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出訪非洲  ── 中非關係邁入歷史性的發展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與剛果共和國總統出席 恩古瓦比大學圖書館啟用和中國館揭牌儀式。 （新華社 黃敬文 攝）

【本報綜合報導】今年3月新任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出訪坦桑尼亞、南非、剛果等非洲國家。大陸領導人對非洲的重視，顯現出非洲與中國大陸這兩個同屬發展中階段的地區，擁有廣泛的共同利益。

歷史地看，中國和非洲國家有類似的歷史遭遇，都曾經歷殖民主義的殘酷侵略、壓迫和剝削，因此，雙方存在共同的國際秩序語言和繁榮發展的訴求。中非雙方均視彼此為重要發展機遇和對外戰略的重要支點。習近平的訪問表明，今後中國大陸對非政策將更加積極，使雙方合作更深地進入歷史性擴展進程。
 
中國大陸自2009年開始成為非洲第一大貿易夥伴，去年的貿易額接近2000億美元，12年間增長近20倍。另外，中國大陸已是非洲的最大援助國，去年還宣佈在未來3年內提供200億美元額度信貸。
 
由於大陸在非洲的直接投資存量接近200億美元，合作影響並非止於自然資源，而是涉及廣泛經濟領域，其中，援建大量重要基礎設施不僅對於非洲的發展至關重要，而且這也是發達國家長期不願積極涉足的。
 
事實上，中國大陸不斷擴大對非洲合作和援助，客觀上推動了國際社會加大對非關注和投入，特別是其堅守的不附加任何條件、不干涉對象國內政原則，正在刺激西方發達國家評估自己的對非政策、審視自己的援非方式並考量如何加以改進。
    
雖然說西方某些人關於中國大陸對非投資和援助動機、行為模式以及效果影響的指責不絕於耳，但是從各項統計資料表明，這些充斥著冷戰思維、罔顧事實的刻意歪曲，本意是不願看到貧弱的非洲加快經濟發展、提高國際地位，進而影響西方對國際秩序的壟斷。
 
      無論如何，習近平在就任大陸國家主席後即出訪非洲，從某個意義來說，乃是對外顯現其世界秩序觀的一些重要特徵，而習近平最近勾勒的「世界夢」，似乎也愈加明確起來。

編按：                                 

近 幾年來國際上有許多「中國在非洲」（China in Africa）的討論，特別是在那些與非洲聯繫密切的西方國家，如美國、英國和法國。中國大陸在非洲的作為被西方政治精英描述為與西方爭奪非洲資源和影響 力的對手，甚至關於「中國在非洲」的話語比關於「西方在非洲」的話語要顯得負面得多。 

這種話語伴隨的一種偏 見，認為中國在非洲的作為阻礙了非洲的發展。例如，2007年《紐約時報》的社論標題《非洲亂治的庇護者》便直指中國大陸。這種話語的本質是指責中國大陸 在非洲的政策有損人權，甚至是一種「殖民主義政策」，這種指責建立了一個假設，即在話語的背後「高尚」的西方當然與此不同。

事實上，對於 「中國在非洲」的作為既不能簡單地用「雙贏」來概括，也不是西方媒體所描述的噩夢。「中國在非洲」與「西方在非洲」確實有某些共同之處，但是兩者仍然存在 著顯著的差異；近代中國曾經長期處在半殖民、半封建狀態，即便新中國成立至今，即便在綜合國力上有了明顯的飛躍，但歸根到底，中國大陸目前還只是一個發展 中的大國。這些因素必然使中國大陸的非洲政策與西方有所不同，甚至有可能更尊重非洲自身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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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問題：「你好」之後是什麼？── 反思中非關係

越來越多非洲人已經學會用中文向身邊來自中國大陸的商人、學生和遊客問候——「你好！」

但「你好」之後，有時只剩下善意的微笑和略顯尷尬的沉默。中非高層交往已日益密切，經濟合作勢頭迅猛，但地理位置上相距甚遠的兩個文明仍需進一步加深人民的相互瞭解。

中國人在非洲街頭常被路人用「李先生，早上好！」問候——許多人誤認為李小龍的「李」是所有中國人的姓氏；不少中國人對非洲的瞭解也只限於草原上奔跑的動物、社會動盪或人道主義援助。

