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趙剛

陳映真的23卷《陳映真全集》，已於2017年底出版了。這回，很多人才有點兒驚訝地發現，原來陳映真並不只是個小說家；他寫了遠遠超過「文學」範疇的大量文字。以前讀者當然也知道他批評某文化人對中國現代史的「理解」，或與某學者的不幸「論戰」，或他曾以「許南村」為筆名的對自己做的深刻反省……，但人們（包括我）的確沒想到這樣的文字他寫了那麼多，散落在大大小小、有名無名的眾多媒體上，此外還包括未刊手稿。我最近問了一下編輯團隊，她們算過的結果是，小說約占所有文字總量的八分之一。

對於像我這樣所謂陳映真的研究者來說，用句套話，真可謂「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固然是不用解釋了，那何憂之有呢？因為如今要研究陳映真，就得面對他的思想整體——他的全集，否則主客觀都不過關。好比是，全集出版以後，你要搞懂他的某一篇小說，就得在一如往常地細讀小說文本之外，還要大量閱讀那篇小說前後幾年間（至少）的其他作品。以前我的寫作比較集中在他的早期小說，全集的出版了對我影響還不算大，因為陳映真1960年代的非小說文類寫的很少。

由於最近起了個念，想把陳映真的《忠孝公園》（2001）的評論給寫出來，我就把已經站在書架上好幾個月在那兒乾瞪著我的《陳映真全集》第17卷（1998-1999）給拿出來讀。我讀到了很多篇以前壓根兒沒讀過的，其中還包括那種不管我多麼認真搜尋也都不可能搜得到的文章，即，他的手稿。這些手稿成因繁多，有的是發給人家但被刪節了，於是根據手稿重新校對，從而幾成新篇；也有的是編輯人員發現了某手稿而該手稿疑似曾發表於境外某媒體，但因為是互聯網時代之前的文章，出處一時不可查究（因此嚴格說來，這類手稿的身份待考）；還有一種是陳映真寫的雜記篇什，處於可發與不發之間，於是編輯會加上一條「疑似未完成」的說明，因此說它是草稿也行。但還有一種手稿呢，則是陳映真寫了，理路文氣相對完整，內容豐富，甚至精彩，但卻被主人收置於抽屜裡，從沒拿出來發表過的。

在第17卷裡，我就發現了一篇屬於最後一類的手稿，題為《找回能夠自己思考的腦袋》（以下簡稱「找文」），寫作時間是1998年8月15日。編輯下了條註釋：「本篇應為作者對刊登於《聯合報•開卷周報》之文章《1968舉世眾聲喧嘩，台灣為何安安靜靜》（以下簡稱「安文」）所做的回應。」根據僅有的另一條註釋，這篇激起陳映真回應意念並秉筆為文的報紙副刊文章的作者是董成瑜。我寡聞，未知其人也。

「找文」約三千字，有頭有尾，文理暢然。那麼，為何留中不發？我的確未審其由。日昨再次細讀此文，又發現其所探討的問題頗為重要，而且無論對當代台灣的歷史理解或是思想狀況，都富有討論意義。於是更增加了我的無從排解的疑惑……由於這個疑惑是無法給出確解的，因此本文與其說是對疑惑的解答，還不如說是邀請讀者一起疑惑。

由於我在北京，暫時無法查到「安文」，因此在以下的討論裡，我無法評論陳映真對「安文」的評述是否正確；說實話，那也不是我（至少此時）的關注。我關心的是，陳映真透過他所閱讀過的一個文本，表達了他對於台灣1968年（或台灣1960年代，甚或台灣的當代史）的詮釋立場與某些實質看法。以下，逐條討論陳映真對「安文」的異議。

1．1968年的台灣真的適合以「安安靜靜」來描述定位嗎？

陳映真不同意。事實上，廣義獨派的歷史敘事向來是建立在一種「聽覺」上: 228之後島嶼就寂寂無聲，要一直到1970年代中期「黨外」的興起，才打破寂靜。1970年代初的保釣與1977-8的鄉土文學論戰，在獨派的敘事中也常常是被降低音量甚或關靜音。還有更極端的自戀型表述，說島嶼要到1980年代才聽到「野火」劈哩啪啦的燃燒聲。陳映真的抗議，可以是有這一針對性的。

