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三、 

國民黨為了維護自己的政權，殘酷的清除台灣最堅強的、抗日的愛國力量，這純粹是自私。但國民黨為了穩定台灣，發展台灣的經濟，不得不實行土地改革，這件事無論如何不能說他做錯了。 Continue reading →

第二次出獄後（下）

口述整理／李娜(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校    訂／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七、統派與左派

列寧的新經濟政策給當時陳明忠很大的啟發。

大陸改革開放後，臺灣左派分裂了。之前，社會主義和統一是一體的，對大陸改革開放的看法的分歧，造成臺灣統派和左派的分裂。臺灣的毛派，認為大陸的改革開放是走資。 Continue reading →

二二八（下）

口述整理／李娜(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校    訂／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日月潭之戰」

我們在埔里，佔領了能高區署和員警所。國軍那時也進駐到二水、集集、水里、日月潭，準備進攻埔里了。 Continue reading →

口述整理／李娜(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校    訂／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台中戲院市民大會

大陸知名版畫家黃榮燦刻劃二二八事件的版畫「恐怖的檢查」。

1947年2月28日，我還在農學院讀三年級。這天下午去看電影，晚上回學生宿舍，迎面碰到謝桂芳（他也是我高雄中學的學長），說：你還去看電影啊！我說是啊！心想有什麼不對。他說：臺北都打起來了！就走掉了。 Continue reading →

在綠島

口述整理／李娜(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校    訂／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一、勞役

相比3G網路，4G下載最快速度是3G的30倍，隨時隨地的高速網路體驗將成為可能。（圖片∕新華網）

綠島監獄取名「新生訓導處」，意思是「訓導」我們，讓我們獲得「新生」。其手段，除了政治學習，就是勞役。例如是在海邊挖石頭，這是為了修監獄的圍牆。我心想，自己做圍牆關自己，沒道理，我就偷懶。在綠島，我用到了在關東軍老兵那裡學會的無賴求生法，能不做就不做。比如上山砍茅桿，因為綠島風大，無法種菜，砍茅桿來做防風籬笆，好種菜。隊長規定，每人每次要砍50根2米以上的茅桿，完成這個工作量，驗收時賞一根香煙。 Continue reading →

五O年代：從被捕到判刑（續）

口述整理／李娜(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校    訂／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編案：2013年4月本報連載的陳明忠先生回憶錄，談到他在1950年被捕的經過，以及他在軍法處第20房見到張伯哲、鍾皓東、馮錦輝的情形。其後因有讀者急著想要瞭解陳先生1960年出獄後的事，因此中間就跳過，暫時沒有整理。現在再回到陳先生1950年在軍法處牢房的事情。 Continue reading →

死裡逃生      
 
口述整理／李娜(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校    訂／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提著頭顱的革命者》，吳耀忠畫，1984年。 這是吳耀忠原本要為陳映真小說集「山路」而畫的 一幅的畫作，但最後沒有採用。這幅畫作畫出了 許多政治受難人的心境與氣度。

陳金火與書報案

 因為顏明聖的錄音帶我被抓到把柄了，不得不講出陳金火。我說，錄音帶是他給我的，陳金火就被抓進來了。

陳金火比我大五六歲，也是1950年坐牢的政治犯，他是全省學生委員會台南分部這個案子被抓的，判了10年。出獄後，他在高雄一家藥品公司做藥品推銷員。我出獄時家裡已經搬到岡山，他有次推銷藥品，在岡山碰到我，我們才開始聯繫。有個坐過牢的四川人袁乃匡，他的老闆也是坐牢的人，我請袁乃匡去陳金火那裡拿演講的錄音帶，還有選舉的宣傳單。我讓袁乃匡坐飛機去，坐火車回，因為坐飛機會檢查。

從陳金火家裡，他們又搜出一些「禁書」，他是透過三省堂買的。三省堂是當時台灣最大的日文書店，保密局需要的日文書都從這裡進口，包括日本左派的書，寫文革的書。李霈林開三省堂，進日文書來賣，他幫保密局買日文書時，就多買幾本，偷偷賣給陳金火，其實他也有意要散播。李霈林日據時代就因為反日坐過牢，二二八事件時，台北的群眾到廣播電台廣播，就是李霈林他們衝進去幹的。他哥哥參加了地下黨，聽說是他們那一群人裡面的理論家，後來「自新」了，再後來就當了和尚──因為背叛了自己的理想，乾脆去做和尚。陳金火供出從三省堂買書，李霈林也就被捕了。

