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度影痴的北京觀影筆記(之三) 

■ 陸序
 

北京國際電影節 現場海報。（圖 ∕ 陸序）

北京國際電影節、百老匯電影中心

一想到電影節，記憶中就不脫人群、工讀生、海報或其他紙頁宣傳品，還有超商的微波加熱食品……有匆匆忙忙急著在開演後10分鐘內進場的觀衆（許多台灣影展在開演後10分鐘就禁止入場了），也有像我這樣駐守在影展放映地點，上午進場，不到深夜不出來的吸血鬼型影迷。即使因為影展時大量的看片，有時眼皮實在睜不開，銀幕的光綫都刺眼無比，像猫那樣的淺眠，總之電影節給人總是留下熱熱鬧鬧的印象。

來到第三届北京國際電影節（官方規定「電影節」的稱號不能亂用，因此不能再有新的「電影節」出現了，使得「電影季」、「電影祭」這樣的名稱接連登場）之前，我還是抱著一點點的興奮與期待，這使得我幾乎相信自己是跑錯了影院。朝陽區藍色港灣商場中的傳奇影院，門口放了一個近似奧斯卡小金人的紙板（像極了閑置的廢弃物），鋪滿紅色地毯的電影院入口大廳，牆上鑲了幾面大鏡子，鏡裡鏡外兩個世界加上服務員也不到10個人，甚至有些鬼影幢幢的感覺。

前看後看，沒有電影節的氣氛不說，服務前臺或任何標示也找不著。終於，在影院入口處，有一個類似動物園或博物館門口會有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或「國家4A級景區」文字的反光金屬板，上有「北京國際電影節指定影院」字樣，才讓我確認這個冷冷清清的地方就是電影節現場。當然，官網號稱電影節有30處放映場地，這可能正是其最不重要的一隅。據朋友說，北京國際電影節的宣傳不利，票卷多半給了贊助商，加上北京的「影迷又多」，使得觀衆一票難求。這次我也是見識到了。朋友在網絡上好不容易搶到兩張周二晚上7點的荷蘭電影《少女與死亡》（2012）的票（一張40元），於是全場一共賣出4張票。傳奇影院看來是個多廳的連鎖電影院，深入無人看守的地下室裡，放映場地約有150個座位，稀稀落落來了10餘位觀衆。

我不得不想起台灣的影展觀衆，為了看電影，會在周末北上（臺北）或南下（高雄），有個遲到的觀衆甚至給檢票的工讀生下跪求入場，實在太富有激情了！然而，在這個寂寥的氣氛中，我很慶幸所看的電影十分別緻，絕對比同為該電影節展映的《哈利波特》和《遠大前程》等令人倒盡胃口的電影要使人驚喜。這部荷蘭電影以象徵手法對普洛普的民間故事結構做了很棒的詮釋。以普希金的詩歌作為引子，攝影、剪輯、美術和節制的表演方式，整體配合的很好。透過類似王子拯救公主的童話，以萊比錫附近旅舍作為表達權力結構的空間，人性中的純真和成長的世故為影片主題，與荷蘭紀錄片《告別荒野》對照觀賞，將非常有意思！

由於對這般官辦的電影節失望太大，談談其他幾個北京的放映場地也許更能令人提起興致。

前兩年，在東直門開了一家來自香港的百老匯電影院，自稱為「大陸第一家藝術影院，倡導藝術生活」，想來是看到北京所謂「文藝小清新」的市場潜力。百老匯電影院擁有3個放映廳，除了同樣放映商業院綫片外，每年固定安排如「土耳其影展」等不同主題和國別的小型影展，及承擔諸如「他們在島嶼寫作–台灣文學電影展」這類的影片放映，並且時常有「青年導演新影像」等專放大陸「地下」導演作品的售票場（票價50元），二樓的會員中心有電影雜誌、原版DVD和電影書供會員借閱（入會費是100元），周末還有以國內外的紀錄片為主，由民間團體組織的「一畝三分地」放映會和討論活動。雖說我也去參與過幾次，但是對我而言，百老匯電影院地處偏遠，過去必得忍受7點整地鐵和公交電視播出的半小時《新聞聯播》及人潮（乘坐地鐵2號綫時，隨時得警惕被擠下月臺的危險），還有鳥不生蛋的好一段暗路，所以吸引力仍顯不足。
 
其他電影放映會和淘碟往事

 相較之下，由清華大學新聞傳播學院主要負責的「清影工作室」於每周末進行的「文津•清影•放映」，對住在海澱區的我來說就方便多了。「文津•清影」的主旨是「以影像溫暖世界」，放片只放紀錄片，以前在成府路上的文津酒店3層，一個常年裝修的大廳旁的小會議室放映，由於會議室的座位安排是呈兩個直角的匚形，所以只要觀衆一多，搶不到僅有的10來個中間的位置，就只能在90分鐘裡令脖子很痛苦的「向左」或「向右」看齊。這裡的排片規律，給人的感覺同樣是「沒有規則」，有片就放，而正是因此，無論是學生作品，還是地下導演的初試啼聲之作，都能看到，更重要的是完全免費且不時有導演交流，代價是吸入常年裝修的粉塵和氣味，以及穿過工地以達會場的危險和噪音。我曾因此看到周浩紀錄廣州火車站前派出所的《差館》（1和2，2010、2011）和季丹導演的以拾荒人家為紀錄對象的《危巢》（2011）。現在已改在清華大學校內放映了，我還沒有去過。

在798藝術園區中，尤倫斯藝術中心（UCCA）也不時舉行一些小型影展，或是包括實驗電影與現場表演的特別活動。尤倫斯藝術中心的放映空間是個有著呈大階梯形的觀衆席，百餘個灰色座位的高低落差較大，像個綜合用途的報告廳。有回我在這裡欣賞了一個名為「電影即浮屠」的講座加現場聲音和影像表演，演講者手持一個鑽石型的多面體，透過一個固定光源，使光綫折射在屏幕上，配合現場音樂進行表演，並放映了一部名為《水咒》的實驗電影。前者和幾年前臺灣女性影展上的現場表演《憂鬱的熱帶》給人差不太多的感覺。

又一次，英國官方的文化交流機構，邀請了British Film Institute選片人，將1940年代以前的早期倫敦和中國城市的紀錄片或家庭電影片段拼接在一起，請音樂家現場配樂演奏，也是十分有趣熱鬧的活動。這些影片都是黑白影像，但其中一段現今被加工為一截塗上紅色、一截塗上綠色顔料，使得放映時在觀衆身上産生了觀看彩色電影的錯覺。由于影片多為西方傳教士或商人、遊客所拍攝，所以異域獵奇的視角十分鮮明，同時，却又有不少片段由中國商人自購攝影機拍攝，從中國的公子小姐乘船遊湖，到北京和上海街景、市民服裝，以及1930年代倫敦碼頭擁擠的人海，在觀衆看來都非常有意思，特別是配上了所有飯店大廳都能聽到的樣板化的鋼琴演奏和流行歌曲，構成一個令人難忘的夜晚。

