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光復到二二八
口述整理／李娜(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校 訂／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光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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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明忠先生在2012年，台北二二八紀念館舉辦「二二八事件與青年學生特展」開幕記者會上，與自己的資料檔案前留影。陳明忠在二二八事件當年還是台中農學院學生，並兼二七部隊突襲隊長。（圖片∕陳明忠） |
光復前，我已考上台中高等農林學校(光復後改為「省立台中農業專科學校」，是中興大學前身)，1945年9月，我收到入學通知，到學校報到。教務主任是大陸來的，看我才16歲，怎麼可能考上大學，要我降一級念「預科班」。我跟教務主任說，日本的學制是中學五年，因為戰爭又改成四年畢業，我才能這麼早考上大學。我的國語還講不好，他又不會說日本話，兩人溝通不良。我們只好去找院長周進三，他在日本留過學，知道日本的學制，一看我的材料就說，沒錯。我就開始了大學生活，因此我對院長的印象非常好。
農學院有農化、農藝、森林、農業經濟、植物病蟲害共五系，每系只有一班，我讀的是農化系。
日本投降了，國民黨軍隊還沒來，這段時間比較混沌。我被分在第二宿舍，宿舍裡的日本學生因為戰敗苦悶，在一起喝酒，喝醉了，就揮著刀，叫我們台灣學生起來，嚷著「喝酒，喝酒！」那哪裡是酒，是酒精泡水，很難喝。但是沒辦法，還得應付他們。有個晚上我回來，發現棉被沒有了，原來有個日本學生把我的棉被拿去當掉了。我很惱火，一氣就搬出宿舍。管理員說，你創記錄啊，住九天就走。十月十七號國軍來了，我把日本學生全部趕到第一宿舍，我成了第二宿舍的龍頭。
光復了，好多在日本留學的台灣學生回來，轉校進來，慢慢每班人多了，有二三十個人。在班裡，我被指定做班長。第一學期考試的時候，有消息傳出來說，考第一名的姓陳。班上有個同學叫陳保德，嘉義農校畢業，成績很好，都以為是他，沒人想到成績一公佈卻是我。我才16歲，考第一名，平常看起來也不用功的樣子。他們不服氣，有次特意出題考我，看我怎麼算。我一下就算出來，而且比老師想的解題方式還簡便，這樣他們才服氣。
光復了，台灣人揚眉吐氣，曾經被欺負得很慘，這時就有了報復的心理。有些地方，如台北，開始出現打日本人的情形。也有學生自發組織來維持秩序。我們十幾個學生也組織起來，自覺是民間的員警。
日本人挨了打，也要報復。報紙上登出來，有日本人組織了一個「幻組」的暴力組織。有天我在宿舍，一個日本同學打門口過，唱「幻組之歌」，故意反復唱，MABOLOSI 。我從床上跳下來，拿起一把木刀衝過去，他卻不敢打，跑了。
有次路上遇到一個商業學校的日本學生，走到比較黑暗的地方，我就突襲，在他印堂上打了一拳。有時候突襲時碰到體格很好的人，反而會給對方打得半死。我小孩子時候就頑劣不好管，經歷了高雄中學和當兵的經歷，十六、七歲，少年氣盛，一想起從前被欺負，現在能夠報復，特別有種旺盛好鬥的勁頭。
讀書
光復後，有些日本人為了生活，把傢俱、衣服、書籍拿到街上賣。當時最令我覺得意外的是，有不少的日本人還有如《資本論》等左翼書籍。我買了不少，但看不太懂。當時我對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理論的理解大都來自日本的反共書籍──因為要反駁，不得不闡述共產主義理論。對我影響比較大的，反倒是來自大陸的《觀察》和《展望》雜誌。
光復後幾年，台灣的文化很活躍，有許多從大陸來的知識份子，大陸的書籍和雜誌也跟著進來。台灣人中有頭腦有理想的，也都很活躍，辦了很多雜誌和報紙。因為看到國民黨接收的狀況非常差，年輕人都想在思想上找出路，自由主義的《觀察》和共產黨的《展望》等雜誌在台灣銷路都很不錯。不過，據我的感覺，《觀察》被接受的程度還是高於《展望》。社會主義或共產黨成為年青人的思想選擇，是二二八事件以後的事。
