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60年代
口述整理／李娜（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校訂／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編按：
最近交通大學亞太文化研究室正在舉辦一系列「重返1960年代座談會」，第一次座談會曾請陳明忠先生發言，因為限於時間，陳先生講的不多。現在根據陳先生的口述回憶草稿，將相關部份先行擇要整理發表，以供參考。
出獄
1960年我出獄了。到新店監獄辦理戶口，要在旅館住一晚上。當晚睡在榻榻米上，手腳可以隨意張開了，不像在監獄中要縮著身體睡覺，但很奇怪，竟然睡不著，只覺得身體怪怪的，不能適應。
爸爸和大姑媽領我回去，到岡山時候，看到一個女孩子迎面對我笑。我心想，這個女孩怎麼三八兮兮，不認識對我笑什麼。原來是我小妹麗玉，被捕的時候她剛考進台南女中，坐牢十年，現在都不認得了。
那時我們家已經從五甲尾搬到岡山了。1950年代開始實施「三七五減租」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地主家每戶雖然可以保留兩甲土地，但我家沒人會耕作，只好把土地賤賣掉，媽媽帶著弟弟和兩個妹妹搬到岡山鎮上住。（爸爸早就搬出去和小老婆住）
出獄時我31歲，因為常期肺病，在監獄中完全沒有受到照顧，從原來的65公斤變成43公斤，連老朋友都認不出來了。有一次在聚會上，一個很熟的朋友拉著我問：陳明忠在哪兒？我說，就是我啊，他好半天都不相信。
在旗山農校
政治犯出獄，找工作很難，社會上的人都避之唯恐不及。岡山是空軍訓練司令部所在地，蔣介石常去視察，每次他要來的前一天晚上，就會有情治人員半夜來我家敲門，搜查我房間。我想我恐怕得離開岡山了。
這時林淵源來了。他那時已經在高雄的旗山農校當校長，知道我出獄的消息，就跑來找我，知道我找事難，就讓我去他學校教書。按說坐牢出來的人是不允許教書的。他跟情報機關的人說，我有這麼一個朋友，想請他來，可以嗎？情報機關的人知道林淵源是蔣經國要栽培的人，將來準備讓他當高雄縣長，就回答說，你就假裝不知道陳明忠坐過牢。這樣，我就到了旗山農校，在農產加工科教書。
當年在台中農學院讀書時，林淵源是我的學弟，我們都是高雄縣人，來往密切。有一次他生病開刀，我和另外一個朋友約好照顧他。那個朋友選擇白天看他，我就晚上看他，晚上當然比白天辛苦，我沒有講話。後來那個朋友連白天也不來，我白天、晚上都看他。林淵源覺得我很夠朋友，一直對我很好。所以這一次出獄，他完全不考慮自己的政治前途，讓我到他的學校教書。後來我第二次被捕，出獄後，他還是來看我，一點也不避諱。我們到現在一直有來往。（林淵源是高雄白派的領袖，王金平是他提拔的。後來他擁護宋楚瑜，始終不變心，是個極講義氣的人。）
我在旗山農校上課時候，情報機關的人會來聽。林淵源跟他們做保證，他們才來得少了些。（李娜按，我訪問了林淵源，林淵源說：情治機關的人常來找陳明忠，我就跟他們說：陳明忠是政治犯，那是過去的事。他也要生活啊，他在我這裡教書，保證與政治無涉，我負這個責任。）
學校的同事原來並不知道我坐過牢，那時候每週一要開週會，老師要輪流講話。林淵源私下交待教務主任，不用讓我講話了。教務主任覺得奇怪，就悄悄問我。我就告訴他，我坐過牢，是政治犯。這樣同宿舍的幾個老師也知道了，恍然大悟說，怪不得，我們早就覺得你很奇怪。
雖然有林淵源保證，情治機關也沒放鬆監視。我教書受學生歡迎，常有學生課餘來宿舍，找我聊天。有天，有個特務來，故意說：學生們跟你很要好啊。我一聽，這個地方不能再待下去了。煽動學生，傳播反動思想，那是大罪名，搞不好要連累很多人，我不能害了林淵源。