陳金火賣藥，認識好多醫生，高雄醫學院的教授他都認識。他把書給這些人看，他們也喜歡看。他知道我被捕後，已經把大部分書分散掉了。但一刑求吃不消，就招出很多看過書的人，他一口氣講五、六十個人，除了高醫的醫生，還有很多教授、名人，甚至把內政部長林金生（林懷民的爸爸）都講出來了，這下就不好抓了。後來陳金火跟我說，事情弄大了才比較有救。
 
陳金火還承認，陳明忠說過，選舉時候人們會激動起來，可以利用這個機會，把事情搞大，消息傳出去，大陸就知道了。他還承認有個組織，準備暴動，這就牽扯了幾個人，都是五〇年代做過牢的政治犯。他的房子也是登記在太太名下，問他買房子的錢哪裡來的？他說，陳明忠給的。陳明忠的錢哪裡來的？他說，大陸來的。他因為刑求太痛苦，就隨便講了。所以我們就成了叛亂團體，就這樣被起訴了。
 
國民黨本來想利用這個機會再抓人。其實坐牢出來，再犯叛亂罪的人很少，因此安全局的意見就開始有了分歧，一邊是要擴大，一邊是反對擴大。有個叫曾永賢的，日本大學畢業，參加地下黨，是重建的省工委組織裡的一個領導，被捕後投降，被國民黨安排做大陸研究，後來在政治大學的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做教授。聽說他就主張不能擴大。後來曾永賢很受李登輝重用，有一次演講的時候，他提到這個案子沒有擴大，他是有功勞的。
 
查了五、六十個人，查了一個多月，時間拖下來，這個時候外國的人權組織也鬧起來了。我的案子本來要速戰速決的，就這樣一拖，好幾個因素加起來，本來要判我槍斃的，現在也不好判了。真沒想到，我犯了這個錯（顏明聖的錄音帶沒交待好，供出陳金火），反而撿了一條命。

各方營救與最後判決
 
身上刑求的痕跡大多消失後，我被移送到景美軍法處看守所。10月29日，我被依《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罪名起訴。
 
依當時法律規定，被告收到起訴書後，法官才能開「調查庭」，讓被告對起訴內容反駁或說明。因此收到起訴書後，被告理應可以把起訴書寄回家，家屬不僅可申請會面，也可委託律師於後續「辯論庭」中為被告辯護，家屬並可以旁聽或提出反證。但我受的卻是完全不同的「待遇」。
 
首先，我還沒收到起訴書時，法院已開「調查庭」，所以我對當場提出的莫須有的指控無法有周延的反駁；開庭後回到押房，我才收到起訴書，以及一份一星期後開庭辯論的通知書——擺明讓我來不及請律師，他們準備進行「秘密審判」，我和太太的通信也被阻斷了。我成了戒嚴時期被秘密審判的最後一人。
 
在此期間，因為一直不能會面，太太預感到事態嚴重，只好自己去請教律師。沒想到不久後，我太太就被警總無端扣押，警總還把我家裡的戶籍謄本、戶口名簿以及身份證等能夠證明夫妻關係的所有證件卑鄙地「偷走」，這樣，我的弟、妹也無法代替我太太請律師了。開過辯論庭後，當局覺得請律師也無法為我辯護了，才把太太釋放。她回家後立即把我遭到秘密審判的情況，告知她在美國的妹妹與親友，由此一連串的救援行動開始了——美國副總統韓福瑞寫信給當時的行政院長蔣經國，要求立即釋放我；總部設在英國倫敦的國際特赦組織要求政府提出我的叛亂證據，政府提不出證據，該組織認定我為「良心犯」；美、日的人權運動者及台、港留美學生與華僑，除了以演講、說明會、遊行等方式聲援外，還募捐集資1萬6千美金，在美國《紐約時報》首頁上刊登全頁抗議廣告，呼籲「反對政治迫害，立即釋放陳明忠」，其中有數位諾貝爾獎得主也參與了救援行動。
 
我比較瞭解日本的情況。日本很多有名的社會黨人士出面，還有很多搞勞動運動的人幫忙，因為有了他們的名望才能起作用。美國那邊我就搞不清楚，我只知道保釣留美的人很多都參與了這件事。後來他們給我看了一些資料，最關鍵的是《紐約時報》第一版的廣告，花了1萬6千塊美金。本來台灣是要判死刑的，大約知道要登這個廣告的消息後，連夜修改判決書（廣告是美國東區時間11月27日，宣判是台灣時間11月27日，按照時差是宣判在前，廣告在後。有可能是得知有這份廣告，連夜修改判決。）後來我還聽說，法院的打字員小姐，連夜打了一個晚上，打到手酸、發炎，第二天去醫務室打針。
 
