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期】無悔─陳明忠回憶錄(十三) ── 在軍人監獄

口述整理/李娜(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校    訂/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我在監牢裡的「特殊待遇」

新店安坑軍人監獄,現已改為新店戒治所。(網路圖片)

新店軍人監獄用來關政治犯的地方有仁監和智監。仁監的看守長似乎是有虐待狂。他點名,「754!」「有!」「聲音太小,出來。」;「755!」「有!」「聲音太大了,出來」。他把兩個人用腳鏈連起來,左腳連左腳,讓他們無法走路。大家看著,都很氣。有一天,他又叫了一個人(那人現在還在,是嘉義農校畢業的陳棠梨),吊起來打,手吊在鐵欄杆上,打他的肚子。陳棠梨大叫了一聲,看守就從地上撿起一塊抹布塞在他的嘴巴。這個虐待狂,我忍了很久了!我在第一房間直接看到,就用腳啪打地板,其他牢裡的人聽到,就跟著鬧房,整片都打起來,砰砰砰,又大聲喊。獄方嚇壞了,以為是暴動。每個房間都有打小報告的,有個政戰部的少校就打我小報告,因此,我就被調到智監。

監獄是這樣安排的:成績好、聽話的住在前半部,後半部就關一些成績壞、不聽話的。我被調到智監11房,此後一直在那裡。監獄裡很多外省人很可憐,沒家,沒人送東西,連衛生紙、牙刷都沒有。我們有家人送吃的來,他們只有監獄的鹹菜。我們在旁邊看著,吃不下去,就叫大家一起來吃。把各自家裡送來的東西匯集起來,一起吃用。後來大陸開始搞人民公社,監獄裡就說我們發動搞人民公社。

在綠島時,因為過度勞動,營養不良,我的身體已經開始壞了,但我沒有介意。轉移到軍人監獄以後,咳嗽會咳出血。同房的廖萬督是醫生,他看我到了下午就會臉紅、發燒,對我說:明忠,你恐怕得了肺結核。廖萬督沒坐牢之前,在雲林縣某一個衛生所當所長時,推行過一種合作醫療,讓農民一年繳一點錢,整年看病都不用付費,地下黨廖清纏就吸收了廖萬督。廖萬督在獄裡罵廖清纏說:你吸收我,但沒有教我!因為廖清纏那時候的理論水平也不見得很高,剩餘價值有相對的和絕對的,他就不明白,跑來問我。所以廖萬督佩服我,以為我懂理論。

第二次咳血時,我去看病。獄醫一個禮拜來一次,問我:什麼症狀?我說吐血,有時在痰裡,有時直接吐血。獄醫又問:還有其他症狀嗎?我說,下午發燒。他又問,還有嗎?我說,肩膀會酸痛。最後他說:不夠資格就醫,回去!不但不給藥,也不讓家裡寄藥。我們這樣的政治犯,監獄就是要讓你死掉的。所以雖然肺結核會傳染,應該隔離的,仍然把我和別人關在一起。

又一次,我頭痛得不得了,去看病,他說:不要胡思亂想。我很氣,罵他:獸醫!他報告看守長,我就被關了禁閉。在緊閉室裡,我被銬上手銬和腳鐐,然後又把手銬和腳鐐連起來,讓你沒辦法站直,也沒有辦法躺平。緊閉室很小,屋頂上還鋪了瀝青,熱得要命。我只穿一條內褲,從早上太陽出來開始流汗,一直流到晚上太陽下山,這樣受了一期三個月的懲罰。因為上手銬腳鐐,又沒法站起來,看守很好奇,到底我們要怎樣換內褲呢?有一天,他特地跑來看,看我這樣那樣挪,竟然換好了,他才恍然大悟說:原來如此。

