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求逼供
口述整理／李娜(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校 訂／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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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政壇老兵郭雨新〉在香港的《七十年代》雜誌刊出，
把國民黨作票的很多細節都寫了出來，引起一陣轟動。 |
編按： 《兩岸犇報》52期（七月）〈傳記版〉內文標題應為「無悔─陳明忠回憶錄(七)：第二次被捕」，誤植為「陳明忠回憶錄(八)」，特此更正致歉，並請讀者留意。
第一階段的逼供
「人進了棺材，口供也要留下來。」這是警總副司令交待的。當然，他們要的是他們想要的口供，這種口供我不會給，所以接下來的就是一連串的刑求，「生不如死」。
第一階段六天五夜。他們四個小時換一組人，不斷的疲勞式審問，他們換人，我卻不能休息，連續審問了六天五夜。他們要我承認這個，承認那個，我什麼都否認。他們罵，「黃妮娜都講了些什麼什麼，你還不承認！」他們不斷的罵，這樣我就知道黃麗娜到底講了些什麼。問案的人越急，就越露出了他們的底牌。這樣一輪審問下來，我差不多就瞭解了他們掌握了什麼。我已經有過一次被審和坐牢的經驗，知道如何對付他們。
這種疲勞轟炸式的審問，電燈一直照著眼睛，不給睡覺，普通人三天三夜就完蛋了。我體質好，能忍耐，問案的人還問我：你練了什麼武功？還有一點很重要，你的回答不能前後矛盾，只要被抓到，他們就死扣住不放，所以腦筋要非常清楚。我那時四十七歲，身體還可以，撐得住。
他們還鬧了一個笑話。我五O年代第一次入獄時，並沒有承認加入共產黨。我只承認加入「社會革命黨」，事實上這是我被刑求時胡亂揑造的，根本沒這個黨。保安司令部怎查都查不到這個黨，最後胡里糊塗的定罪，歸入叛亂雜案，說我參加的「台灣民主聯軍」（即二七部隊）就是叛亂組織。這是二二八事件的事，國民黨已經表示既往不究，怎麼能說是叛亂組織！所以問案人員一查我的資料，也覺得莫名其妙，還問我1950年為什麼被抓。我說你們抓的啊。他們說，不是我們，那是保安部抓的。這是睜眼說瞎話！保安司令部根本就是警備總部的前身，怎麼會沒關係。
他們問案的一個重點，是香港的《七十年代》雜誌上當年刊出的一篇文章，〈台灣政壇老兵郭雨新〉，署名戴乃民。六十八歲的郭雨新競選立委，竟然落選了。這篇文章把國民黨作票的很多細節都寫了出來，包括許多村子開票時國民黨怎麼破壞，怎麼弄出廢票，最後廢票竟然有八萬張！天下哪有這種事！這就是台灣「民主政治的真相」。這篇文章後面還有一篇，是講顏明聖的，在同一次選舉中顏明聖在高雄地區競選立法委員，選舉結束後他被抓了，判了十二年。這兩篇文章，尤其是講郭雨新的那一篇在《七十年代》上發表後非常轟動，影響很大，因為他有憑有據的戳穿了國民黨的民主假相。這一期雜誌回流台灣後，黨外的士氣跟著高漲起來。國民黨很緊張，很生氣，警總懷疑文章是陳映真寫的，拿這個問我。
我說我不認識陳映真。我被捕前已經把電話簿撕成一片一片，用抽水馬桶沖掉，但我留下一本舊的，裡面沒有陳映真的名字，所以我可以說我根本不認識陳映真。後來「美麗島事件」中王拓被捕，刑求他時也問這個事情。王拓根本不知道啊。這件事只有我和陳映真知道。資料是蘇慶黎從當時是郭雨新秘書的陳菊那兒拿到的，我讓陳映真寫出來，交給朋友帶到香港，由《七十年代》刊登。這應該是陳映真第一篇報告文學，比〈當紅星在七古林沉沒〉早。這件事到現在都沒有公開出來。陳映真在這篇文章中故意改變了文章的風格，不過警總還是懷疑到他。