正在這個時候，有個坐牢的朋友來找我。他的親戚在台北開了一家藥廠，讓我當化驗員，當時對藥廠按規定要實施品管，需要搞化學的人。我讀的是農業化學，我就決定走了。在旗山農校不到一年，不得不離開。
在中國新藥廠
這個藥廠的來歷是這樣的：董事長原來是做進口藥生意的，公司叫吉原行，生意很好。我記得當時治拉肚子的氯黴素針劑，一瓶二三十塊，但後來兩、三塊也可以賣，可見利潤很厚。董事長賺了錢，就在日本開東菱製藥廠，在台灣也投資了很多企業。中國新藥廠就是其中之一，打算在台灣本地生產藥品，這樣成本更低。他把這個草創的藥廠交給他的弟弟來做總經理，他是張克輝的同學。廠長是總經理的表弟，也是我農學院的學弟，是他叫我來的。但我是一個坐牢的同學王子奎推薦給他的。
當時台灣賣進口抗生素很貴，如果在本地做，成本很低，所以許多本地藥廠興起了。美國就要管控，要台灣政府衛生署執行品質管制，上面有個美援會的工礦小組負責這件事。因此，藥廠需要專業的化驗員，我就是這樣被請來的。
這個廠是家族企業，總經理和廠長找的都是自己的親戚朋友。那些人雖然是農學院畢業的，但學的是畜牧、森林等科系，其實是外行。他需要學化學的，王子奎推薦了我，他就去查農學院的檔案，一查我是農化系，光復後第二期第一名畢業——但思想有問題。他就說，我們對國民黨也不滿意啊，但我們是做生意的，以後不要過問政治，只要你保證不再搞政治，我們就請你，我當然答應。
總經理跟我講話的時候，副總經理在旁邊看。他會看相，之後對我朋友王子奎說，他個性很強啊，會不會發生問題？王子奎說，不會啦，工作嘛，他會認真的。於是我就開始到藥廠做化驗員了。藥廠草創，很簡陋，在一個破舊的小三合院。我就睡在走廊上，擺張行軍床。
我進去才發現，如今化學已經大大進步了。以前化驗用化學天平，重量法，容量法，都是用滴管，由手工來做，現在都是用機器分析了。工廠從美國買了機器，一台Spectrophotometer機器十幾萬，是我一百個月的薪水。我不知道怎樣用，怕弄壞了。雖然有說明書，但我看不懂。何況，我不知道原料用得對不對？實驗方法是怎樣的呢？也都不知道。沒辦法，重新開始學，從原理開始。
進到藥廠不久，就派我去培訓，這是實行藥品管制的規定，廠裡的化驗員不培訓，就不能開藥廠。培訓地點是在台大醫學院。傷腦筋的是，好多英語都聽不懂。比如膠囊capsule，我讀的是「カプセル」。我在農學院學的英語，都是用日本方法讀的，講課的老師是留美的，發音全不一樣了。那時參加培訓的人很多是光復後才進大學的，而我是日據時代學的英文，幾乎完全聽不懂，不得不努力追趕，拼命地學。這樣受訓三個月，結訓考試，我是第二名。前三名要派到美國去繼續受訓，但我不能去，有政治犯履歷。廠裡派的其他受訓的人，根本沒考上名次。
我們廠的目標是成為甲級藥廠，但我們的設備是丙級的。總之，對我和工廠來說，都是從零開始。頭兩三年，我早上六點就起來，常常看書看到十二點才睡。連體力活我也幹，如搬藥瓶、送藥等等。
那幾年，真是非常用功，很累。放鬆的方式，就是每隔兩三個月，去台北看電影。從樹林坐火車去台北，進戲院前，我買了麵包進去，連著看三場。當時日本的電影還可以進來了。我喜歡看打仗的，談戀愛的就沒有興趣，覺得囉哩八嗦。打仗的速度就很快，反正是給腦子休息一下。那一陣子我其實過得很苦，但要吃飯，就要做事。如果在藥廠不能站穩，就麻煩了。
有一次，我們賣抗生素軟膏給軍隊，衛生署試驗所檢驗不合格。這是我自己化驗的，我知道沒有錯，就到衛生試驗所去溝通。我了解化驗的方法大家都一樣，問題在於，金黴素要抽出來化驗，是要用乙醚抽出來的。乙醚用的是小瓶還是大桶？結果就不一樣了。如果是用大桶，氧化之後，會影響分析結果。我問他們，他們是用大桶，那一定會有問題。我要衛生署試驗所那個化驗員重做，他不肯。他做這個工作也好幾年了，有自信，但我也有自信啊，兩人就吵了起來。科長出來了，息事寧人，讓他按照我說的試一次。結果出來後，果然我說得對。試驗員沒有話講了，以後對我的事他就不大敢找麻煩。
