、養老、失業救濟等所需費用的總和。從實際情況看，我國的勞動力價格是否低於其價值？
答：這是一個很尖銳的問題。對它的回答應該是肯定的。因為，改革開放以來，經過30多年的工業化城鎮化，已經在全部工人中占多數的「新工人」即農民工的工資，事實上並不足以完全滿足你所提到的這些需要。他們的家庭收入中還有一部分是務農得到的。對許多農民工來說，如果沒有一塊承包地，光靠打工養活一家人是較為勉強以至很困難的。農村家庭撫養的小孩一般比城市多，而且之前也沒有什麼社會保障，沒有醫療保險、養老保險等，因病致貧現象大量存在。為什麼現在國家在農村推行醫療保障體系非常得民心呢？就是這個原因。此外，剋扣和拖欠工資的現象也較普遍。所以，說我國勞動力價格在一定程度上低於其價值，是有根據的。 (本文摘錄自大陸《求是理論網》第4期)
【犇報‧第35期】世界正走在叉路口(二)
華勒斯坦論資本主義體系危機與美國霸權衰退
■ 犇報編譯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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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國霸權的衰落
即使世界體系在20世紀70年代早期、80年代和90年代整體上一直處在下降中，處在康德拉季耶夫週期B階段，而且有很多「危險時刻」，但那時尚不足以使用「危機」一詞。
從一個更長時段的視角來看，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曾經成功的擺脫了1929年的大蕭條或19世紀的衰退等更嚴重的困境。那麼，是甚麼使這一次危機有所不同呢？
這次的情況更為複雜，體系的崩潰需要50年、70年或80年。很多問題實際上就是「輸出失業」的機制，70年代的石油危機就根源於這種機制，甚至有人說它就是由美國發動的，因為推動1973年油價上漲的兩個關鍵國家，是整個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中當時最親美的沙烏地阿拉伯和伊朗。
石油價格上漲的一個主要後果，就是那些轉移到石油生產國的資金會立即被存放在美國銀行裡。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銀行家們在70年代紛紛帶著任務到一些發展中國家，對這些國家的財政部長們說：「你們不願意得到貸款嗎？畢竟你們有帶來政治麻煩的支付平衡問題，而我們很樂意貸款給你們。」
當然，這些國家通過貸款都賺了錢，但是不管怎樣都製造了債務，它終將會爆發危機，因為貸款總是要償還的。1982年，由墨西哥危機所引發的發展中國家債務危機，迫使銀行家們就不得不尋找其它的出路。20世紀80年代是垃圾債券的時期，通過這種機制，一些公司買進其他公司，創造出垃圾債券，賺了大量的錢。當垃圾債券崩潰時，就不得不尋求新的機制。
長期債務與美元衰退
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政府和美國消費者被納入新機制。布希統治下的美國政府背負了巨大的債務。消費者變成高負債者，與包括中國和韓國在內的其他一些國家形成了共生關係，這些國家把錢投在了美國長期債券上。這製造了一種局面，美國完全依賴借貸，但是借貸不得不在某時歸還，美國現在就處於這一時刻。像中國——當然，不僅僅是中國，它只是被談論的最多的，挪威、卡達也是這樣——均處在這樣微妙的狀況下。一方面，它們想支持美國以使其繼續購買他們的產品；另一方面，由於美元在下跌，它們以美元投資的資金一直在貶值。因此，不管怎樣都會損失更多。這些國家正在減持美元，致使美元陷入崩潰中。
