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期】無悔─陳明忠回憶錄(十二)

在綠島

口述整理/李娜(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校    訂/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一、勞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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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島監獄取名「新生訓導處」,意思是「訓導」我們,讓我們獲得「新生」。其手段,除了政治學習,就是勞役。例如是在海邊挖石頭,這是為了修監獄的圍牆。我心想,自己做圍牆關自己,沒道理,我就偷懶。在綠島,我用到了在關東軍老兵那裡學會的無賴求生法,能不做就不做。比如上山砍茅桿,因為綠島風大,無法種菜,砍茅桿來做防風籬笆,好種菜。隊長規定,每人每次要砍50根2米以上的茅桿,完成這個工作量,驗收時賞一根香煙。

我就選那些跟我一樣營養不良、長得很細的,但長度夠兩米的五十根,這樣,重量不大,很輕鬆就背下山來。驗收的分隊長看了,說:「老天爺!」但還是給了我一根香煙。

我們六隊的這些管我們的軍官,待犯人不算很壞。他們是西北軍系統的,蔣介石不把他們當一回事,駐守綠島等於發配,也是沒什麼前途的。後來,有的人砍的茅桿裡有不夠2米的,捆成一捆時,就前端對齊,想蒙混過關,被發現了。有人問,「誰幹的?」分隊長就說,「一定是陳明忠!」又說,「那個傢伙,將來生下孩子沒屁眼!」我不高興,找他理論,他就宣佈:大家聽著,我剛才講生孩子沒屁眼的,不是說陳明忠!大家聽了哈哈大笑。

有陣子發起打蒼蠅運動,規定一個人要交50隻蒼蠅。內湖跳蚤多得嚇人,但在綠島就活不了,大概因為海風太大。這裡雖然有很多蒼蠅,但不好打?有人用魚內臟養蒼蠅,很容易就抓到50隻。我把飯粒用墨水染黑,晾乾,冒充蒼蠅上交。兩次都蒙騙過了,第三次被查出來。隊長說,奇怪,怎麼都沒看到陳明忠在抓蒼蠅,就交上來了?仔細一查,就被發現了。

重體力活,比如挑煤,30公斤,40公斤的增加。肩頭磨得起泡,有的人就把衣服墊在肩上扛。農民還好,知識份子吃不消,要抵抗,商議集體不抬煤,受處罰也不抬。當希望表現好的人,爭先裝50、60公斤後,不想按規定裝40公斤的人就沒人敢出去裝。於是我就帶頭去裝不足30公斤的媒,比規定少10公斤左右。隊上對我的處分是大家吃飯休息時,罰我挑不足40公斤的隊上廁所的大便或挑水。

這還不算嚴重。後來,韓戰的反共義士來到臺灣,新生訓導處就搞「良心救國運動」,鼓動大家表態參加。我們不幹。隊裡開了一個會,讓參加的站一邊,不參加的站另一邊,我第一個站出來,到不參加的那一邊去。原來只是調皮搗蛋,現在變成政治上有問題,嚴重了,所以後來硬把我扯進所謂的暴動中。

二、南日島俘虜與兩個暴動

1952年10月,國民黨襲擊莆田的南日島,帶著800多解放軍俘虜回到臺灣。先在新店軍人監獄把軍官統統槍斃,兵就送到了綠島,編入第三大隊。那些被槍斃了的,新店監獄的人還把肝拿去當地的麵館,讓賣麵的給煮了吃。賣麵的煮的時候覺得奇怪,這也不是豬的,不是狗的,是什麼呢?後來知道了是人的,賣麵的人把鍋都扔了。

那時南日島的俘虜跟我們一起政治學習,有「三民主義」、「共匪暴行」、「國父遺教」、「領袖言行」等。教官講共匪暴行,說共匪部隊有慰安婦,那些南日島的俘虜立即說,沒有。教官說,報紙上寫的。他們說,我們從那兒來的,我們知道啊!金門部隊有慰安婦,你們國民黨有,我們沒有。

教官很惱火,不讓他們上課了,但他們很想讀報紙,想瞭解情況。我們六隊有個叫陳澄詮的,被捕前是造紙廠工人,他對我說,他們(南日島的俘虜)想看報紙,我們就商量怎麼傳遞報紙前面幾張「國際形勢」給他們。那時大家要上山勞動,上山后分散,可以趁那時給他們。我當時編入第9班,是成績不好的班,班長是個海軍軍官,最會打小報告的。副班長大家選我,獄方不讓我當,但沒人肯當,只好給我當。陳澄詮在山上傳遞報紙,班長看到了,就去告密。晚點名時,就把他叫出來,關碉堡。碉堡在海邊,是關禁閉的地方,空間狹小,馬桶的蛆蟲爬滿地,沒法躺下來睡覺。