後來我聽說，在我被捕後的當天早上，陳映真聽到消息了。他穿著睡衣在街上亂走，半個小時後才冷靜下來。因為除了文章之外，還有一件更重要的事。那時候，《台灣政論》開始排斥左派，不刊登我們的文章（不過，他們出到第五期後也被停刊了），我們就想自己來辦雜誌。那時蘇慶黎的前夫，一個精神科醫師，他辦了一個《夏潮》雜誌，出了三期，不想辦了，我們決定把它買下來。當時還是戒嚴時代，申請辦雜誌很困難，買別人的雜誌比較快。陳映真和蘇慶黎找我商量，人和文章都聚起來了，但沒有錢，需要六十萬準備金。我說好，我來想辦法。我沒錢，但朋友有，我就找出獄的老同學籌錢。7月3日晚上十一點左右，我把第一筆錢交給陳映真，7月4日我就被捕了。夏潮的人很緊張，陳映真都準備著被捕了。關鍵是我的舊電話簿裡沒有陳映真，我不承認認識陳映真，我挺住了，他們沒法查下去，這樣，陳映真和蘇慶黎都沒有被牽進來。
有一天來了一個人，對我說：第三組的人不是你的對手，我可不一樣。（後來電視上說，保安處第三組張偉英，「用科學的方法破了陳明忠案」，成了國軍英雄，簡直胡說八道。）他說，你那本電話簿是舊的，應該還有本新的。我說沒有新的，就只有這一本。他說，你有一個朋友叫陳玉璽，你有他的地址，但卻是舊的，你應該還有一本新電話簿，記了他的新地址。我回答說：他以前住在三重，後來搬到民生社區，我知道，但你們經常跟蹤他，他覺得麻煩，所以新的電話、位址都沒有給我，有事情他會來找我，他不要我找他。我的回答合情合理，他無可奈何。
我一邊應付他，一邊想，這個人到底是誰啊？確實厲害。我突然想到一個人，平常大家提到警備總部的這個人，都說他是專門負責對付高級知識份子的，常請他們「喝咖啡」，我想可能是他。他對付不了我，要走了，我就問：你是不是陳盡忠先生？他吃了一驚，連說「不是不是」，就趕緊跑掉了。
當天晚上，他帶了三瓶酒和菜來押房，說：沒錯，我就是陳盡忠啦，你怎麼知道我？我說：你大名鼎鼎啊！他跟我喝酒，想要把我灌醉，想讓我酒後吐真話。我被捕前在東大做副廠長兼技術部主任（東大食品公司，生產「乖乖」食品，相當有名的大公司。現在的「旺旺」，那時是很小的小朋友），常常應酬。老闆糖尿病，不能喝酒，我就替他喝，我酒量好，台灣人叫「酒桶」那種。日本人喜歡去酒家，所以台北那些大酒家，我差不多都帶去過。三瓶酒喝完了，我一點問題沒有。他想灌我，哪有那麼簡單。
我和黨外來往，警總的人也找不到任何證據。我和黃順興、康寧祥等人來往，知道他們出門時，警總的人會跟蹤，所以約好了餐廳，我都是提前一個小時在裡面等，聚完餐後，他們都走了很久，我才離開，所以警總的人根本找不到我跟他們來往的任何痕跡。
以上所說的這些，他們抓不到證據，問不出口供，就想盡辦法刑求，那真是痛若無比啊！
三輪刑求
第二階段，五天五夜的刑求。他們一邊問，一邊刑求，不讓睡覺，給吃東西。但我吃不下，開水喝得比較多。也給香煙。醫官在旁邊，看看差不多就量血壓，不行就告訴刑求的人休息一下。我就能睡一會。
八個人刑求我一個，有時候幾種刑一起來。有的按手，用小棒夾手指、腳趾後加力，兩個人用長棍子在兩條腿上加力，有的通電，再一個人拿著汽油，等電通了，嘴巴張開了，就倒汽油下去……
坐老虎凳，弄得我整條腿都完蛋了。磚頭再壓下去，眼前會發黑昏倒，兩三個星期不能走路，也不能爬。上廁所，只好用背靠地走路，用手向後劃，關節痛得不得了。現在我的膝蓋這樣差，就是當年坐老虎凳的結果。
