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期】無悔─陳明忠回憶錄(十四) ── 二二八(上)

口述整理/李娜(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校    訂/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台中戲院市民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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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知名版畫家黃榮燦刻劃二二八事件的版畫「恐怖的檢查」。

1947年2月28日,我還在農學院讀三年級。這天下午去看電影,晚上回學生宿舍,迎面碰到謝桂芳(他也是我高雄中學的學長),說:你還去看電影啊!我說是啊!心想有什麼不對。他說:臺北都打起來了!就走掉了。接著臺北延平大學(臺灣人建的私立大學,夜間上課。很多延平大學學生參加了二二八,也有不少人加入共產黨;延平大學後來改為延平中學)和臺大醫學院的兩個學生來宿舍通報消息了。他們說,3月2日在台中戲院要召開市民大會,問我參不參加,我說:「當然去啊!」

第二天街上就有很多人散發號召鬥爭的傳單,台中整個鬧起來了。我記得還看到楊逵寫的傳單,鼓勵人參加市民大會。

3月2日,台中戲院裡人滿滿的。大家推楊克煌出來講話,他正講著,謝雪紅來了,他就介紹謝雪紅,一聽是日據時代反抗日本人坐了十幾年牢的人,大家就都很敬佩,推舉她作大會主席。討論要怎麼做,很多人跳出來講,群情激動。有人就喊「講沒有用啦,去!」

去哪裡?先去了警察局。警察局長立刻解除全體員警的武裝,把武器都交出來。我跟著到警察局,就看見台中縣長被捉來了,跪在陽臺上,謝雪紅在旁邊。好像進行公審一樣。

台中縣長因為貪汙,大家都很憎惡,有人喊槍斃他,謝雪紅講:他雖然壞,罪不至死。有人又喊:耳朵割下來!謝雪紅說:這也太野蠻了,不要吧。又有人喊:打他!她說,打可以,就讓兩邊按著的人打他。她對群眾還是很能控制,也因為是日據時代敢反抗日本人的,大家都很尊重,都聽她的。

很多人從警察局拿槍,我也拿了一杆槍。槍膛裡有黃油,這是保存槍的辦法,當學生兵時學過,應該拿布伸進槍管裡擦,弄乾淨。但這時忘記了,拿到槍後就走了。帶著槍和子彈回到農學院宿舍,但也不知道要幹什麼。台中集會是自發的,其實沒有人指揮。

這一天,台中也成立了「台中地區臨時處理委員會」,並且把學生組織起來成立「治安隊」。台中農學院比較保守,可能因為學生出身的關係。光復時郭琇琮組織「學生聯盟」,台中地區的師範學校和商業學校都參加,轟轟烈烈的,農學院就沒有參加。現在農學院也成立了屬於處理委員會的學生治安隊,隊長是林秀棟,他是農學院僅有的臺灣人教授,羅東人(事件後被學校解聘,轉到延平學院任教,1950年被捕,判刑十年);副隊長是一個林姓學長。但當時參加武裝鬥爭的,大多是師範學校、商業學校和謝雪紅的建國工藝學校的學生。台中一中和農學院的很少。

攻打教化會館

3月3日,大家到市政府廣場談天,要幹什麼也不知道。忽然國軍一輛卡車開過來,架著一挺機關槍,後面堆著沙包,看到人就掃射。我們趕緊趴下來,躲起來開槍。我專打車輪,打中了,但車沒停,稍微轉了一下就開走了。如果它不跑掉,我們就可以消滅它。

等到車子都沒了,我爬起來,發現跟著我來市政府廣場的陳保德(現在是愛之味食品公司的副董事長)不見了。回到宿舍見到陳保德,他說:他從北溝裡爬出去,先回宿舍了。

聽說國民黨的部隊集結在教化會館,下午有武器的人自動去攻,我就去參加。我日據時代受過軍事訓練,知道臥倒、跳起、進幾步。我聽機關槍的聲音,知道什麼時候該臥倒。一個商業高職的學生看著我,我跳起來,他也跳起來,但我臥倒,他就沒跟著臥倒,結果就中了一槍,受傷了,幾個有經驗的人把他抬走了。攻教化會館的人,有從東南亞回來的台籍老兵,有失業的人,多數有戰爭經驗。學生大都沒有打仗的經驗,所以死傷的人較多。

