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被捕到判刑
口述整理/李娜 (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校訂/ 呂正惠 (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一、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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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明忠、馮守娥攝於1965年結婚時。
馮守娥女士也是五○年代白色恐怖政治受難人， 她的哥哥便是犧牲烈士馮錦輝。（圖∕陳明忠） |
1950年（？）月，我在岡山農校被捕，先被送到岡山憲兵隊，又轉移到彰化憲兵隊，然後是台南憲兵隊、台北保安司令部（東本願寺）、保密局南所、北所，最後到軍法處。
在彰化憲兵隊，被刑求，先是灌水，夾手指，然後老虎凳。老虎凳的磚頭一塊一塊往上加，我都不承認。刑求的人說，再加一塊，你腿骨會斷，人可就終身殘廢了。我一想，是啊。於是招供。招什麼？我說，我參加了「社會革命黨」。他們查來查去，查不到這個組織。他們說我不老實，把我移交到台南憲兵隊。
在台南憲兵隊牢房，同房有憲兵，因為開玩笑玩槍誤殺了同事，也被關在這裡。晚上有憲兵來跟他聊天：
那人問：「陳明忠是哪一個？」
「裡面那個。」
隊長說：「這個人要死了。」
「他不承認是共匪啊！」
「當然不會承認啦。你知道XX師長，查出他姨太太是共匪，他自己把她斃了。自己的姨太太都殺，他知道沾上共匪的厲害啦。共匪……當然死也不承認的。 」
我聽到他們聊天，又想，在這裡沒被刑求，看來定案了，必死無疑。
有一天早上，聽到叫我的名字，我就把手錶、雜物整理好，交給同牢房的黃介石，準備去死。我那時21歲，黃介石22歲。少年人不懂安慰，傻傻捧著我的東西，看著我， 一句話也說不出。（後來知道，黃介石是台中師範支部書記，判死刑。）
走出牢房時，我覺得腦袋頂部突突地跳，有點緊張。我這時候才知道，人的頂門，天靈蓋上還有動脈。出來才發現，是要移送台北保安司令部情報處，不是槍斃。
保安司令部情報處是由東本願寺改的，在西門町。我被關到三樓一個房間，一個人，悶得發慌，我就數牆上和柱子上的佛像。有一次我唱日本歌，忽然旁邊牢房有人說話了：你會講日本話？
我們就隔著牆壁談起來。他自稱白井少將，日本人。我問他為什麼他被關在這裡，他說「我也不知道啊。」後來我出獄，聽說當時國民黨找來了一批崗村寧次的部下，組成「白團」，幫國民黨訓練人員，來對付共產黨。崗村原來是日本軍華北區司令，他用三光政策（殺光、搶光、燒光）對付共產黨的游擊隊，很受肯定，被提升為整個中國戰區司令。戰後崗村寧次列為重要戰犯，本應該接受戰爭審判，卻被國民黨庇護起來，後來被揭發，不得已送回日本。但蔣介石和他秘密達成了組織「白團」的交易。出獄後我還特意去查了「白團」的檔案資料，不過沒找到這個白井。
二、保密局
我又從保安司令部情報處轉到到保密局南所，這裡環境最差，因為抓的人太多了。房間不夠，一個房間關24個人，所以只能8個人躺下睡覺，16個人站著或蹲著，三班輪換睡。這樣站了一個禮拜之後，腦子連思考的能力都沒有了。
我到保密局第一天就被打。這天早上喝稀飯，裡面有綠豆，簡直是美味，我一口氣喝了好幾碗，結果老是想上廁所，打了幾次報告都不許。後來看守說：你出來。我一出去，馬上就一頓暴打。原來，這裡的規矩是每三小時開放一次上廁所。
廁所是這樣的：大便的地方，是一個圍起來的池子，大家蹲在池子四周。之前在憲兵隊時，有人趁上廁所逃跑，所以他們加強戒備，犯人在裡面大便時，門是開著的。開著也算了，衛兵還站在門口，舉槍對著你。這怎麼大便得出來！所以我十幾天都便秘。終於便出來了，硬硬的，還有光澤。
