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裡逃生
口述整理／李娜(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校 訂／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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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著頭顱的革命者》，吳耀忠畫，1984年。 這是吳耀忠原本要為陳映真小說集「山路」而畫的 一幅的畫作，但最後沒有採用。這幅畫作畫出了 許多政治受難人的心境與氣度。 |
陳金火與書報案
因為顏明聖的錄音帶我被抓到把柄了，不得不講出陳金火。我說，錄音帶是他給我的，陳金火就被抓進來了。
陳金火比我大五六歲，也是1950年坐牢的政治犯，他是全省學生委員會台南分部這個案子被抓的，判了10年。出獄後，他在高雄一家藥品公司做藥品推銷員。我出獄時家裡已經搬到岡山，他有次推銷藥品，在岡山碰到我，我們才開始聯繫。有個坐過牢的四川人袁乃匡，他的老闆也是坐牢的人，我請袁乃匡去陳金火那裡拿演講的錄音帶，還有選舉的宣傳單。我讓袁乃匡坐飛機去，坐火車回，因為坐飛機會檢查。
從陳金火家裡，他們又搜出一些「禁書」，他是透過三省堂買的。三省堂是當時台灣最大的日文書店，保密局需要的日文書都從這裡進口，包括日本左派的書，寫文革的書。李霈林開三省堂，進日文書來賣，他幫保密局買日文書時，就多買幾本，偷偷賣給陳金火，其實他也有意要散播。李霈林日據時代就因為反日坐過牢，二二八事件時，台北的群眾到廣播電台廣播，就是李霈林他們衝進去幹的。他哥哥參加了地下黨，聽說是他們那一群人裡面的理論家，後來「自新」了，再後來就當了和尚──因為背叛了自己的理想，乾脆去做和尚。陳金火供出從三省堂買書，李霈林也就被捕了。
陳金火賣藥，認識好多醫生，高雄醫學院的教授他都認識。他把書給這些人看，他們也喜歡看。他知道我被捕後，已經把大部分書分散掉了。但一刑求吃不消，就招出很多看過書的人，他一口氣講五、六十個人，除了高醫的醫生，還有很多教授、名人，甚至把內政部長林金生（林懷民的爸爸）都講出來了，這下就不好抓了。後來陳金火跟我說，事情弄大了才比較有救。
陳金火還承認，陳明忠說過，選舉時候人們會激動起來，可以利用這個機會，把事情搞大，消息傳出去，大陸就知道了。他還承認有個組織，準備暴動，這就牽扯了幾個人，都是五〇年代做過牢的政治犯。他的房子也是登記在太太名下，問他買房子的錢哪裡來的？他說，陳明忠給的。陳明忠的錢哪裡來的？他說，大陸來的。他因為刑求太痛苦，就隨便講了。所以我們就成了叛亂團體，就這樣被起訴了。
國民黨本來想利用這個機會再抓人。其實坐牢出來，再犯叛亂罪的人很少，因此安全局的意見就開始有了分歧，一邊是要擴大，一邊是反對擴大。有個叫曾永賢的，日本大學畢業，參加地下黨，是重建的省工委組織裡的一個領導，被捕後投降，被國民黨安排做大陸研究，後來在政治大學的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做教授。聽說他就主張不能擴大。後來曾永賢很受李登輝重用，有一次演講的時候，他提到這個案子沒有擴大，他是有功勞的。
查了五、六十個人，查了一個多月，時間拖下來，這個時候外國的人權組織也鬧起來了。我的案子本來要速戰速決的，就這樣一拖，好幾個因素加起來，本來要判我槍斃的，現在也不好判了。真沒想到，我犯了這個錯（顏明聖的錄音帶沒交待好，供出陳金火），反而撿了一條命。
各方營救與最後判決
身上刑求的痕跡大多消失後，我被移送到景美軍法處看守所。10月29日，我被依《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罪名起訴。
依當時法律規定，被告收到起訴書後，法官才能開「調查庭」，讓被告對起訴內容反駁或說明。因此收到起訴書後，被告理應可以把起訴書寄回家，家屬不僅可申請會面，也可委託律師於後續「辯論庭」中為被告辯護，家屬並可以旁聽或提出反證。但我受的卻是完全不同的「待遇」。
首先，我還沒收到起訴書時，法院已開「調查庭」，所以我對當場提出的莫須有的指控無法有周延的反駁；開庭後回到押房，我才收到起訴書，以及一份一星期後開庭辯論的通知書——擺明讓我來不及請律師，他們準備進行「秘密審判」，我和太太的通信也被阻斷了。我成了戒嚴時期被秘密審判的最後一人。