最後，除了電影以外，像我這類影痴免不了還要做的事就是淘碟（挑選和購買DVD）了。然而對於這點，我却遠不如大陸多年前購買「打口帶」的那些音樂專業戶。「打口帶」是指一種被某程度毀損的歐美音樂錄音帶或CD。因為其很明顯的受損和拆封，（CD更是有幾首音樂肯定讀不出來），所以（能）被當作廢品，一貨櫃一貨櫃的進口和銷售。當然，這些音樂製品都是正版的。而我至今却連正版和盜版DVD都分不清楚，而且我相信，除非有些玩家能把正版的音像産品生産商的名稱全部背下來，以在購買時一一對照和區分，不然這真是一件難事！

在2008年北京奧運前夕，朋友告訴我在中國美術館附近，有一家賣特別多電影DVD的音像商店。可惜，因為奧運整風，當我過去時，DVD都暫時收起來了，剩下的那些特別貴，也確實特別令人不想買的，想必就是正版的商品了。我所熟悉的幾家碟片或書店老闆告訴我，業內人都說，在中國，盜版碟有演員和導演訪談、花絮，甚至長達數小時的影片評論和背景紀錄片等附錄，多種語言的字幕和語音選項充足，封面包裝好看，塑封完整（不像一些正版DVD的包裝那樣非常易破），精益求精，比正版廠商有專業精神多了。從台灣來的朋友，幾乎沒有一個人到北上廣而不買幾片碟回家的。一片DVD大約是7元，有些商家則可能賣到10元甚至13元以上。以前我曾以為，會把舒淇的艶照當封面的（例如我在北京看到的台灣電影《10+10》），肯定不是正版，後來才發現我又錯了。這裡面沒有我找得著的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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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度影痴的北京觀影筆記(之二)
 
■ 陸序
 
中國電影資料館：缺乏服務精神的影迷聖地 

中國電影資料館放映廳。

中國電影資料館是一個學術研究機構，位在二環積水潭一處名爲「小西天」的地方。從車馬喧囂轉進根本沒有人行道的路上，見到一個像頤和園裡那樣漂亮的大牌坊，拐進來就是。電影資料館（簡稱影資館）有個可容600多人的大影院，但過去排片只有周三、四、五的晚上7點各一場。
除周三是中國老電影、周四和周五是外國片以外，排片就沒任何規劃可言。然而，在影資館看電影對多數觀衆來說却很划算，周三是10元，外國片則是20元，而北京平常的電影院，票價動輒就在80元以上。過去曾有陣子，影資館的外國電影兩部連映，無論你是要看一部還是兩部，都要交60元方可入場。說排片沒有規律，是相較我過去觀看影展和台灣電影資料館等他山之石而言。每月不過數次的放映，要不是「好萊塢」、「驚悚」、「歐洲之光」、「美麗人生」之類的所謂主題，就是選某位影人的3、4部電影出來放一放。嚴格來說，漫無章法，缺乏官方機構的服務精神。今年五月開始，周六日也各有兩場電影放映，各以「奧斯卡速遞」、「佳片放送」、「戛納之光」（即法國坎城影展影片）爲主題，給人的感覺是「有什麽，放什麽」，以此也可見得主辦方缺乏專業追求。

除此之外，電影資料館還有一個特點，便是禁止18歲以下的觀衆入場。在中國大陸，沒有電影分級制度。也許正是因此，院綫電影中既沒有「成年人可以看的」深度，同樣沒有所謂「未成年人不應該看的」內容。有裸露、暴力的畫面出現時，既能說是尺度很模糊，也可以說是很包容，既然主演是三點不露的，那一切回歸影像時，自然是以觀衆的想像力來暗渡陳倉是了。（當我告訴我的同學，台灣電影院經常可以見到的「天邊許多朵雲」，也就是對「第三點」噴霧式的處理時，多數人都會覺得不可思議。）六一兒童節剛過去，當天影資館的專場放映，選擇了安全得不能再安全的《捕鼠器》(1997)和《怪物旅店》(2012)，對平時無法入場看電影的未成年人來說，的確也是難得的機會了。

影資館是個是非之地。所有大小事，都可能引來一番爭執。不過，這點和中國大陸任何一個地方都一樣，所以也許不足爲奇。一回，放映奧地利導演Michael Haneke的《Funny Games》（1997，曾譯爲:大快人心），影片講述一個有錢的家庭，到鄉下別墅渡假，遭到沒有任何緣由的陌生人虐殺的故事（這是虛構的故事）。電影挑釁觀衆的仇富心理（意即廣大群衆對「先富起來」的人們産生的「羨慕、忌妒、恨」的情緒）和對性與暴力的窺視欲。放映到一半，後排觀衆因細故，吵架的聲音在全場擴散，歇戰片刻，另一處的男女觀衆（估計三人）也起了爭執。

電影仍在繼續放映，却不斷傳來該觀衆要求「道歉」的咆哮聲。與我同場觀影的大陸友人認爲，「中國人還不能看這樣的電影」、「太刺激了，中國人受不了」，我不是受大陸教育長大的，不予置評，但友人堅信這些在影院屢屢發生的黑暗中不可見的火爆，和這些電影的內容有絕對的關係，我也只好楞楞的表示同意。這回爭端，很難得的吸引了館方的注意，一個老大爺持著手電筒進來，東瞧西看的，然後就出去了。往昔，電影資料館的放映，可謂沒有一場是能完整放完的。（如果《電影之死:歷史、文化記憶與數字黑暗時代》作者保羅•謝奇•烏塞(Paolo Cherchi Usai)所說的「元電影」存在的話，那只能說在影資館，我們根本不知道看的是什麽了。）如果放映的是膠片，兩盤膠捲接不上，或接不好，都是常態，斷個6、7次，暫停1、2分鐘都還能忍受。數位放映時，因爲各種難以理解的原因，片子也會放斷，或是放不完整(並非殘片)，數百觀衆呆坐個5分、10分鐘的，沒人能說出個道理。近期爲慶祝上海電影博物館的開幕而放映的《新舊上海》，由程步高在1936年導演，正片還未放完就不了了之，燈光全場大亮，觀衆不知所措，却「這裡沒人負責」。有觀衆開駡，也有人勸架，一部很有意思的影片，在最精采的袁先生和袁太太的鬥嘴中無寂而終。

