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整理／李娜(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校 訂／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從加入地下黨到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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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年，陳明忠先生第一次出獄後， 與同為政治受難人的馮守娥女士結婚。 （圖片 ∕ 陳明忠） |
【編按】陳明忠在二二八事件中期參加謝雪紅的二七部隊，後來隨著二七部隊撤退到埔裏。他率領敢死隊在烏牛欄和國民黨的部隊打了最後一戰，敢死隊被打散後，他隨著隊員中的原住民到霧社住了一陣子，又回到台中，在農學院完成最後一年的學業。
這一段過程，過去有多次的訪問紀錄發表，現在暫時將這一段經過省略。）
我回到農學院，學校已經開學了，同學告訴我，我已被通緝。我正準備逃跑的時候，我的學弟林淵源來了，說院長週進三讓他告訴我，他會幫我（二二八事件時，我把院長和一批外省教授帶到宿舍，請林淵源保護他們）。周進三根據國民黨當時的政策，幫我和其他五個同學寫了一份「自新聲明書」，按規定辦了手續，我就繼續在農學院就讀（編案：這一過程將來再整理發表）。
加入地下黨
回到學校大約一年後，我秘密的加入了地下黨。我入黨的時間是1948年3月2日，就是臺中開市民大會的一年後。因為我在二二八事件中表現勇敢，本來又有社會主義的思想傾向，地下黨早就注意到我。我和農學院的謝桂芳，呂從週三個人一起入黨。呂從周是陳文彬（光復初期是臺大教授，後來擔任建國中學校長）的外甥。他原本考上師大，不讀，又考來農學院，和我住一個宿舍。謝桂芳是鳳山人，在高雄中學時高我一級，但光復後才考上農學院，所以，到農學院他成了我學弟。我們三個人在一起談得來，後來一起入黨，發展成支部，謝桂芳年紀大點，做書記。
我們三個被觀察了一年才入黨的，入黨的地點是在台中陳福添的家裡。牆上貼一塊紅布，李舜雨帶著我們三個宣誓。李舜雨（後來逃到大陸，改名李紹東，2011年92歲逝世於北京）是職業革命家。他的父親李喬松，是日據時代農民組合的領袖之一，非常有名。我先由李舜雨領導，李舜雨逃走後，又交由李喬松領導。
1948年二月，台中開全省運動會，我們就去運動會上偷偷發傳單，紀念「二二八」一周年。怎麼發呢？運動會很多人來看，有小孩子賣冰棒。我們找幾個賣冰棒的小孩，給他們一點錢，把傳單給他，跟他說，有人買冰棒，就順便給他傳單。員警發現了來抓，小孩說，不知道啊，有人給我錢讓我發的。他是小孩子，員警也沒辦法。其他傳單，利用晚上往台中牆上貼，那時的活動只有做這些了。
日月潭茶葉試驗所
農學院畢業後，地下黨想派我去霧社建立武裝基地。當時地下黨在山地建立的根據地，北部有角板山，南部有阿里山，中間地帶就是霧社，還沒有建立基地。如果建立起來，三個基地可以連接起來打遊擊，所以最初給我的任務是去霧社建立基地，我就申請去霧社鄉公所工作。我台中農林學院畢業，家裡又是地主，要去山地鄉做公務員，是有點怪。我爸爸不清楚怎麼回事，罵我：大學生，省政府以上才去，縣政府都不去，你要去鄉公所！我說我身體不好，有肺結核，要去霧社療養，山地空氣好。我爸爸對我毫無辦法。
鄉長接受了我的申請，報了上去，但上面不准，原來因為二二八，我有案底。（後來，有次遇到一個田姓同學，他和憲兵隊好像有什麼關係。他說：你有危險哦，黑名單上有你，說你是危險分子。第二次出獄後，我才又知道，國民黨的檔案說，我俘虜過兩百個國軍，是危險分子。哪有兩百個國軍！根本就只有兩個。）
後來我就去了比較近的日月潭茶葉試驗所，當化驗員。假日到霧社去做聯絡。那時去山地要有入山證，要檢查，我去了三次沒問題，第四次時，哨崗盤問我：你常常來幹什麼？我說，霧社地區的人生活不好，想幫他們在那邊種茶葉，改善生活。回來後，我告訴李喬松，他說：你不要再去了，有危險。以後我就沒有再在山地工作，如果我留在山地而被捕，必死無疑。