黃妮娜的案子，不能公開，秘密處理，判她感訓三年。我另起一案，成了案頭。
 
陳明忠案，是「意圖叛亂並著手實施」。我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褫奪公權十五年，並沒收財產。陳金火也十五年。看書的人呢，以前都會判感訓，現在因為牽涉的人太多，又很多是官員、醫生，還包括內政部長林金生，以及他的弟弟（高雄醫學院的教授），就不好這麼判了，何況還有外國干渉；所以最後是，單純看反動書的，就寫悔過書；自己看又給別人看，就是「為匪宣傳」了，就要判刑。蔡意誠（日據時代抗日領袖蔡惠如的孫子，他五〇年代做過牢。這次被捕時已經是一個小企業的老闆）和王乃信被判十年；還有兩個給人看書的，也叫為匪宣傳，判了七年。
 
陳金火在牢裡就精神崩潰了，他在蔣經國死後才減刑出獄，出獄不久就死了。三省堂老闆李霈林被判了八年——因為連續八年「為匪宣傳」，三省堂就完了。我出來後才認識他，跟他說我們是同案，其實案子發生時我們並不認識。我的書是從一個小書店老闆那裡來的。我花了兩年的時間說服那個小老闆贊同統一，幫我買書。
 
我被審訊時，凡是被查到的日本的書，都供說是劉進慶讓別人交給我的。我以為他在日本，反正不會回來了，所以都推給他。判決書就寫了：我受共匪在日本的統戰幹部劉進慶指使，回台密謀叛亂，書都是他托人帶給我的。劉進慶在日本看了判決書，覺得我根本就受到冤枉，完全沒這個事，決定回台灣替我澄清。他真是天真，不知道台灣判罪是怎麼回事。他回來台灣後，一下飛機就被警備總部直接帶去問，他把事實講出來，說我在日本講見過他，討論對大陸的看法，但沒有給我書。他是日本籍，又是大學教授，警總不能隨便逮捕他。警總聽了他的話，都說，我們被陳明忠騙了。
 
我和太太秘密通信時，知道劉進慶回來了，心想糟糕了。按照以前的情況，我會被調回去，重新審問、槍斃。那時我在綠島，一想到可能被調回去重審，只要想到那些刑求還要再來一次，就沒法睡著，只好吃鎮靜劑。那時候林書揚還關在綠島，就一直笑我。後來竟然沒有重新調回去審問，可能是因為我的案子已經鬧得夠大了，考慮到國際影響，也就不了了之了。
劉進慶最後一次回來台灣時，跟我發牢騷，說日本那邊的朋友不讓他回來，回來會害了陳明忠，一直罵他。我就安慰他。我說，我坐的牢實在是應該你要坐的；我們在日本聊天，是你建議策反黃順興的，後來是我幫你執行，所以按照道理，是該你去坐牢啊。他聽了很高興，當晚跑去台大找一個教授喝酒。劉進慶教授一直心向祖國，人品好，沒想到死得那麼早，真是遺憾。我常常想念他。
 
判決當晚，蔣經國在電視上發表講話，說「陳明忠意圖從東南亞偷運武器發動暴動……」政治犯的判決一般都登在報紙上，蔣經國（當時任行政院長）親自在電視上發表是特例（從來沒有行政院長在電視上為判亂犯發表講話的例子，為何如此，包括我在內，都覺得很奇怪。）
 
未判決前，軍法處的一個組長對我說，他可以幫我越獄，但條件是帶他走。我當然不會上這個當。我已經判決了，警總仍不甘心。押房裡新來了一個三十多歲的年輕人，自稱是台南人，經營電器行，他的閩南話甚至比我還流利，起初我沒有絲毫懷疑。但過幾天閒談時，我發現他對電氣完全外行，責問他，他最後承認自己其實是湖南人，是警總松山區的負責人，奉命來查探我是否還有隱情未供出來。
 
當時在軍法處看守所，所有被判過刑的人都調到洗衣場工作。當「外役」總比拘禁在押房自由些，我像其他人一樣提出申請，但幾次都遭拒絕，理由是「奉命不准」。這些讓我懷疑，雖然逃過死刑，當局是否還會有什麼陰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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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士杰