法國文化中心:氣氛另類的藝術影院

在北京電影院看電影，票價動輒就在80元，比臺灣還貴。然而，每周二是全市電影院的「半價日」，周二晚上去看電影的人因此不少。各家影院也很樂於設計諸如「女士日」（女士有一名男士陪同則免費）、親子日、學生日等各種特惠活動。現今流行的「團購」，相當於預先買兌換劵，當日再換票入場的概念，則可令一張電影票的價格壓低到40元，甚至30元，這樣就是一般大學生比較可以接受的消費了。

除了在學校講堂、影資館能看到便宜的電影，甚至非院綫影片以外。二環邊上朝陽門附近的法國文化中心，也是個影迷的好去處。雖然從我接近頤和園的住處，搭地鐵過去得穿越半個北京，下車後還要走上一刻鐘才能抵達，但這裡每周一、三、五的晚上和周末都有電影（周末各有三場），每月排片還會有個像樣的主題（例如：動物與環境、海洋、職場和旅游等），一共安排10餘部影片放映。雖說影院不大，座位只有108個，但在這裡看電影頗有點俱樂部的味道，每周三晚上還有個老外在電影放映前進行解說，並且提醒大家「不要吃熱的東西」，這些服務都算比較周到。不足之處是，深藍色的座椅很優雅却較小，除非坐在首排，不然要挺直了背脊，膝蓋才不會緊緊的頂住前排椅背（但這却會擋住後排的視綫），要不，就得抱著小腿（呈「水母漂」的姿勢），或是身體直接扭成大S形來看電影。雖然坐姿會憋扭點，法國文化中心的票價却很合理，而且幾乎全爲膠片放映，全價票20元，學生票10元，買5張（兌換劵）送1張，周一免費！中心除了放映法國電影，和法國與其他國家的合拍片外，也放映西非等全世界以法語發音的電影，不時更有主要創作團隊與觀衆現場見面討論，以及實驗電影、紀錄片、動畫片的特殊放映會，我曾在這裡看過一部叫《野猪狩獵的幾個場景》(2007)的實驗長片，參與了導演映後達一小時的討論會，留下深刻的印象。另外，在法國文化中心上映的電影字幕，都是工作人員翻譯並在現場以顯示屏打出的(（和台灣影展一樣）。相比之下，我所見過的影資館所放的外國電影，大多則是在台灣商業映演過的拷貝（也就是中文繁體字幕直接印在膠片上的）。

法國文化中心的一樓，有個挺大而明亮的圖書館和多媒體中心、「旅人蕉」書店，還有一個小型的咖啡吧，二層則是法語教室。許多洋人和學法語的學生，會携家帶眷來看電影。中心甚至還有雙月刊，深度介紹即時的文化活動。大陸對映演的電影不設分級制度（但對審核通過的電影會給予俗稱爲「龍標」的映演許可），這裡放映電影同樣不會標注「兒童不宜」，或像台灣影展「後果自負」那樣的警語，許多次發生家長帶著孩子離席的情形。記得在2010年，當我最喜歡的那部描述孩子們不守秩序，對家長和學校裡的管制群起反抗的電影《拼寫錯誤》(2004)放映時，每隔5分鐘，銀幕上就會出現一、兩個大人的影子和一串小孩的影子，從影院中默默離場。另外一部講述城郊青少年的生活狀態的懸疑電影，簡介和海報都予人一種「成長小說」的印象，開演後才知道影片十分露骨的描繪青少年援助交際，甚至情侶一同賣淫的情景，主題很沉重。又一次，帶著兒童進場的家長們離場的速度比入場還快。

法國文化中心「闔家適宜」的文化氛圍，的確和北京其他影院十分不同。有些退休的老先生和老太太經常來看電影，且特別喜歡找大學生聊天（逼問所學專業和論文題目等），還有一位穿著full-length的貂皮大衣的老先生，吹著空調穿著的一身皮草很讓人討厭。曾經，有一部非常浪漫的電影，「The Big Blue」–《碧海藍天》(1988)在這裡作晚場放映，然而，影片實在太浪漫太長了，放映師不知使用了什麽方式，讓影片反正是缺手缺脚，最後混亂的結束了–總之放完也是晚上10點多了，你還想找誰投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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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度影痴的北京觀影筆記（之一）

■ 陸序

北大百年講堂還有一個約200座的多功能廳。 小型的電影放映、導演交流活動也會在此進行。 因爲場地小，膠片放映時「卡啦卡啦」的聲音 都很清晰。民間主辦的校園巡迴紀錄片影展， 比如以春運和打工者為主題的紀錄片《歸途列車》 （2009）曾在這裡放映過。（電影海報）

作爲一個重度影痴，20多歲時，我從台北搬到北京生活、求學、工作，觀影活動和經驗從此有了變化。
北京沒有台灣（特別是台北、高雄、台中）觀衆常能享受到的大型或小型影展（多至上百部電影，少至放映10餘部影片的周末活動）、定期的電影節（如金馬國際影展、紀錄片雙年展等），和不定期或不同主題的影展（如國民影院）活動，商業院線更幾乎不上映國産片和好萊塢以外的電影，民間自行組織的小型影展或觀影討論，也不時受到「拉閘停電」的對待……對我而言，觀影環境不能不說有著很大的差異。

在剛來北京的2008年，一年下來，只看了不到10部電影，（而且大多是看DVD），這樣的環境讓我開始懂得妥協，有時「電影不必在電影院看」。然而，我也逐漸懂得到一些非正式電影院的場所看電影，並在其中體驗到一些特殊的樂趣。

到北京電影學院考試
 
在來到北京以前，我一年的觀影數量大約在450部長片上下，而且幾乎是「非膠片不看」。在家看片，可說曾經是我不屑一顧的粗糙的觀影方式，和吃泡麵一樣，簡易得不像話。生活花銷絕大部分投資在看電影的活動裡：除了儘可能找到免費或極便宜的電影票，或影展PASS等（在我的努力之下，平均一部電影的票價在50元台幣左右），還要計算兩部電影放映之間所間隔的時間，要不長不短：來得及吃飯，卻又不致於等待時間過長。

來回的車費計算也要同樣細緻，既要省時省力（最好可以在車程中閱讀），又不能錯過轉乘公車、捷運所可能帶來的優惠。最高紀錄是一日連看7部長片，而若出門當天只看一部電影，那是絕對的奢侈了。帶著懵懂的好奇，「無影不歡」的我，竟然到了北京學習電影，專業是「中國電影史」，可說一下子「從彩色變成黑白」的，不單是生活中的精神泉源，也是銀幕中的世界（早期中國黑白電影）。

