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林崗訪談
問：那您覺得現階段我國勞動力價格比較低的原因是什麼？
答：勞動力價格較低，我認為有以下幾方面的原因。首先，從供求關係來看，我們勞動力總體上供大於求。我國經濟這些年快速增長，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有充沛的勞動力供應。
勞動力出現較嚴重的供大於求的情況，開始是文革以後，大量的下鄉知識青年返城找工作；後來隨著工業化和城鎮的推進，農民工大量的進城，在這個過程中，國家人口基數大，人口增長速度快，勞動力供應十分充沛。勞動力就像市場上的商品一樣，供大於求，價格就降下來了。
其次，初次分配中，企業利潤和工人工資的分配比例不合理。多年來，初次分配中資本的利潤占比逐漸升高，而工人的工資占比逐漸下降，導致勞動者收入在國民收入中占比較低。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雖然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趨勢沒有得到有效遏制。如果說「工資侵蝕利潤」是改革初期普遍存在的情況，那麼，現在的普遍問題是「利潤侵蝕工資」。
再次，勞動立法不健全，社保體系不完善。我們改革開放初期，很多社保政策不配套、不健全。從十七大以來，黨中央一直在努力採取一系列措施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健全勞動立法來矯正這種由於大量私營經濟存在造成的後果。歷史上，二戰後的資本主義國家如英國、法國，還有北歐都逐步建立起比較完善的社保體系。我國那時候還沒有搞這些東西。但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大包大攬，企業都是國家的，企業建有學校、幼稚園、食堂等等，國家全部給包了，但工資很低。後來推行市場導向的改革，要求政企分開，企業成為市場競爭主體，這就要求減負，因此這些福利就一點點都去掉了。特別是新發展起來的私營企業，從一開始就沒有這些福利。私營企業普遍存在某些學者所說的「社會欠賬」，即原來屬於工人必須的生存資料中間的一部分，沒有支付給工人。
最後，就是前面已經提到的農民工家庭的全部生存資料的一部分，是靠農業、靠種地來的。剛才說的私營企業的欠賬，也包括這一部分。進城務工人員的最後的保障就是他的土地，他可以依靠土地賺取農業收入，所以他才能夠接受這麼低的工資，但如果城鎮化後變成城裡人，沒有土地了，原來的這點工資就不夠維持家庭的生存了。
問：是不是可以這麼說，正是因為中國有國有企業存在，所以說收入差距才不會過度地拉大？
答：除少數例外，絕大多數國有企業的內部分配是遵循了公有制所要求的按勞分配原則的，高管與一般職工的收入差距遠低於私營企業。現在有一種流行的說法，認為壟斷行業的國有企業的高收入是分配差距拉大的根源。這種說法是沒有根據的。你看到過哪個大型國有企業的高管進了富豪排行榜？事實上，進這種排行榜的都是私營企業的大老闆。相反，以國有企業為主體的公有制經濟的存在，是我國社會經濟中抑制收入差距過分拉大因素。
在存在的財產佔有不平等，少數人憑籍私人財產權取得的收入占了居民收入大頭的情況下，才會出現貧富分化。如果都是拿工資，都是按勞分配，不會出現太大差距。所以，在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同時，必須要堅持「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現在一些人鼓吹國企私有化，那是不行的。我們要鼓勵公有制經濟，不光是鼓勵國有企業，還應包括集體經濟、合作經濟，全國各地有一些集體經濟搞得非常好，應當總結經驗，加以鼓勵。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要堅定不移的鼓勵私營經濟發展，承認私營經濟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要保護它的合法利益，同時我們也應當鼓勵勞動者聯合起來走公有制道路。
問：您覺得我國未來收入差距的走勢會是什麼樣？
答：收入的差距肯定會縮小，如果沒能縮小，那麼黨和政府從十七大以來做的事，很多都白做了。未來，收入差距肯定收窄到一定的合理範圍之內，但是差距不會消除，因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中將很大一部分非公經濟長期存在，其中通行的是雇傭勞動關係，分配得按生產要素的私人所有權進行。一些資本主義國家比如瑞典、英國、北歐等國家搞的是私有制，但為什麼收入差距就低呢？他們的基尼係數比我們國家還低，為什麼？因為社會保障體系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資本主義剝削。但這種差距又消除不了，因為私有經濟的廣泛存在，決定這種差距必然存在，政府所能做到的只是把它縮小，縮小到讓老百姓能夠承受，社會能夠承受。
對於市場經濟來說，將收入差距抑制在一定限度內，不僅關係到社會穩定，而且是社會再生產正常進行的一個條件。《資本論》的第二卷講到社會總產品的實現問題，說明生產出來的產品賣得出去，社會再生產才能持續下去。而這依賴於占人口多數的勞動者的購買力。如果收入差距過大，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裡，多數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就會出現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對此，一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也有清醒的認識，例如凱恩斯。根據他的理論，富人的邊際消費傾向是遞減的，而窮人有消費欲望但沒有消費能力，結果將導致社會的有效需求不足，產能的相對過剩，很大一部分產品賣不出去，也就是馬克思說的產品的價值和使用價值實現不了。
所以，調節收入分配不光關係公平正義，不僅是個社會倫理問題。限制收入差距，保證老百姓手裡有足夠的購買力，使社會再生產能夠不斷正常進行下去，包括私營經濟在內的整個國民經濟才能持續發展，才不會受到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打擊。所以一個運行良好的市場經濟，應該是一個收入分配比較公平的經濟，或者說，是收入差距被限制在一個合理的限度之內的經濟。我國有些私營企業主不懂得這個道理，對黨和政府出臺的收入調節政策不理解，只看到勞動力成本提高使眼前利潤減少，而沒有看到這種調節歸根結底是有利於私營經濟的長遠發展的。
問：最後一個問題就是關於提高勞動報酬，您覺得應該採取什麼切實可行的措施？
答：我認為可以從以下幾方面採取措施。
（1）提高社會保障水平。比較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的存在，是成熟而健康的市場經濟的標誌。加快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是深化經濟改革的一項重大的任務。我國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與市場調節在各個經濟領域的快速發展相比是滯後的，目前社會保障的水平還比較低，所以要進一步在這方面努力。
（2）國家在初次分配領域要進行干預。在初次分配領域的調節，西方主要靠工會，代表工人和資本家談判，維護工人利益。在我國，要靠國家，國家可以干預最低工資標準來進行調節。
（3）鼓勵各種形式的公有制經濟的發展，適當擴大按勞分配在經濟中的覆蓋範圍。
（4）提高勞動力素質。勞動者的工資和勞動力的素質有很大關係，一般是呈正相關關係，勞動者素質越高，工資也越高。在提高勞動者素質方面，國家大有可為。現在我國實行的是九年義務制教育，建議把義務教育制度覆蓋到高中。
（5）實行稅收制度改革。把間接稅改成直接稅。當前我國稅收收入的70%以上是間接稅，間接稅屬於流轉稅，是在流通環節徵收的，最後終歸會轉嫁到消費者身上，直接稅就無法轉嫁。要加大轉移支付縮小收入差距的有效性和力度，就應當加大對少數富人徵收的財產稅和所得稅在全部稅收中所占的比重。
從以上幾方面的措施進行努力的話，我認為，勞動報酬在國民分配中所占比例一定會提高，收入分配差距較大的局面也一定會改觀。(本文摘錄自大陸《求是理論網》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