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期】無悔─陳明忠回憶錄(十一)

五O年代:從被捕到判刑(續)

口述整理/李娜(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校    訂/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綠島02編案:2013年4月本報連載的陳明忠先生回憶錄,談到他在1950年被捕的經過,以及他在軍法處第20房見到張伯哲、鍾皓東、馮錦輝的情形。其後因有讀者急著想要瞭解陳先生1960年出獄後的事,因此中間就跳過,暫時沒有整理。現在再回到陳先生1950年在軍法處牢房的事情。

三個外省人

在20房,我見過三個外省人,印象很深刻,到現在還記得。有一個人,.是屬於搞情報的「洪國式案」的人,來台之前見過毛澤東和劉少奇,後來被槍決了。他曾跟我講,毛澤東對他們很親切,像好好先生,劉少奇看起來很嚴厲,對他們一個一個追問,什麼事情都不放過。他認為,是因為劉少奇在白區領導地下工作,毛澤東沒有這種經驗,所以做事風格不一樣。

還有一個中央政治學校(現在的政治大學)畢業的,南京人,跟著部隊來台灣,負責打電報。他的一個同學是共產黨,讓他給對岸發電,他拒絕了,但沒有檢舉,後來被牽涉進來。那時的行情,「知情不報」一般是判七年,他以為自己會判七年,結果有一天竟然叫到他的名字,要叫出去槍斃了。他整個人呆了一陣,然後說,我不相信!又再說,我不相信。他走出牢房時,長嘆了一口氣,說:「啊──,算了。」後來我才知道,他的判決書上寫著:中央政治學校的校長是蔣委員長,你是他學生,竟然不檢舉共產黨!

另有一個叫劉鳴鐘。日本投降時候,英國送了一艘軍艦(太平艦)給中華民國政府,國民黨戰敗,要撤退來台時,蔣介石是準備坐這艘船來台灣的,卻由於該船向共產黨投降(起義),讓老蔣沒坐成。劉鳴鐘去英國參加接收。但內戰後他逃兵,帶太太來台灣。有個同事問他,太平艦的裝備如何?他就說了。那同事後來被抓,供出他。劉鳴鐘想,這也沒甚麼,我又不是共產黨。後來他看到中央政治學校那個人因「知情不報」被槍斃了,就跟我說:看這樣,我大概也要被槍斃的。你們是共產黨,要被槍斃時都會喊共產黨萬歲,我不是共產黨,不能喊共產黨萬歲,但也不能喊國民黨萬歲啊——國民黨都要槍斃我了。我喊什麼呢?他想了一下,就說,我要喊「劉鳴鐘二十七歲!」。槍斃那天,看守進來叫:劉鳴鐘!我的名字的讀音跟他很相近,又睡在隔壁,我和他同時坐了起來。我以為叫陳明忠嘛。我們倆都坐著,互相看著對方。看守放慢速度,又喊了一遍:「劉-鳴-鐘」。他就出去了。但他太緊張了,「劉鳴鐘二十七歲」,忘記喊了。

越獄與逃亡

我在20房,聽到一些越獄與逃亡的事。有一個台灣醫生也是「洪國式案」的,是黃順興太太邱瑞穗女士結婚前在日本的男朋友。有一天早上,他把一條毛巾弄濕了搭在脖子上,和另一個人抬馬桶去倒。倒馬桶的地方在圍牆邊,上面有鐵絲網。倒了馬桶,他把毛巾往上一甩,纏住鐵絲網,馬桶倒扣過來,踩上去,就翻牆過去了。但他跳下來時腳摔傷了,還是被抓回來。

也有逃亡成功的。有個人姓林,膽子很大,洗澡時背了一個木梯,在院子裡慢慢走,看守以為他是外役(有些普通案件的犯人,讓他們做些牢裡的事務,叫做外役,也可以到監獄外面出公差)。他不跑,慢慢走,沒有人懷疑,到了圍牆邊,啪地一放,爬上木梯就跑掉了,但後來還是被抓回來。他逃亡了好幾個月,跑到哪裡都被追,親戚有多少,警察都查得清清楚楚。有一次他去找一個親戚拿錢,竟然被一個真正的外役看到,就喊「共產黨,共產黨」,他就被抓回來了。