進入北京大學藝術學院讀研究生以前，我曾經報考北京電影學院。細讀考試規定，我記得除身份證件、准考證和圓珠筆外，一切物品不行携入考場。然而附近並無寄物之處，令我一度煩惱手機、公交卡和錢包將無處擱置。真正進入考場後，才發現除了手機、錢包，連鬧鐘都有人直接往桌上放。早我一年參加考試的同學，還碰上了帶數位相機拍照的考生，閃光燈驚了全場，監考老師卻對其「莫可奈何」。

研究生入學考試中，除了電影（史）專業知識、英語以外，還有一門「影片分析」。考生將在約90分鐘的電影放映完畢後，在兩小時內振筆疾書，交出包含題目在內，不少於2000字的分析文章。開始放映了！是一部抗戰電影，片名是《沂濛六姐妹》。觀其色調、運鏡、演員表演方式，還有與我印象中慷慨激昂的內地演講方式相似的念白、音響效果，我判斷這是部上個世紀（可能是1980末或1990年代）的主旋律電影！同學曾指點說該門考試以近期上映的影片爲主，我卻心中暗笑，根本不是那回事！

抱著這種信心，我以一個類似<女人搭了一個浮橋讓男人走過>的題目，從女性主義電影批評的角度寫完了卷子，帶著抽筋的右手走出考場。後來，我沒有被錄取。但真正令我震驚的是，這部講述抗日戰爭時期山東農村婦女的電影，竟爲2009年的新作！我只能承認，自己在這方面的確沒有判斷力。考試那天，我還在北影的人海中遇到一位全身穿皮草的考生（這天只是筆試），再看公布欄上一個個寫著「明日之星」的靚男靚女沙龍照，令我瞬間被「陌生化」了。
 
北京大學百年講堂：便宜的二輪影院

我的住處離北京大學不遠，可容納2000人的北大百年講堂觀衆廳，是最近也最便宜的電影院。在2008年初到北大時，華語電影老片票價5元（人民幣，以下同），有時兩部連放，新片8元。剛從院線下片的西片，也就是好萊塢電影，則是10元一部。

北大百年講堂相當於是二輪影院，便宜，音響效果也不錯。學生和校園附近的居民來看片的很多，就算票沒有售磬，一般也會坐滿八成。上下兩層的影院空間，和經常是台北電影節重要放映地的中山堂感覺差不太多，只是空間更大了，裝潢比較簡單，座席前後排的高低落差也大，前排觀衆很少能擋到後排的視線。比較特殊的一點，就是西片絕大多數皆爲中文配音，最近一年，這樣的現象開始有所改變，原文發音、中文字幕的西片增加了，而且票價一律成爲10元，講堂也不再放映老電影了。

百年講堂放電影，不能說是公益行爲，從本地學生的角度來說，過去的電影很多同學都看過了，而且網上也可以看到，講堂何需放映？場地租借收費不低，放電影收益不錯，大多數觀衆喜聞樂見，一般電影從晚上6點半或7點開始，熱門的影片則在9點加映一場。除了舞台表演、名人企業活動，講堂平時還要承擔校內各種宣講和晚會，電影放映要見縫插針的安排，一般在放映的前一周甚至當周排映並售票。

以10元的票價看一部電影，對校內學生的誘惑力不小。至少對我來說，無論對影片的期待值高不高，都會覺得一觀無妨，更何况學生還能以折扣後相當於8元的價格購票。然而，在校內觀影的樂趣卻不在此，更在於感受觀衆喜歡邊看邊評，驚呼讚嘆等百般反應。一次，貝托魯奇導演的《末代皇帝》（1987）片尾，應該是早已死了的蛐蛐復活，引來場內觀衆不約而同「哇哇啊~」的長聲呼應，卻又有一位觀衆來氣的對空喊道，「哇什麽，沒看過電影啊！」在這裡，電影只是使用了最簡單的蒙太奇剪輯，卻能在觀衆間産生如此效果，在我看來實在很有趣。

除了2000座的觀衆廳外，百年講堂還有一個約200座的多功能廳。小型的電影放映、導演交流活動也會在此進行。這裡的座位就沒有觀衆廳那麽鬆軟舒適了，前些年一直是座板加了軟墊的折叠式鐵椅。我曾經在這裡看過王全安導演的《月蝕》（1999），以及費穆的《孔夫子》（1940）等影片。因爲場地小，膠片放映時「卡啦卡啦」的聲音都很清晰。民間主辦的校園巡迴紀錄片影展，比如以春運和打工者為主題的紀錄片《歸途列車》（2009），及北大學生自己拍的校園題材長片《此間的少年》（2010）也在這裡放映。這些活動有時是贈票，有時則是售票，在師生數萬的北京大學都可能一票難求。但是，也許因爲租借場地的活動多了，或者是觀衆對看電影的享受要求高了，多功能廳現已很少有電影放映。

值得順帶一提的是，在北大看電影，無論對觀衆還是主創來說，都可能是極爲虛榮的體驗。不管是虛構影片《厨子戲子痞子》（2013）中杜撰的抗日學生，還是《中國合夥人》（2013）中的成東青（以新東方英語補習班創始人爲原型的故事），北大「學霸」（讀書考試特別好的人）通通有份，名利雙收。觀衆看到自己的標誌又一次成爲電影中的符號，總還都是樂得很，自然也不會忽視有著「某年某級某人」的捐贈證明，閃亮亮的釘在每個椅背，彷彿傑出校友。百年講堂經常是電影首映會的地點，林青霞的散文集也在此發布，然而不過和周杰倫、李宇春的影迷會一般，這是個商業租借的場地。當北大自製出品的，以爲教學鞠躬盡粹因病過世的中文系教師爲題材的電影《孟二冬》放映時，只能說我已經麻木的沒有任何感覺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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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由相親引發的爭議

■   陸序

「相親」、「公益」與「幸福」的概念連結， 引起婦權工作者的批判與反思。（網路圖片）

公益、慈善事業領域中，女性工作者居高的性別比例，在各國各地區多半皆是如此。去年一場由某大陸知名公益團隊發起的「公益相親」活動，並不是指非營利性質的婚介活動，而是針對從事公益工作的單身女性設計的相親。
除了主辦方積極透過新媒體和雜誌等媒介進行宣傳外，意外引發關注的，更多是婦女權利／權益團體對此活動批評和討論。

主辦方《社會創業家》雜誌執行主編陳迎煒說，首先，雜誌的使命包括促進NGO從業者福利的提高，進而推進公益事業，其中對從業者生活與家庭問題的關注，是提升福利的途徑之一，因此相親會試圖通過服務於從業者推進公益行業發展；其次，NGO業內確實有一些希望走人婚姻的大齡女青年，相親會可以滿足她們的需求，因此具有公益性；第三，相親會在舉辦過程中體現出許多志願者無私付出的公益精神；此外，本次相親會爲盡力實現收支平衡，實行了嘉賓收費與捐款相結合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貼補了支出。雜誌今後還將嘗試采取可持續的方式，將相親做成社會企業的模式，並獲取一定的收入回饋公益事業。 (摘自《中國發展簡報》)。 