這加速了美國霸權的崩潰，因為21世紀頭10年美國霸權的最後兩個支柱是美元和軍事，美元已經衰落了，而軍事也是無用的。
這加速了美國霸權的崩潰，因為21世紀頭10年美國霸權的最後兩個支柱是美元和軍事，美元已經衰落了，而軍事也是無用的。
軍事無用：沒有士兵
軍事無用，是因為美國擁有比其他任何國家高出10倍以上的豪華裝備：飛機、導彈、很多現代化的一切，但是沒有士兵。伊拉克和阿富汗以及任何其他地方的軍事行動都證明必須派士兵去。沒有士兵，是因為這在美國從政治上來看是不可能的。我們最後一次使用真正的美國士兵遭到了反抗，這一事件被稱為越南危機。因此，美國不使用士兵，而使用雇傭軍，花錢雇傭來的黑人、拉美裔和農村的白人青年等窮人組成了美國陸軍和海軍陸戰隊。他們被過度使用，因此不想延長服役期。而國民衛隊的很多成員屬於中產階級，他們從不期望在伊拉克度過年復一年的時光，因此也不願延長服役期。這樣，美國從根本上來說就沒有可以輸往世界各地的士兵。
沒有士兵，所有關於北朝鮮、伊拉克、索馬里的討論都是空談。美國的軍事力量無論從技術上來說多麼先進尖端，光靠轟炸決不能奏效。忽然間，世人都意識到美國其實並沒有武裝力量，而且每個人都在說：我們不懼怕你們，因為你們沒有任何力量。你們沒有軍事力量，只是把錢用在了大型裝備上，這起不了作用，你們不能用它贏得戰爭。既然人們突然真正地認識到了這一點，美國就沒有什麼花樣可耍了。
歐巴馬也變不了魔術
世界爆發了大規模的金融危機，美國可能是最嚴重的一個。美元只是多種強勢貨幣中的一種，從美國的角度來看，它正處在一種很糟糕的狀態，這是歐巴馬當選為總統的原因。但他也並不會變魔術，他最多能在美國國內做一些社會民主方面的事情，但他不能恢復美國的世界霸權地位，也不能通過一些魔力般的政策擺脫世界蕭條。這樣就會出現劇烈動蕩的混亂局面。幾乎沒有人知道該把錢放到哪裡，它可能會上漲也可能會下跌，它每天都在變化。這是一個真正混亂的局面，而且它將持續一段時間。從個人層面和從集體層面上來看都是危險的。
三、區域一體化和世界體系的未來
美國的計劃是通過美洲國家高峰會議來建立「美洲自由貿易區」，這也是美國的一貫主張。2009年之前，美洲國家高峰會議已經舉行了四次，邀請了除古巴之外的所有西半球的政府首腦與會。但是，巴西總統盧拉用約集團高峰會議完全削弱了美洲國家高峰會議的影響力，這是200年來第一次沒有邀請美國、加拿大和歐洲強國參加。
2008年12月，中國、日本、韓國領導人會議宣稱這三個國家之間將會有某種形式的政治協作，會議簽署併發表了《三國夥伴關係聯合聲明》，首次明確了三國夥伴關係定位，確定了三國合作的方向和原則。會議還通過了《國際金融和經濟問題的聯合聲明》、《三國災害管理聯合聲明》和《推動中日韓三國合作行動計劃》。這次會議也是中日韓三國領導人首次在東盟「10+3」框架外單獨舉行的會議。這些沒有一個是美國想要的，也沒有一個是歐巴馬所能改變的。人們希望美國成為氣候變化這類事情上的一個可能的合作者，而不是一個領導者。美國對世界經濟無能為力，所能做的是其他任何人也能做的，就是利用國家機器在國內做一些社會民主方面的事情，以防止全國性騷亂的發生。
世界正走在叉路口
現在美國霸權的兩個主要支柱已經徹底動搖，美國霸權受到了挑戰。地緣政治大國開始嘗試相互達成協議，以確定哪一種解決辦法最理想。世界正處在一個叉路口上，「達沃斯道路」(世界經濟論壇)並不想恢復資本主義，他們在設法尋找一種替代，只是這個替代方案仍然堅持不平等、等級制度等原則；「阿雷格里港道路」(世界社會論壇)的目標是建立一個相對民主、相對平等的體系。雙方對於這需要一個甚麼樣的結構都沒有清晰的概念。未來，可能會有一個比資本主義好的體系，或者有一個比資本主義更糟糕的體系，唯一不能有的就是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確立的資本主義體系一模一樣的世界體系。