傳說、報導、臆想和偏見構成各種虛幻的錯覺：非洲人又懶又笨，非洲人喜歡騙人；中國將囚犯派到非洲工地上幹活，中國人為了趕進度在非洲驅雨修路……

國之交在民相親。正如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3月在訪問坦桑尼亞時所說：「中非關係的根基和血脈在人民，中非關係發展應該更多面向人民。」

友誼建築在相互理解之上，而對彼此歷史、文化、國情的深入瞭解是理解的根基。
只有更加重視中非人文交流，增進中非人民的相互瞭解和認識，才能厚植中非友好事業的社會基礎。

「出神入化的功夫」「慷慨的援助」「壯觀的角馬遷徙」和「神秘的叢林部族」很大程度上開啟了中非人民互相瞭解的興趣。

而瞭解不應止步於膚淺的獵奇。在「你好」之後，作為「好朋友、好兄弟、好夥伴」的中非人民還應該有更多談得下去的話題。

比如，中國功夫背後的哲學思想、援非中國工人的快樂辛酸、「部族」觀念對非洲大陸的深遠影響，這些都值得深入瞭解。瞭解它們，有助於中非人民更好地理解中非關係的現狀和發展走向。

不可否認，「過去十年經濟高速發展」的非洲還不為大多數中國人所知；有根深蒂固「部族觀念」的非洲人也不太瞭解中國「有56個民族」的事實。

可喜的是，中非雙方正不斷努力把各自的真實情況介紹給對方。在坦桑尼亞熱播的大陸電視劇《媳婦的美好時代》就使當地觀眾瞭解到普通中國人家庭生活的酸甜苦辣。

越來越多的中國人也瞭解到，非洲中產階級家長也會為「小胖墩」著急、貧民窟裏的居民也能通過手機銀行轉賬繳費。中非民間交流的新熱潮，將是「你好」之後的交談。（新華社）
 

編按：                                 

近 幾年來國際上有許多「中國在非洲」（China in Africa）的討論，特別是在那些與非洲聯繫密切的西方國家，如美國、英國和法國。中國大陸在非洲的作為被西方政治精英描述為與西方爭奪非洲資源和影響 力的對手，甚至關於「中國在非洲」的話語比關於「西方在非洲」的話語要顯得負面得多。 

這種話語伴隨的一種偏 見，認為中國在非洲的作為阻礙了非洲的發展。例如，2007年《紐約時報》的社論標題《非洲亂治的庇護者》便直指中國大陸。這種話語的本質是指責中國大陸 在非洲的政策有損人權，甚至是一種「殖民主義政策」，這種指責建立了一個假設，即在話語的背後「高尚」的西方當然與此不同。

事實上，對於 「中國在非洲」的作為既不能簡單地用「雙贏」來概括，也不是西方媒體所描述的噩夢。「中國在非洲」與「西方在非洲」確實有某些共同之處，但是兩者仍然存在 著顯著的差異；近代中國曾經長期處在半殖民、半封建狀態，即便新中國成立至今，即便在綜合國力上有了明顯的飛躍，但歸根到底，中國大陸目前還只是一個發展 中的大國。這些因素必然使中國大陸的非洲政策與西方有所不同，甚至有可能更尊重非洲自身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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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紀中國大陸對非洲重大政策一覽表

製表：《兩岸犇報》編輯組

編按：                                 

近 幾年來國際上有許多「中國在非洲」（China in Africa）的討論，特別是在那些與非洲聯繫密切的西方國家，如美國、英國和法國。中國大陸在非洲的作為被西方政治精英描述為與西方爭奪非洲資源和影響 力的對手，甚至關於「中國在非洲」的話語比關於「西方在非洲」的話語要顯得負面得多。 

這種話語伴隨的一種偏 見，認為中國在非洲的作為阻礙了非洲的發展。例如，2007年《紐約時報》的社論標題《非洲亂治的庇護者》便直指中國大陸。這種話語的本質是指責中國大陸 在非洲的政策有損人權，甚至是一種「殖民主義政策」，這種指責建立了一個假設，即在話語的背後「高尚」的西方當然與此不同。

