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O年代：從被捕到判刑（續）
口述整理／李娜(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校 訂／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編案：2013年4月本報連載的陳明忠先生回憶錄，談到他在1950年被捕的經過，以及他在軍法處第20房見到張伯哲、鍾皓東、馮錦輝的情形。其後因有讀者急著想要瞭解陳先生1960年出獄後的事，因此中間就跳過，暫時沒有整理。現在再回到陳先生1950年在軍法處牢房的事情。
三個外省人
在20房，我見過三個外省人，印象很深刻，到現在還記得。有一個人，.是屬於搞情報的「洪國式案」的人，來台之前見過毛澤東和劉少奇，後來被槍決了。他曾跟我講，毛澤東對他們很親切，像好好先生，劉少奇看起來很嚴厲，對他們一個一個追問，什麼事情都不放過。他認為，是因為劉少奇在白區領導地下工作，毛澤東沒有這種經驗，所以做事風格不一樣。
還有一個中央政治學校（現在的政治大學）畢業的，南京人，跟著部隊來台灣，負責打電報。他的一個同學是共產黨，讓他給對岸發電，他拒絕了，但沒有檢舉，後來被牽涉進來。那時的行情，「知情不報」一般是判七年，他以為自己會判七年，結果有一天竟然叫到他的名字，要叫出去槍斃了。他整個人呆了一陣，然後說，我不相信！又再說，我不相信。他走出牢房時，長嘆了一口氣，說：「啊──，算了。」後來我才知道，他的判決書上寫著：中央政治學校的校長是蔣委員長，你是他學生，竟然不檢舉共產黨！
另有一個叫劉鳴鐘。日本投降時候，英國送了一艘軍艦（太平艦）給中華民國政府，國民黨戰敗，要撤退來台時，蔣介石是準備坐這艘船來台灣的，卻由於該船向共產黨投降（起義），讓老蔣沒坐成。劉鳴鐘去英國參加接收。但內戰後他逃兵，帶太太來台灣。有個同事問他，太平艦的裝備如何？他就說了。那同事後來被抓，供出他。劉鳴鐘想，這也沒甚麼，我又不是共產黨。後來他看到中央政治學校那個人因「知情不報」被槍斃了，就跟我說：看這樣，我大概也要被槍斃的。你們是共產黨，要被槍斃時都會喊共產黨萬歲，我不是共產黨，不能喊共產黨萬歲，但也不能喊國民黨萬歲啊——國民黨都要槍斃我了。我喊什麼呢？他想了一下，就說，我要喊「劉鳴鐘二十七歲！」。槍斃那天，看守進來叫：劉鳴鐘！我的名字的讀音跟他很相近，又睡在隔壁，我和他同時坐了起來。我以為叫陳明忠嘛。我們倆都坐著，互相看著對方。看守放慢速度，又喊了一遍：「劉－鳴－鐘」。他就出去了。但他太緊張了，「劉鳴鐘二十七歲」，忘記喊了。
越獄與逃亡
我在20房，聽到一些越獄與逃亡的事。有一個台灣醫生也是「洪國式案」的，是黃順興太太邱瑞穗女士結婚前在日本的男朋友。有一天早上，他把一條毛巾弄濕了搭在脖子上，和另一個人抬馬桶去倒。倒馬桶的地方在圍牆邊，上面有鐵絲網。倒了馬桶，他把毛巾往上一甩，纏住鐵絲網，馬桶倒扣過來，踩上去，就翻牆過去了。但他跳下來時腳摔傷了，還是被抓回來。
也有逃亡成功的。有個人姓林，膽子很大，洗澡時背了一個木梯，在院子裡慢慢走，看守以為他是外役（有些普通案件的犯人，讓他們做些牢裡的事務，叫做外役，也可以到監獄外面出公差）。他不跑，慢慢走，沒有人懷疑，到了圍牆邊，啪地一放，爬上木梯就跑掉了，但後來還是被抓回來。他逃亡了好幾個月，跑到哪裡都被追，親戚有多少，警察都查得清清楚楚。有一次他去找一個親戚拿錢，竟然被一個真正的外役看到，就喊「共產黨，共產黨」，他就被抓回來了。