這是一個紛亂的時期，人們將嘗試各種可能性來判斷他們能做甚麼。這是一個紛亂的時期，人們將嘗試各種可能性來判斷他們能做甚麼。從短期來看，人們在鬥爭中總是兩害相權取其輕，因為人們總是著眼於近期，不想把今天需要做的事情推遲到今後10年或20年再做。我們第一件應該做的事是使現存體系的崩潰和混亂的轉型所產生的痛苦最小化；第二件事是應該參加知識分子持續的辯論，探討我們想要的世界體系的特徵和過渡戰略；第三件事是應該在所有地方構建不同規模的可替代的「去商品化」生產方式；第四件事是參與道德辯論，更加敏銳地意識到道德上的各種消極行為方式，在可選擇的好結果之間實現平衡。此外，我們還必須把反對性別、階級、種族、宗教這些世界上根深蒂固的不平等現象的鬥爭，置於意識和行動的首要位置。
【犇報‧第35期】世界正走在叉路口(一)
華勒斯坦論資本主義體系危機與美國霸權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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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勒斯坦應邀參加中國社科院研討會(網路圖片) |
自從橫掃世界的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人們都在談論「危機」，但是對於危機的性質每個人都有著不同的定義。
有些人認為它是一場貨幣金融風暴，另一些人則認為它是包括生產領域在內的更廣泛的經濟危機；還有一些人則認為是新自由主義危機、美國霸權危機乃至資本主義體系危機等等，不一而足。
但是，美國社會學家伊曼紐爾．華勒斯坦認為，人們對「危機」一詞的使用並不嚴謹，大多數人用它來泛指先前某條上升中的經濟曲線，目前正處於下降的狀態——這樣使用「危機」一詞並不正確。根據華勒斯坦的看法，當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正處於結構性危機當中，也就是說，這種危機不同於週期性危機，它將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本身的終點，而不是它下一個週期的起點。
雙重衰退下的結構性危機
早在20世紀80年代，華勒斯坦就曾經宣告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正走向衰退，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經濟已陷入絕境。2005年在一次訪談中他更進一步提出，目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正處於結構性危機當中，其原因在於：一是美國霸權的衰落；二是出現了全球範圍的生產利潤緊縮。兩者的過程雖然不同，但在同一時間出現，這一點非比尋常。
華勒斯坦認為，美國的世界霸權正面臨著危機，美元和軍事這兩大支柱都無法再像以前那樣發揮作用，歐巴馬政府也解決不了這些問題，無力扭轉美國衰落的趨勢。在美國霸權衰落的同時，由於長期平均人力成本上升、投資成本上升以及用於教育、醫療和終生收入保障的政府支出的稅收成本上升的共同作用，導致出現世界生產利潤率下降危機。這就意味著，我們正處於經濟和政治的混亂時期。
以下是華勒斯坦對資本主義體系危機的基本看法。
一、世界體系危機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的25年間，是世界經濟史上最大的一次經濟擴張期，法國人把這一階段稱為「輝煌的30年」。它與美國在世界體系中的霸權高峰相吻合，發生在美國於1945年以後建立的世界秩序的框架之內。二戰結束後，美國面臨兩個主要問題：它需要一個相對穩定的世界秩序，以便利用它的經濟優勢獲取利潤；另外，如果想使它的繁榮的工業產品獲得客戶的話，就需要在世界各地重新建立一些有效需求。