集體逃亡的,我知道的有兩件,一件是吳思漢想幹的。他是台北市工委案件被抓的,他用肥皂做成牢門鑰匙的模型,給太太送東西來監時偷偷拿回去,打成鑰匙,再放到豬骨頭裡送進來。但他後來想,不對,如果開了門,逃出去了,我們台北的人熟悉環境,可以跑掉,可是很多中南部的人不行,被抓回來就是死,本來不會死的也會死。這麼跑,會害死很多人,他就決定不逃了。

吳思漢後來被槍斃了。台北市工委案在當時影響很大,這一案的吳思漢、郭秀琮、許強都是很有名的醫生,所以很轟動(藍博洲把們三人的事蹟都寫出來了)。槍斃前,在台北火車站前貼公告,那天早上,車子從軍法處到馬場町,很多人圍在路邊看。

再有一件是台南市工委案的。我們去軍法處提審時,要經過一個碉堡。他們的計劃是,第一批開門出去洗澡的人,用醬油瓶打倒看守,再從看守身上找出鑰匙,把牢房的門都打開,大家一起衝向碉堡,向碉堡的看守丟石灰,讓他們眼睛張不開。第一批衝出去的人,用醬油瓶打看守的時候,沒有把看守打昏,看守叫起來了,看守所的鐵門立即關上,其他人當然就出不去了。那些衝出去的人,後來有的被判死刑,其他人都加判四年(白色恐怖賠償的時候,加判的幾年不賠)。當時領導他們越獄的是鄭海樹,台南市工委的書記,是全國台聯前副會長郭平坦的姐夫。雖然鄭海樹的岳父(郭平坦先生的父親)是當時台南紡織界最重要的企業家之一(比當時新光集團老闆吳火獅更為重要,在某一個紡織公司擔任董事長,吳火獅是他的總經理),花了很多很多錢卻救不了他女婿的命,只做到在鄭海樹被處死之前,秘密的和家人(妻子和孩子)見上最後一面,而這使郭家開始走下坡。

我從台中回到岡山時,是通過蔡仁雄和台南工委會聯繫上的(這件事前面已經談過了)。我在獄中倒馬桶碰到鄭海樹,他說,蔡仁雄自首了。我說你怎麼知道?他說,我是案頭。我說,我沒有承認參加共產黨,他說我知道,我也沒有講到你。我前面講過,我曾帶蔡仁雄去躲起來,蔡知道我被捕後,就出來自首,他也沒有講到我。自首的人甚麼都得講,如果不講,後來被發現了,就是死刑。我被捕一段時間,蔡沒有被抓,蔡就判斷我沒有講他。所以他後來自首時,也不講我。說起來,大家都是膽子大,所以蔡很佩服我,他對我也真夠朋友。那時候只要鄭海樹和蔡仁雄任何一個提到我,我恐怕難逃一死(因為二二八我有被通緝的案底)。

在新店分所判刑確定

後來我被轉到了新店分所。一般來說,送到新店的應該就不會死,留在軍法處的大多會死了,有個例外是謝富。他本來已送到新店了,他就是被派到埔里通知謝雪紅撤退的那個人,他原來是台中市委,做生意掩護身分,國民黨不知道他是個重要人物。那時台中市工委被破壞,重要的人有洪幼樵、蔡寄天。蔡寄天是原台中女中的訓導主任,是蔡孝乾和洪幼樵的聯絡員。蔡寄天自首了,後來成為有名的反共文藝理論家,改名蔡丹冶。

蔡寄天被審訊時,知道洪幼樵快要搭船出逃,他撐著,預料那天船已經開走後,才供出洪幼樵,沒想到因為颱風,船沒有走,洪幼樵就被捕了。洪幼樵被捕,講出了謝富的事。謝富從新店調回軍法處,被處決。

新店的牢房比較大,可以睡15~16個人,如果睡15個人,馬桶就放在角落。如果多來一個人,就把馬桶放過道中間,角落就可睡人。有次新來一個人,是個鄉下人,這房裡有個流氓欺負他,不讓他把馬桶放中間,不給他地方睡。我看不過,就過去把馬桶搬到角落里,流氓大怒,跟我打起來。看守來了,說我煽動鬧事,就把我調到隔壁,用繩子吊起來,只能踮腳尖站著。這間牢房有個鴉片案的犯人,他拿一床棉被墊在我腳下,這樣我就能站立了。他又拿一雙筷子,竹子做的,把竹子皮剝下來,削到很薄,插到手銬孔裡,一下就打開了。那牢裡關著不少鴉片案的人,對他們來說,最慘的是沒有鴉片了,犯起癮來沒法子,一直哀嚎,眼淚鼻涕直流,有個人整整叫了幾個禮拜。

