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呂正惠

標榜自己如何文明，別人如何落後，這種心理主要來源於西方文明對落後國家的絕對優勢，落後國家因此不得不亦步亦趨的努力學習西方文明。這個過程，在世界各地區有著複雜而又相互區別的進程，鴻生對此所作的種種分析，是《重認中國》全書最精采的部分。但是，這麼精采的論述，也只是鴻生全部創見的一部分而已。鴻生還進一步從中國現代化的艱難而複雜的歷程，來分析中國為了要建設成現代化國家時，不得不面對的巨大的困難。這個整體的歷史見解，才是鴻生為我們提出的一個非常具有「理論」意義的、有關近代世界史的大詮釋。我們先看鴻生怎麼說：

「總的來說，傳統中國在受到西方現代帝國侵略，被迫進行西方現代化改造，以其規模之龐大、際遇之多樣，就有了多重不同的現代化路徑。台灣被日本帝國從上而下強勢施以日本殖民式現代化改造，香港被大英帝國有選擇的、較不強勢的施以英國殖民式現代化改造，兩地在回歸之後確實有著不一樣的後殖民情境。而中國大陸若是先不管其局部分歧，整體而言則是自我摸索著一條較為自主的道路，最後由中共的路線取得主導。

不管是哪條路徑，這個現代化的過程都造就出一批新的知識與政治菁英，接受不同的西方（或西化的日本）理念的灌輸與栽培，各自在其社會取得論述主導者的地位。例如接受日本皇民化教育的台灣的李登輝及其同輩，又如接受港英教育栽培的香港知識與管理菁英。這批新型知識與政治菁英構成現代化後的新得利者，然而也構成回歸後解決後殖民問題的巨大障礙。由於有著不同的現代化路徑而產生不同的『現代身分』，當這幾個不同身分互相碰撞時就產生了一時難以消解的現代問題。以台灣為例，這些人一方面構成反國民政府的力量，另一方面也構成台灣分離運動的基礎。二二八事變除了有國共內戰及光復後復出的左翼分子的因素外，也有大陸與台灣不同現代化過程所產生的不同現代身分衝突的因素。這個面向在九七回歸後的香港應該也構成了重要的背景。

不同的現代化造就了不同的現代身分，不同的現代『中國身分』、『台灣身分』與『香港身分』……可以說不同的現代化路徑所產生的歧異是二二八事變的底層因素，當時雙方都沒有機會與條件進行心靈與意識的祛殖民工作。九七之後的香港所面臨的也有同樣的情境，構成今日占中衝突的底層因素。

所以說，作為現代化得利者的知識菁英這一階層是特別麻煩的，他們在被各種現代化方案養成之後，往往以各自的『帝國之眼』——西方帝國的文明世界觀，來看待自己社會的傳承、下層勞動者、各種『落後』的現象，以及母國整體。例如在台灣『水龍頭的故事』自光復之後就一直被分離運動者用來貶抑大陸來台人士；或者以西方社會個人主義為基礎的『自由民主』來看待自身社會的政治安排；或者對自身社會或第三世界國家都抱著深怕被西方『恥笑』的焦慮不安。這些帝國之眼引起的焦慮不安，在台灣甚為尋常，在香港今天的衝突中也一一具現。」（見《重認中國》121-3頁）

鴻生這一段分析，點出了西方文明對全世界的征服最特殊的一點，即它不只是武力的征服，更是文明的征服，這是已往的帝國征服所沒有的，從這個角度來看西方與中國的關係就再清楚不過了。自從中華文明形成以來，其核心區曾經好多次面對塞外遊牧民族的入侵。當核心區全部或部分由遊牧民族占領並進行統治時，中華文明不但沒有就此消失，而且還因為終於同化了入侵者，而讓自己煥發出更強大的生命力。可以說，每一次大規模同化入侵者以後，中華文明就會產生一次大飛躍。