集體逃亡的，我知道的有兩件，一件是吳思漢想幹的。他是台北市工委案件被抓的，他用肥皂做成牢門鑰匙的模型，給太太送東西來監時偷偷拿回去，打成鑰匙，再放到豬骨頭裡送進來。但他後來想，不對，如果開了門，逃出去了，我們台北的人熟悉環境，可以跑掉，可是很多中南部的人不行，被抓回來就是死，本來不會死的也會死。這麼跑，會害死很多人，他就決定不逃了。
吳思漢後來被槍斃了。台北市工委案在當時影響很大，這一案的吳思漢、郭秀琮、許強都是很有名的醫生，所以很轟動（藍博洲把們三人的事蹟都寫出來了）。槍斃前，在台北火車站前貼公告，那天早上，車子從軍法處到馬場町，很多人圍在路邊看。
再有一件是台南市工委案的。我們去軍法處提審時，要經過一個碉堡。他們的計劃是，第一批開門出去洗澡的人，用醬油瓶打倒看守，再從看守身上找出鑰匙，把牢房的門都打開，大家一起衝向碉堡，向碉堡的看守丟石灰，讓他們眼睛張不開。第一批衝出去的人，用醬油瓶打看守的時候，沒有把看守打昏，看守叫起來了，看守所的鐵門立即關上，其他人當然就出不去了。那些衝出去的人，後來有的被判死刑，其他人都加判四年（白色恐怖賠償的時候，加判的幾年不賠）。當時領導他們越獄的是鄭海樹，台南市工委的書記，是全國台聯前副會長郭平坦的姐夫。雖然鄭海樹的岳父（郭平坦先生的父親）是當時台南紡織界最重要的企業家之一（比當時新光集團老闆吳火獅更為重要，在某一個紡織公司擔任董事長，吳火獅是他的總經理），花了很多很多錢卻救不了他女婿的命，只做到在鄭海樹被處死之前，秘密的和家人（妻子和孩子）見上最後一面，而這使郭家開始走下坡。
我從台中回到岡山時，是通過蔡仁雄和台南工委會聯繫上的（這件事前面已經談過了）。我在獄中倒馬桶碰到鄭海樹，他說，蔡仁雄自首了。我說你怎麼知道？他說，我是案頭。我說，我沒有承認參加共產黨，他說我知道，我也沒有講到你。我前面講過，我曾帶蔡仁雄去躲起來，蔡知道我被捕後，就出來自首，他也沒有講到我。自首的人甚麼都得講，如果不講，後來被發現了，就是死刑。我被捕一段時間，蔡沒有被抓，蔡就判斷我沒有講他。所以他後來自首時，也不講我。說起來，大家都是膽子大，所以蔡很佩服我，他對我也真夠朋友。那時候只要鄭海樹和蔡仁雄任何一個提到我，我恐怕難逃一死（因為二二八我有被通緝的案底）。
在新店分所判刑確定
後來我被轉到了新店分所。一般來說，送到新店的應該就不會死，留在軍法處的大多會死了，有個例外是謝富。他本來已送到新店了，他就是被派到埔里通知謝雪紅撤退的那個人，他原來是台中市委，做生意掩護身分，國民黨不知道他是個重要人物。那時台中市工委被破壞，重要的人有洪幼樵、蔡寄天。蔡寄天是原台中女中的訓導主任，是蔡孝乾和洪幼樵的聯絡員。蔡寄天自首了，後來成為有名的反共文藝理論家，改名蔡丹冶。
蔡寄天被審訊時，知道洪幼樵快要搭船出逃，他撐著，預料那天船已經開走後，才供出洪幼樵，沒想到因為颱風，船沒有走，洪幼樵就被捕了。洪幼樵被捕，講出了謝富的事。謝富從新店調回軍法處，被處決。
新店的牢房比較大，可以睡15～16個人，如果睡15個人，馬桶就放在角落。如果多來一個人，就把馬桶放過道中間，角落就可睡人。有次新來一個人，是個鄉下人，這房裡有個流氓欺負他，不讓他把馬桶放中間，不給他地方睡。我看不過，就過去把馬桶搬到角落里，流氓大怒，跟我打起來。看守來了，說我煽動鬧事，就把我調到隔壁，用繩子吊起來，只能踮腳尖站著。這間牢房有個鴉片案的犯人，他拿一床棉被墊在我腳下，這樣我就能站立了。他又拿一雙筷子，竹子做的，把竹子皮剝下來，削到很薄，插到手銬孔裡，一下就打開了。那牢裡關著不少鴉片案的人，對他們來說，最慘的是沒有鴉片了，犯起癮來沒法子，一直哀嚎，眼淚鼻涕直流，有個人整整叫了幾個禮拜。
