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林崗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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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城就業的農民工已經成為中國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 如何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著力解決收入分配差距， 提高生活基礎保障與品質，將是大陸必須面對的挑戰。 （圖片∕新華社） |
【編按】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希望到2020年實現國民生產總值與城鄉居民收入在201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
想要實現這個目標，除了必須維持年經濟增長率7.1%的數量指標外，更要解決改革開放30年來所累積並日益擴大化的區域傾斜、城鄉落差和貧富兩極化現象。其中，如何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著力解決收入分配差距，不但事關社會的公平與穩定，也將決定內需轉型戰略的成敗，既是當前人民百姓所關注的熱點問題，也是全面實現小康社會所面臨的現實難題。
為此，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首席專家林崗教授，在十八大後接受大陸《求是網》的訪談，從政治經濟學的視角來闡述十八大報告中關於收入分配的論述。在台灣當局反其道而行，大力減免企業資本利得稅與遺產稅，同時削減勞動力報酬和社會保障體系的今天，本刊特予重點摘錄，相信對於關心自身未來處境與中國大陸發展前瞻的青年朋友們，能夠有所幫助。
問：十八大報告提出要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報告中提到這個目標有什麼現實背景？
答：同步不是同等比率的增長，經濟增長率肯定要比收入增長要快，因為要擴大再生產，留出一部分給投資，然後才能進行分配，因此，不可能增長多少就分配多少。
在歷史上也曾經提過同步增長。在計劃經濟時代，剛開始實行工業化的時候，國家需要大量積累，人民群眾的收入因積累率很高而增長得比GDP慢得多。在實行計劃經濟的很長一段時間內，重重工業、輕輕工業，重積累、輕消費，沒有把發展生產力同改善人民生活緊密結合起來。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理論界開展了一次關於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大討論，幫助大家弄清楚了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需要。這一大討論扭轉了多年存在的為生產而生產的傾向。
目前我國的積累率高，意味著收入中企業所占比重較高，勞動者所占比重較低。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居民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實際上是持續下降的，在1983年達到56.5%的峰值後，下降到2010年的45％。而企業利潤所占比重是持續增大的。現在存在的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與GDP中勞動者和企業占比的這種變化趨勢是密切相關的。我國現在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為了發展社會生產力，要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
目前私營企業創造了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提供了80%以上的城鎮就業崗位。但是，私營經濟中主要實行雇傭勞動制度，而私人企業的經營目標是獲取利潤，或者說是佔有盡可能多的剩餘價值，以使自身的資本增殖。在這種情況下，GDP中企業收入占比較高、勞動報酬占比較低是必然的。而這又必然會造成收入分配差距拉大。
我們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要堅定不移地發展私營經濟，但也必須正視私營經濟發展的這種不可避免也不容回避的社會後果。如果說過去20多年的改革的一項主要任務是突破「左」的束縛，為非公經濟的發展打開空間，那麼今後改革的一項主要任務，就是要採取措施矯正過大的收入分配差距。
現在我國社會保障體系雖然建立起來了，但還不夠完善，社保體系在縮小收入差距方面發揮的作用還不充分。同時，在調節勞資關係的立法和法律實施方面，也有不少不足，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實際上，黨和政府早已意識到這個問題，決心改變這種狀況，從十七大以來已經採取了大量改善民生的改革措施。十八大提出的這個目標，就是要繼續完成十七大以後已經開始推進的這方面的改革工程。
問：是不是可以這樣認為，國家越是鼓勵和支持非公經濟發展，如果收入分配又不加以調控的話，這個差距會不會越大？
答：是的。所以國家要進行校正，要調節初次分配。初次分配調節的是生產出來的新價值中資本家利潤和工人工資誰占多少的問題，也就是企業工人新創造的價值多大的比例劃為企業主收入，多大比例是工人工資。如果不加以調節，處於強勢地位的資方肯定會使自己利益最大化，壓低工人的工資。但這種調節不是通過行政規定而是國家通過立法進行，比如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提高各種福利保障在企業繳納的部分。
在調節初次分配的基礎上，還可以通過加大對富人徵收的所得稅和財產稅在稅收中所占比重，加大轉移支付即再分配的力度。這些直接、間接的措施，都可以有效地抑制收入差距的擴大，將收入差距控制在社會可接受的範圍內，促進共同富裕。十八大報告裡講了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根本原則。貫徹這個原則，就必須對過大的收入差距加以調節。現在我國基尼係數和美國一樣高，這樣不好。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國家基尼係數一樣高，怎麼體現社會主義優越性？
問：您怎麼看待「按要素貢獻參與分配」這種說法？
答：生產要素按照貢獻大小參與收入分配，這是西方主流經濟學即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說法。這個說法實際上是非常滑稽的。洋人將它用學術的詞語裝點起來，就在某些人心目中成了神聖的經濟學教義，稱為「功能分配理論」。企業生產中，機器設備、廠房這些物質形態的資本，離開了人的勞動，自己能夠貢獻什麼？要說勞動工具、機器、廠房、設備等生產資料的貢獻，那只是技術上的。但是，收入分配是人和人的社會關係，不是物質生產要素之間的技術關係。實際上，機器等物質資本本身並不參與分配。參與分配的是作為資本所有者的企業主和作為雇傭勞動者的工人。
我們談論按要素分配，首先要弄清楚按要素的什麼分配。實際上，這是指按照要素的所有權進行分配，只有這樣才說得通。企業主取得利潤，是因為他握有資本的所有權。工人擁有的是勞動力的所有權，他的工資是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所得到的收入。可見，按要素對生產的貢獻分配的的說法不僅悖理，而且與實際的分配關係沒有關係。為什麼西方主流經濟學搞出這套東西來呢？因為資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是對立的：在新創造出來的價值一定的情況下，工人分配得多了，資本家就拿得少了，工人工資部分多了，資本家的利潤部分就要減少。
西方主流經濟學編出這套理論實際上是想掩蓋馬克思所說的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對立的利益關係。所以，把資本家對工人的分配問題，通過生產函數變成各種物質生產要素與產出之間的技術關係，然後再借助這種關係將企業主與工人之間的分配關係歸結為要素價格的決定問題。這樣，實際發生的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剩餘價值和利潤的真實來源就被掩蓋起來了。
問：一說起馬克思，我記得他在《資本論》中說過：「勞動力的價值，是由生產、發展、維持和延續勞動力所必需品生活資料的價值來決定的。」也就是說勞動力的最低價格應是勞動者吃飯、穿衣、住房、醫療、衛生、教育、培訓、生育、養老、失業救濟等所需費用的總和。從實際情況看，我國的勞動力價格是否低於其價值？
答：這是一個很尖銳的問題。對它的回答應該是肯定的。因為，改革開放以來，經過30多年的工業化城鎮化，已經在全部工人中占多數的「新工人」即農民工的工資，事實上並不足以完全滿足你所提到的這些需要。他們的家庭收入中還有一部分是務農得到的。對許多農民工來說，如果沒有一塊承包地，光靠打工養活一家人是較為勉強以至很困難的。農村家庭撫養的小孩一般比城市多，而且之前也沒有什麼社會保障，沒有醫療保險、養老保險等，因病致貧現象大量存在。為什麼現在國家在農村推行醫療保障體系非常得民心呢？就是這個原因。此外，剋扣和拖欠工資的現象也較普遍。所以，說我國勞動力價格在一定程度上低於其價值，是有根據的。 (本文摘錄自大陸《求是理論網》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