陳澄詮被抓,被刑求,要他承認組織暴動,還要他供出參加的人。他最後承認「暴動」,但說,陳明忠只是知情,沒有正式參加。除了他,還抓了好幾個人。其實哪裡有「暴動」,是想把我們這些「成績不好」、不聽話的政治犯抓起來,找個名目槍斃。

那些南日島的俘虜是真的要暴動的。他們的軍官都死了,他們只是普通的兵,但他們畢竟是軍人,知道碉堡在哪裡,機關槍在哪裡,他們策劃怎麼攻擊、怎麼分配任務等等。那時每三個月補給船從台東開來,他們計畫搶船,搶成功就跑回大陸,不行就上岸在臺灣打游擊。但因為颱風來,船沒靠岸,他們的暴動失敗了,有些人在綠島就被槍斃了。

後來來了一個技術總隊,開始我們不曉得為什麼派來這個總隊,後來才知道因為南日島俘虜暴動,他們被派來綠島防備。這個總隊的人,大多三十多歲,都是軍官,帶自動武器。從大陸撤退時安爆破裝置的,就是他們。

我們這批被認為想「暴動」的政治犯,被送回臺灣軍法處第三區樓上,這裡是關死刑犯人的。我們對面就是南日島那些俘虜,有幾個還同過房間。他們都會看字,我說,你們小學都沒念,怎麼會看書?他們說,在部隊裡學的。其中有個福州人,叫陳品官,問他為什麼參加共產黨,他說他是佃農,家裡很窮,跟地主借貸,還不起,媽媽自殺了,妹妹賣掉了。後來共產黨來了,分了土地,他當然支持共產黨。「如果國民黨又來了,我們就完了。」所以一要打仗,他就參加了部隊。有個山東的俘虜說:大家都參加,我不好意思不參加。

7月1日,大家想,反正要死了,我們就一起唱歌,唱國歌,唱五星紅旗歌。後來南日島的俘虜,大概有100多人,都被槍斃了。而我們這批被製造出來的暴動犯,卻沒有死。

我們中間有個人,被抓時是台大哲學系四年級的學生叫張坤修,在綠島刑求時手都殘廢了。我們從綠島要送回臺北時,都被捆綁著,坐了十幾個小時的船,先在高雄上岸,再坐卡車去火車站。這個學生的父親張武是開醫院的,恰好醫院的藥劑師在碼頭看到他,趕緊跑去通知張武,張武跑過來,但不能見面,張坤修偷偷把殘廢的手讓爸爸看到。他爸爸回去後,立刻把自己的醫院賣給醫師工會的理事長吳基福(後來選立委,又辦《臺灣時報》),請他救兒子。吳基福有人脈,幫忙奔走,這個學生沒判死刑,我們這批人也都跟著免了死刑,沒有槍斃,真是幸運。

我們從軍法處送到新店監獄時,南日島的兵還沒被槍斃,看到我們要離開,頭伸出來,跟我們打招呼,不久他們都被槍斃了。大陸恐怕都不知道他們在臺灣的遭遇,所以我特別把這件事講出來。在軍法處不能看報紙,我不能確定這事件的時間,但記得那時候正好是前國民黨省黨部主任李友邦被槍決的前後,算起來,應該是1953年4月23日前後。

被當成「暴動」組織者之一的陳澄詮被刑求得很厲害,從綠島出來後,就沒有再參加任何政治活動。

三、在監獄上大學

綠島的政治犯有一些確實參加了地下組織,但大家的政治認識還很淺薄,還有很多莫名其妙被抓,根本是冤枉的,國民黨、共產黨、毛澤東,什麼都不知道,當然更不知道共產主義是什麼東西?大家都想要瞭解,學習的熱情就起來了,監獄成了學習共產主義的學校。所以出獄之後,大家來往,互相稱「老同學」。我也是在獄中,開始真正研讀馬克思主義的。