但是，婦女權利工作者呂頻認爲，相親會所提倡的這一切，不是公益。主辦方打出的「新幸福主義」含義曖昧，「賣女孩」也引起是否迎合主流社會所謂「幸福」之虛假想像的懷疑。公益人士圍繞「公益相親」發起討論會，更有甚者拍攝主題紀錄片。「公益人」，或說「公益女」，是否嚮往或需要婚姻，還是妄自菲薄「待價相沽」的問題在此被擱置，更多的是公益組織的自我定位和認識，在這次爭議下被重新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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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爲什麽質疑「公益相親會」和「新幸福主義」 

■   呂頻（北京，婦女權利工作者）

「剩女」一詞，暗示沒男人要就是沒價值。 相對間接的表現，則是贊美婚姻生活，宣揚浪漫愛， 仿佛單身就不是「幸福」和享受生活。 圖為大陸著名相親節目。（網路圖片）

北京《社會創業家》雜誌舉辦「公益相親會」，就此活動，我與一些相熟的從事公益活動的朋友有過多番坦率的討論，希望能更全面地表示一下個人的看法，或者說，整理一下思路：爲什麽我要反對舉辦此「公益相親會」和「新幸福主義」？

相親不是公共利益

相親沒什麽不對，但純屬個人需求，而且，只是一部分人的需求，不屬公共利益——個人需求不會因爲出自公益工作者就成爲公共利益。

說公益人相親不是公共利益，有兩個理由：1、只有一部分公益人需要以結婚爲目的的相親，另外有些人，可能是不婚者，可能不認同相親的方式，可能無權結婚——同性戀者，當然也可能已經結婚了。2、除部分貧困社區一線工作者，很多在北京的公益人其實是職員甚至白領階層，這個階層超出權利層面的個人需求，無論是想結婚還是想搞一夜情，我認爲都不具有公共性。

既然不屬公共利益，爲什麽公益組織要爲之投入？

公益組織從資金到人力、品牌、平台、公信的投入，應該劃出公共利益的底綫，否則就是濫用。爲部分公益工作者的個人需求，而動用公益資源，是濫用行爲。
 
公益人不需要公益相親
 
公益工作者有相親的需求，並不需要通過動用公益資源來解决，可以通過個人渠道，也可以利用市場化的服務。現在，市場化的相親服務並不昂貴，以北京市內一般全職公益工作者的收入，完全可以購買得起，而且，相親平台也提供「公益」職業選項，方便找到認同公益的伴侶。

所以，公益人爲什麽要占用公益資源相親？公益滿足的應該是市場無法滿足的需求，進入已有許多商業機構充分競爭的相親市場不是公益組織該做的事情。
 
公益人應該警惕主流婚姻强迫症
 
中國的主流社會深患婚姻强迫症，最直接的表現是認爲人人都要在所謂「適齡」結婚，不結婚就是不忠不孝不成年，針對單身婦女還特別發明了「剩女」一詞，暗示沒男人要就是沒價值。相對間接的表現，則是贊美婚姻生活，宣揚浪漫愛，仿佛單身就不是「幸福」和享受生活。

然而正有越來越多的人在爭取和維護單身的自由，從家庭暴力到男性性特權到財産和責任的不平等，則正在讓越來越多的人特別是婦女認識到，在這個性別不平等的社會裡，浪漫愛之承諾的兌現往往要靠幸運，婚姻不是什麽幸福的終點站。

從制度層面來說，婚姻制度與父權制如影隨形，正因如此，隨著父權制的鬆動，婚姻越來越不是必然的選擇，這在性別平等程度很高的歐洲有顯著的迹象。

公益意味著變革取向，在個人層面，公益人想結婚無可厚非，但在組織層面，或許有必要反思，如果我們真相信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並致力於創造它，那麽，在婚姻這個問題上，爲什麽還要理所當然地加入宣揚主流生活方式的大合唱？我們怎麽看待個人，和我們怎麽看待社會，是相關的。

要「幸福」還是要憂思

「公益相親會」是一次「新幸福主義」的實踐，什麽是「新幸福主義」，組織者解釋說，是夢想、愛、信仰、希望。

個人認爲「夢想」、「愛」、「信仰」、「希望」都是看似美好，實則渲染而浮泛的空詞，公益人應有憂國憂民的情懷，否則我們不會投身這樣一份事業，不說要先天下而憂，至少也得有與弱勢群體同甘共苦的思想準備。公益人也得有擔當，承擔起自己的人生選擇，沒必要自我感動自我表演。

在「新幸福主義」的背後，我看到價值綏靖的身影，或者說，不是綏靖，而是位置和取向本就如此。這又牽涉到公益組織的分化：一個公益的籠統概念，其間何止是百變差異光譜，還有遠未充分公開的相背甚至矛盾，一些在政府、國際資助者、企業之間左右逢源的組織，以豐厚資源和合法身份占據公益圈中的高調話語權，「新幸福主義」莫非是這類組織發明的對公益理念的收編／解構，以及對「和諧」話語的自覺軟化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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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盤行動！杜絕食物浪費之風

 ■ 陸序

馮小剛電影《一九四二》的上映，糧食危機也成為 影片在歷史書寫以外的另個關注點。（網路圖片）

春節之前，一項名為「光盤行動」的公益活動引發關注。由微博用戶牽頭，這個鼓勵民眾吃完每餐的食物，杜絕飲食浪費之風的活動，在微博持續被轉發。

網民上傳自己每餐飯後的「光盤」照片，引起電視臺和網路媒體的報導，部分餐廳業者同樣發起號召，獎勵把飯菜全部吃完的「節糧」客人。2013年2月初，企業家陳光標在其微博上宣稱將改名為「陳光盤」，雖為笑談，卻使得「光盤行動」在除夕夜前再度得到不少關注。

在環境保護成為中國大陸當今熱點議題之一，生態文明的追求已被提上日程的當下。改變民眾日常習慣，以小事帶來可持續發展的生活思維不斷被發想。2012年的中秋節前，環保人士指出，月餅禮盒的包裝需求，每年使得六千棵樹木被砍伐，以此呼籲民眾簡約環保的消費選擇。北京大學學生社團在食堂發起的「光盤」活動，不只吸引千名學生參與，更以此得到支持企業對偏遠地區小學生的免費午餐捐助。隨著年底馮小剛電影《一九四二》的上映，糧食危機也成為影片在歷史書寫以外的另個關注點。周晚晴的《食物浪費與回收：太輕鬆、太沉重》一文，將食物浪費的問題，連結了日益嚴重的垃圾問題和環境資源的浪費和污染，數據觸目驚心。在信息的傳導後，如何帶動生活習慣的改變，令不同價值追求的選擇浮現，趨使社會包含更多元並可持續發展的思考和行為方式，考驗著我們的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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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晚晴
 