在此期間，因為一直不能會面，太太預感到事態嚴重，只好自己去請教律師。沒想到不久後，我太太就被警總無端扣押，警總還把我家裡的戶籍謄本、戶口名簿以及身份證等能夠證明夫妻關係的所有證件卑鄙地「偷走」，這樣，我的弟、妹也無法代替我太太請律師了。開過辯論庭後，當局覺得請律師也無法為我辯護了，才把太太釋放。她回家後立即把我遭到秘密審判的情況，告知她在美國的妹妹與親友，由此一連串的救援行動開始了——美國副總統韓福瑞寫信給當時的行政院長蔣經國，要求立即釋放我；總部設在英國倫敦的國際特赦組織要求政府提出我的叛亂證據，政府提不出證據，該組織認定我為「良心犯」；美、日的人權運動者及台、港留美學生與華僑，除了以演講、說明會、遊行等方式聲援外，還募捐集資1萬6千美金，在美國《紐約時報》首頁上刊登全頁抗議廣告，呼籲「反對政治迫害，立即釋放陳明忠」，其中有數位諾貝爾獎得主也參與了救援行動。
我比較瞭解日本的情況。日本很多有名的社會黨人士出面，還有很多搞勞動運動的人幫忙，因為有了他們的名望才能起作用。美國那邊我就搞不清楚，我只知道保釣留美的人很多都參與了這件事。後來他們給我看了一些資料，最關鍵的是《紐約時報》第一版的廣告，花了1萬6千塊美金。本來台灣是要判死刑的，大約知道要登這個廣告的消息後，連夜修改判決書（廣告是美國東區時間11月27日，宣判是台灣時間11月27日，按照時差是宣判在前，廣告在後。有可能是得知有這份廣告，連夜修改判決。）後來我還聽說，法院的打字員小姐，連夜打了一個晚上，打到手酸、發炎，第二天去醫務室打針。
黃妮娜的案子，不能公開，秘密處理，判她感訓三年。我另起一案，成了案頭。
陳明忠案，是「意圖叛亂並著手實施」。我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褫奪公權十五年，並沒收財產。陳金火也十五年。看書的人呢，以前都會判感訓，現在因為牽涉的人太多，又很多是官員、醫生，還包括內政部長林金生，以及他的弟弟（高雄醫學院的教授），就不好這麼判了，何況還有外國干渉；所以最後是，單純看反動書的，就寫悔過書；自己看又給別人看，就是「為匪宣傳」了，就要判刑。蔡意誠（日據時代抗日領袖蔡惠如的孫子，他五〇年代做過牢。這次被捕時已經是一個小企業的老闆）和王乃信被判十年；還有兩個給人看書的，也叫為匪宣傳，判了七年。
陳金火在牢裡就精神崩潰了，他在蔣經國死後才減刑出獄，出獄不久就死了。三省堂老闆李霈林被判了八年——因為連續八年「為匪宣傳」，三省堂就完了。我出來後才認識他，跟他說我們是同案，其實案子發生時我們並不認識。我的書是從一個小書店老闆那裡來的。我花了兩年的時間說服那個小老闆贊同統一，幫我買書。
我被審訊時，凡是被查到的日本的書，都供說是劉進慶讓別人交給我的。我以為他在日本，反正不會回來了，所以都推給他。判決書就寫了：我受共匪在日本的統戰幹部劉進慶指使，回台密謀叛亂，書都是他托人帶給我的。劉進慶在日本看了判決書，覺得我根本就受到冤枉，完全沒這個事，決定回台灣替我澄清。他真是天真，不知道台灣判罪是怎麼回事。他回來台灣後，一下飛機就被警備總部直接帶去問，他把事實講出來，說我在日本講見過他，討論對大陸的看法，但沒有給我書。他是日本籍，又是大學教授，警總不能隨便逮捕他。警總聽了他的話，都說，我們被陳明忠騙了。
我和太太秘密通信時，知道劉進慶回來了，心想糟糕了。按照以前的情況，我會被調回去，重新審問、槍斃。那時我在綠島，一想到可能被調回去重審，只要想到那些刑求還要再來一次，就沒法睡著，只好吃鎮靜劑。那時候林書揚還關在綠島，就一直笑我。後來竟然沒有重新調回去審問，可能是因為我的案子已經鬧得夠大了，考慮到國際影響，也就不了了之了。
劉進慶最後一次回來台灣時，跟我發牢騷，說日本那邊的朋友不讓他回來，回來會害了陳明忠，一直罵他。我就安慰他。我說，我坐的牢實在是應該你要坐的；我們在日本聊天，是你建議策反黃順興的，後來是我幫你執行，所以按照道理，是該你去坐牢啊。他聽了很高興，當晚跑去台大找一個教授喝酒。劉進慶教授一直心向祖國，人品好，沒想到死得那麼早，真是遺憾。我常常想念他。
判決當晚，蔣經國在電視上發表講話，說「陳明忠意圖從東南亞偷運武器發動暴動……」政治犯的判決一般都登在報紙上，蔣經國（當時任行政院長）親自在電視上發表是特例（從來沒有行政院長在電視上為判亂犯發表講話的例子，為何如此，包括我在內，都覺得很奇怪。）
未判決前，軍法處的一個組長對我說，他可以幫我越獄，但條件是帶他走。我當然不會上這個當。我已經判決了，警總仍不甘心。押房裡新來了一個三十多歲的年輕人，自稱是台南人，經營電器行，他的閩南話甚至比我還流利，起初我沒有絲毫懷疑。但過幾天閒談時，我發現他對電氣完全外行，責問他，他最後承認自己其實是湖南人，是警總松山區的負責人，奉命來查探我是否還有隱情未供出來。
當時在軍法處看守所，所有被判過刑的人都調到洗衣場工作。當「外役」總比拘禁在押房自由些，我像其他人一樣提出申請，但幾次都遭拒絕，理由是「奉命不准」。這些讓我懷疑，雖然逃過死刑，當局是否還會有什麼陰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