「發神經」的難友

旁邊的禁閉室關了一個外省人,叫做陳永生,是金陵大學的畢業生,來臺灣在高雄女中教英語。學校有朝會,讓老師輪流講,輪到他時,他講:「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結果就被抓了。審判時,他說,這句話是國父《三民主義》裡講的啊!法官說,現在,政策比主義重要,就這樣判了十年。在獄裡,他的精神變得不正常,常常自言自語「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沒有錯啊!」有一天,他一緊張,突然喊「史達林萬歲!」因此也被關禁閉,就關在我旁邊。他肺病比我厲害,對我說:「明忠,看來我大概完了……可是也值得。」後來就死在監獄裡。

獄中很多犯人得了神經病。其中有一個,把饅頭用菜湯弄軟,再捏成一個頭像,明天再捏一個,這樣放了一個禮拜,味道已經很壞了。看守訓斥:你幹什麼?他就吃掉。倒也沒拉肚子。

放風時,有個得神經病的人,把自己所有東西包成一個包裹,拿在身上,說:「我不要在這裏啊!我要回家。」還有人把郵票貼在腦門上,想走出去,被看守攔下來,就說:「我有貼郵票啊,把我寄回去。」還有人互相說,哎,聽說你有神經病啊!那個說:聽說你也有啊!有時他們叫我們唱歌,我們不唱,他們就說,哎,看起來你們不愛國的樣子。

監獄裡的難友,在壓力下出現精神錯亂的情況,是常有的。在綠島的新生訓導處也一樣。在綠島時,我有一個同房叫做賴祖蔭,他是前陸委會主委賴幸媛的伯父,被捕時是竹山國小的教務主任。賴祖蔭被捕後,因為被刑求得太厲害,他想要自殺。當時臺灣人都穿木屐,他把一支木屐墊在下面,把睪丸放在上面,用另一支木屐來砸,結果人暈倒了,睾丸卻沒敲碎,但從此不再講話,變成啞巴。有天晚上,他忽然開口:「明天是我們的日子啊!」他就睡在我旁邊。我奇怪,獄裡沒日曆,幾月幾號日我也不記得,他記得什麼日子?第二天早上他就唱「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原來是十月一日。我們就想,糟了,怎麼辦?因為不久前剛槍斃了一個。

那個人本來是國民黨的軍官,精神不正常了。抽煙,他撿我們的煙屁股抽,給他整支的,他不要。我們每個月吃一次豬肉,他不吃。他說,現在中國人民沒有達到每個人都可以吃豬肉的地步,如果每個人可以吃到肉了,我就吃。有天晚點名。點完了,值星隊長跟大隊長「報告完畢」,大隊長回禮,要走了。他突然喊:「大家聽到!」大家都嚇一跳,連大隊長也停下了。他說:「我以前殺人放火強姦什麼都做,現在我改好了,為什麼?因為我參加了共產黨。希望大家好好研究共產主義,加入共產黨。」結果就被調去軍法處槍斃了。

負責思想問題的幹事是東北人,很有個性,他叔叔是滿洲國電影公司的演員,也坐牢。賴祖蔭的事情一發生,他就讓大家投票:賴祖蔭是不是精神病?如果是,就不移交軍法處。結果大家投票說他是神經病,免了一死。出獄後,我還碰到過他,他腦筋還沒好,講話會不連貫。賴幸媛一直以為她伯父是因為二二八坐牢,白色恐怖和二二八,好多人都搞不清楚,其實不是一回事。賴幸媛還說,她伯父家有毛澤東的照片。

賴祖蔭的命被保了下來,也不一定是這位幹事慈悲,如果是外省人,恐怕就直接槍斃了。外省人在臺灣沒根基、沒親戚。賴祖蔭是本省人,在學校做過教務主任,日據時代讀師範學校的,在地方上是有頭有臉的人,國民黨不敢隨便槍斃。