北京的殘餘食物就地處理計劃成為了中國解决糧食短缺和垃圾處理問題的第一站。

在中國，食物約占垃圾總量的70%。

作為世界上最主要的農産品生産和消費國之一，中國在向可持續的城鎮化和工業化邁進之時，也面臨著不容忽視的食物浪費問題。只有當社會各界都認識到現有食品系統對環境造成的影響，幷且為此集思廣益、通力合作之時，一個更加完善的「食物循環」才能被構築起來。

國人胃口增長，浪費日益嚴重

去年十一月，一部講述二戰期間河南省大饑荒的電影《一九四二》在全國公映，同時再次引發了人們關於三年困難時期的討論。四十年前的那場饑荒是大躍進運動的後遺症之一，並且至今都或多或少地影響著國人的食品消費觀。饑荒也使世界各國的學者開始分析中國的糧食安全問題，其中頗具影響力的是萊斯特・布朗先生在1995年出版的研究——《誰能供得起中國所需的糧食》。

諷刺的是，在北京一所的大學餐廳裡，我們可以看到學生將大約三分之一的食物倒掉。「這很正常」，一名大學生告訴作者，「我們很少打包剩菜。如果同伴不提，我也不會提。何况宿舍裡沒有爐子，帶回去也不方便加熱。」那麽，少點一些菜不是就能避免浪費了嗎？「菜的數量至少要和人數相當，這是常識吧？」

學生的答案背後，隱藏著無處不在的面子問題。從校園看向社會，食物浪費已成為一種常態，若是公款消費，則浪費程度往往更甚。這也折射出環境教育在整個教育系統中的失力——對於任何一個社會，如果年輕人可以如此輕易地丟掉食物，那麽可持續發展將永遠是紙上談兵。

食物浪費真實情况可能比我們想像的要嚴重得多。近日，英國機械工程師學會發布的一項報告估計，全球每年約有30%至50%的糧食被浪費掉。這個驚人的數字不僅涵蓋了收割、儲藏和運輸等過程中的浪費，也包括被商家和消費者丟掉的部分。

在中國，食物約占垃圾總量的70%，生活垃圾的61%。中國農業大學的研究人員從2006至2008年間的數據中得出，全國餐館每年倒掉的食物（約折合為本國糧食年産量的10%）足够養活兩億人。如果再加上學校、企業食堂和家庭産生的浪費，那麽這個數字可達到三億。

令人欣慰的是，一項名為「光盤行動」的民間運動正在社交網絡之中蔓延開來，其主題正是提倡消費者杜絕食物浪費——「吃光盤子裡的食物」。「光盤行動」反響不俗，公衆人物和知名餐飲企業亦紛紛加入其中，越來越多的國人開始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並將關懷付諸行動。這個好消息來得正是時候，因為春節已經為我們備好了一年中最豐盛的宴席。

然而，食物的故事並未結束在餐桌上。從土壤中長出的食物需要回歸土壤，才算完成了自然的循環。
 
剩菜消耗資源，也在影響環境

被人們隨意浪費的不僅是可以救人於饑餓的食物本身，還有用來生産這些食物的自然資源，比如已經十分稀缺的土地和淡水。另一方面，由於食物富含有機物和水，因此若以傳統的填埋方式處理，則微生物對食物的發酵會釋放大量溫室氣體和其他有害物質。

如果被丟掉的是動物性食物，例如牛肉，那麽由于其生産過程已釋放更多的溫室氣體，它對氣候造成的影響可達植物性食物的三倍之多。不僅排放量更高，生産動物性食品所消耗的自然資源和産生的環境污染也可能對生態系統造成難以治愈的傷害。

在人們從平房遷入高樓、漸漸遠離土地的同時，生活也變得更加方便。然而，正是由於這種遠離，我們才需要通過一些方式來提醒自己：工業化食品系統為人類帶來的便利背後，往往是地球母親必須承受的諸多不便。殘餘食物的回收是改善食品系統的重要一環，我們不妨從它做起。

作為中國最早的試點城市之一，北京從2000年起開始實施垃圾分類回收。2012年三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生效，提倡社區和家庭參與厨餘垃圾的分類處理。

不過，像其他衆多環保事業一樣，垃圾分類回收也非一蹴而就之事。官方的數字顯示，2011年北京市生活垃圾分類的達標率已達50%。但在環保組織自然之友和清華大學合作完成的一項抽樣調研中，同年只有4.4%的社區達到了垃圾分類標準。有人說，分類不達標是因為激勵措施不足，果真如此嗎？

答案是：不完全正確。連接社區回收桶和終端處理設施的通路還並不順暢，設施本身的處理能力也遠未够用。單在北京，家庭來源的餐厨垃圾每天就有11,000噸，另有2,500噸從餐館産生。但現有的四個市級餐厨垃圾處理設施加起來，每天只能處理1,200噸——還不到需求量的十分之一。因此，在很多社區，垃圾雖然被放在不同顔色的桶裡，却會被送往相同的目的地——填埋場或是焚化爐。

儘管如此，仍然有些居民選擇在厨房裡加一個小桶，專放厨餘垃圾，即使他們知道樓下的清潔員很可能會把垃圾混合起來運走。垃圾分類回收的意願是存在於民衆之間的，它需要一個能够運作的系統，輔以有力的監管和細緻的教育，來將意願轉變為現實。
 
推動食物的循環

在來自稀缺資源和氣候變化的雙重壓力之下，我們急需重塑正確的食物消費觀念，並且讓回收系統運轉起來。為此不僅要優化現有的方法，同時也要學習、嘗試更加多樣的創新理念。

對消費者來說，減少食物浪費做起來並不困難，然而相應的公衆教育仍需强化。餐館和零售商等食品行業也有責任從內部著手，並引導消費者減少食物浪費——這樣做對企業自身同樣有益。

對於北京這樣正不斷擴張的大城市來說，殘餘食物的就地處理可以大大減少運輸導致的溫室氣體排放和有害物質泄露。從2013年起，西城區將從大型的食堂和餐飲企業入手，推動餐厨垃圾的就地處理，將食物殘渣加工成有機肥料等産品。若能合理規劃，則鄰近的城市綠地也能從中獲益，同時讓周邊社區的市民們看到食物殘渣的用處，促進公衆教育，可謂一舉多得。

或許在心理層面上，另一個循環也將形成。當人們著手進行垃圾分類回收或積攢厨餘用於堆肥，並由此正視被丟掉的食物時，腦中會響起一個聲音，提醒我們為盤中的食物負責。畢竟，作為地球的一部分，我們負擔不起食物浪費帶來的沉重後果。
 