獄中本來就有政治學習的課,有「領袖言行」、「毛澤東思想批判」、「共匪暴行」等。葉青的《毛澤東思想批判》是我們的主要教材,葉青本名任卓宣,是個投降的共產黨員,《鄭超麟回憶錄》裡有提到他。這本書常常大段大段的引述毛澤東的話,我們只讀這些話,不讀葉青的批判,我們就這樣學習共產主義思想。我還記得,葉青說過,毛澤東是真正的理論家,王明不是,是教條主義者。還說,毛澤東的理論是將馬克思、恩格斯的一般道理,和中國的特殊情況融合起來的,任卓宣的這種提法讓我對毛澤東思想產生很大興趣。

綠島有給管理員看書的圖書館,裡面有共產黨的小冊子,如《新民主主義》、《人民民主專政》等,有人就偷出來,傳著看。記得有次看到任弼時的文章,批評解放後很多大官休掉原來的太太,討年輕漂亮的老婆。記得他文章裡大概說這樣的話:「我結婚是父母訂的,太太不識字,又裹小腳,現在眼睛又瞎了,可是她還是我的太太,我沒有換太太。」我覺得任弼時這個人不錯。其他很多偷出來的書,我都看過。

有個台大的學生抓進來時,帶進來一本書,是日本左派戰後成立的「民主主義科學者協會」出版的,這個協會出版了很多書,都是有關自然科學的。日本頭一個拿到物理諾貝爾獎金的,就是這其中的一人,另有一人坂田昌一曾經到大陸去給毛澤東講辯證法。台大學生帶進來的這本,是井尻正二寫的《古生物學概論》。看名字,古生物學,沒問題,檢查通過,其實裡面講的是唯物論的辯證法。概論是方法論,沒有用辯證法這個詞,用的是「連續的不連續」的個概念。事物發展有聯繫,也有分斷(即不連續),等於辯證法裡的揚棄。還講「範疇」,如可能性與現實性、必然性與偶然性、本質與現象、量與質等。從這本書得到線索,我就買來了這個協會出版的《物理入門》、《化學入門》、《自然科學辭典》等。從這幾本書我學到很多東西,例如從可能性到現實性,有好多契機,契機的每一個叫做偶然性,合起來就是必然性。死是必然的,死的各種原因就是偶然。我就這樣學到辯證法的概念。

後來在軍人監獄,買到一本《生命的起源》,蘇聯科學家歐巴林寫的。傳看時,好多人說看不懂,我看得懂,因為是化學的內容很多,我念過化學,所以看得懂。達爾文講了進化論,但是生命怎麼來的?達爾文沒有解釋。這本書講生命怎麼來的,無機物變成有機物,變成蛋白質,變成生命,完全是辯證法,但一句也沒提「辯證法」。我又從這裡學到辯證法。

對我的理論學習幫忙很大的還有英國的M.Dobb所著的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我們是用十倍的價錢委託軍人監獄的「軍事犯」買進來的。我很認真的讀了三、四次,終於了解資本主義是如何由封建主義演進過來的。例如進入機器大工業時代之前,必須經過工廠手工業階段,這讓我想到我們家的榻榻米工廠,就是用木頭機器,是工廠手工業。還有,封建主義要進入資本主義,都有一個代表性工業的發展,英國是羊毛,日本是絲。可是日本絲業沒有手工業工廠時代,它是通過批發商,批發商把原料給小家庭作坊,然後再來收成品。這本書和《古生物學概論》、《生命的起源》等,教我如何思考問題,看問題,也堅定了我走社會主義的道路。

我在綠島時才慢慢學了國語,跟同牢的外省人,還有「政治學習」時幹事講的國語,開始都聽不懂,後來聽久了,慢慢也開始聽懂了。筷子這個詞,我在牢裡第一次聽到,哦,這個叫筷子哦。光復後我已經讀大學,沒有國語課了,被關了才開始學國語。外省人是從各地來的,發音都不一樣,很傷腦筋,所以我國語比較差。我閩南語講得比較好,其次是日語,最後才是普通話。

四、獄中的派系

很多人被點燃學習共產主義的熱情,在政治學習課上,利用各種教材,偷偷抄寫毛澤東的文章,藏到牢房裡。有次獄方利用犯人出去放風的時間,來查房,查到了這些紙條,就加了一個「暴動」的名義,槍斃了很多人。當時第四隊的學習最熱烈,結果被槍斃的最多。帶頭的叫陳行中,前面已經講過他們,他們在綠島時就已認真學習了。雖然這麼多人被槍斃了,但還是有人繼續抄,譬如我們這一批所謂的暴動犯,調到軍人監獄後,就有人在抄,抄完了藏在哪里?洗手間的便池,前面有蓋子,把蓋子下面的水泥地挖空,把毛澤東理論藏進去。