其他難友

國民黨「破獲」的地下黨案子裡,有個阿里山基地案,是由張志忠和簡吉(大眾電腦簡明仁的父親)領導的。國共內戰期間,共產黨在江西、福建的根據地,曾經被國民黨長期封鎖,沒有鹽巴吃,人就沒有力氣,很痛苦。因此,他們就挖了一個大池子,大便小便都放進去,久了之後就有鹽鹼,可以用來做鹽巴。因為這個經驗,臺灣的地下黨人就設法在阿里山建一個醬油廠,鹽巴就可以運進來,阿里山就可以做基地。阿里山住的是鄒族人,地下黨就跟他們的領袖聯合。後來基地被破了,有關係的原住民高一生、湯守仁、汪青山都被槍斃了,剩下一個判無期徒刑的武義德,他共產主義不知道,三民主義不知道,什麼都不知道,但他是村長,醬油工廠就設在他村裡,所以判無期。

新店軍人監獄人滿為患,一個房間睡很多人,地方不夠,浴池上鋪個板,晚上可以睡人。大家排兩排睡,有些人個子高,睡覺時就得把腳墊高,才不會碰到別人。有時候晚上小便,會踩到人家。有個叫王任的,最好笑,踩了一個,喊對不起,再下腳,又踩另一人。

王任是從上海過來,在成大讀書。他在上海時搞學生運動,沒有參加共產黨,是民盟的。要抓他時,他跑到臺灣成大。在成大跟著的老師是留德的,老師的爸爸是民主黨派的一個領袖。大陸新中國成立後,老師的爸爸叫他回去,老師就打算帶王任一道回去,因為王任是他的得意門生。可是,王任覺得再過三個月就畢業了,打算畢業再走,結果就被抓了。老師走了,他被牽連。本來判三年,他不服氣,一上訴,戒嚴令出來了,糟糕,要撤回來不及了,結果就加,變成十年。王任在成大成績很好,很聰明。在獄裡,他一直在算人造衛星能不能成功,用微積分,算了好幾天,結論說,可以。我們出獄後真的有了人造衛星。

他出獄後,在台中做了一個硫酸工廠,很多老同學去他那裡工作。他後來娶了老婆,也是判五年徒刑的老同學。他在上海有個女朋友,後來在北京大學當教授。那個女朋友退休以後,寫信來台灣託成大找他。成大很認真,找到他了。他還回大陸去見這個女朋友。

王任後來死在井岡山。臺灣的老同學組團去老區,他是團長,拿花圈上祭時心臟病發作,就倒在階梯上死掉了。年紀大了,太過勞累,心情又激動,就這樣死了。

牢裡抽香煙

我開始抽香煙是在農學院,因為研究煙草的金兵教授回國前,留給我很多很好的外國香煙。被捕後,保密局不可以抽,在軍法處可以,因為誰會死刑都不清楚,很多人用西裝跟看守或外役換香煙,反正要死了,要西裝幹什麼。我在軍法處第一次抽時,因為好久沒有抽了,第一口,就吐出來了,嗆了。

到了新店軍人監獄,人是不會死了,香煙還是要抽,抽香煙,心情會好點,可以緩解苦悶和緊張,緊張之後一放鬆就想抽。監獄規定是不能抽的,家屬也不能送。但我們可以跟外役換,用什麼換呢?新店監獄每人每年配給兩雙布鞋,我們一天只有放風散步十五分鐘,鞋子穿不壞,剩下很多,用來換香煙。一雙鞋子,只能換一包香煙。我們把一支香煙拆開,重新卷成好幾支小的,抽煙的人一人一支。

有了煙,還需要打火機。有些鴉片販子,會將棉花捻成條狀,然後在地板上用木板摩擦棉花來點火。我們政治犯沒有這個技術,那個技術不簡單。後來想到用瓶蓋,把瓶蓋打平,挖兩個洞,繩子穿進去,利用繩子的扭力,一拉就會轉。然後一個人拿石頭,一個人拉線,下面放著棉花,這樣摩擦就點著了。後來又進步,從外役那兒弄來火石,牙刷上挖一個洞,把火石埋進去,用鐵片刮,摩擦出火來點棉花。