我的案子就是在新店的時候判的。因為我始終沒有承認參加共產黨,而只承認參加了社會革命黨,他們查來查去也查不到這個黨還有什麼人,刑求我又不承認,又找不到其他證據,最後就判我十年,理由是在他們二二八的黑名單上有我。宣判的時候,我說我沒有參加共產黨的地下組織啊,法官說「二二八」就有組織啊。我說:蔣介石1949年撤退來的時候,不是宣佈「二二八不追究」嗎?法官說:沒有錯,不追究才判你十年啊,如果要追究的話,你十條命都不夠判,所以你要感謝政府的寬大。

我們那個案是個雜案,把一些無法歸類的人一起判。其中有一個叫辜金良,他很早就被抓,但老是找不到他的證據,他也什麼都沒講。他曾經幾次因為別的案而被調問,但總找不出他跟這些案的關係。有一次他又被調問,法官說,怎麼你又來了?辜回答,又不是我想來的。最後,他被判十二年。其實,他跟張志忠關係密切,如果找到證據,是要判死刑的。

我們有一次在綠島打起來,我突然停手不打,他說,怎麼不打了,我說,你年紀比我大,我不能打你,後來我們就成為好朋友。出獄後,我介紹他跟許金玉結婚,他們在屏東做鹹鴨蛋,剛開始非常辛苦,後來就賺錢了,賺了不少。我第二次出獄,組織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和勞動黨等團體,他非常支持,捐了很多錢。後來他中風,躺了幾年才過世。藍博洲訪問過他,不曉得整理出來了沒有,這個人是不能忘記的。他的太太許金玉,也很了不起,好像有很多人訪問過她了。

移送內湖國小

在新店正式判決後,按理我要被送到軍人監獄,但軍人監獄人滿為患,我又被送回軍法處。這回到了一區12房,碰到了中學同學岸本的舅舅,蔡瑞欽。岸本就是受他兩個舅舅影響,才會在雄中時候就有民族意識,罵日本人。蔡瑞欽後來被槍斃,另一個舅舅蔡瑞洋,自首了。蔡瑞欽死前,寫了一首日本和歌,大意是:太太帶著孩子來看他,卻不被允許見,是很傷感的歌。

再之後,我又被移送內湖國小,好像叫「新生總隊」,是綠島新生訓導處的前身,一到五隊是古寧頭戰役(金門戰役)的俘虜。當時從軍法處送到內湖國小的,編成六隊。睡覺時,早上起來發現毛毯沒蓋到的小腿,全腫起來,後來才知道是被跳蚤咬的。星期天掃除時,我們就用水沖木床,跳出來幾百隻跳蚤,看得我直起雞皮疙瘩。那裡洗澡,是一個池子,洗過的水再倒回去,反復用,我不敢洗澡。

「新生總隊」六隊的犯人們很複雜,有判感訓的,有判刑的。有十年以下,也有以上,性質不一樣,思想也不統一,大部分不是共產黨員,很難團結做甚麼事。

四隊則最團結,最堅強,會抗議。他們都是判十年以上的人,其中有個叫陳行中的,他原來是孫立人部隊管補給的上校,因為貪污,後來逃回到湖南老家,買地置產。共產黨來了,他帶著地主去歡迎。共產黨也不能殺他,也不想用他,就送他去受訓,派到台灣工作,卻被同鄉的吳雨村檢舉而被判十年。吳雨村是他家鄉自衛隊的隊長,殺過不少人,他的同鄉都很怕他,他在湖南參加過「三民主義青年團」,到台灣後,他們的老大做交通部長,後來老大死了,三民主義青年團失了勢,三十多個人都被抓。吳雨村雖然檢舉了陳行中,但後來也被牽連進去,判了十年。

陳行中很會講話,也有聲望,因為他假裝自己是共產黨的幹部,又確實被共產黨訓練過半年,知道共產黨的方法。四隊很多人進來是冤枉的,根本不懂馬克思主義,所以聽他一講就很佩服他,跟他學習,四隊的學習運動很熱烈。

那時很多人莫名其妙被牽連,也有因為國民黨內鬥,進來後受不了刑求,就承認了。有次我聽到一個吳雨村的同鄉、同案說,他太太責備他,你明明不是共產黨,為甚麼要承認?那人回答:「連吳雨村都承認了,我還能不承認嗎?」有個在基隆做生意的余某某被抓,就把他一個朋友,警備總部姓馬的中校供進來。因為這個姓馬的,平常總吹牛說和蔣經國稱兄道弟的,他想把姓馬的牽進來,說不定就一起得救了。沒想到姓馬的進來,刑求吃不消,也承認自己是共產黨了。我在那裡的時候,姓馬的常常要揍那個姓余的生意人。