問題的解決也是問題的開始
從1945年到1955年間，美國沒有花費什麼力氣就解決了這兩個問題。世界秩序問題的解決包括兩個部分，一方面，建立了一套由美國所主導的布雷敦森林體系──聯合國(UN)、國際貨幣基金組(IMF)和世界銀行(WB)。通過這些機構，美國能夠從政治上進行控制，而且這些機構也提供了這種世界秩序的正式框架；另一方面，而且是更重要的方面，美國與世界上另一個唯一的在1945年以後的真正軍事大國蘇聯簽訂了《雅爾達協議》，各自劃分了勢力範圍。
其次，通過推動戰後復甦的馬歇爾計畫，美國也成功的解決了為美國的產品在全世界創造有效需求的問題。該計畫對西歐和日本人提供經濟援助，對日本的援助主要是在朝鮮戰爭爆發以後，並且是在戰爭的藉口下進行的。美國利用冷戰緊張的有利時機，加強經濟與軍事的聯繫──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美日安全保障條約》，保證這些地區將忠實地接受美國在國際舞臺上對所有主要問題的政治領導。
但是，問題的解決也同時是問題的開始。對美國的最大打擊──也是最難化解的打擊，是西歐和日本的經濟復甦和繁榮。到1960年代，這些國家與美國之間大體上消除了生產力的落差，西歐國家和日本恢復了對國內市場的控制，開始有力地與美國在第三國市場上競爭。它們的產品甚至在美國國內的市場上也具有競爭力。這樣，美國經濟的自主性優勢到1960年代末期大體上消失了。由於西歐和日本經濟的復甦和擴張，世界生產得到發展，這導致了世界市場的飽和，一些主要工業部門，如鋼鐵、汽車和電子的獲利率都急劇滑坡。1971年底，美國被迫放棄黃金／美元兌換機制，就是這種經濟滑坡的集中表現。從此，美國需要盡力在政治上保持其經濟優勢，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開始束緊它的貨幣腰帶。
輸出失業與金融投機
美國霸權和這次世界經濟擴張大致同時結束於1970年。儘管很難確定它們的年代，但美國霸權從那時起就一直處於衰落之中。依據所謂的康德拉季耶夫（Kondratieff）週期對此進行分析，從1945年到今天是一個典型的康得拉季耶夫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週期，它一直包括兩個部分：一個是A階段，或者說上升和經濟擴張階段，大約是從1945年到1967/1973年間；另一個是B階段，或者說下降和經濟萎縮階段，這一階段從1967/1973年到今天，現在已經進入終點危機時期。
從上個世紀七○年代迄今，世界經濟經歷了相對停滯的30年。經濟停滯的典型特徵就是大型壟斷企業的利潤率下降。對此人們會做兩件事情：一是把產業轉移到低工資的地區。許多國家發展起來，從事低利潤產業，並且成為製造業中心；二是想賺大錢的人們會轉向金融領域，基本上是通過各種各樣的金融商品和債務機制進行投機。
工業生產的下降會導致世界體系出現相當數量的失業者，問題是誰將遭殃？每個國家都試圖向其他國家「輸出失業」。歐洲在20世紀70年代，日本在80年代，而美國在90年代伊始，基本上都通過各種機制「輸出失業」。但是金融投機總是會導致泡沫破裂，伯納德‧麥道夫投資證券公司 (Bernard L. Madoff Investment Iecurities LLC)以及他的難以置信的「龐氏騙局」，正是金融投機不可能持續獲利的最好例證。
未來可能更好，也可能更壞