大概是我進廠的第三年，美援會工礦小組到各廠臨時抽查，隨便拿一份我們的藥品，要查品管資料，我都做得很好，每一種藥品我都可以提供相關資料。抽查結果我們做得最好，新聞對中國新藥廠做了特別報導。
衛生署試驗所是台灣最高的藥品檢查機關，美援會工礦小組是外國權威，兩邊都肯定我，幾年的辛苦終於有了成效，我在藥廠的信譽也就建立起來了。我在旗山農校教書時，月薪是900元；進工廠時當化驗員，月薪1200；1965年升品質管制科長，2800元。到了這個時候，我才敢結婚。
結婚後，生活比較穩定，我還不斷向外學習，又有了新的想法：做品質管制，是要用錢的，不是賺錢的。對公司來講品質管理成熟了，內外都肯定了，就要做研製開發新藥。新藥品質不好，會被退回。我因此就先研究為什麼會品質不好，把原因找出來，加以改良。這樣就更往上升遷，先調製造科長，再調副廠長，監管品質管理和製造。
當了中國新藥廠的廠長
因為我的工作成績，總經理要我當廠長，我不想接。這是個家族企業啊，我和他們的人沒有關係，人事上沒法管。老闆的哥哥也來工作，什麼都不懂，只好讓他管倉庫。有次我們做的口服液，成品有1000個，後來只剩下900多個，因為老闆的哥哥管倉庫，他覺得是營養品，就偷吃了，別人跟著偷吃。這個我怎麼管！我跟總經理講：你給他錢就好了，不要讓他來上班，我不好管啊。
董事長是大老闆，有很多企業，包括建築材料、摩托車工廠，最重要的還有東菱電子，中國新藥廠只是其中之一，而總經理就是他弟弟。這種家族經營潛在弊端很多，慢慢會拖垮企業。（後來東菱電子倒閉，負債二十多億。）
我有時候跟總經理抗議，日本人看了很奇怪，因為日本的企業下級是不敢向上級抗議的。總經理有一次對我說，我用過的人有兩三千個，沒有一個像你爬得這麼快！我回答說，也沒有人像我這麼認真做！總之這種家族企業，一個外人當廠長是很難的。我又坐過牢，是政治犯，一定會被人攻擊。那時就有嫉妒的人偷偷打報告，說我在廠裡散播反動思想。
總經理一定要我做廠長，我就講條件。第一，不能因為女工結婚，就把她裁掉。當時的女工，是按日計酬，剛進廠時一天八塊，結婚就被解雇。所以許多人為了工作，不敢結婚。我說這個沒有道理，要改。總經理說，她們到結婚時，一天工資已經漲到二、三十塊，是剛進來的兩、三倍，成本太高了。我說，她們是有經驗的工人，可以教導別人，發揮作用，不能因為結婚就裁掉。
第二，如果女工做久了，成績不錯，有能力，就把她升做助理員（等於是士官長），也變成月薪勞動者，這樣請假也有工資。這兩個條件，總經理答應了。我就接了廠長。
我替女工爭取權利，工廠營運很好，賺了不少錢，但我這個廠長還是做得很痛苦。當時台灣所謂經濟起飛，靠的是嚴重剝削工人，勞動沒有保障。法律是有的，民國初期定的勞動法是很先進的，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制定的，但台灣處於戒嚴時期，不執行，有什麼用！我是廠長，不是老闆，不是資本家。我不能幫助工人。我覺得待不下去了，打算辭職，總經理不同意，我就兩三個月不上班，他呢？還是每個月親自送薪水到我家。
為什麼呢？我當廠長是有功效的。女工支持我，因為幫她們爭取了權益，股長和科員也擁護我，因為我教他們技術，工廠運營良好。只有總務科長對我不滿意，他也是老闆家族的，家族公司嘛。
後來有人密告，說我宣傳共產主義。正好這時，藥廠有個推銷員，日據時代中學畢業的，業績很好，董事長要他出去另建東大藥廠，做總經理，後來也做食品，就是有名的「乖乖」。東大藥廠的廠長拉我過去，做技術部主任，不用做廠長，不用管人事，那就輕鬆了。而且以前的資歷都算在內，工資還再增加一點。中國新藥的總經理當然不高興，但我不管了，就走了。很久以後，我講這段經歷給別人聽，別人說，你怎麼一點都不想自己發展企業，這樣可以賺大錢。老實講，我一點也沒想過。我一直想的，還是想搞政治，只要我生活穩定下來，我不會放棄年輕時代的理想。