沒有任何客套寒暄──倪慧如老師一進門，便緊緊握住了陳明忠先生的手。
這是久違的握手，也是歷史的重遇──一個以西班牙內戰和兩岸近現代史為雙重線索的重遇。
十年前，作家陳映真主辦的人間出版社，出版了倪慧如、鄒寧遠二位旅美科學家共同撰寫的《橄欖桂冠的召喚：參加西班牙內戰的中國人》一書。為了偶然在西班牙內戰史料之中發現的、疑似為中國戰士的姓名拼音，兩位作者憑著一股難以想像的熱情、毅力，甚至幸運，走遍世界各地。通過無數的口述與資料徵集，竟然發現戰雲密布的1930年代，有百名中國志願軍為打倒法西斯而在西班牙戰場上活躍著。

然而這本書不僅僅是中國志願軍的故事。

故事，其實是以兩位作者的探尋過程為線索而得以重建的。因此我們也能隨著故事的展開，而重新經歷兩位作者為了追尋這段歷史而不斷遭遇的挫折和驚喜。實際上，故事也往往因為這些驚喜而出現新的延伸。比方原先以為是中國人的志願軍，其實有的來自亞洲其他國家。而參與過西班牙內戰的各國志願軍，竟也有許多人在內戰失敗之後轉往中國參與抗日戰爭（其中也包括知名的白求恩大夫）。──於是，我們不但能借著這本書走向反法西斯的馬德里，更能從馬德里走向延安，走向世界上任何一個曾因國際主義而頑強戰鬥的地方。

西班牙內戰並沒有來自台灣的中國戰士，然而西班牙內戰與台灣之間，卻有著命運般的牽連。1947年台灣「二二八」事件爆發，來台不到兩年的外省籍畫家黃榮燦為此次事件刻畫了著名版畫《恐怖的檢查》。雖然黃榮燦是在魯迅木刻傳統底下成長起來的本土藝術家，日本學者橫地剛卻發現《恐怖的檢查》的主題與構圖，同畢卡索譴責納粹介入西班牙內戰的《格爾尼卡（Guernica）》非常類似。（橫地剛，《南天之虹：把二二八事件刻在版畫上的人》。台北：人間出版社，2002。）對於最後在50年代死在國民黨槍下的黃榮燦來說，畢卡索在格爾尼卡看到的暴虐和殺戮，也許同樣是他亟欲為「二二八」死難的台灣同胞所控訴的罪行罷！

雖然倪慧如和鄒寧遠的追尋始於偶然的發現，卻有必然的因由；即便他們的追尋並未涉及台灣與西班牙內戰的某種聯繫，卻始終未曾脫離台灣的歷史脈動。七十年代，他們和多數海外華僑學生一樣，投入了洶湧澎湃的保衛釣魚台運動。在釣運轉化為社會主義新中國的認同運動之後，他們不但因為社會主義的信仰而得以昇華自己的思想，更積極投身台灣島內民主化運動的支援工作。──特別是1976年的「陳明忠事件」。

「陳明忠事件」的淵源同樣可以追溯到1947年的「二二八」。青年陳明忠在「二二八」後參與了謝雪紅領導的台灣民主聯軍，此後更加入中共地下黨。為此，他在50年代白色恐怖之中被捕入獄。此時他所戴上的「統一派」與「左派」的「紅帽子」，成為他在1976年二度被捕的天然理由之一。雖然此次事件使他成為台灣最後一個死刑政治犯，但海外華僑與國際救援組織的大規模奔走終於使他免於一死。此間，鄒寧遠倪慧如的救援工作，起了非常關鍵而及時的作用。──雖然直到90年代初，獲准離台赴美的陳明忠才首次與他們相會。

《橄欖桂冠的召喚》出版十年之後，終於另以《當世界年輕的時候》為名發行簡化字版。作為這本書十年以上的讀者，我也終於在今年認識了作者之一的倪慧如老師。這些日子以來，總能在許多社運場合看到倪老師的身影。雖然她與鄒寧遠先生迄今仍在國外積極投入各種國際性的社會運動，但在多數情況下，倪老師更願意傾聽，而不張揚自己的實踐。與陳明忠先生會面的此時此刻，也仍然如此。