資本主義體系面臨根本性危機。在危機中，每個資本家都不得不支付人力成本、投資成本和稅收成本，這三種作為產品銷售價格的組成部分的基本成本，一直在穩步上升。當它們在產品銷售價格中所占的比率過高，而可供剝奪的剩餘價值量又受到擠壓之際，聰明的資本家就認為不值得投資，因為，資本投入如此大而利潤又如此之少，於是他們開始尋求替代方案。
擺脫危機有一些常規的方法，但這次這些方法都行不通了。其中一個做法是創造新的、生產性的先導產業，可以對此進行壟斷經營獲得高額利潤。我們以前借此擺脫了危機，但是這次就沒那麼容易。因為經濟好轉本身正好再次的推高這三條（人力成本、投資成本和稅收成本）基本曲線，如果整條曲線到達上限，就不能再向上移動了。我們現在就處在這三條重要曲線至上限路徑的70%、80%的點上，而且它正在劇烈地震動。關鍵在於，不能只是無限制地增加銷售價格，因為在一定點上人們就不買了。
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已經大大的失衡，無法恢復到任何一種平衡，即使是暫時性的恢復也不可能。
[犇報‧第27期] 買得起車，賣得了車，上不了路──堵車啊！ 每天堵掉10億人民幣
■ 趙鷹
面對洶湧而來的購買浪潮，以及由此產生的交通超負荷的困境，是保經濟增長重要，還是保交通暢行重要？似乎成為一個兩難的抉擇。但是，從限號行駛，到收取擁堵費，甚至提出限購政策，這樣的治理思路是將擁堵的大部分責任推向了消費者，卻也給中國大陸的汽車製造業帶來了一絲隱憂。
2010年12月23日，北京出臺交通治堵方案，公佈28條綜合措施，分為建、管、限三個方面。這一方案既有對市民私車的限制措施，也規定「十二五」期間，北京各級黨政機關、全額撥款事業單位不再增加公務用車指標。然而，這樣的疏堵方式是否有效，還需觀望。
在愈演愈烈的城市擁堵中，首都北京被戲稱為「首堵」，與國內各大城市相比，可謂「堵王」。北京的城市擁堵，跨入21世紀第一年的「世紀大堵車」至今仍讓人記憶猶新——2001年12月7日，一場大雪造成北京全市車輛寸步難行，許多人只好漏夜徒步返家。正是這場大堵車，讓北京的交通管理部門認識到、必須建立綜合的交通運輸體系，並對擁堵問題進行綜合治理。
2004年，為了解決交通擁堵，北京市起草了《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年～2020年）》並獲得國務院批准。該規劃提出了「兩軸－兩帶－多中心」的城市空間新格局。隨後，北京市確立了公共交通優先的發展戰略，提出發展公共交通系統「兩定四優先」，首次明確公共交通的社會公益性定位。
然而，由於私家車的迅猛增長，擁堵依然持續著。面對迅猛增長的機動車帶來的交通堵塞，不僅在北京這樣的大城市，即便在一些二三線城市，也日趨嚴重。在北部的內蒙古包頭市，由於購車人數猛增，幾年前還暢行的道路，「現在大家搞個聚會都比較困難，一到飯點，路上堵得不行。」與三年前的路況相比，包頭市某單位的馬女士感慨說著。
而在中部省份的河南省會鄭州市，一到上下班高峰期，擁堵地段上汽車駛上了非機動車道，而摩托車、電瓶車駛上了人行道。行人則在夾縫中穿行，不時還傳來因為相互碰撞而起的爭吵聲。作為中國中部一個中等城市，安徽省合肥市機動車保有量現已經達到45萬輛左右，並且以每天200多輛的速度遞增。
打車難、騎車難、乘公交難、開私家車更難。即便在地處西南的貴州省會城市貴陽，私家車的快速增長也讓這個高原上的城市飽受擁堵之苦，而地處火車站核心區域的兩大客運站，每天進出客車在1000餘輛次以上。據公安部交管局發佈的資料顯示，目前中國機動車保有量已達1.99億輛，其中汽車8500多萬輛。全國667個城市中，約有三分之二的城市交通在高峰時段出現擁堵。