(本文首先刊登於Brighter Green環保網站。此處略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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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楠、張春

1月11日上午的北京天安門廣場。 當日上午北京空氣質量監測數據顯示， PM2.5指數達到340到446之間， 屬六級嚴重污染。（圖片∕新華社）

當半個大陸迎來有史以來最「髒」的日子，中國已不存在環境安全的孤島。北京空氣治理即便領先於其他城市，也無法從籠罩大半個國家的霧霾中隔離出來。

北京蓋上了「蓋子」

一個形容空氣品質跌破紀錄的詞，成為新的漢語流行語——「爆表」。它指PM2.5濃度嚴重超出標準記錄，超出檢測設備的日常顯示限度。

嚴重的霧霾席捲了中國大陸中東部地區。74個城市從1月1日起公佈PM2.5資料，在過去的十幾天內，有33個城市指標超過300微克／立方公尺，其中京津冀最為嚴重。從北方的石家莊、北京，到南方的南京，以及中部的武漢，大半個大陸浸泡在濃霧中。

北京氣象台發出了北京氣象史上首個塵霾橙色預警，城區多數地方的PM2.5濃度一度超過700微克／立方公尺。綠色和平氣候與能源項目主任周嶸向中外對話解析了霧霾成因：「首先是由於冬季北方採暖煤炭增加帶來整體污染排放增加；週四至週六區域冷空氣減弱形成逆溫層（不利於污染物擴散的大氣層），京津冀的本地污染不斷向近地面持續累積；同時週五從西北方向的山西、內蒙等煤工業區還有部分遠距離輸送，週六晚南部河北的重工業區和煤電廠污染也緩慢傳輸至北京。」

這一判斷，與1月14日上午北京市環保局在新聞通氣會上發佈的結論一致：「1月10日到13日，北京地區擴散條件極端不利。在地面閉合低壓控制下，地面風速減小，濕度加大，致使逆溫層形成，導致污染的持續累積。」

這幾乎就像是在北京的上空蓋上一個「蓋子」。

然而，無論其間有多少具體的氣象因素，如此嚴重、大規模的惡劣空氣品質，足以累積至此的空氣污染物，已經使2013年1月中旬成為一個新的節點，對中國大陸的整體環境品質再次發出警示信號。

委屈而孤獨的北京？

事實上，北京在燃煤替代方面的實際舉措，已經顯著領先於大陸其他城市。2008年奧運會是有效的推動力量。2001年申奧之時，大陸政府曾承諾保障北京奧運會期間空氣品質優良。

持續至今的機動車限行措施，當時就讓人們在較短時間內看到了更多「藍天」的希望。據統計，奧運會期間，北京空氣品質全部達標，空氣品質一級天數占50％以上，為10年來歷史最好水準。

到目前為止，北京是中國大陸機動車排放標準和車用汽油、車有柴油標準最高的地區之一，8月1日起全面供應符合第五階段標準的汽柴油；做好了實施第五階段機動車排放標準的準備。

此前幾年，每到冬季供暖，北京市前任市委副書記王岐山就煞費腦筋、左右協調。原因是北京試圖用天然氣取代燃煤，而前者供應緊張。經過數年努力，四條京陝天然氣專線的鋪設開通，已經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北京對煤炭的依賴。2012年初，北京最後四座還在燒煤的電廠納入關停目標。待它們的煙囪停止冒煙，北京將作為以天然氣成功替代煤炭的第一個大城市，在中國大陸遙遙領先。

2012年，北京減少燃煤70萬噸。根據北京市環保局的估算，燃煤和機動車污染，是北京大氣污染主要的來源，其中機動車因素占22.2%，燃煤因素占16.7%，在採暖增加能源消耗的冬季，燃煤因素所占比例進一步增大。這在燃煤構成空氣污染排放主要源頭的中國大陸來說，已經是一份難得的成績單。

然而，與以上這些行動相比，2013年初的這一場霧霾，足以令北京沮喪。

北京市經濟資訊化委員會副主任李洪對媒體表示，此次北京啟動空氣重度污染日應急預案，要求在短期內實現30%的減排。已有58家企業完全停產。

但北京市大氣環境管理處負責人于建華在同一天表示：作為緊急回應，公車停駛30%、工業停產或減產30%這些措施的效果，在短時期內還不能評估和預知。難以預知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空氣的流動性，絕不會受限於任何人為的區域劃分。

1月14日上午的新聞通氣會上，北京市環保監測中心主任張大偉表示：「近期，北京地區西南部、東南部，以及向南的周邊地區污染水準明顯高於北京城區。」在北京的西側和北側，山西、內蒙古已經成為目前中國大陸兩大重要的煤化工集中區域，焦炭煉製基地源源不斷地噴吐著煙塵。近在咫尺的河北省，承接了北京轉移出去的相當一部分工業產能，包括北京最重要的重工業集團——首都鋼鐵公司，曾經被認為在經濟上理性、在環境上合算的「產業轉移」，如今受到莫大的嘲諷。

事實證明：任何局部性、區域性的努力，在流動的空氣中，註定難以獨善其身。


聯防聯控還未起作用

中國大陸以各行政區域為主要主體的空氣污染治理機制，被這場霧霾敲響了警鐘。十年前，大陸國家環保總局根據《大氣污染防治法》劃定113個大氣污染防治重點城市並得到國務院批准。

此次霧霾襲來時，中國環保部正在參照美國的成功經驗——「州實施計畫」，研究制定一套管理辦法，將城市劃分為不同等級的達標區和不達標區，滾動實施，定期評估。然而最新的事實已經發出警示：解決空氣問題，必須整體聯動。只有全域性的通盤政策和機制設計，才可能有效。

回想2001年，北京在申奧夢想的鼓舞下，聯合周邊的天津、河北、山西、內蒙古、山東等六省區政府，共同制定了一份計畫，商定限、停部分高耗能企業，治理燃煤污染，抓緊火電廠脫硫脫硝，完成產業結構調整在奧運的共同目標鼓舞下，收效不錯。

於是2010年，大陸八個主要相關部委決定對大氣污染進行聯防聯控，經過2年多的努力，於2012年12月制定了《重點區域大氣污染防治十二五規劃》，由環保部、發改委和財政部聯合發佈。

由於規劃發佈不久，各地的聯合行動還沒有來得及有效展開，聯控暫時還未充分發揮作用。

能源基金會環境管理專案主管趙立建認為，區域的聯防聯控，需要設置共同遵守的減排要求和目標，但是由於區域協調機制尚未成型，還沒有看到有效的區域聯合行動。「要實現聯防聯控，就要實現資訊共用，採取共同行動；環保部在全國各地的環保督察中心，本可以發揮協調作用，但是這還沒有納入它們的工作職責範圍。」