才在北京出席《當世界年輕的時候》新書座談會的倪老師，鄭重地將這本新書送給陳明忠先生；陳先生也回贈了他的新書，用雕刻般的運筆題贈給「倪慧如、鄒寧遠同志」。不甘寂寞的我，也請倪老師為青年朋友們題字。她這樣寫道：「我們的朋友遍天下，為追求世界的正義與和平，從未停止過，讓我們一起共同努力。」

飽受磨難的陳明忠先生堅定地說：「我生錯了時代，但我的路走對了。」倪老師則說，「社會主義的實踐，就像我們作實驗一樣，也會犯錯。但這些錯誤不能取消社會主義的理想。因為這些理想是正確的。」今年十月，是國際縱隊撤離西班牙七十五週年，倪老師還將前往馬德里。

「現在的世界，也還是年輕的時候罷？」我開玩笑地說。
倪老師說：「只要願意，這個世界永遠都是年輕的時候！」
（本文原登載於2013/7/5《北京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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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求逼供
 
口述整理／李娜(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校    訂／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台灣政壇老兵郭雨新〉在香港的《七十年代》雜誌刊出， 把國民黨作票的很多細節都寫了出來，引起一陣轟動。

編按： 《兩岸犇報》52期（七月）〈傳記版〉內文標題應為「無悔─陳明忠回憶錄(七)：第二次被捕」，誤植為「陳明忠回憶錄(八)」，特此更正致歉，並請讀者留意。
第一階段的逼供

「人進了棺材，口供也要留下來。」這是警總副司令交待的。當然，他們要的是他們想要的口供，這種口供我不會給，所以接下來的就是一連串的刑求，「生不如死」。
第一階段六天五夜。他們四個小時換一組人，不斷的疲勞式審問，他們換人，我卻不能休息，連續審問了六天五夜。他們要我承認這個，承認那個，我什麼都否認。他們罵，「黃妮娜都講了些什麼什麼，你還不承認！」他們不斷的罵，這樣我就知道黃麗娜到底講了些什麼。問案的人越急，就越露出了他們的底牌。這樣一輪審問下來，我差不多就瞭解了他們掌握了什麼。我已經有過一次被審和坐牢的經驗，知道如何對付他們。
 
這種疲勞轟炸式的審問，電燈一直照著眼睛，不給睡覺，普通人三天三夜就完蛋了。我體質好，能忍耐，問案的人還問我：你練了什麼武功？還有一點很重要，你的回答不能前後矛盾，只要被抓到，他們就死扣住不放，所以腦筋要非常清楚。我那時四十七歲，身體還可以，撐得住。
 
他們還鬧了一個笑話。我五O年代第一次入獄時，並沒有承認加入共產黨。我只承認加入「社會革命黨」，事實上這是我被刑求時胡亂揑造的，根本沒這個黨。保安司令部怎查都查不到這個黨，最後胡里糊塗的定罪，歸入叛亂雜案，說我參加的「台灣民主聯軍」（即二七部隊）就是叛亂組織。這是二二八事件的事，國民黨已經表示既往不究，怎麼能說是叛亂組織！所以問案人員一查我的資料，也覺得莫名其妙，還問我1950年為什麼被抓。我說你們抓的啊。他們說，不是我們，那是保安部抓的。這是睜眼說瞎話！保安司令部根本就是警備總部的前身，怎麼會沒關係。
 
他們問案的一個重點，是香港的《七十年代》雜誌上當年刊出的一篇文章，〈台灣政壇老兵郭雨新〉，署名戴乃民。六十八歲的郭雨新競選立委，竟然落選了。這篇文章把國民黨作票的很多細節都寫了出來，包括許多村子開票時國民黨怎麼破壞，怎麼弄出廢票，最後廢票竟然有八萬張！天下哪有這種事！這就是台灣「民主政治的真相」。這篇文章後面還有一篇，是講顏明聖的，在同一次選舉中顏明聖在高雄地區競選立法委員，選舉結束後他被抓了，判了十二年。這兩篇文章，尤其是講郭雨新的那一篇在《七十年代》上發表後非常轟動，影響很大，因為他有憑有據的戳穿了國民黨的民主假相。這一期雜誌回流台灣後，黨外的士氣跟著高漲起來。國民黨很緊張，很生氣，警總懷疑文章是陳映真寫的，拿這個問我。
 