國務院參事、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組長、首席科學家牛文元最近曝出最新研究成果，因交通擁堵和管理問題，中國15座城市每天損失近10億元財富。與愈演愈烈的擁堵狀況相對的是，中國汽車產銷量全線飆升。根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公佈的數字，2010年，中國汽車產、銷量均達到世界第一。
對此，有專家指出，二、三線城市汽車市場還沒發展起來就先堵上了，主要緣於他們走了一條和一線城市一樣的老路：先發展汽車再修路。也有專家認為，多數大中城市明顯缺乏對小汽車的總量規劃、使用控制。不僅沒有上牌費，而且包括燃油稅、停車費等在內的使用成本也很低，極大地刺激了小汽車的無節制使用。不過，二、三線城市還沒有形成一個方便、快捷、便宜的公交系統，也是私家車隊伍迅速膨脹的一個重要原因。
目前，無論是在北京、上海等中國一線城市，還是在南京、西安等二線城市，甚至於節假日前後的一些三線城市，老百姓已經越來越多地感受到了滾滾車流的威力。
（資料來源《科技中國》）
[犇報‧第27期] 買得起車，賣得了車，上不了路──車潮起落，大陸車市的難言之痛
■ 趙鷹
2010年12月9日，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發佈的資訊顯示，2010年1～11月，大陸汽車產銷分別完成1640.01萬輛和1639.54萬輛，與前年同比分別增長了33.71％和34.05％。2010年全年汽車產銷達到1806萬輛，穩居全球第一大汽車生產國和最大的新車銷售市場。
回望60年前，大陸的汽車工業可謂一片空白；改革開放之後，汽車工業的發展也稱不上快速，即便是在2000年，汽車年產銷也才突破200萬輛，產量為206.90萬輛。然而，短短10年的時間，大陸汽車市場崛起的速度令世人驚奇！
這一切，緣於大陸車市太過火爆！
2000年，上海通用宣佈「賽歐」正式上線，這款新車作為第一次為普通中國家庭量身打造的車型，以其十萬元（人民幣）的價格區位掀起了轟動和波瀾，使得家用轎車迅速滲透到中國家庭消費之中。儘管2008年年底以來的全球金融危機，對大陸經濟產生了較大影響，但是，汽車年產量仍然突破千萬，中國也躍居全球第一大汽車生產國和消費國，進一步確立了作為「汽車大國」的地位。
不過，在車市火爆的同時，中國大陸的大城市以及一些高速公路也太擁堵。買不買車，是個人問題；上不上路，是選擇問題；交通擁堵，卻不是車主所能解決的問題。於是乎，汽車產業的調控被一些專家提及。
實際上，關於汽車產業是否存在產能過剩問題，目前尚有爭議。以2009年來看，產能為1359萬輛，正好與當年產銷量基本持平。據預測，2015年中國汽車市場需求為2500萬輛，屆時產能預估將達到3124萬輛。因此，業內人士認為，汽車產業與其他重點產業有所不同，所謂產能過剩，實則是「無效產能過剩，而有效產能不足」。
目前，中國大陸的整車廠超過120家，連同改裝廠加在一起有六七百家。產能一方面已成為「一汽大眾」、「北京現代」等銷量突出企業進一步發展的瓶頸，需要通過新開工廠或擴產來突破瓶頸。與此同時，部分小企業的產品並未獲得市場認可，其盈利能力較低、產能出現過剩。
不過，在2010年，林林總總的變化，讓人對車市的競爭眼花繚亂——自主品牌車企突出多品牌戰略；合資車卻要搞自主品牌；豪華車品牌開始「瘦身」搞小型車戰略…。國家頻頻出臺對純電動汽車大力扶持的政策，顯示出大陸汽車產業未來變革已經起步，新能源車將成為諸多企業角逐的新寵。
那麼，對於大陸的汽車行業來說，調控趨勢似乎已難避免，是自己主動出擊，抑或尋找機會兼併別人，還是坐失良機呢？是調整方向，朝著新能源汽車進軍，還是先固守陣地，觀望觀望再做打算呢？
這一切，在汽車消費大潮高漲的2010年之後，在調整經濟發展方式正式啟航的2011年，究竟大陸汽車產業將如何前行，就有待後續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