有個人提醒我:你的槍有點奇怪喔,會發火花。我也奇怪,怎麼對方的火力都往我這邊來。我突然意識到,啊,黃油,是我槍裡的黃油沒有擦掉。算我命大,被集中掃射也沒死。那個人,我後來才知道,是東南亞戰場回來的老兵,外號叫TORA (老虎的日語發音) 。

一直打到晚上,到幾點忘記了。忽然一顆手榴彈落在我身旁3、4米遠,我趕緊臥倒,它一直滾到我腳邊來,好在沒有爆炸。原來,這是日本留下來的手榴彈,日本的手榴彈和國民黨軍隊在大陸用的不一樣,要先敲一下再扔出去。國軍不會用,我撿回一命,但給嚇壞了。我忽然覺得要小便,卻發現只剩下皮,肉的部份整個縮進去,拉不出來,當然無法小便了(大概一小時後才恢復原狀,可以小便了。)

教化會館外面有圍牆,裡面二樓走廊堆著一捆一捆棉花,用來擋火力,我們的槍打不進去。而且我們在平地,他們在高處,火力又強,所以他們損失很少。攻教化會館現在被說得很厲害,其實我們攻是沒有辦法攻進去的,是因為國民黨軍隊的家屬也在裡面,那些家屬哭,要投降。守軍最後投降了,我們進去後,發現裡面倉庫有好多日本空軍飛行員專用的衣服,圍巾,大家就拿出來穿。

投降的大概100個左右,幾個年紀大的,就帶他們到學校集中管理。我們攻的人,各方面都有,搞不清楚多少人,也沒有指揮,就那麼亂打一通。但我看見一隊穿黑衣的,很勇敢,動作很迅猛,據說是埔裡來的原住民。我後來去了埔里才知道,他們穿的是灰色衣服,是日據時代員警留下來的衣服,晚上看起來以為是黑衣。他們是埔里的平埔族,領導人是黃信卿,以前是台籍日本軍官,在東北做軍官(二二八後他跑到上海,他自稱二七部隊的參謀長,是不是我不知道)。二二八後,他來學校宿舍來找過我,講過他的經歷。

他是臺北人,爸爸是醫生,對外省人很厭惡,拒絕給外省人看病,因為國民黨太壞了。他告訴我,在中國北方打過仗,當過排長。戰爭結束,就跑回來了。我對他不滿的是,他講到,有次佔領一個大陸村莊,村裡的人獻給他一個女孩子,希望部隊不要亂來。那個女孩做他臨時太太。他說,那個女孩還是大學生。後來離開時,他也沒有送她東西,就留了一個袁大頭給她。那個女孩子說,你這個袁大頭太貴了,我做你的妓女半個月就這麼一點報償。我那時想,怎麼可以做這種事情?對他很反感。看見我不滿,他說:你不能原諒我嗎?這是戰爭啊!為了讓部隊不要亂來,才送女孩子給我睡覺,我是隊長啊。我還是很生氣,想這個臺灣人怎麼搞的。

古瑞雲(周明)二二八後也跑到大陸,後來寫了一本《台中的風雷》(人間出版社,1990)。他自稱是謝雪紅的副官,書裡面提到這個黃信卿。黃信卿怎麼跑的,我就不知道了。古瑞雲是謝雪紅派,他後來對我講,他對社會主義贊成,但對統一有意見。(他弟弟在50年代白色恐怖被捕,槍斃了。)

到埔里去:尋找黑衣隊

台中市和近郊的一些機關都被市民佔領了,二二八時,整個臺灣大概只有台中全面被市民佔領。但是當時就有消息,說國軍已經要開來了,「處理委員會」的地方士紳很害怕,宣佈要解散「處委會」和「治安隊」。謝雪紅把堅持的學生組織起來,成立「二七部隊」,後來到了埔里改稱臺灣民主聯軍。台南、嘉義則是張志忠率領,首先叫嘉南縱隊,後來改為臺灣自治聯軍。後來在香港成立「臺灣民主自治同盟」,名字就是從這兩支隊伍取來的。

我們佔領台中後,農學院的學生負責守衛火車站。臺北來了通知,要槍和武器。我們的武器也沒那麼多,就用火車送手榴彈給臺北。

後來有個人來報信,才知道高雄很慘,給高雄要塞司令部彭孟輯的軍隊打得一塌糊塗,希望我們台中派援軍去。我是高雄人啊,想帶人去援助。

那時我們有三、四十個人在火車站,但不太敢跟我去高雄。我就想到黑衣部隊,3月17日就去埔里找他們。其實他們是埔里的平埔族。我到埔里,看到他們幾個人,還穿著那身衣服,拿著槍,我就問,是攻教化會館的嗎?他們說,是。我說:我想去高雄,要不要去?他們就說:可以啊。我說你們多少人?一算,五、六十個人。那麼需要車子。怎麼辦呢?