事實上，對於 「中國在非洲」的作為既不能簡單地用「雙贏」來概括，也不是西方媒體所描述的噩夢。「中國在非洲」與「西方在非洲」確實有某些共同之處，但是兩者仍然存在 著顯著的差異；近代中國曾經長期處在半殖民、半封建狀態，即便新中國成立至今，即便在綜合國力上有了明顯的飛躍，但歸根到底，中國大陸目前還只是一個發展 中的大國。這些因素必然使中國大陸的非洲政策與西方有所不同，甚至有可能更尊重非洲自身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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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說中非經貿合作

 ■ 王龍琴

歷屆中非合作論壇部長級會議舉辦 時間與地點。（製表：新華社）

中國大陸與非洲經貿合作始於20世紀50年代。中非雖然發展程度不同，但雙方經貿合作互補性很強。半個多世紀以來，中非經貿合作規模逐步擴大，合作領域不斷拓寬。

中非貿易快速增長

中非雙邊貿易額1950年僅為1214萬美元，1960年達1億美元，1980年超過10億美元。2000年，中非貿易額首次突破100億美元大關，此後連續８年保持30％以上的增長速度，2008年突破千億美元大關達1068億美元。2009年以來，中國大陸一直保持非洲最大貿易夥伴地位。2011年，中非貿易額為1663億美元，2012年達1984億美元。

貿易結構不斷優化

上世紀50年代，中非貿易主要以棉花、礦產等初級產品為主。隨著中非貿易結構逐步優化，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中國大陸對非洲出口商品以輕工、食品、化工、土畜產等為主。2000年以來，技術含量和附加值較高的機電、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已占中國大陸對非出口總額的一半。中國大陸還採取一系列減免關稅等措施，促進非洲對華出口。近年來，非洲的鋼材、銅材、化肥、電子產品等工業製成品陸續進入大陸市場，非洲對華出口額增長迅速，從2000年的56億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932億美元。2011年，非洲對華貿易順差為201億美元。
 
經貿合作多元化
 
上世紀50年代，中非經貿合作以貿易和對非援助為主。此後，在雙方共同努力下，合作領域不斷拓寬，合作內容日益豐富。特別是2000年中非合作論壇成立後，雙方經貿合作進一步加強，貿易、投資、基礎設施、能源建設全面推進，金融、旅遊等領域的合作逐步拓展，形成了多層次、寬領域的格局。中國大陸還通過在非洲5個國家設立6個經貿合作區，成立中非發展基金、非洲中小企業發展專項貸款等途徑，擴大對非投資，幫助非洲中小企業創業。中非貿易對非洲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20％。
 
投資領域不斷拓寬

至2012年底，中國大陸對非直接投資存量已近200億美元，僅2012年對非洲直接投資就達29億美元。其中涉及金融、加工製造、商貿服務、農業、交通運輸等領域的投資比例為75％。目前，有超過2000家陸企在非洲50個國家投資興業。非洲員工比例超過70％。

與此同時，非洲對華投資亦穩步增長。至2011年底，非洲國家累計對華直接投資達129億美元，涉及石油化工、機械電子、交通通訊等領域。

目前，中國已兌現了向非洲提供150億美元優惠性質貸款的承諾。2012年還宣佈在未來3年內提供200億美元額度信貸，重點支援非洲基礎設施、農業、製造業和中小企業發展。（新華社）

編按：                                 

近 幾年來國際上有許多「中國在非洲」（China in Africa）的討論，特別是在那些與非洲聯繫密切的西方國家，如美國、英國和法國。中國大陸在非洲的作為被西方政治精英描述為與西方爭奪非洲資源和影響 力的對手，甚至關於「中國在非洲」的話語比關於「西方在非洲」的話語要顯得負面得多。 

這種話語伴隨的一種偏 見，認為中國在非洲的作為阻礙了非洲的發展。例如，2007年《紐約時報》的社論標題《非洲亂治的庇護者》便直指中國大陸。這種話語的本質是指責中國大陸 在非洲的政策有損人權，甚至是一種「殖民主義政策」，這種指責建立了一個假設，即在話語的背後「高尚」的西方當然與此不同。

事實上，對於 「中國在非洲」的作為既不能簡單地用「雙贏」來概括，也不是西方媒體所描述的噩夢。「中國在非洲」與「西方在非洲」確實有某些共同之處，但是兩者仍然存在 著顯著的差異；近代中國曾經長期處在半殖民、半封建狀態，即便新中國成立至今，即便在綜合國力上有了明顯的飛躍，但歸根到底，中國大陸目前還只是一個發展 中的大國。這些因素必然使中國大陸的非洲政策與西方有所不同，甚至有可能更尊重非洲自身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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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的「中國故事」