但是，十九世紀中葉西方（以及西化成功以後的日本）的入侵，卻和以往的歷史經驗全然不同。在長達一百年的、事關國家民族興亡的奮鬥過程中，中國人自己逐漸喪失了自信心。在承認西方的武力（船堅砲利）比自己強大以後，接著又不得不承認西方文明確實了不起。在維護傳統文化與學習西方文化之間很難找到平衡的方法與途徑。如果拿日本和中國相比，就可看出，日本幾乎是輕而易舉的「全盤西化」，從而「脫亞入歐」去了，而中國卻深陷泥淖之中，舉步維艱。當西方的「模範生」日本打敗了曾經長期是它的導師的中國、而且不斷的向著中國內陸入侵，先是蠶食，接著就要鯨吞，中國人的憤懣與悲痛達到了頂點。中國人喪失文化自信心的徵兆，在五四運動時就已出現了。當時想要廢棄漢字，將漢語拼音化的潮流頗為盛行，而當安特生提出中國文化西來說時，竟然有一些人就輕易相信了，這些都是最好的代表。所以當日本全面入侵時，認為中國不可能打贏，寧可選擇妥協或投降的人還真不算少。

在面對西化大潮時，知識分子的立場最容易「軟化」。優秀的知識分子，比起一般老百姓，更容易學好西方的語言，以及各種科技、經濟、法律、管理知識。憑著這些本領，只要他願意，就可以為入侵中國的各種勢力「服務」，從而取得優渥的待遇，可以過得起最現代化的生活，不必和一般人民一樣，陷於水深火熱之中。這種例子太多了，無需舉例。但我們也得趕快聲明，雖然知識分子可以輕易這麼做，不過願意和全體人民共同為建設新中國而奮鬥的人仍然占絕大多數，這也是盡人皆知的歷史。這裡要強調的是，選擇從自己的民族「異化」出去，以便和西方人或日本人一起過著文明、幸福的日子，知識分子比起一般老百姓「機會」要多得多。

向西方學習所產生的最大問題是，滿腦子西方現代知識的落後地區的菁英階層，發現他們很難改變人數極為眾多的老百姓的行為方式與觀念。在這種情形下，要改變原有的社會結構與習俗，以建成現代化國家，就變得非常困難。最極端的例子要算土耳其，現在土耳其的統治菁英，在凱末爾的強力主導下，幾乎已經完全西化了，而他們所統治的人民仍然生活在伊斯蘭的宗教習俗之下，整個國家就這樣由西化派和傳統派兩大塊所組成。印度的狀況也有些類似。印度被英國殖民近兩百年，印度的菁英非常西化，他們的科技人才之多世所公認。但整個印度社會還有廣大的落後地區，很大比例的民眾仍然維持著傳統生活習慣，沒有改變。西化往往會擴大傳統文明區統治菁英與一般民眾的差距，而不是使其更緊密的結合在一起。

但我們也不能因此批評一般民眾愚頑不靈。知識分子因各種條件的湊合，很幸運的獲得知識與技術，他們容易相信，任何人只要肯努力，都可以達到這一成就；國家民族之所以不能現代化，就是民眾沒有覺醒，因此要不斷的進行啟蒙工作。事實決非如此。自由、民主制的設想是從西方資產階級的成功經驗推導出來的，當他們控制了全世界的財富與知識以後，我們如何能夠讓全世界被侵略地區的「大眾」翻身呢？同樣的當一個落後國家的菁英越來越西化，而且離他們自己的群眾越來越遙遠時，我們又如何教化這些「冥頑不靈」的群氓呢？從這種假設出發，肯定不能解決被西方侵害的「落後地區」的社會重建問題。

