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犇報‧第48期】無悔──陳明忠回憶錄 (四)

口述整理/李娜(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校    訂/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從加入地下黨到被捕

1965年,陳明忠先生第一次出獄後,
與同為政治受難人的馮守娥女士結婚。
(圖片 ∕ 陳明忠)

【編按】陳明忠在二二八事件中期參加謝雪紅的二七部隊,後來隨著二七部隊撤退到埔裏。他率領敢死隊在烏牛欄和國民黨的部隊打了最後一戰,敢死隊被打散後,他隨著隊員中的原住民到霧社住了一陣子,又回到台中,在農學院完成最後一年的學業。
這一段過程,過去有多次的訪問紀錄發表,現在暫時將這一段經過省略。)
 

我回到農學院,學校已經開學了,同學告訴我,我已被通緝。我正準備逃跑的時候,我的學弟林淵源來了,說院長週進三讓他告訴我,他會幫我(二二八事件時,我把院長和一批外省教授帶到宿舍,請林淵源保護他們)。周進三根據國民黨當時的政策,幫我和其他五個同學寫了一份「自新聲明書」,按規定辦了手續,我就繼續在農學院就讀(編案:這一過程將來再整理發表)。
 

加入地下黨
 

回到學校大約一年後,我秘密的加入了地下黨。我入黨的時間是1948年3月2日,就是臺中開市民大會的一年後。因為我在二二八事件中表現勇敢,本來又有社會主義的思想傾向,地下黨早就注意到我。我和農學院的謝桂芳,呂從週三個人一起入黨。呂從周是陳文彬(光復初期是臺大教授,後來擔任建國中學校長)的外甥。他原本考上師大,不讀,又考來農學院,和我住一個宿舍。謝桂芳是鳳山人,在高雄中學時高我一級,但光復後才考上農學院,所以,到農學院他成了我學弟。我們三個人在一起談得來,後來一起入黨,發展成支部,謝桂芳年紀大點,做書記。
我們三個被觀察了一年才入黨的,入黨的地點是在台中陳福添的家裡。牆上貼一塊紅布,李舜雨帶著我們三個宣誓。李舜雨(後來逃到大陸,改名李紹東,2011年92歲逝世於北京)是職業革命家。他的父親李喬松,是日據時代農民組合的領袖之一,非常有名。我先由李舜雨領導,李舜雨逃走後,又交由李喬松領導。
1948年二月,台中開全省運動會,我們就去運動會上偷偷發傳單,紀念「二二八」一周年。怎麼發呢?運動會很多人來看,有小孩子賣冰棒。我們找幾個賣冰棒的小孩,給他們一點錢,把傳單給他,跟他說,有人買冰棒,就順便給他傳單。員警發現了來抓,小孩說,不知道啊,有人給我錢讓我發的。他是小孩子,員警也沒辦法。其他傳單,利用晚上往台中牆上貼,那時的活動只有做這些了。
 

日月潭茶葉試驗所
 

農學院畢業後,地下黨想派我去霧社建立武裝基地。當時地下黨在山地建立的根據地,北部有角板山,南部有阿里山,中間地帶就是霧社,還沒有建立基地。如果建立起來,三個基地可以連接起來打遊擊,所以最初給我的任務是去霧社建立基地,我就申請去霧社鄉公所工作。我台中農林學院畢業,家裡又是地主,要去山地鄉做公務員,是有點怪。我爸爸不清楚怎麼回事,罵我:大學生,省政府以上才去,縣政府都不去,你要去鄉公所!我說我身體不好,有肺結核,要去霧社療養,山地空氣好。我爸爸對我毫無辦法。
鄉長接受了我的申請,報了上去,但上面不准,原來因為二二八,我有案底。(後來,有次遇到一個田姓同學,他和憲兵隊好像有什麼關係。他說:你有危險哦,黑名單上有你,說你是危險分子。第二次出獄後,我才又知道,國民黨的檔案說,我俘虜過兩百個國軍,是危險分子。哪有兩百個國軍!根本就只有兩個。)
後來我就去了比較近的日月潭茶葉試驗所,當化驗員。假日到霧社去做聯絡。那時去山地要有入山證,要檢查,我去了三次沒問題,第四次時,哨崗盤問我:你常常來幹什麼?我說,霧社地區的人生活不好,想幫他們在那邊種茶葉,改善生活。回來後,我告訴李喬松,他說:你不要再去了,有危險。以後我就沒有再在山地工作,如果我留在山地而被捕,必死無疑。
 