■ 馬述昆

在肯亞，去年11月建成通車的錫卡高速公路被當地人稱為「中國路」，原因很簡單：這條雙向八車道的肯亞首條現代化高速公路，不但融資來中國大陸，同時也由三家陸資公司承建。

在剛果，中國大陸援助的農業技術示範中心在當地也出了名——在不到兩年時間裡，使曾經的荒郊野外變成良田美景，當地農民也從中學到了先進技術。

在辛巴威和馬拉維，中國大陸醫療隊的「光明行」活動免費為600多名普通百姓做白內障摘除手術，讓他們重見光明。

路通了，病治好了，經濟發展了……這是「陽光炙熱之洲」發展過程中經歷的一個個「中國故事」。

一系列數字印證著中國大陸對非洲的援助：3232公里鐵路、8000多公里公路、11個國際機場和地方機場、9個港口、100多所中小學、50多家醫院。五十年來累計派出1.8萬人次的醫療人員，診治2.5億人次的非洲患者。累計培訓各類人才達4萬多名，建立15個農業示範中心、5個經濟開發區。

自2000年以來，中非雙邊貿易從100億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2000億美元，在非洲開展經貿活動的大陸公司已達2000多家。有統計數位顯示，中非合作對非洲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多年保持在20％以上。與此同時，諸多中國大陸企業與員工也從中非合作中獲得發展、受益。

2008年大陸發生汶川地震後，剛果向中國大陸捐贈了100萬美元，赤道幾內亞向災區捐贈了200萬歐元；2010年玉樹地震後，剛果更是在災區捐建了一所小學，成為玉樹地震後向中國大陸提供捐助最多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國家。對於一個未實現溫飽的非洲國家的舉動，更顯中非關係的重要意義。（新華社）

編按：                                 

近 幾年來國際上有許多「中國在非洲」（China in Africa）的討論，特別是在那些與非洲聯繫密切的西方國家，如美國、英國和法國。中國大陸在非洲的作為被西方政治精英描述為與西方爭奪非洲資源和影響 力的對手，甚至關於「中國在非洲」的話語比關於「西方在非洲」的話語要顯得負面得多。 

這種話語伴隨的一種偏 見，認為中國在非洲的作為阻礙了非洲的發展。例如，2007年《紐約時報》的社論標題《非洲亂治的庇護者》便直指中國大陸。這種話語的本質是指責中國大陸 在非洲的政策有損人權，甚至是一種「殖民主義政策」，這種指責建立了一個假設，即在話語的背後「高尚」的西方當然與此不同。

事實上，對於 「中國在非洲」的作為既不能簡單地用「雙贏」來概括，也不是西方媒體所描述的噩夢。「中國在非洲」與「西方在非洲」確實有某些共同之處，但是兩者仍然存在 著顯著的差異；近代中國曾經長期處在半殖民、半封建狀態，即便新中國成立至今，即便在綜合國力上有了明顯的飛躍，但歸根到底，中國大陸目前還只是一個發展 中的大國。這些因素必然使中國大陸的非洲政策與西方有所不同，甚至有可能更尊重非洲自身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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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進口與非洲基礎建設 ── 誰是「流氓債權人」？ 

■ 魏三多

西方有關「中國在非洲」主要圍繞中國大陸從非洲進口石油的問題，許多西方人指責中國大陸使非洲更加依賴於通過出賣原物料來獲得收入。
但根據2009年的數據，中國大陸從非洲進口石油，只占了非洲石油出口的8.7%，而歐盟和美國卻各獲得33%。因此，「中國在非洲」有沒有支配非洲的石油市場顯而易見。事實上，美國的石油進口才是最依賴非洲，甚至超越了中東。數據顯示，到2009年為止，非洲每日為美國提供的石油占全美進口的24％，超過中東所占的18.6％，美國政府甚至估計，從2002到2025年非洲石油產量將增長91％，而全球產量卻只增長53％。因此，2007起年美軍成立了非洲司令部以確保美國從非洲獲得石油。

