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十年牢獄

口述整理／李娜 (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校 訂／呂正惠 (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押房中的心情

在景美看守所的押房裡，有一名中醫與我同房，他在報上看到大陸試爆原子彈成功，一次和病人聊天就談起，結果被密告了。審判時他向法官抗議，說自己是在報紙上讀到這個消息的，法官說：報紙是給你看得，不是讓你講的。他以「為匪宣傳」判刑七年。

另 外牢中有三名老先生，其中兩個年輕時參加「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屆立委、國代選舉時和國民黨同台競選，在黨政機關中當過中級幹部。後來他們的後臺老闆一 死，隨即被捕，刑求熬不過，都承認參加共產黨，判十二年徒刑。他們整天在牢裡發牢騷。另一位老先生曾經是所謂「敵後工作人員」的組長，他的部下從香港潛入 大陸後被捕，他因此被控參加共產黨、出賣同志，判刑十五年。

面對這樣的難友，我想起第一次坐牢時，在像現在一般大小的押房裡，關了三十多個政治犯，擠得滿滿的。他們和 我都沒判死刑，剛才從鬼門關走了一遭回來。那時我們都是充滿理想抱負的年輕人，在獄中，我們互談身世，天南地北的談論、爭辯，由此激蕩出的思想火花，讓苦 難的獄中生活充滿了想像力，以及對未來的希望。在那個恐怖的年代裡，處在極端惡劣的環境下，沒有萬丈豪情根本度不過那樣地獄般的生活。而今，同房的人都是 被冤枉的，只能聽他們發牢騷，我一個人必須孤獨地面對黑暗的將來，要如何度過這十五年？

日本有一首很有名的俳句「元日や冥途の旅の一里塚」（元旦是到冥府之旅的里程碑）。在1977年「新年」這 個「到冥府之旅的里程碑」日子裡，我不斷地思考。1960年我走出「小牢」（監獄）到「大牢」（社會），十六年的大牢生活，雖然也不自由（情治人員、員警 不斷找麻煩），但總比「小牢」的日子好得多。現在人到中年，重新過「小牢」生活，更為漫長的十五年，能夠挨得過嗎？還好，妻子每次會客時帶來親自做的許多 小菜，送來許多衣服、藥品，看到這些東西，我覺得為了妻子，孩子，無論如何我都得振作，活下去。

地獄般的刑求後，我體悟的是，只要精神不崩潰，肉體上的痛苦是可以忍受的。我想起張伯哲面對死亡時的從容， 想起他所說的，「朝聞道夕死可也」。我也有我的理想。我們為兩個女兒取名「志民」、「志平」——志在為人民、志在為民主；志在為和平、志在為平等。這是我 們夫妻的共同理想。參加二二八事件抗爭，是我自己選擇拿槍。七十年代臺灣民主運動剛萌芽，我雖然知道坐過牢的人參加這類活動相當危險，但我認為應當為臺灣 的民主盡力；同時也不願意臺灣繼續做美國的附庸，希望中國統一，希望中國富強，希望中國人擁有自尊，不再被人歧視；並且希望在這基礎上實現人人平等的社會 主義，永遠不要再出現人欺負人、人歧視人的不正常現象。總而言之，這都是我自己選擇的路，這條路就是要提著腦袋走的，坐牢和犧牲都不能埋怨。假如人生再來 一次，我還是會選擇同樣的路。亂世的人本來就不如太平時代的狗，我不過是生錯了時代，並沒有走錯了路。

這就是我在押房中一再想到的，每次想到這些，我就心平氣和，不再感到前途是一片黑暗。

第一次坐牢時，我還沒有結婚，父母健在，家境尚好，並沒有「後顧之憂」。這次不一樣了。我結了婚，大女兒讀 小學時，為了照顧孩子，妻子辭去了公司會計的工作。現在我再度被捕，判刑十五年，我不知道她以後怎樣養活自己和孩子們？會客時，她一直要我不要擔心，但我 怎麼放得下心？我問家裡的情況，她一直輕描淡寫，不正面回答我的疑問，使我更加擔憂。

被捕前，我每月工資幾萬塊，有公開的，和不公開的，臺灣的民間企業一直有這個習慣。我剛被捕時，老闆還經常 送公開的薪水給我家。後來報紙上把我的案子寫成一篇小說登出來，陳明忠叛亂如何如何，連公司的名字都公開說出來。老闆嚇壞了，拿出一筆錢作為退休金交給我 太太，不敢再按月送錢了。他的好心腸，我到現在一直記得。