抽煙時,怕看守來看到,就拿鏡子輪流把風。把風的,有的比較差勁,笨,看守來到跟前了才喊,來了!來了!手上的鏡子就被沒收了。監獄統一換新棉襖,舊的要收回去的時候,我的棉襖一隻胳膊都沒棉花了,看守問這怎麼回事?我說拿到的時候就這樣了——其實都點香煙了嘛。

免去小琉球

我在獄裡的「成績」不好,運氣也就不好。母親來看我的時候,我不是在關禁閉,就是在上腳鐐。來了兩次,都不讓接見,以後就不來了。三姑媽的女兒在空軍總醫院做護士,她來見我,結果被調查,工作也丟了。她姑媽的丈夫是上校醫官,受到牽連,少將也升不了了。還有個岡山農校的同事來看我,也是被查,嚇壞了。後此,就沒人敢來見我了。

十年裡,見到家人的次數很少。頭兩年關在綠島,我爸爸當時在台東,就去綠島看我。沒想到剛好碰到那次被羅織「暴動」,送回臺北。他到綠島,沒見著,還聽說我組織暴動。後來我聽妹妹說,他回家後躲在被子裡哭,說:坐牢了,還暴動!這是什麼兒子呢?他從來也搞不清這個兒子到底怎麼回事。

刑期快滿的時候,所有人都調回綠島,我因為刑期屆滿所以留下來。我一直關在最壞的房間,一般來說,成績壞的人,期滿了也不給出獄,要送到小琉球繼續勞動。我們這樣的人一定會被送到小琉球的。有個難友叫陳天助的,先被送去小琉球,他看到那裡勞動很厲害,就說陳明忠有肺結核,來了肯定會死。所以他跟一個要釋放回家的流氓講,請他帶話給張倚融(同牢的難友)的家人,利用接見時告訴張,要他想辦法不要讓陳明忠被送去小琉球。(陳天助,坐牢八年。後來去了巴西。互助會開會的時候當著我的面,問:陳明忠在哪裡?我說我是啊。我以前很瘦,現在胖了,所以他認不出來。他在巴西被台灣同鄉會選為委員,卻被一些外省人拒絕,說如果他進去,他們就要退出同鄉會。後來不知怎麼知道他坐過牢,問他:你反國民黨啊?他說,沒錯,我是共產黨。那些人大吃一驚,後來對他很好。)

他們幾個人商量這事,其中有個王子煃,哥哥是台中的大生意人,和國民黨台中黨部的主任很熟,這主任又是新店監獄政戰部主任的同學。通過這樣的關係,他們幫我去打點。這些我一點都不知道,沒有人告訴我,大概是怕我反對。總之有一天,我被政戰部主任叫去訓話,他指著我的「成績冊」說,這裡是新店軍人監獄,成績70分以上才能釋放出去,你自己看看,47分!人家對你的報告這麼多,怎麼能讓你出去。他就數落我被打的小報告(例如,對著報紙上的蔣公照片小便之類),總之很差。我不回答,隨便你講。後來他就說,如果回去,要改過自新,如何如何….。聽他的口氣,好像要我回去啊!

回到押房,大家問我怎麼樣,我說奇怪。他們才告訴我,是陳天助讓他們找人,怕我死在小琉球,他們通過王子煃偷偷運作。王子煃坐牢十年,因為刑求手殘廢了,出獄以後不再碰政治了。

出獄後,我進「中國新藥」,是王子煃介紹的。我升得很快,他一直都是股長,沒有升。後來我到「乖乖」做副廠長兼技術部主任,就把王子煃調過去,當科長。我第二次坐牢,他也被叫去問,審訊的人說,你們一起坐牢,出來都在「中國新藥」,也一起去了「乖乖」。以前你們都住三重,又都搬到和平東路二段76巷,你住2之5號,陳明忠住5之2號。你們能沒有關係嗎?

其實我的政治活動他都不知道。我知道他不再碰政治了,所以什麼都沒有跟他講。但2005年的時候,因為我勸連戰去大陸,他怪我幫國民黨,就不和我講話(不過後來瞭解真相後,又開始往來了)。(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