我的案子就是在新店的時候判的。因為我始終沒有承認參加共產黨，而只承認參加了社會革命黨，他們查來查去也查不到這個黨還有什麼人，刑求我又不承認，又找不到其他證據，最後就判我十年，理由是在他們二二八的黑名單上有我。宣判的時候，我說我沒有參加共產黨的地下組織啊，法官說「二二八」就有組織啊。我說：蔣介石1949年撤退來的時候，不是宣佈「二二八不追究」嗎？法官說：沒有錯，不追究才判你十年啊，如果要追究的話，你十條命都不夠判，所以你要感謝政府的寬大。
我們那個案是個雜案，把一些無法歸類的人一起判。其中有一個叫辜金良，他很早就被抓，但老是找不到他的證據，他也什麼都沒講。他曾經幾次因為別的案而被調問，但總找不出他跟這些案的關係。有一次他又被調問，法官說，怎麼你又來了？辜回答，又不是我想來的。最後，他被判十二年。其實，他跟張志忠關係密切，如果找到證據，是要判死刑的。
我們有一次在綠島打起來，我突然停手不打，他說，怎麼不打了，我說，你年紀比我大，我不能打你，後來我們就成為好朋友。出獄後，我介紹他跟許金玉結婚，他們在屏東做鹹鴨蛋，剛開始非常辛苦，後來就賺錢了，賺了不少。我第二次出獄，組織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和勞動黨等團體，他非常支持，捐了很多錢。後來他中風，躺了幾年才過世。藍博洲訪問過他，不曉得整理出來了沒有，這個人是不能忘記的。他的太太許金玉，也很了不起，好像有很多人訪問過她了。
移送內湖國小
在新店正式判決後，按理我要被送到軍人監獄，但軍人監獄人滿為患，我又被送回軍法處。這回到了一區12房，碰到了中學同學岸本的舅舅，蔡瑞欽。岸本就是受他兩個舅舅影響，才會在雄中時候就有民族意識，罵日本人。蔡瑞欽後來被槍斃，另一個舅舅蔡瑞洋，自首了。蔡瑞欽死前，寫了一首日本和歌，大意是：太太帶著孩子來看他，卻不被允許見，是很傷感的歌。
再之後，我又被移送內湖國小，好像叫「新生總隊」，是綠島新生訓導處的前身，一到五隊是古寧頭戰役（金門戰役）的俘虜。當時從軍法處送到內湖國小的，編成六隊。睡覺時，早上起來發現毛毯沒蓋到的小腿，全腫起來，後來才知道是被跳蚤咬的。星期天掃除時，我們就用水沖木床，跳出來幾百隻跳蚤，看得我直起雞皮疙瘩。那裡洗澡，是一個池子，洗過的水再倒回去，反復用，我不敢洗澡。
「新生總隊」六隊的犯人們很複雜，有判感訓的，有判刑的。有十年以下，也有以上，性質不一樣，思想也不統一，大部分不是共產黨員，很難團結做甚麼事。
四隊則最團結，最堅強，會抗議。他們都是判十年以上的人，其中有個叫陳行中的，他原來是孫立人部隊管補給的上校，因為貪污，後來逃回到湖南老家，買地置產。共產黨來了，他帶著地主去歡迎。共產黨也不能殺他，也不想用他，就送他去受訓，派到台灣工作，卻被同鄉的吳雨村檢舉而被判十年。吳雨村是他家鄉自衛隊的隊長，殺過不少人，他的同鄉都很怕他，他在湖南參加過「三民主義青年團」，到台灣後，他們的老大做交通部長，後來老大死了，三民主義青年團失了勢，三十多個人都被抓。吳雨村雖然檢舉了陳行中，但後來也被牽連進去，判了十年。
陳行中很會講話，也有聲望，因為他假裝自己是共產黨的幹部，又確實被共產黨訓練過半年，知道共產黨的方法。四隊很多人進來是冤枉的，根本不懂馬克思主義，所以聽他一講就很佩服他，跟他學習，四隊的學習運動很熱烈。
那時很多人莫名其妙被牽連，也有因為國民黨內鬥，進來後受不了刑求，就承認了。有次我聽到一個吳雨村的同鄉、同案說，他太太責備他，你明明不是共產黨，為甚麼要承認？那人回答：「連吳雨村都承認了，我還能不承認嗎？」有個在基隆做生意的余某某被抓，就把他一個朋友，警備總部姓馬的中校供進來。因為這個姓馬的，平常總吹牛說和蔣經國稱兄道弟的，他想把姓馬的牽進來，說不定就一起得救了。沒想到姓馬的進來，刑求吃不消，也承認自己是共產黨了。我在那裡的時候，姓馬的常常要揍那個姓余的生意人。