我說我不認識陳映真。我被捕前已經把電話簿撕成一片一片，用抽水馬桶沖掉，但我留下一本舊的，裡面沒有陳映真的名字，所以我可以說我根本不認識陳映真。後來「美麗島事件」中王拓被捕，刑求他時也問這個事情。王拓根本不知道啊。這件事只有我和陳映真知道。資料是蘇慶黎從當時是郭雨新秘書的陳菊那兒拿到的，我讓陳映真寫出來，交給朋友帶到香港，由《七十年代》刊登。這應該是陳映真第一篇報告文學，比〈當紅星在七古林沉沒〉早。這件事到現在都沒有公開出來。陳映真在這篇文章中故意改變了文章的風格，不過警總還是懷疑到他。
 
後來我聽說，在我被捕後的當天早上，陳映真聽到消息了。他穿著睡衣在街上亂走，半個小時後才冷靜下來。因為除了文章之外，還有一件更重要的事。那時候，《台灣政論》開始排斥左派，不刊登我們的文章（不過，他們出到第五期後也被停刊了），我們就想自己來辦雜誌。那時蘇慶黎的前夫，一個精神科醫師，他辦了一個《夏潮》雜誌，出了三期，不想辦了，我們決定把它買下來。當時還是戒嚴時代，申請辦雜誌很困難，買別人的雜誌比較快。陳映真和蘇慶黎找我商量，人和文章都聚起來了，但沒有錢，需要六十萬準備金。我說好，我來想辦法。我沒錢，但朋友有，我就找出獄的老同學籌錢。7月3日晚上十一點左右，我把第一筆錢交給陳映真，7月4日我就被捕了。夏潮的人很緊張，陳映真都準備著被捕了。關鍵是我的舊電話簿裡沒有陳映真，我不承認認識陳映真，我挺住了，他們沒法查下去，這樣，陳映真和蘇慶黎都沒有被牽進來。
 
有一天來了一個人，對我說：第三組的人不是你的對手，我可不一樣。（後來電視上說，保安處第三組張偉英，「用科學的方法破了陳明忠案」，成了國軍英雄，簡直胡說八道。）他說，你那本電話簿是舊的，應該還有本新的。我說沒有新的，就只有這一本。他說，你有一個朋友叫陳玉璽，你有他的地址，但卻是舊的，你應該還有一本新電話簿，記了他的新地址。我回答說：他以前住在三重，後來搬到民生社區，我知道，但你們經常跟蹤他，他覺得麻煩，所以新的電話、位址都沒有給我，有事情他會來找我，他不要我找他。我的回答合情合理，他無可奈何。
 
我一邊應付他，一邊想，這個人到底是誰啊？確實厲害。我突然想到一個人，平常大家提到警備總部的這個人，都說他是專門負責對付高級知識份子的，常請他們「喝咖啡」，我想可能是他。他對付不了我，要走了，我就問：你是不是陳盡忠先生？他吃了一驚，連說「不是不是」，就趕緊跑掉了。
 
當天晚上，他帶了三瓶酒和菜來押房，說：沒錯，我就是陳盡忠啦，你怎麼知道我？我說：你大名鼎鼎啊！他跟我喝酒，想要把我灌醉，想讓我酒後吐真話。我被捕前在東大做副廠長兼技術部主任（東大食品公司，生產「乖乖」食品，相當有名的大公司。現在的「旺旺」，那時是很小的小朋友），常常應酬。老闆糖尿病，不能喝酒，我就替他喝，我酒量好，台灣人叫「酒桶」那種。日本人喜歡去酒家，所以台北那些大酒家，我差不多都帶去過。三瓶酒喝完了，我一點問題沒有。他想灌我，哪有那麼簡單。
 
我和黨外來往，警總的人也找不到任何證據。我和黃順興、康寧祥等人來往，知道他們出門時，警總的人會跟蹤，所以約好了餐廳，我都是提前一個小時在裡面等，聚完餐後，他們都走了很久，我才離開，所以警總的人根本找不到我跟他們來往的任何痕跡。
 
以上所說的這些，他們抓不到證據，問不出口供，就想盡辦法刑求，那真是痛若無比啊！
 
三輪刑求

第二階段，五天五夜的刑求。他們一邊問，一邊刑求，不讓睡覺，給吃東西。但我吃不下，開水喝得比較多。也給香煙。醫官在旁邊，看看差不多就量血壓，不行就告訴刑求的人休息一下。我就能睡一會。
 
八個人刑求我一個，有時候幾種刑一起來。有的按手，用小棒夾手指、腳趾後加力，兩個人用長棍子在兩條腿上加力，有的通電，再一個人拿著汽油，等電通了，嘴巴張開了，就倒汽油下去……
 
