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住宅「演化」觀察
■ 費沖之
電話亭，一個僅容轉身的街頭空間，是電影主角從平凡人變身為超人的街頭小空間，主角在進出之間轉化為能力舉千金、飛天翻海的神人。變身空間的暗喻不僅啟發一代人成為英雄的夢想，似乎也為台灣居住環境指開了一條拔尖飛天的途徑。
羅織一個都市小屋夢
4月份在台北市民生東路上一處廢棄廠房重整後的空間中，由建築專業者佈設了數個建築「裝置」，藉由這些裝置與環境發生對話，去凸顯整個都市環境的議題，藉由前期外國團隊所提出的環境策略：「一個小型的構造物，能夠進入城市、對城市進行擾動，進而帶動活力」，主導的建築專業者表示，希望可以藉由裝置對都市環境產生擾動。在這樣的構想下，創作者以木板、鋼材與塑料桶等材料在廢棄廠房的屋頂與空地重整後的草皮上設置了大大小小的「裝置」。其中一個生活所需傢俬一應俱全的小木屋，以極小的坪數傳達一個最小生活空間的想像。
伴隨著建築裝置而來的評論或文化包裝，將之與地區人口特性連結起來，以小木屋呼應展覽所在地的中山區是一個以小套房為主、同時也擁有全台北市比例最高的單親媽媽的區域，展開「一個人的居所」的可能性，甚至連結上青年低薪，求居困難的窘境等等論述。按照這樣的脈絡，這樣的展覽既又要展現當下的社會情境，同時試著走得更遠更精緻，換句話說，這個展覽傳達一種技術性：生活空間如何小的可以被使用，或者怎麼讓居住者的體態有如驚奇的瑜珈體術，得以折了又彎，彎了又縮地擺進建築專業者所擘劃的小空間。
「微小精緻」不進步！
這類預言式的「微型」空間展覽，在物理性的空間縮小的同時，也反映著資本對個別單一的「原子化」人的生活的期待：一來當所有生活機能減到最低，意味著如飲食洗衣等家務勞動將更為商品化的仰賴市場提供；又如想在沙發上享受咖啡的愜意，也必需到咖啡店裡頭消費。空間的尺寸不只規定了生活的消費與身體樣態，甚至還折射了時間的尺度，這意味著受薪階層簡單勞動力再生產的時間將因為空間縮小而更為緊湊，從下班回家到再出門上班的時間，只不過是在一個狹小空間中睡過難以伸展的一晚。微型空間的「市場需求」不僅是資本炒作的結果，同時也是資本藉由空間的節約術打造了一個適合於長工時的責任制生活樣貌，亦即：緊湊地住，緊張地活。
回望19世紀中葉，英國工人階級在衛生條件奇差的居住環境生活，不時受到傳染病的威脅，進而促成英國政府介入規範基本居住條件，其規定包括必須設置深3公尺的後院；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建築技術更為進步，住宅不僅只是棲身之所，更是社會文化再生產的基本單位，在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也為勞動者共享社會勞動成果的標準，從而開始對每人居住面積有了最低8平方公尺（約2.42坪）的規定；時至今日，人均住宅面積是考察國家發展的重要指標，就連中國大陸都訂定從人均住房面積30.1平方公尺提升為35平方公尺為宜居城市的建設目標。如果用這樣的標準來看，這幾個建築裝置展豈不是顛倒了人類物質與文明發展的趨勢？
誠然，台灣的居住環境因資本炒作限制住宅的空間大小，且是以所得決定房屋所有權、以及不同地段的居住條件，讓多數建築專業者不願意挑戰、甚至不得不順從了這樣的前提。然而就政府部門而言，實現市區居住人口的多樣性、年齡差異性來確保公共資源使用之平均與普遍（如維持學區內學校入學人口、醫療院所使用人口等）是無從推卸的責任，但是當下台灣房屋政策除了少數社會住宅外，仍是以舊有的國宅政策轉化的合宜住宅為主，政府直接扮演地主與開發商的角色，只是利潤為民間業者所瓜分，這非但無法扭轉市中心區的居住條件，甚至更形惡化郊區居住品質與增加通勤的交通運輸量。
為求棲身所而成為超人
再進一步檢視台灣建築專業者的培養脈絡，其教育養成制度與私有土地到私有建物興建息息相關，建築師淪為私有產權維護的代言人，甚至是資本對空間支配的化妝師已是常態。對於「家需多大？」這樣一個必須回到人作為空間主體的命題，竟可以堂而皇之的，以近似樣品屋的微型建築裝置來侷限人的想像，甚至左右受薪者對於居住需求的話語權。
尤有甚之，不僅只有建築專業者為台灣居住環境的惡質化在推波助瀾，連政府都鼓勵青年傾其積蓄來置產，特別是近來媒體與房地產廣告大肆宣揚的合宜住宅，許多民眾正火熱地在排隊抽籤，熱潮背後的隱語，一是能在遠離市中心的郊區購得一席棲身之所，二是對房屋低買高賣的增值期待。
於是，我們只能選擇在狹小的空間裡頭再生，或者是飛到遙遠的市郊落腳，一如超人那般地，在資本萬有引力的規定下，演出各種身體在電話亭大小的居室內的變形／變身，或是往來飛梭在市中心／市郊無暇停頓的景緻中，一種英雄式的悲哀或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