運來兩塊大冰塊，讓我光著身子躺在上邊，旁邊吹著電風扇，這麼審問。刑求的人說，一個冰塊80元，兩個花了160元。「你看我們對你多好。」皮膚、肌肉冰一段時間就會麻痹失去知覺，倒不覺得痛苦了，但同時夾手指，把牙籤插入指甲和指甲肉中間時，痛得小便都失禁。這樣冰了九個小時，按理會凍傷，但因為夾手指太痛，身體一直亂動，反而沒有凍傷。
灌辣椒水，辣椒水通過喉嚨後，也就不怎麼覺得嗆了，只是會流眼淚。但灌汽油就太難受了，我儘量吐出來，但還是會吞下一部分，兩三個月內都還會感覺到體內的汽油惡臭味。而且很奇怪，會放屁，白天能控制，晚上睡覺的時候，砰一聲，自己也被嚇醒；同房有人跳起來，說，什麼聲音啊？
把電線綁在腳趾上，然後通電。鋼絲捆成一捆，打背和腿，太痛了，比棍子不知道痛多少倍。打過後一個禮拜，身體都不能動，動一下，全身都會痛。醫官想要擦藥，因為面積太大了，沒辦法擦。背上、腿全都黑了。
我的脊椎給打到錯位，所以後來神經會麻木，走路跨台階時會摔倒，拿杯子會掉下來。或者拿東西以為拿到了，其實沒拿到，神經指揮和肌肉活動之間有落差。我早就知道會麻木，只是現在越來越嚴重了。
按照第一次坐牢的經驗，我知道有些罪狀只要一承認就免不了一死。當然不承認也還是99％會死，但還有1％的機會可以活。因此無論如何都得挺下去，更何況挺不下去就會牽連很多人。
在最痛苦的時候，我也想：算了，太痛苦了，想要我承認什麼就承認什麼吧。剛好這個時候，碰到刑求的一個空檔，前一批問案的人要輪換，他們先走了，而後一批人還沒來，我一下就睡著了。我做了一個夢，夢見我和一個劍道高手對決，他如果一劍劈下來，我根本躲不及，我忽然就想通了，我不躲，就直接朝他身上刺下去，同歸於盡不就好了。我想到一首日本和歌（短歌），「身を捨ててこそ浮ぶ瀨もあれ」，翻譯成中文，大約就是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意思。痛到極致也就是死了，最多就是死，很簡單，但是很重要，我終於想開了。
我終於體認到，被刑求的時候，精神力的支持是最重要的。只要精神沒有崩潰，肉體上的痛苦是可以忍受得住的。而且，只要認為「我不過是生錯了時代才會遭遇到這樣的痛苦，但我並沒有走錯路。」精神就不會崩潰了。做了這個夢以後，我的精神堅定了，以後的刑求，痛還是痛，但不會動搖了。這樣又經歷了第三階段五天五夜，第四階段五天五夜的另兩輪刑求。肉體上儘管痛苦不堪，但因為精神得到「解脫」，反而忍受得了。有時候刑求結束，我還唱歌，他們還以為我瘋掉了。
刑求的最後一晚，從早上八點到晚上九點，心臟超過負荷，每分鐘的跳動超過兩百次，跳跳跳，我連話都講不出來。恍惚中好像知道，醫生把一個人叫出去，跟他講，不能再用刑了，他會死掉。醫生是個四十多歲的外省人，大刑求的時候就會來，比如老虎凳，夾手指的時候。隔一天再來查，醫官說，心跳沒好，還是不行（不能刑求）。他叫我不能動，我躺著稍微活動一下胳膊，他再來看心跳，就說：你怎麼又動了！
有一次在刑求的時候，我說，我認識一個國際特赦組織的人。他們問我是誰，我說了名字，是日本大阪大學經濟系主任「川久保公夫」教授，是國際特赦組織日本分會的副理事長。1976年6月來過台灣，也見過我。他們一查，這個人果然來過台灣。我猜測，如果把我刑求致死，國際特赦組織追究起來有點麻煩，他們就停止了刑求。那個中將說的「就算人進了棺材，口供也要留下來」，我終於沒進棺材。後來那個中將還來看我一次，他走進來，後面跟著一個校官（就是所謂「用科學的方法破了陳明忠案」而後來成為國軍英雄的張偉英上校），幫他拿著茶杯，蠻威風的，我看著他，我什麼話都沒講。