這時爸爸已經去世。弟弟因我被捕後到過我家，被警總跟蹤、失去工作；妹妹已經嫁人，她的公公婆婆也害怕被牽連，因此弟、妹都無法常來看我。這些我都了解，一點也不會怪他們。在那種恐怖時期，誰敢同情政治犯？誰不想保護自己？

後來妻子對人說，丈夫的再度入獄，帶給她的傷害和精神的陰影是不能想像的。每每在撐不下去的時候，她就經常唱一首叫做《渡過最冷峻的冬天》的歌來安慰自己。這首歌的歌詞是這樣的：

渡過最冷的冬天，春天就要到人間；

不要為枯樹失望，春花就要開放。

度過最冷的冬天，春天就要到人間；

不要有一點猜疑，春天是我們的！

 再上綠島

判決後四個月，我被送到綠島去。我還沒到，我第一次坐牢時判無期徒刑的難友們，就傳開了：陳明忠要回來了。因為判決那天晚上，蔣經國在電視裡講話，說陳明忠 要從東南亞偷渡武器來暴動，他們都看到了。我去的時候，酒和香煙都準備好了來迎接我。坐飛機去綠島，走進監獄時，許多不認識的人在等著看：陳明忠是哪 個？

1950年我和林書揚差不多同時被捕，他無期，我十年。在綠島時候，他5隊，我6隊，那時我知道有這個人，但沒有什麼來往，因為 不同隊。我出獄十六年，再進去，林書揚還在等我。那時他已經關了二十五、六年。現在綠島比較「進步」的是，可以在放風散步的時候講話了。後來和林書揚最後 一起出獄的李金木，都是一共坐了三十四年七個月的牢，放風的時候我們常在一起。李金木是工人，不會寫文章；林書揚寫文章，比較有名（林書揚去年十月去世， 至今快滿一週年了）。

《夏潮》出刊時，在《中央日報》上做廣告。監獄裡只能看兩種報紙，《中央日報》和《青年戰士報》。頭一次放風，我去 找林書揚，他問我，最近有本雜誌有點奇怪啊，看題目，好像有左的東西，可以聞到左的味道。我說什麼雜誌？他說，《夏潮》。我「啊」了一聲，說，那是我們辦 的。他很高興（後來才知道，《夏潮》的同仁是有意在《中央日報》登廣告的，以便讓綠島的左派政治犯知道）。我們想辦法，讓老兵去台東休假時，偷偷買來一 本。記得裡面有篇《自由主義最後的堡壘——大學雜誌》，署名南方朔，我覺得文章的程度很高，就想是誰啊？那時候不知道南方朔就是王杏慶。《夏潮》籌備時我 有參與，知道其中有王杏慶。王杏慶本來要去美國，因為美國把釣魚台交給日本，他就不去了，所以我有印象，但不知道南方朔原來就是他的筆名。

無法改造的頑固份子

1978 年《中央日報》副刊登了一篇文章，《南海血書》，說是一個臺灣人出海捕漁撈到、翻譯出來的。說是一個越南難民阮天仇，在一個島上餓死前，咬破手指用螺尖沾 著自己的血寫的，寫他怎樣家破人亡，控訴越共統治。後來還編到小學課本裡，拍成電影，是想拿越南來警示臺灣的意思。聽說那時的學生都會背：「今日不做反共 鬥士，明天就做海上難民。」獄方給我看文章，讓我寫感想。我說：假的。第一，我們用毛筆寫字，因為毛筆含水，可以寫。螺尖不含水，寫一劃兩劃可以，寫幾千 字不可能啊。第二，切了動脈，不可能流那麼多血還活著。（《南海血書》作者(當時說是譯者)朱桂於2003年承認「阮天仇」為虛構的人物。後來又證實，這 一件事是當時國民黨政戰部主任王昇策劃的。）

政治學習，要寫感想，我寫臺灣選舉亂七八糟，開票的時候燈會滅。政戰老師罵我。我說，我講的實話，郭雨新廢票八萬票，怎麼可能！

警備總部派了三個上校來跟我談話。辯論了兩三個月，我不耐煩了。我不會騙我自己，假的就是假的，我不能胡說八道。這兩三個人圍攻我，要我承認我錯了。我心臟經過刑求已經不好了，跟他們講到激動時，心跳過快，暈了過去。他們還以為我心臟病發作死掉了。

後 來《鄉土文學論戰》這部書出來，我想瞭解，我申請買書，書是買了，但卻不准我看。錢拿去了，書不給我，憑什麼？我就開始絕食。當時監獄裡對付絕食，就是五 六個人按著，往嘴裡灌。我不給灌。我把幾雙筷子綁在手上，誰要來按我的手就戳誰眼睛。我對他們說，我這麼做，頂多再多判幾年刑，我無所謂了，反正這個年 齡，能不能活著出去都不知道，你們眼睛給我戳下來，一輩子痛苦。他們誰也不敢過來。

