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期】無悔─陳明忠回憶錄序(下)

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三、 

陳明忠國民黨為了維護自己的政權,殘酷的清除台灣最堅強的、抗日的愛國力量,這純粹是自私。但國民黨為了穩定台灣,發展台灣的經濟,不得不實行土地改革,這件事無論如何不能說他做錯了。沒有土地改革,就不可能有後來的經濟發展。台灣地主階級的後代對此念念不忘,也應該加以批評。

坦白說,這十多年來我對國民黨在台灣的功過比較能坦然的加以評價。國民黨在土地改革後,實行低學費的義務教育,又實行非常公正的聯考制度,讓許許多多的貧困的台灣農家子弟逐漸出頭,確實有很大的貢獻。另外,由於教育的普及,受過教育的台灣人基本上都會講普通話(台灣稱為國語)。普通話不但讓台灣的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還有原住民可以相互溝通,而且,在兩岸互通以後,還可以跟大陸一般民眾溝通,客觀上為統一立下了很好的基礎。雖然在推行普通話的過程中,國民黨曾短時期(一九五、六〇年代之交)施行過禁止方言的過當政策,但總是功大於過。現在的台獨派,不管花多少力氣想把閩南話文字化(他們稱為台灣話文),都不能成功,反過來証明了國民黨推行普通話的貢獻。

一九七〇年代以後,尤其在一九八七年解嚴以後,過去三十餘年台灣歷史的真相逐漸被曝露出來。面對台獨派及一般台灣民眾對國民黨罪行的控訴,國民黨的統治階層,以及他們的第二代很難反駁,再加上美國的暗中支持,國民黨也無法以法律來壓制台獨言論。這樣,政治上台灣就分成兩大陣營,即現在一般所謂的藍與綠。在國民黨長期統治之下,還是有不少台灣人跟國民黨合作,他們的利益和國民黨密不可分,同時,由於民進黨常常訴諸群眾運動,過分偏激,不少中立者寧可支持國民黨,現在藍、綠兩邊大致勢均力敵。

不過,藍軍也並不支持統一。國民黨的核心統治集團,是當年戰敗逃到台灣來的最頑固的反共人物,他們有很深的仇共情緒,並且把這種情緒遺留給他們的第二代。他們認為,雖然國民黨治台初期犯了重大錯誤,但台灣社會現代化的貢獻還是要歸功於國民黨,在國民黨統治之下,台灣民眾才能過上富裕與民主的生活 。因為仇共和自許的成就,即使面對台獨派極大的壓力,他們也不願跟共產黨合作,接受統一。就其實質而言,藍營基本上和綠營一樣,都很少具有民族主義的情懷。除了維持「中華民國」的正統性這一點之外,他們跟綠營的區別並不大。所以很弔詭的是,藍營雖然表面不講獨立,他們真正的心願是以「中華民國」這一塊招牌,把台灣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所以現在的國民黨也成為另一種意義的台獨派。可以說,國民黨長期和美國合作所進行的反共(後來還有反中)宣傳,造成了今天島內兩黨惡鬥、面對大陸又兩黨一致的怪異局面。

其實,這一切都是美國長期導演出來的。美國在韓戰之後,一方面用武力保護台灣,一方面支持台灣的經濟改革,又利用極優厚的留學條件,把大部份的台灣精英都吸引到美國去。事實上,現在的台灣統治集團(不論藍、綠),還有台灣大部份的企業家和高級知識份子,他們的後代(或其親屬)、甚至他們本人,不是擁有美國公民權,就是持有綠卡(馬英九的女兒就是美國籍)。這樣的集團既控制了台灣,又和美國具有利益上的種種瓜葛。在這同時,又有美國的盟友日本助上一臂之力。因為,做為台獨核心的地主階級的後代,基本上都親日,在他們的影響下,「哈日」之風盛行。台獨派甚至把當年日本人斥罵台灣人的「支那」和「清國奴」,轉而用到現在的中國人身上,可謂荒謬絕倫。可以說台灣長期在美國和日本的影響下,已經自視為亞洲的「文明國家」。台灣人實際上抄習了日本人的「脫亞入歐」論,不但瞧不起中國人,也瞧不起東南亞國家。