這樣刑求整整三個月，後來我的照片被貼在國父紀念館那邊展覽，大概是破獲匪諜案之類的展覽，那照片，聽說看起來真像土匪一樣，三個月都沒有洗臉刮鬍子洗澡。這是我出獄以後看過展覽的朋友告訴我的。（有人告訴我，陳映真和他太太也去看了這個展覽，陳映真突然走到一個角落去，陳太太跑過去，一看，陳映真正在擦眼淚。陳太太說，你怎麼搞的，陳映真回答，那邊有陳桑的照片。）
問案的人事後對我說：「我們刑求分四個階段。一般在第一階段，大部分的人都會承認罪狀。到了第二階段，剩下的那些不肯承認的人，連叫他承認說「偷古井」（台語諺語），他也會承認。所以第三、第四階段的刑求，我們從來沒有機會用過，你是警總有史以來頭一個通過四個階段刑求還不肯認罪的人，你練過什麼武功？」
刑求者的無知和我的錯誤
在刑求的過程之中，發生兩件小事，可以看出這些刑求者的無知。有一次，他們把很多煙拆散，把一大堆煙絲攪在一碗水中，要我喝下去。我跟他們說，你們是不是要我死，喝下去是會死人的，他們才不敢逼我喝。還有一次更荒唐，他們說準備了一澡盆的水銀，要我躺進去。我說，水銀的比重很高，人躺下去會浮起來，你們連這個都不知道。我嘲笑他們，他們很生氣，但無可奈何。
我覺得這些人就只知道用刑，完全不會動腦筋，如果他們都像陳盡忠那麼仔細，也許就會抓到我講話的前後矛盾之處。不過，我到底還是犯了一次錯，讓他們抓到把柄，但沒想到這一次錯誤反而救了我一命。
警總逼不出我和共產黨及黨外「勾結」的口供，他們沒有其他的線索，只能從我家裡搜出來的「禁書」和錄音帶下手。最後定案時，也只有這些東西成了「證據」。
有一本日本書，他們問哪裡來的？我說，一個從日本來的人給的，叫戶部某某，給我的。住在什麼地方？我說國賓飯店。他們去查，沒有這個人住宿的紀錄，回來質問我，我就說，他跟我說他叫某某，我又不能問他說的是不是真名啊。
還有一本書，美國幾個有名的華裔學者去大陸訪問，寫出感想，香港《七十年代》雜誌出版社出版的，台中郭明哲、蔡伯耀兩個坐過牢的朋友影印了上百本後，給好多人看。看書的人被警總查到，調去問，都說書是我給他們看的。審訊時就問我，書從哪裡印的，我說在師大門口哪個地方印的，四塊錢一張。當他們要帶我去找那家影印店時，我就說是我亂講的，你們刑求，我只好亂說。他們又問，那書到底哪裡來的？我就說，師大一個叫Goodman的留學生幫我去印的。一查，師大確有這個人，但回美國去了。其實我也知道他已經回去了，才說是他。他是師大的留學生，我住和平東路，公車上常常遇到，開始談話，後來我去過他住的地方，發現他關心中南美的問題，知道他是左派，我曾經拜託他在香港買《七十年代》。我這樣烏龍過去，他們終究查不出來。他們說，怎麼你講來講去都是外國人？他們對我無可奈何。（出獄後，蔡伯耀的太太和孩子來我家，謝謝我沒有講出他爸爸。）
從我家裡還搜出來一卷錄音帶，是顏明聖在高雄的演講。他們問：你怎麼會有這個？你跟黨外有什麼關係？我如果說「撿到的」就好了。我自作聰明，編了一套話：我媽媽病了，從台北回岡山看她，媽媽好了，我坐火車回台北，到高雄轉車，因晚上才有臥鋪（台北到高雄，那時要八個小時），還有時間，我就到火車站前面的廣場聽演講，順手就錄起來了。沒想到過不了幾天，他們從高雄找來兩三箱資料，裡面有這個演講的錄音帶。他們問我，錄音帶是不是一樣？我說一樣。他們就說，你說是在火車站前錄的，明明是在什麼什麼廟前講的！這下子被抓到了，整個審訊過程，我就犯了這個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