大逮捕
 

1949年年底開始對島內的地下黨進行大搜捕,50年韓戰爆發後,規模更為擴大。農學院先被捕的人供認,院內姓謝的,姓李的兩人有問題。因為不知道具體名字,特務就來學校抓人,到教務處,叫謝桂芳過去。那時,謝桂芳的哥哥已經在臺北被捕,他就比較小心,先偷偷去看,想說,教務處只有一個人,沒事。可是他不知道外邊停有車子,特務已經在樓上等著了。結果一上去,就被抓了。
謝桂芳帶著手銬下來,正好呂從周吃飯回來,看到他,謝桂芳偷偷把衣服拉上來,給他看見自己戴了手銬。呂從周明白,謝桂芳被捕了,趕緊跑路,跑到岡山,叫他哥哥來通知我,要我小心,他不知道我那時的黨籍已經移到台南市了。後來呂從周竟然能夠偷渡,跑到大陸去,真是幸運極了(他現在還在)。
現在就說到我為什麼被捕。我的領導李喬松因為身份暴露,要逃到大陸去,臨走前交待我,下一次什麼時候什麼地點會有人跟你接頭,如果到時接頭的人沒有來,立刻走。我按照他的話去等人,等不到人,我就趕快回到岡山,到岡山農校教書。岡山農校有一個姓蔡的數學教員,大我四五歲,台南二中畢業,去日本留學回來教書。我從他的話裡聽出一些味道,知道他是地下黨。後來他想要介紹我,我說我已經參加了,但和組織斷了線,你幫我聯繫一下。他是台南市派來的,是區委。我就接上了台南的組織。後來,台南地下組織被破壞,我帶他到鳳山一個同學家裡,躲了一個月。
不久我就被捕了,但我沒有把他供出來。他從報上看到我被捕的消息,等了幾天,沒有來抓他,他判斷我沒有講他,他趕快出來自首,也沒有講我。他雖然自首,但顯然沒有變心。我關了10年出來後,他常來家裡找我,要送錢給我。他事業成功,養雞發了大財。他叫我娶他妹妹,我那時身體不好,肺結核,吐血,就說:你妹妹我又不認識,我也沒工作。他說,生活我給你保障,我還是沒答應。我們一直有來往,1976年我第二次被捕,出獄後他仍然來找我。他前幾年過世了。
 

逃過一死
 

特務得到的情報是,我在岡山中學教書,他們到岡山中學抓我,沒找到。他們又到了岡山農校,問校長,陳明忠在這裡嗎?我那時遠遠的看到校長指著我這邊,我走了過去,就被帶走了。
我所以被捕,推測起來有兩個線索。一個是我農學院同學吳寅生,他是光復後去大陸讀書的第一期公費生,去了北京大學,因為英語差,退學了。回臺灣後,常來農學院的宿舍聊天。他說,大陸現在共產黨雖然還不行,但一定會贏,因為國民黨沒有民心了。後來他被特務抓了,他不是共產黨,熬不住刑求,就被收買了,成了特務。
我從茶葉試驗所回學校時,碰到他,我告訴他,我要回岡山教書了。那時知道我回岡山的只有吳寅生,很可能是他說出了我。但他誤以為我是去岡山中學,所以後來特務先去岡山中學抓我。我坐牢出來後,他曾叫一個朋友帶話道歉,說,他沒有講我是共產黨,只說和謝雪紅關系密切。我說道歉沒有用,我牢都坐過了。他後來在台中當副導演,他老婆是很有名、很漂亮的台語演員。
第二個線索是這樣。在保密局被審訊時,我一直不承認,那個審訊的人說,你上級已經招出你了,就把自白書給我看,我只看到「陳明忠」三個字。後來他抽煙時,打火時被風吹熄掉了,他轉過身去打火,我趁機去翻那個自白書,看到第二頁的簽名,洪什麼兒,中間那個字沒來得及看清楚。他回過身來,甩手打了我一巴掌。但是我看到那個名字了。
後來我在軍法處的監獄碰到張伯哲,他問我:誰講你的?我說,一個叫洪什麼兒的。“是洪麟兒”張伯哲說。李喬松去大陸以後,把我的組織關系交給洪麟兒。那天按照約定時間碰頭時,洪麟兒沒來,我就跑掉了。所以洪麟兒沒見過我,只知道我的名字。他是區委,家裡有武器。張伯哲就是逃到他家裡被抓的,要抓洪麟兒,結果還抓到張伯哲,想抓小魚,連大魚都抓到了。
張伯哲判斷,關於我的情況,法官什麼都不知道,所以我要咬緊不承認。我在岡山農校教書一年多後,才被抓,吳寅生打的報告,是二二八時期的事,是舊案。從這條線索判斷,我的新案只有洪麟兒提到,此外沒有任何證據,因此無論如何不能承認加入地下黨。不論如何刑求,就是不承認,我因此逃過一死。



facebook.com/chaiwanbenpost 

發表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