被捕的政治犯裡，40％是外省人，當時外省人人口只佔台灣15％。所以可以知道，白色恐怖是國民黨因為意識形態，因為對共產黨的恐懼，就對全民進行大清洗。
當時吳石案最轟動，因為他是國防部參謀次長。大陸正準備攻打台灣，吳石把資料送給大陸派來的一個情報員朱諶之。朱諶之丈夫前妻的女婿是省警務處電訊管理所主任，朱諶之來台的住所就是女婿的家裡。後來吳石、朱諶之、陳寶倉中將（第四兵站總監）、聶曦上校等人都被槍槍決了。
另外，共產黨中央社會部的于非（原名朱芳春）和蕭明華後來台，分別謀得國語日報編輯和省立師範學院（現在的台灣師範大學）助教工作。于非利用臺灣省政府社會處主辦的「社會科學研究會」附設「實用心理補習班」為基礎，從事組織活動。後來他依照中央社會部命令改變工作路線，專力於情報策反工作，曾利用國防部作戰課課長蘇藝林上校取得台灣的防守地圖、碉堡位置等重要軍事機密情報。
蘇藝林將這些資料裝在皮包內，帶著不知情的陸軍大學上校教官張國維一起上于非要回大陸的船上，交換皮包後下船。案發後蘇藝林被判死刑，不知情的張國維也被判五年（因為這個案子，國防部後來抓了很多人，台灣很多軍事設施也因此修改了）。張國維曾因其所著《蔣介石的三角戰術》一書，被蔣介石親自召見，因不滿被判刑而繼續上訴後，從五年改判十年、十五年，最後被改判為無期徒刑後才不敢再上訴。
于非當時曾透過各種關係擬爭取黨、政、軍高級人員如孫立人、游彌堅等人，據說當時雖未為于非所動，但亦未向政府檢舉，因而使政府認為「隱憂」。這些情形就可以說明，當時國民黨為什麼那麼恐懼，寧可錯殺一百，也不肯放過一個。所以，白色恐怖蔣介石真是痛下殺手。
蔡孝乾被捕時供出，地下黨只有900多個，再加上大陸潛伏過來的情報人員，被抓到的黨員總共也不過1300多個，但據報載，整個白色恐怖期間國民黨總共抓了14～15萬人，槍斃了1萬多人，冤枉的人實在太多了，這是國民黨在發洩怨氣。但是監牢的人看著那麼多人在槍斃前喊著共產黨萬歲，確實受到很大的震動。
來到綠島
1951年綠島的「新生訓導處」成立，可以疏散臺北人滿為患的監獄了。我在內湖待了大約兩個星期後被移送綠島。據說第一批政治犯抵達綠島是1951年5月17日。我們從基隆坐登陸船去，我們犯人坐在船艙下，和煤、貨物一起。小便、大便也都在裡面。很多人暈船，一直吐。環境非常惡劣，如果是豬，豬恐怕都會死掉，我們卻活下來，到了綠島。從被捕、審訊、刑求、押送，整個過程，大家都吃盡了苦頭，但人的生命力是驚人的。記得在保密局，有個人受了槍傷，大概快死了，被扔在走廊裏，他躺在那兒，自己伸手到化膿的傷口裏捏蛆蟲。
綠島上本來就住有老百姓，「新生訓導處」其實就是政治犯的集中營。開始時有兩個大隊，第一大隊有四個中隊，第二大隊有三個中隊，加一個女生分隊，三大隊後來由南日島的俘虜所構成。補給船三個月來一次，送糧食和煤炭，我們犯人就從港口抬到監獄。吃得很壞，沒有青菜，饅頭很硬，發酵不夠，因為麵粉太差。有時我們就吃做醬油的黑豆，曬乾了吃，還有鹹菜乾。這些東西吃到胃痛。原本我的胃在日本時代當學生兵時就開始壞了，在彰化憲兵處灌水刑求，搞得更壞。這時就開始胃潰瘍，吐血。伙食太差，犯人們抗議，要求改善。隊長就說，我們隊的錢由特務長借給人家了，但借給誰忘記了，特務長薪水不多，請大家原諒他。其實是伙食軍官貪污，那時魚很便宜，五毛錢一斤，也不給我們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