在埔里過一夜後,3月18日我去找埔里的區長。那個區長很客氣,拿名片給我,我一看,張文環,不是那個日據時代很有名的小說家嗎?我問,你是不是作家張文環?他說是。我說,我看過你的小說啊。他很高興,我們就談了很多。他當時大約是能高區的區長,區公所在埔里。但他說,車子沒有。

我決定回台中去調車子,結果在埔里的大街上碰到了謝雪紅、楊克煌他們。他們開著一輛巴士,後面裝著襪子、毛毯、蚊帳等很多東西。看見我,我還穿著教化會館裡繳獲的日本空軍的衣服,他們就說,哎,學生來,幫忙幫忙。原來二七部隊要撤退到埔里,他們先來,把教化會館裡的東西運過來賣,當經費。他們問我在埔里幹嘛?我說要帶原住民去高雄救援。他們說,先幫忙卸東西。這時還沒跟我說要撤退。

幫過之後,我就打算回台中,正好帶謝雪紅來的巴士也要回去,我們就一起走。路過草屯,碰到二七部隊的人,說,國軍要來了,我們要撤退,你不要回去了。我想,昨天出來還沒什麼事,怎麼一天之間就有這麼大的變化?我還是要回去。他們又說:你回去碰到國軍,帶著槍就麻煩了,不要拿槍,我就把槍交給他。又有個人說,他們撤退時,火藥庫沒有來得及炸,拿鑰匙給我,讓我回去後把它炸掉。

寂靜的台中

我和那個巴士司機回到台中,發現整個台中是靜的,街上完全沒有人了。可能知道國軍要來,二七部隊又撤離,一般人都不敢出來了,台中好像死城一樣,感受很不好。回到宿舍,宿舍也是空的,桌上有林淵源留的一張條子,讓我到台中縣後龍街鎮一個同學家裡,說他先去了,讓我也去。可是沒有車子,怎麼去?我打算先去炸火藥庫,到那裡一看,已經被流氓佔領了。我過去,他們就喊,幹什麼?我說,我看看。他們說,看什麼?回去回去。國軍進來之前,流氓先進來保護。流氓是最快倒戈的,這種人真要命。

流氓一般是無業遊民,之前攻教化會館之後,台中開始有人打外省人,就是一些流氓亂來。我曾見他們打一個孕婦,踩她的肚子。我說,打倒貪官汙吏,不是打到外省人。我有槍,就衝著他們喊:再打我就開槍了。他們就不敢打了。我想到學校的外省老師會有麻煩,就去找院長,問:有沒有人找你麻煩?他說有啊。我說我有槍,你全家準備一下,我帶你們到宿舍。他說,他家裡還有幾個外省老師,農業化學系的主任等。我說,通通來。我把他們帶到學生宿舍,讓林淵源照顧他們。林是鳳山人,慢我一期,但跟我很好。他很會照顧人,就讓他在宿舍照顧外省老師,流氓不敢來學校宿舍。

林淵源留的條子,讓我去後龍(臺北和台中之間),找姓魏的同學,也是農化系的,後來在美國一個大學當教授,娶一位越南總理的女兒。但我沒法去,沒車子。我決定趕快回埔里,帶兩個同學(郭錫賡和王明璋)一起走。

加入二七部隊(臺灣民主聯軍)

之前和那個巴士司機分手時,和我約定一個地方等,要去埔里的話坐他的車子。我去炸火藥庫時,看到那些流氓倒戈,就擔心那個司機會不會也倒戈。本來也不認識啊,就不敢去約定的地方,決定走路去。我帶著兩個同學,走到霧峰附近,聽到後面有車子來。是不是國軍來了?當時整個台中沒有人,氣氛很肅殺,認為國軍隨時會來,所以很擔心。但台中到埔里,走要走一天。我就讓他們兩個路邊等,我去攔車:如果是國軍,我會給打死,你們就快跑,如果不是,我們就可以搭車走了。我拿槍站在路上攔車,沒想到就是那個司機!他等我很久沒等到我,所以就開走了。他說,怎麼你沒有來?我說我怕你也叛變,他說,媽的!