中國的狀況比任何傳統文明區都還要複雜，因為中國早在西元一千年左右就沒有了貴族制度，中國老百姓不可能像日本、土耳其或印度那樣聽從現有貴族階級（或類似貴族的那一階層）的安排。而且中國幅員廣大，民族眾多，各地民情極端複雜，完全不能為西化的現代菁英所了解，因此，絕對不可能像日本那樣，由一個具有基本共識的貴族菁英從上到下來進行現代化改革。從一九二七年開始統治全中國的國民黨原來就想走這一條路，但在抗戰勝利之後的內戰中敗給共產黨，就證明了這一條路當時並沒有得到民意的支持。

共產黨在八年抗戰中，由於在北方農村和農民密切合作，終於尋找出一條道路，即聯合基層農民，從下到上改變整個社會結構，先讓國家有了一個統一的意志，再由這個意志來執行貫徹全國的改革。有了這個基礎，再發動群眾運動，要求全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為了國家的現代化建設，一起先過著苦日子。這樣的時間長達三十年，知識菁英剛開始大半都真心的配合，但經過反右和文革之後，知識分子開始有了異心。文革結束，改革開放開始，知識分子比較能自由進出國門，才赫然發現，西方國家的生活比他們好太多了，甚至台灣、香港、新加坡都比他們好，這樣他們的心態產生了極大的變化，他們認為過去三十年完全走錯了，從現在開始，應該回頭重新學習西方。

對於這些激進派知識分子，陳映真曾慨乎言之：「八○年以後，大陸上越來越多的人到美國、歐洲和日本留學；越來越多的大陸知識分子組織到各種國際性『基金會』和『人員交流計畫』，以高額之匯率差距，西方正以低廉的費用，吸引大量的大陸知識分子，進行高效率的、精密的洗腦……對於他們而言，中國大陸的『落後』，緣於民族的素質，緣於中國文化的這樣和那樣的缺陷，當然尤其緣於共產黨的專制、獨裁和『鎖國政策』。一樣是中國人，台灣、香港和新加坡能取得令人豔羨的高度成長，而中國大陸之所以不能者，就成了這種邏輯的證明。『開放改革』以後，即使從海外看來，卻能生動地感覺到中國大陸因市場、商品經濟的發展和摸索，相應於社會生產關係上的巨大改變，而產生了思想上的『兩條路線』的分化。《河殤》系列以國家體制派意識形態宣傳的方式推出，在大陸全國範圍內引起激烈的震動和爭論，更是形象地表現了這個思潮上的分化。」（《陳映真全集》12卷375-6頁）

最讓陳映真和台灣統左派瞠目結舌的，是激進改革派對中國文化的徹底否定。陳映真說：「在錄像影集《河殤》中，甚至嗟怨中國文明的限制性，使中國沒有在鄭和的航海事業上發展成從貿易而向外殖民，以收奪南洋民族走向帝國主義！而這樣的世界觀，竟而曾經一時成為中共官方的世界觀，令人震驚。」（《陳映真全集》12卷，379-80頁）

《河殤》的大陸文明與海洋文明的對比論，不久就為台獨派所引用。他們說，台灣一直屬於海洋型文明，和「中國」落後的、體質不良的大陸型文明毫無關係，連「中國」知識分子都要唾棄自己的文化了，我們為什麼要當「中國人」？河殤派和台獨派就這樣遙相呼應，令人為之氣結。

八○年代中期激進派主導的改革進程終於導致了八九年五、六月間的政治風波，並且引發了大陸知識界對現政權極大的離心力量。還好，不久蘇聯垮台，俄羅斯經濟破產，社會動盪不安，這才使得不少知識分子在體會了社會穩定的重要性以後，稍微回心轉意。然後，隨著改革的日益深入，受益者日多；二○○二年以後，共產黨改變了「發展是硬道理」的政策，開始重視社會不公正的現象，特別是對於「三農」問題，花了很大的力氣去解決；二○一二年以後，又開始全面肅貪，把那些從改革開放中「非法受益」的人清除出去。就在這一時機，又適時提出「一帶一路」的發展大策略，大家終於真切的感覺到，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原來不只是一個「偉大的夢想」，而且還有實現的可能，這樣，全國的民心終於能夠團結在一起，為了一個明確的目標而共同努力。