之前那個人怎麼跑掉的呢？衛兵帶他上廁所，拿鑰匙開門，剛打開，這人忽然轉身就跑，衛兵慌了：如果去追他，門已經開了，廁所裡面的人會趁機跑出來；如果先顧鎖門，這人就跑了。這一慌，那人已經跑到院裡，翻過牆去了。為了活命，人的腦筋變靈光，膽子也變大了。我第一次坐牢出獄後見過這個逃跑的人，但他已「自新」沒事了。
保密局南所還有一個記憶。這裡有土豆，也就是花生，有一次分到十九顆，我捨不得吃完，吃九顆，留十顆，包起來，想著下頓吃。沒想到調房間，忘記拿了。現在還會想起這件事。（現在也還是喜歡花生米下酒，沒有花生米就不痛快。有次跟那些支持抗議靖國神社的日本左派吃飯，笑他們，日本人吃花生都是一粒一粒吃，我是一口吃掉好幾顆。）
再後來，我又從保密局南所轉到北所。北所原來是辜顏碧霞（辜濂松的母親）經營的高砂鐵工廠，聽說附近有呂赫若的大安印刷所，呂赫若變賣了自己的祖厝，又從辜顏碧霞那裡拿到一筆錢，開辦這個印刷所，表面上印樂譜，歌譜，實際印地下黨的宣傳品，包括《光明報》。1950年《光明報》案發，呂赫若關閉了印刷所，逃亡到鹿窟基地，在鹿窟基地被毒蛇咬死。辜顏碧霞被捕，高砂鐵工廠被沒收，就改為保密局北所。
在北所房間較寬，終於可以睡了，每個人都可以躺下來睡覺。只記得晚上沒有棉被，覺得冷，大概是牢房不夠，趕工的結果，每間牢房的牆壁水泥未乾而顯得潮濕。最後，移到軍法處。
三、軍法處：馮錦煇和鍾皓東
軍法處在今天的青島東路，就是現在喜來登大飯店所在。有二層樓，關押犯人的地方分幾個區。一區、二區在樓下。二樓是三區，關女犯，我太太馮守娥就關在那裡，那時我們還不認識。
我關在二區20房，謝桂芳就住對面牢房，看到我進來，很驚訝，說「你怎麼來的？」意思是，他並沒有供出我，怎麼我也被抓了。我就說：「又不是我愛來。」同房人聽到，都笑起來。
這裡給犯人穿的囚衣是紅色的，紅內褲和短袖紅內衣。早上放出去洗臉五分鐘，要求必需穿這種囚衣，因為醒目，方便衛兵監視。很多人都不喜歡，只在那五分鐘穿。我因為被捕以後，轉移來轉移去，幾個月就這一身衣服，穿得都快爛掉了。所以我一拿到紅衣褲，二話不說就換上。同房難友說，這個人很乾脆。
我們這個房間三十多人，分兩班睡覺。我認識了同房的張伯哲，最初是他叫我過去，問，你什麼名字。我說陳明忠，他說哦，就把我的情況一一都說出來。我嚇一跳。他說，不要怕，我是你上級的上級。他是台灣地區地下黨的重要領導，台中地區地委。他在魚池鄉林業試驗所擔任總務科長，這裡離我工作的茶葉試驗所不遠，他曾偷偷的來觀察我兩三次。所以我不認識他，他記得我。
張伯哲問我：誰講你的？我跟他講了我在保密局審訊時的狀況。我一直不承認參加地下黨，那個審訊的人說，你上級已經招出你了，就把一篇自白書給我看，我只看到「陳明忠」三個字。後來他想抽煙，打火時被風吹熄掉了，他轉過身去打火，我趁機去翻那個自白書，看到最後一頁的簽名，洪什麼兒，中間那個字沒來得及看清楚。他回過身來，甩手打了我一巴掌，但是我看到那個名字了。我說，一個叫洪什麼兒的。「是洪麟兒」，張伯哲說。李喬松去大陸以後，把我的組織關係交給洪麟兒。實際上洪麟兒沒見過我，只知道我的名字。他是區委，家裡有武器，張伯哲就是逃到他家裡被抓的。
張伯哲聽了我的話，就判斷，關於我的情況，法官什麼都不知道，所以要我咬緊不承認，除了我的二二八舊案，其他一點証據也沒有。以後我一直說我只加入「社會革命黨」，不能承認加入地下黨，不論如何刑求，就是不承認，我就這樣逃過一死。
我進20房不久，有一個叫馮錦煇的被叫出去槍決了。他走出去之前，和同房的每個人都握手，帶著微笑走出去。和我握手時，他的手是溫熱的，我非常佩服。我在台南憲兵隊誤以為要被槍斃時，因有點緊張而感覺到自己腦袋頂部突突的跳，他居然這麼鎮靜。我們唱著安息歌送他走，我問張伯哲，他是誰？張伯哲說，他是羅東的小學教員。我在綠島時，朋友指著一個出來提開水的女生，告訴我說，她就是馮錦煇的妹妹，叫馮守娥，當時我完全沒想到，後來會和她結婚。（很久以後，我終於知道，馮錦煇是宜蘭地區的負責人，由郭琇宗直接領導，他早就知道一定死，所以視死如歸。他是我岳丈最喜歡的兒子。）