趙立建同時在中外對話說：在短時期內，像此次嚴重霧霾這樣的污染還有可能出現。

各地能做的，是強化應急方案，除北京以外，其它城市也應制定應方案。但問題的根本解決，終將取決於強化各地方、各行業的日常污染物減排政策。（文章來源：中外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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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天鵝衛士」黃先銀
   
■ 陸序

（網路圖片）

對兩種不同的鳥類而言，數月以來，關於鄱陽湖的新聞都和他們的命運緊緊相連。

從被作為以鵝肥肝為主要用途飼養的鵝與鴨來說，鄱陽湖在過去8個月之間，幾近將成為他們未來的死亡集中營。

據《成都商報》報導，自1981年中國大陸商人引進歐洲的鵝肥肝飼養技術，主要供應國內和東南亞的奢侈市場以後，歷經2002年的禽流感打擊，2012年又有企業計畫在鄱陽湖畔建立全球最大的鵝肥肝養殖場。

另一種鳥類被認為更高貴。天鵝，姿態優雅，是鄱陽湖上美麗的候鳥，國家二級保護動物，同時也是食客所認定的「佳餚」。每年近10萬的天鵝在冬季來到鄱陽湖，迎接他們的有圍繞湖面架起的高達數公尺的天網和毒藥。在這個丹頂鶴同樣在饕客嘴下性命不保的年代，當地農民黃先銀首先關注起天鵝的悲慘。

黃先銀：鄱陽湖畔的天鵝衛士

黃先銀是江西省新建縣恒湖鄉的一位農民，自2005年首次發現鄱陽湖獵殺天鵝的情況以後，憑其一人的力量，在侯鳥來臨的季節於鄱陽湖巡視，幫助天網上受困的天鵝和大雁，與獵殺販賣天鵝的當地村民和捕獵者對抗。透過包括中央電視台在內的媒體曝光，鄱陽湖天鵝受難情況和黃先銀的故事，在數年間逐漸為人所知。然而，曝光並未能實質上為保護天鵝的工作帶來幫助，在外界支援仍非常有限的情況下，黃先銀的舉動反倒因此成了相關利益業者的眼中砂。

熟識黃先銀的知名環保人士「綠野方舟」，在攝影報導《黃先銀：一個人的戰鬥能走多遠？》中寫道：「鄱陽湖是我國最大的淡水湖，每年都有數以百萬計天鵝、大雁等候鳥來此越冬，其中光天鵝就有近10萬隻，鄱陽湖也成了中國的天鵝湖。天鵝、大雁的大量聚集，也成了一些不法份子的財源，他們把天鵝、大雁等候鳥獵殺後，運到廣東、廣西等地去換取高額利潤。黃先銀保護候鳥無疑斷了某些人的財路，遭受威脅是必然的。」

2008年1月，大量的天鵝在湖中被毒殺後，黃先銀背著天鵝屍體找到了某媒體。獵殺天鵝事件經媒體披露後，黃先銀成了被各方追逐的對象，一時間，不僅生活陷入困境，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脅。在護鳥志願者及好心人的幫助下，黃先銀先後去澳門謀生，到寺院躲藏。2009年10月份，隨著候鳥的到來，黃先銀又回到了鄱陽湖，繼續從事義務護鳥工作。

艱苦的護鳥者，下一位索南達杰

黃先銀為了保護候鳥，過著飽受威脅的生活。在各地志願者的幫助下，於2010年被鄱陽湖保護區聘為巡護員，每月有約1000元人民幣的工資。因為長期在湖中救助天鵝和大雁，黃先銀罹患血吸蟲病。「血吸蟲進入人體後，對人的肝臟造成破壞，最終使人導致肝功能喪失而死亡。」綠野方舟對此介紹道。

藏族英雄索南達杰，為保護可可西里的藏羚羊，在與盜獵者的槍戰中喪生的事件，因為電視紀錄片《平衡》和電影《可可西里》而廣為人知。同樣是在地居民與強大的利益對抗的努力，在今日卻未必能換得一個不同的結局。在中國，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教授莽萍，是最早關注犧牲在盜獵者槍口下的索南達杰和扎巴多杰的知名人士。在2009年1月發表於《新京報》的《不要讓黃先銀成為下一個環保烈士》一文中，莽萍呼籲「在任何一個社會裡，如果維護正義要付出如此沉重的代價，那麼，只會讓維護正義的人越來越少；而卑劣的違法者不受懲罰，也會使犯罪者越來越多、越來越倡狂。如此下去，社會必將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

2012年3月，黃先銀先是感到身體不適，後被志願者接到北京醫院進行診斷。然而，5月初，隨著肝癌惡耗而來的，是鄱陽湖保護區將其開除的消息，更令全國關注事態進展的人們感到震驚和不解。達爾文自然求知社研究員、《光明日報》記者馮永鋒公開表示：「作為一個農民，為了保護鄱陽湖的鳥類，他長時間忍受著來自各方面的壓力和打擊，包括捕鳥的人，販鳥的人，也包括那些不願意保護環境的政府部門。

2012，鄱陽湖特別不平靜

2012，是鄱陽湖特別不平靜的一年。農場動物福利組織和環保組織緊盯著鄱陽湖畔建造全世界最大的鵝肥肝場的動態，全大陸的護鳥和觀鳥人則同樣關切著鄱陽湖護鳥人黃先銀的病情。

2012年4月3日英國公司Creek Project Investments PLC在其官方網站宣佈暫停「一億元人民幣投資打造中國最大鵝肥肝企業」計畫。與撤銷全球最大鵝肥肝廠在鄱陽湖項目的新聞幾近同時傳來的，是有著「天鵝衛士」之稱的黃先銀於6月3日過世的噩耗。鵝和鴨，逃離了被不人道灌食直至死亡的命運；一生勞苦貧窮的民間護鳥人黃先銀，卻在生前經歷了最沉重的打擊。「綠野方舟」表示，現在正編寫一本關於黃先銀的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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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讓黃先銀成為下一個環保烈士

最後一刻的黃先銀皈依念佛，發心去往西方極樂世界，繼續保護鄱陽湖候鳥  （網路圖片）

在過年的日子裡，我一直擔心著一個人，不知道他能不能過好這個年。他就是鄱陽湖區自然保護區候鳥義務保護員黃先銀。
前不久，他背著被毒死的天鵝和野鴨找到媒體，揭露「當地不法分子將罪惡的雙手伸向在鄱陽湖越冬的天鵝」。後來，這條新聞被包括《新京報》在內的很多媒體報導了，但黃先銀的命運，卻又似乎並沒有大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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