但是，相對於1968年飆風席捲三大洲的對既存體制的抗議，反叛，乃至革命的思想與行動的大潮，台灣1968能不算是「安安靜靜」嗎？陳映真指出，如果只看表面，那麼豈止是「安安靜靜」，根本就是「一泓死水」。但是，關鍵在於我們看歷史不能只看表面，還要看並聽那為表面所覆蓋壓制的那一暗部。用陳映真的話說：即便我們看到的是死水，也要傾聽它底下「被噤抑的嘯喊」。

一個人覺得他自己的小日子過得「歲月靜好」，那倒是任誰也不好說三道四的。但我們的確要避免浮泛輕易地說某個時代或某個時期如是靜好。因為這樣說也許是殘酷的無知，更也許是有意的殘酷。帶著點兒三十年後還得在這個善於遺忘的時代作歷史親證的無奈，陳映真舉出了發生於1968年的對包括他自己在內的好幾場對青年嘯喊的噤抑事件。1968年聽起來是靜謐，但那是因為大多數人自己捂上了嘴或少部分人被捂上了嘴的緣故。（陳映真不發此文，是因為「1968」對他而言畢竟還是太及身，情感還是太被觸動了嗎？）

但我總覺得有些人回顧1960年代的世界與台灣，之所以會覺得台灣格外「安安靜靜」，除了是因為反抗者的銜枚以及鎮壓者的低頻之外，應該還有一種可能性，那即是對於「1968」的世界的想象。「1968」這個空間跨度非常大的可說是全球性的文化與社會內爆，無論就它對冷戰時期以美國為首的帝國資本主義秩序的拒絕與否定，或是它在時代感覺與思潮上受中國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影響，尤其是後者，在很多台灣的知識分子與文化人的想象中，都是不存在的，結果，關於1968的敘事就好像是一塊大部被消磁的卡帶一般，斷碎不成章。那麼，留下來的關於「1968」的記憶圖像是啥呢？對不起，那就只剩下「眾聲喧嘩」（cacophony）而已了。而這完全可以楔進台灣的知識分子，社運人士，與「進步」文化人或學生，對西方（後）現代性的想象，其中的核心要素即是：性解放，女性主義、搖滾樂、嬉皮次文化、反叛、抗議、街頭民主、社會運動、反國家機器——以及兩個歐美「花都」：巴黎與舊金山。「安文」發表於1998年（1968三十周年）。我記得那時候台灣的人文社會知識分子、文化人、詩人小說家、文藝批評家……，幾乎是集體浸泡在後現代／後結構的詞匯狂歡中，而「眾聲喧嘩」正是其中之一。如此，「安文」有可能是對它所回顧的「台灣1968」懷著一種莫名的落後恥感。「安安靜靜」必然是一個負面評價，近於「死氣沉沉」。

那麼，如若「安文」果然聽到了那些包括陳映真在內的「青年嘯喊」的話，它會從而改變「安安靜靜」的評價嗎？

並不會。絕不會。我遺憾地覺得陳映真對他所評論的作者可能有點誤盼；他或許設想因各種原因對方聽不見或遺忘了那曾經包括他自身在內的「被噤抑的嘯喊」。我們做個假設好了。假設，1998年的「安文」在它對台灣1968的回顧中，竟然看到陳映真等青年蒼白瘦削的身影，竟然聽到他們「主張馬列主義，台灣解放和祖國最終的統一」的聲音，那麼「安文」作者更可能接著出現的反應是：起先驚疑不知所措，然後立馬取消這些「不方便的」雜音雜形，因為它們都體現了那舊秩序及其反抗的「大敘事」，是在歷史終結時代中時空錯置且不合時宜的現身，是與以「流變」與「多元」為前提的「眾聲喧嘩」的當令霸權文化是矛盾的，好比魯迅出現在哆啦A夢的樂園中一般。當然，我這樣猜測可能也犯了低估那「多元異質」吸納場的錯誤。格瓦拉的頭像為何就不能出現在哆啦A夢或是「太陽花」的場景之中呢？

2. 1968的台灣是「孤立島國」嗎？

陳映真不同意，因為「不是事實」。「島國」且就不說了，只論「孤立」。他指出：「1968年的台灣思潮，受西方自由主義、邏輯實證論、文學上的現代主義，抽象主義和超現實主義這些國民黨國家意識形態之外的主流和霸權的深入影響」。因此，問題在於「台灣在國共內戰和國際冷戰下，只接受西方反共保守的意識形態的影響，而自我濾過了西方在1968年激進的，批判的思潮罷了」。