再過幾天，基隆中學校長鍾皓東又被叫出去了。本來基隆中學案，凡是外省地下黨員一律判死刑，本省人一律判感訓（破案時戒嚴令還沒下達）。鍾皓東和其他本省人被送到內湖國小「新生訓導處」（綠島新生訓導處的前身），但他堅決不接受感訓，被調回軍法處。他是我高雄中學的學長，也是當年在高雄中學朝會時被點名大罵的兩個人之一，因為他們跑到大陸參加抗戰了。
按照慣例，我們唱安息歌送他，他要求我們加唱「幌馬車之歌」。他說，他太太跟著他到大陸參加抗戰，他太太很喜歡這首歌。他同父異母的兄弟就是著名作家鍾理和，在綠島時，有人告訴我，鍾理和其實也加入了地下組織，但那時他犯了嚴重的肺病，生死未卜，大家都不講他。（關於鍾皓東的事跡，大家可以參考藍博洲寫的《幌馬車之歌》。）
四、張伯哲
張伯哲告訴我，基隆中學案外省人都槍決，本省人都判感訓，讓本省人產生了不該有的幻想，以為國民黨對本省人比較寬大，加上大家以為台灣快解放了，於是許多人被捕後就坦白交待關係。他說，其實這是國民黨一貫的欺騙手法，沒有過國民黨統治經驗的本省人太天真了，國民黨對共產黨是絕對不會手軟的。
果然，以後的判決狀況就証實了張伯哲的說法。抓了一大批人（如台北市委案、台中市委案、學委案等等）後大約四分之一的人會被判死刑，也就是支部書記以上的人都會死。不久之後，判死刑的「行情」提升為三分之一，於是，小組長以上的都死了。在過一段時間後，行情更上一層，提到二分之一，如此一來，連參加小組會議的人，以及繳過黨費的人都要死。
張伯哲在大陸時是東江縱隊團級政委，來台後是台中市、台中縣地區的地委，他當然一定死。我看他每天都很平靜，好像等待的不是死亡，我問他：「你不怕死嗎？」他說，「孔子不是說過嗎，朝聞道夕死可矣。」對他來說，所謂「道」就是共產主義。
張伯哲是廣東東江地區的人，地主家庭出身，家境滿好的，全家只他一個人參加革命。他寫了遺書，給我看過，其中有一段大意是這樣：你們反對我參加共產黨，可是你們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証明我們是對的。那時候共產黨在大陸已經打贏了內戰，建立了新中國，所以張伯哲覺得革命基本上已經成功，他死而無憾。張伯哲是在我被送到軍法處新店分所以後才槍斃的，他把遺書交給一個判五年的人，我出獄後，找不到那個人，也不知道遺書是否送到了他家。那個人是高雄市委案被捕的，1949年就被捕，在牢裡得了腳氣病、夜盲症，很瘦，很可能出獄不久就死了。
張伯哲死後十年，他的家人接到以他的名義寄來的西裝料，家人很驚訝，就以為他還活著。據我判斷，這個西裝料是蔡寄天寄的。蔡寄天是地下黨領導蔡孝乾和宣傳部長洪幼樵之間的連絡員，蔡跟洪都投降，所以國民黨也讓蔡寄天自新。蔡寄天和張伯哲可能是同鄉，或者組織上常會接近，知道他家的地址。我在綠島時，因成績不好被迫寫文章登在壁報上，蔡寄天曾經在新生訓導處編壁報，有一次他在壁報上看到我的文章，偷偷跟我講，要我在文章中不要隨便暴露思想，免得引起別人懷疑。蔡寄天後來改名為蔡丹治，專門研究中共文藝理論。（呂正惠按，1990年代初期，在一次大型的研討會的休息時間，蔡丹治主動來找我聊天──我看過他的書，知道他──他說，我這篇論文比較有民族主義色彩。聽了陳先生的話，我才知道他原來是地下黨的人。）
解嚴以後，有人回大陸探親，特別跑到張伯哲家，跟他們家人講張伯哲犧牲的經過，因為這個原因，張伯哲被大陸追贈為烈士。這個人我判斷是黎明華，他是重整委員會的領導之一，後來自新了。我曾經跟他講過張伯哲在獄中的事，張伯哲是他的同鄉，應該是他到張伯哲家去報告消息的。
我看到馮錦煇、鍾皓東、張伯哲臨刑前的勇敢與堅定，他們的影子一直留在我腦海中，讓我下定決心，要跟著他們的路走下去。我一直記得張伯哲對我的談話，這是我在軍法處牢房最大的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