現在大陸有少數人有一種想法,認為讓台灣長期維持現狀,對大陸的政治改革會產生積極的作用,這是不了解台灣問題的本質。因為,台灣問題是美國和日本採聯合行動,刻意干涉中國內政的最後殘餘。台灣問題不解決,就是中國百餘年來被侵的歷史還沒有結束。我們應該站在民族大義的立場來看待台灣問題,不應該對台灣的所謂民主抱有幻想。最近民進黨煽動無知的學生包圍總統府和立法院,表現出一種無可理喻的反中情緒,就是最鮮明的例子。

四、

陳先生接受新民主主義革命、加入地下黨時,只有十八歲。那時候的他,對社會主義的理論、社會主義的革命的認識都不是很深刻。1960年他第一次出獄時是三十一歲,此後十六年,他想盡辦法偷讀日文資料,以求了解新中國的局勢。1976年第二次被捕,不久文革結束,這時,他也許才開始真正的「探索」。他說,文革結束之後台灣對文革的報導,讓他非常痛苦,他不知道中國革命為什麼會搞成這個樣,他不得不為自己犧牲一輩子所追求的事業尋求一個合理的解釋,不然他會覺得自己白活了。

1987年陳先生第二次出獄,他開始閱讀大量的日本左派書籍,企圖深入了解中國革命的歷程、文革發生的背景,以及改革開放後中國如何發展的問題。他已經把他的探索過程和看法寫成了《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的革命》這本書,主要的觀點在本書中也略有提起。

陳先生探索的結論大略如下。他認為,中國革命的第一步是「新民主主義」,集合全民(或者說四個階級)的力量與意志,發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全力現代化。這一階段還不是社會主義,而是朝向社會主義的第一步。這個說法,意思和鄧小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相近。又說,劉少奇是了解列寧的新經濟政策的,「新民主主義」和新經濟政策有類似之處,「新民主主義」的形成,劉少奇貢獻很大。新中國建立以後,事實上,「毛澤東個人」走的就是一條「違反」新民主主義這一「毛澤東思想」的路,所以才會產生「反右」和「文革」那種大錯誤(亦即,毛澤東不遵守「毛澤東思想」)。總之,陳先生最後肯定了自己年輕時選擇的「新民主主義」,而且,把這一主義思考得更加清晰。

陳先生認為,毛澤東本人思想則是一種「備戰體制」,是在面對美國和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隨時威脅時的「應時之需」,毛澤東錯把「應時之需」當作正確的思想了。陳先生是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的堅決的擁護者。陳先生又認為,中國現在的政治體制並沒有違反社會主義的精神,還在朝著社會主義的方向前進。至於什麼時候達到社會主義,他是無法知道的。他能夠看到自己祖國的強大,看到統一有望,也看到中國有實力制衡西方,特別是美國,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的掠奪政策,他已經沒有什麼遺憾了。

我是一個「後生」的觀察者,不像陳先生具有「參與者」的身份。我也像陳先生一樣,認為「後進」的中國的所謂「革命」,第一個任務就是以「集體」的力量全力搞現代化,以達到「脫貧」和「抵抗帝國主義」這雙重任務。但是,我比較相信毛澤東思想具有「複雜性」,並不純粹是「備戰體制」。

不論我跟陳先生在這方面的想法有什麼不同,但我們都了解到,革命的道路是非常艱難的、前無所承的。在五〇年代,主管經濟的陳雲和主管農業的鄧子恢常和毛澤東「吵架」,因為他們不能接受毛澤東在經濟上和農業上的一些看法。陳雲常常退出第一線,表示他不想執行毛澤東政策,而鄧子恢幾次跟毛澤東唱反調後,終於被「掛」起來,無所事事。梁潄溟所以跟毛澤東大吵,也是為了農業政策。這些,都可以說明,建國以後,路子應該怎麼走,黨內、外有許多不同看法。大躍進失敗以前,大致是毛主導,大躍進失敗以後,變成劉少奇主導。文革又是毛主導,文革結束鄧小平主導。應該說,中國的情勢太複雜,內部問題很難理得清。經過文革的慘痛教訓,鄧小平才能抓穩方向(89年還是差一點出軌、翻車)。我推想,鄧是以劉為主的一種「綜合」,正反合的「合」,而不是純粹的劉少奇路線。但這只是「推論」,目前還無法証實。

