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趙剛

4. 1960年代台灣的存在主義與現代文學是反體制的進步文藝嗎？

那邊忘記傾盆美雨，宣稱台灣是「孤立」的「安文」，這邊又忘記「橫的移植」，論斷1960年代台灣的存在主義與現代文學是「對反共文藝不自覺的反擊」。陳映真不同意，因為「不全符合事實」。陳映真說「不全」，展現了一種對歷史複雜性的負責態度。首先，我們知道文藝界的鬥爭複雜，常常牽涉到對黨國拋下的名利的搶拾，以及美學宗派主義等等，因此搞存在主義與現代文學的人，對當時幾乎中飽各種資源於其私囊的反共文藝與懷鄉文學的既得勢力的「反擊」，是存在的。但除了這個「世俗」因素外，現代派文學對反共文藝的敵意，更重要的還是後頭的意識形態立場。但是，既然在1960年代台灣，我們根本不必懷疑黨國虎頷之下的現代主義「亞流」（陳映真常以此詞指認台灣現代主義文藝相對於歐洲原生種的退化狀態）與「左翼」有任何關聯的想像，那麼，現代主義者又為何以及如何會對反共文藝展開敵意之羽呢？這就牽涉到台灣在「中國」與「美國」之間的關係想像了。那不僅是政權更是文明的想像；現代派的自我想像是與美國現代化文明深度結合的，以美國的三觀為其三觀。因此，他們的「反共」是按照美國所提供的思想資源（市場經濟、自由主義，與美式現代主義）來進行的。準此，在他們眼裡，黨國的一切都是不入流的，而若又以他們的權錢具體感受位置而言，最不入流的自然是反共文藝了，土得掉渣還在那兒吃香喝辣。他們的自我任命是：若要對抗「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但看今朝美式現代主義。因此陳映真說不全符合事實，意思應該是說「安文」只展現了銅板的一面（現代主義文藝是批評了反共文藝），但沒展現的是，它自己恰恰就是反共文藝，只不過是認為自己的靠山更為光輝文明，從而自己的反共本領更高，反起共來更有效罷了。這不過就是二奴才有了得勢的靠山，要造大奴才的反而已。無獨有偶，在「找文」裡，陳映真也指出了，1960年代台灣知識分子所講的自由主義其實只可說是一種冷戰時期裡的反共的右翼自由主義，「是為了更有效的反共而主張自由主義」。這裡順道一提，陳映真的思路對於消釋我的一個私人困惑也是頗有幫助的。這個困惑是：為何這些年來在台灣所接觸到的自由派，很少自自然然地散發出一種自由包容寬和的人格質地，反而多的是真理在握、傲慢教條，甚至戾氣充塞？

5.結語：1968年的台灣是形還是影？

總結一下（透過陳映真的批評所反推的）「安文」，台灣之所以買不了人家1968嘉年華會的入場券（從而「安安靜靜」）是因為：台灣是「孤立」的；台灣有封建落後的「中國」國民黨及其「法定儒家倫理」；以及，由於台灣發展狀況的「貧窮落後」所導致的「文化上與西方產生落差」。這樣回憶過去的「安文」所投射的當然是對當時台灣的「進步」、台灣的「民主化」、台灣的「自由化」的自我慶賀。

對這樣的準憶苦思甜的敘事背後所預設的名為「台灣」的奮鬥主體，陳映真表示質疑。他指出，因為你的能夠提出不同視野的「左眼」在1950年代被全部剜掉了，從而並不存在對歷史進步性的評價問題或發展路徑的理論思考問題，從而並不存在你的政治議程，從而，你只能夠跟隨。因此，1950年代台灣窮的很，沒有什麼發達資本主義個體的空無、寂寞、異化、疏離、空洞……等問題吧，但不妨礙開始流行存在主義與「表現主義的現代主義」，但同時的美國或西方的反戰反帝反資本主義的思潮或藝術，你就可以省省了。因此，「1968」沒到台灣，你說是台灣沒有與它共振的基礎，那麼如何解釋現代主義與存在主義呢？作為一個新殖民地，台灣的社會物質基礎對於「上層」經常，如非總是，並不具有解釋力。在一個根本意義上，1968年（1998？2018？）的台灣的知識界基本上不存在自己的思潮與美感。美國若是形，你只能是影，行止皆有所待。陳映真說：

作為美國反共意識形態之組成部分的現代主義，遂超越了台灣的社會物質基礎，與美國冷戰意識形態一道，支配了台灣。而這就是台灣知識界的文化，思潮永遠和美國者形影相隨的機制所在。

這就是為何陳映真在此篇手稿的結尾處寫下：

問題不在「眾聲喧嘩」或是「安安靜靜」。問題倒是在找回能夠自己思考的腦袋。

當然，即便是在那樣的思想魍魎的年代，從那一灘「腐味的死水的底下」，我們也有責任傾聽那「被噤抑的嘯喊」。而那個嘯喊，在1960年代中後期，主要是來自文學。陳映真說：

六零年代中後，當台灣的自由主義智識精英對美國打越戰加以頌揚的時候，台灣的文學界卻有批判之聲。陳映真《六月裡的玫瑰花》，黃春明的《小寡婦》，王禎和的《玫瑰玫瑰我愛你》都是對美國侵越戰爭的嘲諷和批判，標志著台灣自由主義的思想局限，也表現出台灣文學家在思想上的敏銳性和先進性。

這些文學上的異聲，那些因思想而被投獄的青年們的噤抑的嘯喊，以他們所共同形成的對主流現代性所提出的另類現代性挑戰，默默地撕裂了長期以來，為跨越國民黨與民進黨的體制知識分子與文人所共同編造的對台灣1960年代的定性描述——所謂「安安靜靜」。要是不聽到這些被消音的驚雷，我們以後要如何書寫這個島嶼的思想史呢？

但又何止1960年代？對1950年代、1940年代後半期，以及整個日據時期，我們不是都更當在無聲處聽驚雷？

說了以上這些，但我還是無法說明為何陳映真不發表這篇文章。但全集的發行使得這在成為一個問題的同時，也一定意義上取消了這個問題的意義。就讓它永遠是一個有趣的小懸念吧！此外，今年正好是1968年的五十周年，順便也讓這篇小文充作一個小紀念吧！（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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