從高雄到台中讀書以後，最讓我吃驚的是，街上十字路口旁常有20-30個年輕人，圍著一圈彈風琴一起學「國歌」（三民主義，吾黨所宗），到處也都有自動教人國語的小型團體，可見台中地區日據時代的文化氣氛一直很好，而且反日情緒很強，光復後才有這種自發的熱情。這讓我感到十分震撼，也深深感覺在思想上我比那些人落後太多了。
兩年後二二八事件發生，我在「二二八最後一役」之地的埔里看到了當年教唱國歌，教學國語的那些人圍在謝雪紅旁邊，聽謝雪紅指揮的情形。再經過三年，白色恐怖肅清全面展開，我又在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裡，看到了那些人被槍決前的最後一幕。這就是說，由於國民黨接收的失敗和二二八事件，他們拋棄了國民黨的「白色祖國」，走向了共產黨的「紅色祖國」，然後，從容就義。這就是那批愛祖國、愛人民的熱血青年的下場，我一直沒有忘記他們。日據時代反日，光復後反國民黨，這樣的年輕人都是時代的先覺者。那時代，懷抱理想就是要掉腦袋的事情。
光復後的農學院教授，部分留用原來的日本人，部分從大陸過來。台灣本地的老師很少，有位林秀棟，羅東人，五十年代因「羅東案」被判十年。院長周進三和教務主任，都是從大陸來的。大陸來的老師的風格和日本老師不同，對學生態度很好，是經過新文化運動的知識份子吧。但我們和大陸老師語言不通，雖然覺得他們帶來民主、進步的氣氛，但很難有更多的交流。不過，我們對他們的印象都很好，二二八事件時，我特別把他們帶到宿舍，請同學把他們保護起來。
風雨欲來
台中火車站前面有一條大路，我們宿舍就在火車站後面，電影院在前面。鐵軌兩邊有天橋可通。我和同學去看電影，嫌麻煩不走大路，常常通過天橋到前站，然後跳欄杆過去，這可以說是受到光復後社會失序的影響。
火車站附近有憲兵巡邏，有次被他們抓到了，叫我們跪下。說：讓你們台灣學生瞧不起我們中國兵，媽的跪下。我們是三個人，他們也三個人。我看他們拿著手槍，安全栓還沒開，偷偷跟那兩個同學說：我們打，一個對一個。他們兩個不敢，跪下來了。我不跪，我說：我們是學生，你們管不著，報告到我們學校去吧，他們就動手打我。這時很多人圍過來看，看得憤怒了，就喊起來。他們也有點害怕，就放我們走了。跪下來的兩個同學一直覺得對不起我，1960年代我出獄回家後，他們還來我家向我一面恭喜回家，一面道歉說，當年讓我挨一頓打。
那個時候，民怨已經累積到一定程度了。光復初期的激動，興奮，揚眉吐氣，都成了深深的失望。物資短缺，通貨膨脹。官員多用大陸來的，看到的儘是貪污腐敗。國軍是橫行霸道，又騙又搶，根本亂來。
當時在學生宿舍，每個學生繳三十台斤米，應該夠吃的，但都被管事的人貪污掉了。我們吃不飽，只好自己去買米燒飯。買米的時候，到第一家問，二十塊一斤，太貴了，換一家，二十五；再換，三十塊！趕緊回到第一家，二十塊變三十五塊了。就是這樣，一天之中，漲價幾次。
有次在市場上，看到部隊的兵也來買米，他們買了一大包，大概六十公斤，要兩百塊。那個兵就拿出一張大陸的紙幣，面額1000塊。老闆不收，說沒看過。他說：你不是中國人嗎？老闆說：是啊。他說：中國人怎麼不用中國的錢？老闆只好收了，而且還要找他800塊。當然這張紙幣就是廢紙，不知道大陸哪一時期哪個軍閥發行的，根本一文不值。
這種事情看得太多了，大家火大了。後來我才明白，國民黨不代表祖國，對國民黨不滿和對中國不滿是兩回事，但那時弄不清楚，就變成很討厭大陸來的人。接著又發生了穿越鐵軌遇到憲兵的事，我非常憤怒，對祖國的熱望變成了絕望。也就因為這種不滿的情緒，我才沒有認真學習國語。
所以「二二八」發生的情感因素是很大的，是民怨，盼望祖國，祖國來了，怎麼來了對我們這樣？我那時還不了解，這是整個中國近代動亂、帝國主義侵略、國共內戰的一個後果，是內憂外患的一部分。經過二二八事件的洗禮，看到一些先輩的行動（譬如街上自動教唱國歌的那一批人），我的思想逐漸清楚了。必需以革命行動來根除老中國的一切舊習氣（以國民黨為代表），把新中國建立起來，中國才會有希望，台灣才會有希望。因此，在二二八事件之後，我就加入了地下組織。（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