刑求後身體越來越壞。很多病症。痔瘡流血，查血壓，高 70，低50。體重平均下來每天減少一台斤。紅血球，普通人500萬以上，我只剩下250萬，血紅素普通人是14以上，而我卻只有7，隨時會休克死亡。因 此監方後來把書交給我看了。但為了《鄉土文學論戰》這本書，我十三天沒有吃飯。本來不該這麼做，但那時心情太壞。

和第一次坐牢不一樣，那時一起坐牢的人有得談，每天論戰。現在牢裡什麼人都有，台獨很多，要寫心得，我隨便寫，不寫他們出的題目，反正我有交作業。

後來看到有關大陸文革的報導，《中央日報》副刊也登大陸的傷痕文學作品，我以為是假的，但又好像是真的。還沒坐牢時就看過陳若曦的《尹縣長》，沒當一回事， 把她當成反共小說。現在大陸傷痕文學的東西出來，讓我非常痛苦。以前我偷聽大陸廣播的時候，不是這樣啊。大陸廣播說：「文革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意 識革命─包括思想、文化、風俗習慣以及政治、法律、藝術等等意識形態的整體革命，是使人能成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人』的革命」。但是傷痕文學裡所看到的卻是 孩子控告父母、夫妻互相控告、朋友間互相指控、告密以至於人們不敢相信自己以外任何人的一個失去了人性的世界…。再說，幹地下反政府運動而被敵人刑求處死 本來就是意料中的事。走這條路是自己選擇的，沒人強迫你…。但像文革那樣，被「自己人」扣帽子，甚至被虐待到死，才是死也無法瞑目的事。我急著想瞭解中國 的革命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我願為之付出生命的革命，怎麼會變成這樣呢？想到這些，非常痛苦。那時甚至想，是不是死了算了。我不得不為自己犧牲一輩子所追 求的道路尋求一個合理的解釋，否則我覺得自己是白活了。這個困惑也成為後來我思考與寫作《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這本書的動力。

有六 年，我一個人住一個房間。因為說我會煽動。我會在大家的不滿快到高潮的時候，喊一聲，不要吃飯了！把行動推上去。獄方就研判說，我這個人用閩南話講就是 「叫水水也會結凍」，很有影響力的意思，所以給我一個人一個房間，我也無所謂。沒人講話，我常常一個人躺著，躺了六年，脖子後面躺出了個硬塊。按監獄規定 不可以抽香煙，我也抽。我那時，據他們講，就是拒不接受感訓，一般老看守都隨便我。監獄房間門上有兩個玻璃窗，讓看守觀隨時監視的。我拿肥皂擦在上面，玻 璃就不透明了。這當然違反規定，但他們不管我了。他們覺得一個為了一本書能絕食十三天的人，誰都管不了他。

母親過世

我第二次坐牢中間，母親兩次中風，第一次中風，弟弟把她接到臺北治療。第二次中風，她不想活下去了，不吃飯，妹妹的小女兒就跟他她說：外婆，你不是要等大舅回來嗎？她聽了，就開始吃飯。

她在等我。但等不到，就過世了。媽媽死時，我非常痛苦。按規定，我可以戴手銬回去奔喪的。但獄方不讓我回。那時我從綠島去臺北醫院，要坐那種小飛機，能坐8個人的。如果我要回去，不光要出自己的飛機票，還要出整架飛機的錢，我怎麼付得起。我無法回家奔喪。

媽媽是慈母，不是賢母。她很糊塗，土改後留下的土地，都被人家騙走。騙她的人抓到了，土地還是沒有要回來。有人借錢不還，媽媽去找他，發現他家生活很苦，結果債不要了，還又拿錢給他。

媽媽也不知道這個大兒子到底在做什麼，但她相信兒子。二二八時，她聽聞台中亂了，打仗了，又沒有我的消息，自己一個人從岡山走路到台中去找我。我結婚後，生活稍微安定了，想接她來臺北，她不肯，後來還是騙她說我車禍，才來了。住了幾天就走了，說：這裡和坐牢一樣。

在獄裡聽到媽媽過世，又不能回去，心裡的痛苦……過了一個多月，還是緩和不過來。書也看不下去，才開始看金庸的小說。

記得金庸在某一本小說的後記說，要掌握大權力，才能實現政治理想。要掌握權力，一，意願要很強；二，要忍，忍耐；三，要殘忍，朋友如果變成敵人，也要對他殘忍。我想前兩條我可以，第三條做不到。