坐老虎凳，弄得我整條腿都完蛋了。磚頭再壓下去，眼前會發黑昏倒，兩三個星期不能走路，也不能爬。上廁所，只好用背靠地走路，用手向後劃，關節痛得不得了。現在我的膝蓋這樣差，就是當年坐老虎凳的結果。
 
運來兩塊大冰塊，讓我光著身子躺在上邊，旁邊吹著電風扇，這麼審問。刑求的人說，一個冰塊80元，兩個花了160元。「你看我們對你多好。」皮膚、肌肉冰一段時間就會麻痹失去知覺，倒不覺得痛苦了，但同時夾手指，把牙籤插入指甲和指甲肉中間時，痛得小便都失禁。這樣冰了九個小時，按理會凍傷，但因為夾手指太痛，身體一直亂動，反而沒有凍傷。
 
灌辣椒水，辣椒水通過喉嚨後，也就不怎麼覺得嗆了，只是會流眼淚。但灌汽油就太難受了，我儘量吐出來，但還是會吞下一部分，兩三個月內都還會感覺到體內的汽油惡臭味。而且很奇怪，會放屁，白天能控制，晚上睡覺的時候，砰一聲，自己也被嚇醒；同房有人跳起來，說，什麼聲音啊？
 
把電線綁在腳趾上，然後通電。鋼絲捆成一捆，打背和腿，太痛了，比棍子不知道痛多少倍。打過後一個禮拜，身體都不能動，動一下，全身都會痛。醫官想要擦藥，因為面積太大了，沒辦法擦。背上、腿全都黑了。
 
我的脊椎給打到錯位，所以後來神經會麻木，走路跨台階時會摔倒，拿杯子會掉下來。或者拿東西以為拿到了，其實沒拿到，神經指揮和肌肉活動之間有落差。我早就知道會麻木，只是現在越來越嚴重了。  
 
按照第一次坐牢的經驗，我知道有些罪狀只要一承認就免不了一死。當然不承認也還是99％會死，但還有1％的機會可以活。因此無論如何都得挺下去，更何況挺不下去就會牽連很多人。
 
在最痛苦的時候，我也想：算了，太痛苦了，想要我承認什麼就承認什麼吧。剛好這個時候，碰到刑求的一個空檔，前一批問案的人要輪換，他們先走了，而後一批人還沒來，我一下就睡著了。我做了一個夢，夢見我和一個劍道高手對決，他如果一劍劈下來，我根本躲不及，我忽然就想通了，我不躲，就直接朝他身上刺下去，同歸於盡不就好了。我想到一首日本和歌（短歌），「身を捨ててこそ浮ぶ瀨もあれ」，翻譯成中文，大約就是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意思。痛到極致也就是死了，最多就是死，很簡單，但是很重要，我終於想開了。
 
我終於體認到，被刑求的時候，精神力的支持是最重要的。只要精神沒有崩潰，肉體上的痛苦是可以忍受得住的。而且，只要認為「我不過是生錯了時代才會遭遇到這樣的痛苦，但我並沒有走錯路。」精神就不會崩潰了。做了這個夢以後，我的精神堅定了，以後的刑求，痛還是痛，但不會動搖了。這樣又經歷了第三階段五天五夜，第四階段五天五夜的另兩輪刑求。肉體上儘管痛苦不堪，但因為精神得到「解脫」，反而忍受得了。有時候刑求結束，我還唱歌，他們還以為我瘋掉了。
 
刑求的最後一晚，從早上八點到晚上九點，心臟超過負荷，每分鐘的跳動超過兩百次，跳跳跳，我連話都講不出來。恍惚中好像知道，醫生把一個人叫出去，跟他講，不能再用刑了，他會死掉。醫生是個四十多歲的外省人，大刑求的時候就會來，比如老虎凳，夾手指的時候。隔一天再來查，醫官說，心跳沒好，還是不行（不能刑求）。他叫我不能動，我躺著稍微活動一下胳膊，他再來看心跳，就說：你怎麼又動了！
 
有一次在刑求的時候，我說，我認識一個國際特赦組織的人。他們問我是誰，我說了名字，是日本大阪大學經濟系主任「川久保公夫」教授，是國際特赦組織日本分會的副理事長。1976年6月來過台灣，也見過我。他們一查，這個人果然來過台灣。我猜測，如果把我刑求致死，國際特赦組織追究起來有點麻煩，他們就停止了刑求。那個中將說的「就算人進了棺材，口供也要留下來」，我終於沒進棺材。後來那個中將還來看我一次，他走進來，後面跟著一個校官（就是所謂「用科學的方法破了陳明忠案」而後來成為國軍英雄的張偉英上校），幫他拿著茶杯，蠻威風的，我看著他，我什麼話都沒講。
 