這樣熱情的學習,學習過程中,見解不同,就開始分派了,有極左派和修正主義派。極左派比較敢做,原本一無所知,坐牢了才了解共產主義,就比較激進,知識水準高的人不會那麼簡單。極左派人不多,但什麼都鬥爭,就把大家都拖進去,很傷腦筋。比如上政治課,教官發書,他不要,甩掉,那第二個人也不好要了。於是整個房間都跟著受罰:禁止放風,禁止接見。所以十年間我媽媽兩次來看我,都沒有見到。來了都見不到,讓她很傷心,不再來了。

還記得討論《武訓傳》。為什麼批判武訓?極左派的人就說:不應該做乞丐,應該去搶啊。其實批判《武訓傳》,是批判它教的內容是封建的。還有,國民黨宣傳說,共產黨的思想基礎是恨,國民黨的思想基礎是愛。他們聽了說,對啊。我說,不對。這是一對的東西,愛恨一體。不是說共產黨的基礎就是恨,只有恨,怎麼會有理想。還有吃東西的鬥爭。獄裡是早上十點一頓飯,下午四點一頓。一般下午四點吃不多,剩下的,獄方就拿去賣,賺錢。這些極左派說要消滅國民黨的力量,就把飯盛很多,倒到糞坑裡。其實,這只是會影響監獄官兵的福利,不可能消滅國民黨的力量,是很幼稚的想法。

還有「打入敵人內部」的鬥爭。獄方會在每個房間收買打小報告的人,極左派就想利用這個機會,將計就計,打入敵人內部。有一次讓一個叫顏大樹的——他台中工業學校畢業後,讀軍官學校——讓他去做臥底,在監獄廣播室工作。別的人都罵他,不知道他是臥底的。我們房間比較安全,沒有打小報告的人,就作為聯絡站。我們廁所旁邊有個洞,顏大樹把一些消息寫在紙條上,透過這個洞傳進來。什麼消息呢?比如,有個犯人進來前是工廠老闆,看到監獄裡有工廠,就想去做外役廠長,為了這個目的打別人的小報告,顏大樹知道了,用紙條告訴我們。後來顏大樹身份暴露,被調回來。不過,在還沒被調回來之前,極左派拼命替他講話。真是莫名其妙嘛,現在不應該替他講話,這等於害他嘛。

他們商議再找個人打進敵人內部,選出陳俊堂,他是我農學院的學弟,判十二年,讓他打進去。那讓他打誰的小報告呢?打石滄庚的吧,石答應了。小報告怎麼打?那時睡覺,是輪流睡牢門的欄杆邊。輪到打小報告的人睡欄杆邊了,晚上看守來,把小條子扔下去,看守撿起來。後來石滄庚一直被獄方叫過去問話,很害怕,最後發神經了。要知道,有的被打小報告的,問出問題,就調出去槍斃了。

當時我就反對這種打入敵人內部的「鬥爭」。監獄保安對我們能怎樣?最壞的情況不過如此。打進去有什麼意思?是白白犧牲,這個犧牲沒有價值。我反對他們這麼做,但我肯定他們的熱忱和勇敢,只是腦子太簡單了。除了這樣,他們還要打擊那些不主張「鬥爭」的,一般是比較有知識,想得多的人。蔡惠如的孫子蔡意誠,就被他們打成修正主義,搞到大家在一個房間,好幾年不講話。

這也可以說明當時政治犯普遍認識水準比較低,高的都被槍斃了,不像1930年代,日本人抓台共,他們在牢裡還可以互相學習。1950年代的牢裡,活下來的屬罪行輕的,其實很多人根本是冤枉的,一點也不知道共產黨和馬克思什麼的。

極左派為此犧牲很多。第一批因為抄毛澤東文章,槍斃二、三十個,也有許多人被加判感訓三年。我不贊成極左派的想法,但我有事敢出頭,所以他們信任我,覺得我立場堅定。修正主義這邊,理論水準高,但膽子比較小,不敢有什麼行動,他們覺得我理論水準高,又不極端,也接受我,所以兩邊都信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