當時施明德也在坐牢，有次托人給我傳紙條，說我們坐牢的人，一定要弄出新聞，不然就會被忘掉。我沒有回信，因為他是搞政治的，我是搞革命的，我們兩人不是同一條路的。

對我來說，革命是犧牲，自我犧牲，其他什麼都不用管。

在花蓮醫院

1985年，我身體狀況惡化。我太太把保外就醫的申請寫了將近三十封，都不准。監獄長說：第一，你病得不夠，如果癌症的話，可以。第二，你成績不好，如果你成績一級，可以，二級也還好，可以研究，可你坐了十幾年的牢，還是四級阿！

後來把我送去臺北的三軍總醫院做檢查。一個飛機八人坐，我一個，其他七個憲兵看著我。醫院一棟樓的11層，整個清場，空下來，就住我一個。別人看了還以為什 麼級別的將軍，才有這個排場。後來，四、五個月後，因為國防部要交錢給醫院，負擔太大，就把我送到花蓮的軍醫院。在花蓮兩年多，住的病房有鐵欄杆。有天我 聽到後面有女孩子的聲音，爬上去看，有個女人，問我，哎，你看我漂亮不漂亮？嚇了我一跳。後來才知是精神科。這裡還用來關押刑事犯、流氓。我去了以後，把 流氓集中到最後一個房間，把我放最前面。

有次流氓放風出去時，路過我監牢，問我做了什麼，坐了幾年。我說，合起來二十年了，他們嚇一跳。監獄裡排資論輩：強姦犯最低，殺人放火高一點。問到我什麼罪？政治犯，叛亂。他們說：啊，這個最大，這個是換國旗的，很尊重我，見面就給我香煙。

在花蓮，包括看守，都很佩服我太太。那兩年，每個禮拜，她一定帶孩子來見面。原來在綠島，交通太遠，又是車又是船，費用也很大，只能每半年寒暑假帶孩子去 一次。現在在花蓮，近了些。她差不多每個禮拜都帶孩子來。那些看守說：沒見過這樣的……你們夫妻感情一定很好！去年在馬英九家吃飯時，他太太問我太太，你 都怎麼去的？我太太說，坐夜車去，這樣省下旅館費。

她一個人把孩子養大。，小孩子教育得很好。

保外就醫

我的保外就醫申請一直不被接受，後來，日本的「臺灣民主思考會」也發動了向蔣經國請願、呼籲的活動。最後是靠馬英九幫忙。王曉波和馬英九因保釣認識，有來 往。就拿了我的資料去找馬英九。那時馬是蔣經國的秘書，很受信任。去年我們去馬英九家吃飯，馬的太太說，在紐約留學時就看到過「營救陳明忠」的廣告。

所 以，1987年3月8日太太來接見，還一點消息都沒有，3月9日就讓我保外就醫了。那天讓我上專機，我還不清楚怎麼回事。還以為是送醫院，但怎麼不戴手 銬？很奇怪。後來才知道，給我保外就醫了。通知我太太辦手續，恰好家裡電話改了一個字，開始還聯繫不上。後來聯繫上了，找兩個證人，就帶我回家了。在此之 前，有個美國回來的教授陳文成被刑求致死的案件，輿論反應很激烈。所以送到家裡，叫鄰長來，喀嚓照片一拍，證明押送歸來。這照片我還留著，你看，剛從獄裡 出來，褲上沒有皮帶的。（皮帶，可以當武器，可以自殺。所以在獄裡是不許繫的。）

那天，我小女兒聽說爸爸要回來，趕緊去告訴姐姐。大女兒在台大讀牙醫。小女兒騎車去找姐姐，太興奮，結果在台大校園裡摔倒了。

當天晚上，《新新聞》雜誌的人來訪問我。我剛回來，什麼都不清楚，也不曉得他是誰，就什麼都不講。後來才知《新新聞》是南方朔辦的。

第二天報紙登出來：陳明忠保外就醫。

於是夏潮的朋友紛紛來找我。女兒說：原來爸爸有這麼多朋友。而且很多是報上電視上常看到的。爸爸沒回來時，不知道爸爸有朋友。

我還在牢裡時，太太不讓人家來，怕連累人；人家也不敢來，或者不願意來。家裡沒有人來，也沒有錢，很寂寞。黃春明曾經給我太太送來一筆錢。不少朋友要給錢， 太太都不要。她說，欠太多人情，我出來還不起；家裡就靠她教日語維持。幸好兩個孩子爭氣，成績都不錯，上公立學校，學費很低。否則真不知道怎麼生活。

過幾天，夏潮的人一起吃飯，算慶祝我回來，記得楊祖珺還唱「坐牢算什麼」那首歌。那時，我連自己怎麼出來的都不知道，別的事也搞不清楚。脫離了社會十一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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