我所以重提八○年代改革開放時期最讓我們感到痛苦的一段經歷，其實是為了引述鴻生書中最讓我感動的一段話：

台灣作為母國中國的一個邊緣地區，被現代帝國殖民之後產生了較為特殊的複雜性，看似台灣的特殊問題。然而在比較香港與台灣被殖民經驗的異同，以及台灣光復與香港回歸後的種種問題後，我們可以發現這個特殊性也不能過度強調，不能視之為只是台灣的個別問題，或是香港的個別問題，而是中國被割讓的邊緣地區的共同問題。當然「台灣問題」或「香港問題」基於其不同殖民宗主國與歷史過程等因素，有其相對特殊性，但畢竟都是由傳統中國社會被殖民與現代化之後產生的問題，所以還是傳統中國社會現代化問題的一環，就是說最終還是屬於中國的問題，一個在台灣或香港的具體歷史情境下呈現出來的中國現代化過程的問題。

中國的主體大陸地區雖然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有其相對自主性，而且為了取得這個自主性曾經歷經血跡斑斑的奮鬥，犧牲遠遠超乎台灣，但是就如日本在其現代化中所顯現的「自主」與「自我殖民」的雙重性格，中國的現代化也不免帶著「自我殖民」創傷。這種創傷的一個具體例證就表現在它曾經比日本更強烈地厭惡自己的過去，露出更昭彰的羞恥感與自卑感。

因此台灣、香港與大陸這三地如今所顯現的各種問題，就不應只被看作不同歷史經驗的個別問題，而應是傳統中國社會在現代化過程中的共同問題，如此就還是要回到中國現代化的整體問題上，更具體的說就是一個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如何真正尋回自我的去殖民問題。（124頁，以上重點均為引者所加）

八○年代兩岸的知識分子同時表現出對中國文化的極端厭惡，印證了鴻生所說的「比日本更強烈地厭惡自己的過去，露出更昭彰的羞恥感與自卑感」。鴻生先從自己的經驗出發，雖然主要談的是台灣政治光譜的變遷，但在拿台灣和香港相互比較之後，又把視野推廣到全中國，因此看出了整個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在學習西方的過程之中所產生的大問題，這種見識，真是非常人所能及，而且文字中充滿了感情，不是對中國文化充滿了深情熱愛的人是說不出來的。我盼望關心中國前途的人都能讀到這本書，因為它不只是談台獨，它談的主要還是中國如何建設成一個現代國家的問題。

以上所述只是鴻生書中最重要的一個論點，其實本書還有許多獨到的歷史體會，以前很少人說過。如因為日本人不讓台灣人參與政治，因此台灣人一直缺乏管理人才；又說，英國人雖然在香港培養了一些管理菁英，但是當香港成為特區以後，香港人似乎表現得缺乏政治領導能力（參看本書116-7頁），這真是言人之所未言。又如，光復以後，台灣人從學日語轉而學國語，學好國語以後，終於掌握了用語言論述的能力，這一點也講得很好。台獨派常以國民黨逼迫台灣人學國語作為國民黨對台灣「再殖民」的具體例證，事實上台灣人在不到二十年間就學好國語，而且此後不斷的出現優秀的學者和作家，他們所寫出的中文毫不遜色於外省學者和作家，就足以證明，不論是閩南話還是客家話，都是漢語系統內的方言，所以台灣人要學漢語的另一種方言北方官話並沒有什麼困難（相反的，日語是一種外國語，學起來就不像學中國普通話那麼容易），鴻生以充分的例證說明了這一點（相關論述見本書第三部分），也可以看出他的歷史文化素養之深厚。鴻生還有一篇文章談到中國文化的豐富與多樣，可以破除一般人對中國社會僵化、保守、停滯不進的刻板印象。如果鴻生自己對中國的歷史與文化沒有深刻的認識，就不可能有這許多獨特的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