我同意。但我想「請循其本」，回到一個初始的問題：何以一個書寫者竟會反歷史、反事實地指陳1968年的台灣是孤立於全世界？「安文」作者是不知道還是不承認1968年的台灣已在經濟上緊密編入全球生產與消費的體系與循環中，從而高度依賴以美日為主導的投資策略與市場配額嗎？會不知道台灣在地緣政治上對美（日）的高度依存嗎？我猶記得小時候（正好是1968）當美國大選結果出爐，尼克森打敗了韓福瑞，當選美國總統，消息傳來，眾人額手稱慶。這會是一個「孤立島國」所可能發生的事嗎？但我想，「安文」作者並無意於否定這些，而是要在1998年，當台獨已經成為一個最大的政治潮流時，表達他那符合當下指令的歷史觀罷了。他要說的，其實是再度重覆一個流行觀點或感覺：台灣被世界遺忘，被「文明」落在後頭，無法「現代化」，甚至讓台灣在眾聲喧嘩的盛會中缺席……，而這一切都是因為國民黨的緣故——那可惡可鄙的封建專制保守冬烘。但完全歸罪於國民黨的另一面，不就是完全無視於國民黨背後的美國，以及整個以美國為主導的全球與東亞冷戰反共格局嗎？美國與國民黨的連體必須被掩蓋住，才不至於破壞台獨的親美反中的意識形態大布局。而如若國民黨的罪惡與過錯不需要從一個更大更廣的歷史與全球格局一並探索的話，那就正好讓國民黨坐定了一個無法逃脫的本質主義的認識套路，於是，國民黨所體現的所有問題恰恰都是中國或中國人或中國文化的本然問題。

3．「六零年代末台灣的統治思想是『法定儒家倫理』」？

跟隨龍應台的思路，「安文」作者提出一個「判斷」：「六零年代末台灣的統治思想是『法定儒家倫理』」。陳映真不同意。再度因為不是事實。陳映真說：「六零年代的支配性思潮，相應於經濟上的資本主義化，是美式自由主義，『法定』『儒家倫理』只是看板。李敖的『反傳統論』風靡一時，殷海光幾成一代宗師，就是證明」。（根據我的也許刻意被推翻的印象，陳映真從來不提及李敖，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後來沒發此文嗎？）

獨派的反事實，與所有族群民族主義一般，都是帶著「高尚」的理由反事實：因為要台獨，所以就要把事實搞擰。因為要說明1968年的台灣是「孤立」，而且是一個由「中國人」或「中國文化」挾其落後腐朽之力所佔據並宰制的，且孤立於現代世界的「島國」，因此必須得指認它的主導思潮是黨國所規定的儒家倫理。但恰恰因為一個反事實的陳述必須要搭配上眾多反事實陳述（所謂為了要圓一個謊，你必須得撒更多的謊），於是這般的謊叢就必然它所保護所包圍的那個內核為之荒蕪。新世紀以降，台灣眾多民眾身心越來越顯出無法安頓、焦躁易怒的症狀，歸根究底，是因為那個政治議程的謊言成本過高。每個政權都需要一些遮蓋或扭曲，但我想總有個該文明所限定的承受量吧！

國民黨依附美國，它是魯迅話語裡的大奴才而已，然而，但為己故，這個事實一定要掩蓋，於是，就必須說他的惡是純然內生的。那國民黨不是也反共嗎？你能說國民黨不反共嗎？但是，一旦承認國民黨的反共，那麼，對台獨派而言，就會衍生出無數個麻煩，而其中最大的無外乎，你就必須承認你與國民黨之間的不可告人的承繼性。於是，你就無法將之完全他者化，將之一刀切地惡魔化。因此，只能選擇一種話語策略：反共必須與反中深度聯合起來；或者說，反共的試金石恰恰是在反中，因為，根據冷戰時期美國的意識形態思維：共產主義與中國都是東方專制主義的不同面貌而已。真反共必須在親美親日的立場上反中。（「於無聲處聽驚雷（下）」請參閱6月20日出刊的17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