被捕的政治犯裡,40%是外省人,當時外省人人口只佔台灣15%。所以可以知道,白色恐怖是國民黨因為意識形態,因為對共產黨的恐懼,就對全民進行大清洗。

當時吳石案最轟動,因為他是國防部參謀次長。大陸正準備攻打台灣,吳石把資料送給大陸派來的一個情報員朱諶之。朱諶之丈夫前妻的女婿是省警務處電訊管理所主任,朱諶之來台的住所就是女婿的家裡。後來吳石、朱諶之、陳寶倉中將(第四兵站總監)、聶曦上校等人都被槍槍決了。

另外,共產黨中央社會部的于非(原名朱芳春)和蕭明華後來台,分別謀得國語日報編輯和省立師範學院(現在的台灣師範大學)助教工作。于非利用臺灣省政府社會處主辦的「社會科學研究會」附設「實用心理補習班」為基礎,從事組織活動。後來他依照中央社會部命令改變工作路線,專力於情報策反工作,曾利用國防部作戰課課長蘇藝林上校取得台灣的防守地圖、碉堡位置等重要軍事機密情報。

蘇藝林將這些資料裝在皮包內,帶著不知情的陸軍大學上校教官張國維一起上于非要回大陸的船上,交換皮包後下船。案發後蘇藝林被判死刑,不知情的張國維也被判五年(因為這個案子,國防部後來抓了很多人,台灣很多軍事設施也因此修改了)。張國維曾因其所著《蔣介石的三角戰術》一書,被蔣介石親自召見,因不滿被判刑而繼續上訴後,從五年改判十年、十五年,最後被改判為無期徒刑後才不敢再上訴。

于非當時曾透過各種關係擬爭取黨、政、軍高級人員如孫立人、游彌堅等人,據說當時雖未為于非所動,但亦未向政府檢舉,因而使政府認為「隱憂」。這些情形就可以說明,當時國民黨為什麼那麼恐懼,寧可錯殺一百,也不肯放過一個。所以,白色恐怖蔣介石真是痛下殺手。

蔡孝乾被捕時供出,地下黨只有900多個,再加上大陸潛伏過來的情報人員,被抓到的黨員總共也不過1300多個,但據報載,整個白色恐怖期間國民黨總共抓了14~15萬人,槍斃了1萬多人,冤枉的人實在太多了,這是國民黨在發洩怨氣。但是監牢的人看著那麼多人在槍斃前喊著共產黨萬歲,確實受到很大的震動。

來到綠島

1951年綠島的「新生訓導處」成立,可以疏散臺北人滿為患的監獄了。我在內湖待了大約兩個星期後被移送綠島。據說第一批政治犯抵達綠島是1951年5月17日。我們從基隆坐登陸船去,我們犯人坐在船艙下,和煤、貨物一起。小便、大便也都在裡面。很多人暈船,一直吐。環境非常惡劣,如果是豬,豬恐怕都會死掉,我們卻活下來,到了綠島。從被捕、審訊、刑求、押送,整個過程,大家都吃盡了苦頭,但人的生命力是驚人的。記得在保密局,有個人受了槍傷,大概快死了,被扔在走廊裏,他躺在那兒,自己伸手到化膿的傷口裏捏蛆蟲。

綠島上本來就住有老百姓,「新生訓導處」其實就是政治犯的集中營。開始時有兩個大隊,第一大隊有四個中隊,第二大隊有三個中隊,加一個女生分隊,三大隊後來由南日島的俘虜所構成。補給船三個月來一次,送糧食和煤炭,我們犯人就從港口抬到監獄。吃得很壞,沒有青菜,饅頭很硬,發酵不夠,因為麵粉太差。有時我們就吃做醬油的黑豆,曬乾了吃,還有鹹菜乾。這些東西吃到胃痛。原本我的胃在日本時代當學生兵時就開始壞了,在彰化憲兵處灌水刑求,搞得更壞。這時就開始胃潰瘍,吐血。伙食太差,犯人們抗議,要求改善。隊長就說,我們隊的錢由特務長借給人家了,但借給誰忘記了,特務長薪水不多,請大家原諒他。其實是伙食軍官貪污,那時魚很便宜,五毛錢一斤,也不給我們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