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都犯過錯誤,而且一些錯誤還不小,應該批評。但如果說,這一切錯誤都是可以避免的,因此共產黨的所作所為主要的應該加以否定,那未免把中國這個龐大而古老的國家的「重建」之路看得太簡單了。鄧小平主導以後,還不到三十年,大家都覺得好像走對了,不免鬆一口大氣,歌頌鄧的英明。我認為,這也是把問題看簡單了,鄧是毛、劉、周的繼承人,他不可能不從他們身上學到一點東西,因此,鄧也不是純粹的鄧個人。對於歷史,我覺得應該這樣理解(鄧應該也從亞洲四小龍的發展看到一點東西,當然這是隨他的意思決定去取的)。

我覺得,大陸內部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很多知識分子不了解中國革命在「反西方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或者「反資本主義全球體系」中的意義。在中國崛起之前,西歐、北美、日本這些「列強」,都曾經侵略外國,強佔殖民地(甚至可以包括蘇聯在二次戰後對東歐國家的宰制),而中國從來就沒有過。到目前為止,中國是唯一靠自己的力量站起來的現代化經濟國家。

現在大家說,「中國是世界的工廠」,俄羅斯的一份週刊說,「世界超過一半的照相機,30%的空調和電視,25%的洗衣機,20%的冰箱都是由中國生產。」前幾年大陸南方鬧雪災,交通癱瘓,物資不能輸出,據說美國的日常用品因此漲了一、兩成。我說這話,不是在誇耀中國的成就,而是想說,中國的經濟改變了「全球體系」。

在中國的經濟還不能對「全球體系」造成明顯影響時,西方、日本都已憂心忡忡,擔心中國的崛起會「為禍世界」。即使到了現在,如果美國不是陷入一連串的泥淖之中,你能想像美國願意坐視中國崛起嗎?美國不是不想做,而是沒有能力去做。

如果中國因素的加入,使得「全球體系」陷入不平衡狀況,如一次大戰前,德國的崛起讓英、法寢食難安,那「全球體系」就只有靠「先進國家」為了「扼阻」新因素的「侵入」而發起戰爭來解決了,兩次世界大戰都是這樣發生的。事實上,上世紀九〇年代美國並不是不想「教訓」中國,只是它沒有能力罷了。美國和日本搞軍事聯盟,說如果「周邊有事」,他們要如何如何,意思不是夠明顯了嗎?

如果中國經濟的崛起,能夠讓「全球體系」產生良性的調整,從而對「全人類」的發展有利,那就是全人類的大幸。如果因中國的崛起,而讓全世界經濟產生不平衡,從而引發另一波的「列強大戰」,那人類大概就要完蛋了。現在美國經濟不景氣,情況似乎頗為嚴重;如果美國經濟一下子崩潰,你能想像這個「全球體系」能不「暫時」瓦解嗎?這樣豈不也要「天下大亂」?應該說,中國一再宣稱「不稱霸」,宣稱要「和諧」,就是希望避免這樣一次大震盪。我覺得,這個時候重新來思考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邏輯的分析,就更有意義了。我是一個中國民族主義者,但我從來就希望,中國崛起只是一種「自救」,而不是產生另一個「美國」或「英國」或「日本」或「德國」,或一種難以形容的資本主義「怪物」。我覺得這樣的思考也可以算是一種讓「全球體系」「走向社會主義」的思考。

從馬克思的原始立場來解釋社會主義,這個社會主義只可能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全球範圍全面展開時,才可能實現。因為,只有全人類有豐裕的物質生產,才可能想像馬克思所構想的那個人人富足、人人自由的物質與心靈雙方面得到完滿實現的社會。一次大戰以後,西方資本主義體制第一次碰到全面危機時,許許多多的左派革命志士認為,全球革命的時代已經來臨,最終証明是一種幻覺。