大逮捕
1949年年底開始對島內的地下黨進行大搜捕，50年韓戰爆發後，規模更為擴大。農學院先被捕的人供認，院內姓謝的，姓李的兩人有問題。因為不知道具體名字，特務就來學校抓人，到教務處，叫謝桂芳過去。那時，謝桂芳的哥哥已經在臺北被捕，他就比較小心，先偷偷去看，想說，教務處只有一個人，沒事。可是他不知道外邊停有車子，特務已經在樓上等著了。結果一上去，就被抓了。
謝桂芳帶著手銬下來，正好呂從周吃飯回來，看到他，謝桂芳偷偷把衣服拉上來，給他看見自己戴了手銬。呂從周明白，謝桂芳被捕了，趕緊跑路，跑到岡山，叫他哥哥來通知我，要我小心，他不知道我那時的黨籍已經移到台南市了。後來呂從周竟然能夠偷渡，跑到大陸去，真是幸運極了（他現在還在）。
現在就說到我為什麼被捕。我的領導李喬松因為身份暴露，要逃到大陸去，臨走前交待我，下一次什麼時候什麼地點會有人跟你接頭，如果到時接頭的人沒有來，立刻走。我按照他的話去等人，等不到人，我就趕快回到岡山，到岡山農校教書。岡山農校有一個姓蔡的數學教員，大我四五歲，台南二中畢業，去日本留學回來教書。我從他的話裡聽出一些味道，知道他是地下黨。後來他想要介紹我，我說我已經參加了，但和組織斷了線，你幫我聯繫一下。他是台南市派來的，是區委。我就接上了台南的組織。後來，台南地下組織被破壞，我帶他到鳳山一個同學家裡，躲了一個月。
不久我就被捕了，但我沒有把他供出來。他從報上看到我被捕的消息，等了幾天，沒有來抓他，他判斷我沒有講他，他趕快出來自首，也沒有講我。他雖然自首，但顯然沒有變心。我關了10年出來後，他常來家裡找我，要送錢給我。他事業成功，養雞發了大財。他叫我娶他妹妹，我那時身體不好，肺結核，吐血，就說：你妹妹我又不認識，我也沒工作。他說，生活我給你保障，我還是沒答應。我們一直有來往，1976年我第二次被捕，出獄後他仍然來找我。他前幾年過世了。
逃過一死
特務得到的情報是，我在岡山中學教書，他們到岡山中學抓我，沒找到。他們又到了岡山農校，問校長，陳明忠在這裡嗎？我那時遠遠的看到校長指著我這邊，我走了過去，就被帶走了。
我所以被捕，推測起來有兩個線索。一個是我農學院同學吳寅生，他是光復後去大陸讀書的第一期公費生，去了北京大學，因為英語差，退學了。回臺灣後，常來農學院的宿舍聊天。他說，大陸現在共產黨雖然還不行，但一定會贏，因為國民黨沒有民心了。後來他被特務抓了，他不是共產黨，熬不住刑求，就被收買了，成了特務。
我從茶葉試驗所回學校時，碰到他，我告訴他，我要回岡山教書了。那時知道我回岡山的只有吳寅生，很可能是他說出了我。但他誤以為我是去岡山中學，所以後來特務先去岡山中學抓我。我坐牢出來後，他曾叫一個朋友帶話道歉，說，他沒有講我是共產黨，只說和謝雪紅關系密切。我說道歉沒有用，我牢都坐過了。他後來在台中當副導演，他老婆是很有名、很漂亮的台語演員。
第二個線索是這樣。在保密局被審訊時，我一直不承認，那個審訊的人說，你上級已經招出你了，就把自白書給我看，我只看到「陳明忠」三個字。後來他抽煙時，打火時被風吹熄掉了，他轉過身去打火，我趁機去翻那個自白書，看到第二頁的簽名，洪什麼兒，中間那個字沒來得及看清楚。他回過身來，甩手打了我一巴掌。但是我看到那個名字了。
後來我在軍法處的監獄碰到張伯哲，他問我：誰講你的？我說，一個叫洪什麼兒的。“是洪麟兒”張伯哲說。李喬松去大陸以後，把我的組織關系交給洪麟兒。那天按照約定時間碰頭時，洪麟兒沒來，我就跑掉了。所以洪麟兒沒見過我，只知道我的名字。他是區委，家裡有武器。張伯哲就是逃到他家裡被抓的，要抓洪麟兒，結果還抓到張伯哲，想抓小魚，連大魚都抓到了。
張伯哲判斷，關於我的情況，法官什麼都不知道，所以我要咬緊不承認。我在岡山農校教書一年多後，才被抓，吳寅生打的報告，是二二八時期的事，是舊案。從這條線索判斷，我的新案只有洪麟兒提到，此外沒有任何證據，因此無論如何不能承認加入地下黨。不論如何刑求，就是不承認，我因此逃過一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