到了埔里,謝雪紅他們本來在國小那邊駐紮,後來怕影響學生,就搬到武德殿。葉芸芸曾問過我埔里到底多少人,我說武德殿很小,頂多容納一兩百人。她說,別人說一兩千個啊。我說,別人怎麼講我不知道,我在那看到的,就這麼多人。我還告訴過葉芸芸和蘇慶黎,在攻教化會館時候,手榴彈扔到我腳邊,知道它的殺傷半徑五米,掉下來我身邊三、四米。我當時沒講,現在敢講:當時一緊張,害怕得隂莖的肉都縮進去,剩下皮,沒辦法小便了。一個鐘頭以後才恢復原狀。她們聽了笑壞了。說,你最誠實。

沒有打過仗嘛,怎麼不害怕。

那個鍾逸人,寫過《辛酸六十年》,說陳明忠二二八時給支那軍打傷了,到現在都沒醒過來——因為我沒贊成台獨。他說自己是二七部隊隊長。黃金島說他胡說八道,他向來沒打過仗。至少在埔里,我也沒見過他。還有一件事,我第二次坐牢回來時,《人間》去採訪黃金島,又來找我,說在你對面山裡打仗的黃金島提到你。黃金島還說,謝雪紅給鍾逸人十萬塊去買糧食(當時可以買二十公頃土地,一萬塊可以買兩甲),結果他跑掉了。《人間》把這個寫出來,鍾逸人要告《人間》。後來我就說話,當時我在啊。我們在埔里因沒錢買青菜,每天都吃罐頭。

我是又回去埔里後,才加入二二七部隊的。在埔里武德殿,人家都分好睡的地方了,我沒地方,謝雪紅說,睡我旁邊好了。我睡在她旁邊,這樣才聽到他們的許多話。好多幹部過來跟謝雪紅和楊克煌討論工作,裡面就有陳文茜的七舅公何集淮。

有次我聽到謝雪紅說:台中如果解放了,要把最大的路命名為「雪紅路」。楊克煌就罵他;什麼雪紅路!牛屎路啦!我聽了,對楊克煌印象很好,覺得他人正派。楊克煌後來在大陸和謝雪紅結婚,日據時代兩個人坐牢時就戀愛了。楊克煌先出獄,家裡讓他結婚,謝雪紅知道後很生氣。

我回到埔里後的第二天,也就是3月19日,二七部隊開會。謝雪紅宣佈,二七部隊改為「臺灣民主聯軍」。有個新聞記者蔡鐵城(五〇年代被槍斃),就說:「埔里是臺灣的重慶。」大家聽了很振奮,埔里是重慶,就是革命的中心啊(就像重慶是抗戰的中心一樣)。大家就朝天鳴槍慶祝。

謝雪紅去蘇聯學習過,有軍事知識,她知道埔里守不住。只有烏牛湳橋這個地方可以守。國民黨的部隊來,一定經過這個橋,他們如果衝過來,埔里就守不住的。

所以謝雪紅想要把部隊帶到霧社去,山裡面可以打遊擊。她去霧社聯絡,我沒有跟著去,因為我不是她的親信,情況是後來霧社的鄉長高聰義告訴我的。她找高聰義,高說,我們這裡的人,經過「霧社事件」,死了十之七八;活下來的小孩子長大了,參加高砂義勇隊,又死了三分之二;如果再參加這個,我們就滅族了,所以我們不希望妳們來霧社。如果個別人要參加,我不反對,所以有十幾個人跟著謝雪紅下山。

謝雪紅因為之前聽到我想要帶著埔里的原住民去支援高雄,就把這些霧社的原住民給我帶,我後來跟別人說我們是「突擊隊」,實際上是敢死隊。因為當時(1987年)我剛保外就醫出來,敢死隊這個名字不敢講,就說是突擊隊。霧社的原住民十幾個,埔里自願參加的人(平埔族)一、二十個,副隊長是呂煥章(後來白色恐怖時他被判死刑,因為在地下黨裡他是「台中武裝工作委員會」委員)。謝雪紅身邊的人,大概不少是共產黨員。我當時只有18歲,都不瞭解,就是憑著年青和血氣。因為睡在旁邊,聽到他們談的很多話。我聽過謝雪紅和他們講,如果埔里守不住,就退到嘉義附近的小梅基地,嘉義那兒有張志忠的臺灣自治聯軍,去和他們合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