這樣刑求整整三個月，後來我的照片被貼在國父紀念館那邊展覽，大概是破獲匪諜案之類的展覽，那照片，聽說看起來真像土匪一樣，三個月都沒有洗臉刮鬍子洗澡。這是我出獄以後看過展覽的朋友告訴我的。（有人告訴我，陳映真和他太太也去看了這個展覽，陳映真突然走到一個角落去，陳太太跑過去，一看，陳映真正在擦眼淚。陳太太說，你怎麼搞的，陳映真回答，那邊有陳桑的照片。）
 
問案的人事後對我說：「我們刑求分四個階段。一般在第一階段，大部分的人都會承認罪狀。到了第二階段，剩下的那些不肯承認的人，連叫他承認說「偷古井」（台語諺語），他也會承認。所以第三、第四階段的刑求，我們從來沒有機會用過，你是警總有史以來頭一個通過四個階段刑求還不肯認罪的人，你練過什麼武功？」
 
刑求者的無知和我的錯誤

在刑求的過程之中，發生兩件小事，可以看出這些刑求者的無知。有一次，他們把很多煙拆散，把一大堆煙絲攪在一碗水中，要我喝下去。我跟他們說，你們是不是要我死，喝下去是會死人的，他們才不敢逼我喝。還有一次更荒唐，他們說準備了一澡盆的水銀，要我躺進去。我說，水銀的比重很高，人躺下去會浮起來，你們連這個都不知道。我嘲笑他們，他們很生氣，但無可奈何。
 
我覺得這些人就只知道用刑，完全不會動腦筋，如果他們都像陳盡忠那麼仔細，也許就會抓到我講話的前後矛盾之處。不過，我到底還是犯了一次錯，讓他們抓到把柄，但沒想到這一次錯誤反而救了我一命。
 
警總逼不出我和共產黨及黨外「勾結」的口供，他們沒有其他的線索，只能從我家裡搜出來的「禁書」和錄音帶下手。最後定案時，也只有這些東西成了「證據」。
有一本日本書，他們問哪裡來的？我說，一個從日本來的人給的，叫戶部某某，給我的。住在什麼地方？我說國賓飯店。他們去查，沒有這個人住宿的紀錄，回來質問我，我就說，他跟我說他叫某某，我又不能問他說的是不是真名啊。
 
還有一本書，美國幾個有名的華裔學者去大陸訪問，寫出感想，香港《七十年代》雜誌出版社出版的，台中郭明哲、蔡伯耀兩個坐過牢的朋友影印了上百本後，給好多人看。看書的人被警總查到，調去問，都說書是我給他們看的。審訊時就問我，書從哪裡印的，我說在師大門口哪個地方印的，四塊錢一張。當他們要帶我去找那家影印店時，我就說是我亂講的，你們刑求，我只好亂說。他們又問，那書到底哪裡來的？我就說，師大一個叫Goodman的留學生幫我去印的。一查，師大確有這個人，但回美國去了。其實我也知道他已經回去了，才說是他。他是師大的留學生，我住和平東路，公車上常常遇到，開始談話，後來我去過他住的地方，發現他關心中南美的問題，知道他是左派，我曾經拜託他在香港買《七十年代》。我這樣烏龍過去，他們終究查不出來。他們說，怎麼你講來講去都是外國人？他們對我無可奈何。（出獄後，蔡伯耀的太太和孩子來我家，謝謝我沒有講出他爸爸。）
 
從我家裡還搜出來一卷錄音帶，是顏明聖在高雄的演講。他們問：你怎麼會有這個？你跟黨外有什麼關係？我如果說「撿到的」就好了。我自作聰明，編了一套話：我媽媽病了，從台北回岡山看她，媽媽好了，我坐火車回台北，到高雄轉車，因晚上才有臥鋪（台北到高雄，那時要八個小時），還有時間，我就到火車站前面的廣場聽演講，順手就錄起來了。沒想到過不了幾天，他們從高雄找來兩三箱資料，裡面有這個演講的錄音帶。他們問我，錄音帶是不是一樣？我說一樣。他們就說，你說是在火車站前錄的，明明是在什麼什麼廟前講的！這下子被抓到了，整個審訊過程，我就犯了這個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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