這一次「不合乎」馬克思原始構想的「世界革命」,以蘇共的革命開其端,以中共的革命達到高潮,以二次戰後許多「後進國」的共黨革命延續下去。現在已經可以了解,這還不是「社會主義革命」,而是「後進國」以集體的力量來實現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現代化工程,這一工程可以把「後進國」絕大部份受苦受難的人從西方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剝削之下解救出來。這一革命的犧牲相當慘重,但相對而言,二次戰後那些走「西方現代化」路線的「後進」國家,犧牲也一樣慘重。姑且不論這兩條路誰是誰非,「後進國」都被迫走進資本主義國家逼他們非走不可的道路。走第一條道路而唯一獲得成功的是中國,走這二條道路很可能將要成功的,大家都看好印度。中國的成功對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具有雙重意義。第一,它的崛起好像還不致於導至德國、日本崛起以後的那種資本「帝國大戰」。第二,到現在為止,中國經濟也還不是經典意義下的「資本主義」(它還保留了相當比例的公有制、也沒有全面市場化),因此可以希望它對其他「後進國」產生啟導作用,讓它們不必完全照「西方道路」走。

中國的崛起距離全球範圍的現代化還很遙遠。拉丁美洲、非洲、伊斯蘭世界、東南亞,這些地區目前都還在發展。我們不知道西方(尤其是美國)和伊斯世界的衝突如何能解決,也不知道拉丁美洲最終是否可以從美國資本主義的桎梏之下解放出來。但是,無疑的,現在可以用更清醒的眼光,用馬克思的方法,好好的審視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未來。只是,我們很難期待,二十一世紀會出現另一個馬克思。

在這種情形下,每個地區、每個民族都只能以自救、自保為先。達到第一步以後,如果能對周邊地區產生影響,促使它們良性發展,而且不對周邊地區產生明顯的經濟「剝削」,我相信,這樣的國家就要比以前的英、法,二次戰後的美、日好太多了。並且,第三,如果它還能進一步制衡愈來愈黷武化的美國,讓美國不敢太囂張,那它對世界和平無疑是有貢獻的。我認為,中國是現在世界上唯一有力量達到這三重任務的國家。

我跟一些大陸朋友談過我的看法。有些人認為中國本身的問題多如牛毛,我這樣想,未免太不切實際。我逐漸了解,這種人大多羡慕美國模式,認為中國距離美國模式還太遙遠。但讓我高興的是,像我這種思想傾向的人越來越多,而且他們的影響也在逐漸增加。我相信,這種思想傾向,在未來的一、二十年之內,會成為大陸思想的主流。

五、

我跟陳先生來往二十餘年,用客觀的眼光來看,他一輩子的經歷讓我非常感興趣。他出身於大地主之家,從小不愁吃穿。生性聰明,居然從偏僻的鄉下小學,考上台灣南部最優秀的高雄中學,然後又以第一名考上台中農業專門學校的農化系,最後還是以第一名畢業。以這樣的背景,在台灣剛光復的歷史條件下,他可以從政,就像他的好朋友林淵源那樣,很容易成為地方派系領袖,甚至可以選上縣長。他也可以從商,在台灣現代化的過程中,不難成為富裕的企業家。他也可以走學術道路,如果光復後他到日本留學,應該有機會成為名牌大學的教授,但是,這些路他都不走。在高雄中學的時候,因為日本人的歧視與欺壓,就走上反抗之途;光復後,因為國民黨接收的劣政和二二八事件,就走上革命的道路,因此歷經艱險,九死一生,從不後悔。從我們光復後接受國民黨教育的人的眼光來看,實在太不可思議了。

陳先生現在的生活非常簡單,如果沒事在家,一天就買兩個便當,中餐和太太共吃一個,晚餐再吃另一個。他全心全力為他的工作奔忙,此外,沒有其他的需求,我沒有看過人生目標這麼明確、行動這麼果決、意志這麼堅定的人。一個人,十八歲就決定加入革命組織,到現在已經八十六歲了,還不想休息。看到這樣的陳先生,再想起五〇年代就已犧牲的郭琇宗、吳思漢、許強、鍾浩東等人,就會覺得,他們那一代人真了不起。

我跟陳先生相處,最大的收獲是:鮮明的意識到,小知識分子那種患得患失、怨天尤人的壞習氣。有一次,在他面前,我對某件事情大發牢騷,他非常不解的看著我說,這有什麼呢?讓我很不好意思。應該說,這十年來,我的目標越來越單純,行動越來越堅定,牢騷越來越少,他的無形的影響是很關鍵的。我很高興,他的回憶錄的出版我有機會稍盡棉薄之力,我也希望,藉由這本回憶錄可以讓人們可以回想起五〇年代為了全中國和全人類的前途而犧牲的那一代台灣菁英。                                                                                                                                                                                                 2014、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