小牢與大牢
1965年我和也是政治犯的馮守娥結婚（編按，有關結婚的事以後再整理）。結婚後，在南京東路租房子住。警備總部對政治犯是要監視的，在住的地方的派出所都有檔案。有一天負責這個地區的員警來找我，要我每月付錢給他。事情是這樣的：附近有個賭場，是一群流氓搞的，這個員警有投資。沒想到賭場的老闆跑了，員警為了彌補損失，要他管下的八個政治犯，每個人每個月攤1000塊給他。我拒絕了，我那時工資是2800塊，給他1000塊我怎麼生活。但他就每天晚上12點來敲門，一直打擾我。怎麼辦呢？我就對他說：你很可能是共產黨喔，你老是找老百姓麻煩，讓他們反對政府，所以你可能是共產黨。他就不敢來了。這叫以其人之道還治其身。
我們坐牢出來，找工作困難，生活也困難，還要被監視，被敲詐，不想點辦法不行。我太太說，她剛出來，只要找到工作，特務就去找老闆，讓老闆知道她是政治犯。老闆害怕，馬上請她走路。幾次以後，她很生氣，跑到派出所大罵，還說要住在派出所，讓他們養。以後他們才不敢這樣做。
所以對政治犯來說，在綠島是坐小牢，回到社會是坐大牢。
重新開始
出獄頭幾年，要在藥廠站穩腳跟，不敢參與政治。1965年結婚後，生活也開始穩定了。我開始找資料，找書讀。以前曾偷偷聽大陸廣播和BBC的中文廣播，以便瞭解大陸的情況。坐牢出來的人，不敢公開活動，但我慢慢的開始偷偷活動，想辦法找地下管道買書。我發現了一家日文小書店，常常去買書，跟那老闆聊天，慢慢給他灌輸社會主義和對祖國的認識。這樣講了一兩年，他終於被我說服了，敢幫我買書。台灣老一輩都讀日文，所以情治單位對日文書店看得很緊，他幫我買書，是冒風險的。當然，書也賣得很貴。我讓他幫我買一些日本左派的書，還有日本《朝日新聞》、《世界月刊》之類的新聞、雜誌。這些，即使是在台灣的日本人，照規定也不能買，只有日本大使館可以買。書店老闆透過地下管道買進來《朝日新聞》，很貴。那時《聯合報》一個月75塊，《朝日新聞》一個月要1000塊。我為了找資料，花了很多錢，根本沒有想到應該把自己的生活弄得更好。
在東大藥廠的時候，我的月薪已經達到幾萬塊，大部分都用來買書了。幾個老同學又合買了影印機，偷印這些資料，通過秘密讀書會和私人交往散發出去。這台影印機立功不小──當時影印興起，大大便利了資料、資訊的傳播。那時，很多人，學界、政界的名人、政要都從不同管道間接的看過我們這些影印的資料。後來有一次開會，台大教授鄭欽仁跟我打招呼，他是有名的「台獨」，大家覺得奇怪。其實是因為，他以前也看過我印的書。（他是新竹鄭家的，很有聲望，是中過進士的家族。）
那時候很多人開始關心政治，關心台灣的前途，因為尼克森訪問大陸，接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了聯合國的中國席位，中華民國被迫退出，然後，日本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很多人感覺到了形勢的變化，不得不到處尋找資料，以便了解真相。雖然國民黨一直在喊「處變不驚，莊敬自強」，而且加強社會控制，但很多人還是在偷偷設法瞭解大陸的情況。也在這個時候，我和黨外的人，包括黃順興、康寧祥、郭雨新等人開始交往。
從這裡就進入了七O年代，台灣開始有了政治熱情，黨外勢力聲勢越來越大。整個七O年代，國民黨都想控制局面，但沒有辦法。他們製造了幾個案件，包括余登發案。我的案（第二次被捕）是因為我們不斷散播資料而引起的，案情以後再說。不過，當我被審判時，雖然我什麼都沒講，但警總還是透其他管道，知道了太多人看過日文的大陸資料，其中還包括內政部長林金生（曾經擔任過雲林縣和嘉義縣的縣長，是林懷民的爸爸）。由於牽涉太多人，我的案子拖了很久，海外才有時間搶救，我才能從死刑逃脫出來，也真是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