另外，中國大陸獲得非洲石油的方式也不同於西方國家，主要差別在於中國大陸經常把石油交易與基礎設施專案貸款打包。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和國際金融機構基本上放棄了非洲的基礎設施項目，而且這些基礎設施項目也得不到私人和公共的融資，導致基礎設施的缺乏嚴重阻礙非洲的發展，從1992年到2003年，非洲基礎設施的國際投資只達到除北美以外的所有此類投資的4％。

在過去的40年裡中國大陸一直致力於建設非洲的基礎設施，並成為卓越的建設者。截至2012年，中國大陸已兌現了向非洲提供150億美元的優惠性貸款的承諾，並宣佈在未來3年內再提供200億美元額度信貸，重點支援非洲基礎設施建設。中國大陸此舉招致了西方八國財長批評，理由是應該避免「貸款和免除債務的惡性循環」，但是根據資料，富國在2005年承諾給非洲的額外250億美元援助款，到今日卻只支付了23億美元。

中國大陸在非洲取得石油的做法，也體現在2004年與安哥拉達成的協議所引起的關於「中國在非洲」的爭議中。這個協定之所以會引發爭議，是因為這個交易涉及向安哥拉政府提供的基礎設施貸款並沒有要求安哥拉政府報告資金如何使用。此項投資於基礎設施的貸款，利息定在1.5％，分17年內償還，其中還包括5年的免息期。後來利息更降至0.25％。協議還保證基礎設施中將有價值達30％的項目會保留給安哥拉人來做，其餘70％公開招標，當然70%公開招標的項目多數很可能由大陸公司得標。到2007年為止，中國大陸為安哥拉的基礎設施項目至少貸款了60億美元。

如同非洲研究者Deborah Brautigam所指出的，中國大陸「經常取消非洲國家的債務，這些貸款通常是以零利率發放的，同時沒有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要求的令人質疑的條件」。例如，迦納兩個主要城市阿克拉和庫馬西之間的公路，就是用中國大陸的無息貸款在2006年修造完成的。正如一個香港記者所指出的，因為中國大陸的貸款和援助與基礎設施項目綁在了一起，「腐敗的統治者就沒那麼方便地用它來購買賓士了」。美國的一名非洲觀察員認為，中國大陸的援助比西方的援助更為有效，因為中國的許多援助被用於「水電站大壩、鐵路、公路和光纖電纜，這有可能造福老百姓，無論他們生活下的制度是多麼腐敗」。

無論如何，今日非洲仍然深陷西方設立的「債務陷阱」是不爭的事實，全非洲欠債多達3000億美元，並每年向西方富國支付大量利息。如果說，「中國在非洲」意指著援助非洲基礎建設的低息貸款，甚至是經常性的免除債務。那麼因此而被美國財政部指控為「流氓債權人」，不也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情！


編按：                                 

近 幾年來國際上有許多「中國在非洲」（China in Africa）的討論，特別是在那些與非洲聯繫密切的西方國家，如美國、英國和法國。中國大陸在非洲的作為被西方政治精英描述為與西方爭奪非洲資源和影響 力的對手，甚至關於「中國在非洲」的話語比關於「西方在非洲」的話語要顯得負面得多。 

這種話語伴隨的一種偏 見，認為中國在非洲的作為阻礙了非洲的發展。例如，2007年《紐約時報》的社論標題《非洲亂治的庇護者》便直指中國大陸。這種話語的本質是指責中國大陸 在非洲的政策有損人權，甚至是一種「殖民主義政策」，這種指責建立了一個假設，即在話語的背後「高尚」的西方當然與此不同。

事實上，對於 「中國在非洲」的作為既不能簡單地用「雙贏」來概括，也不是西方媒體所描述的噩夢。「中國在非洲」與「西方在非洲」確實有某些共同之處，但是兩者仍然存在 著顯著的差異；近代中國曾經長期處在半殖民、半封建狀態，即便新中國成立至今，即便在綜合國力上有了明顯的飛躍，但歸根到底，中國大陸目前還只是一個發展 中的大國。這些因素必然使中國大陸的非洲政策與西方有所不同，甚至有可能更尊重非洲自身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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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制度解決權力過分集中
 
大陸國務院的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

【本報綜合報導】大陸一般民眾生活裡一個大麻煩，就是和行政部門打交道。辦一個證件跑兩三趟算好的，多則要十幾趟。表面看是行政效率低，實際上則是行政權力過分集中的問題。
　　
這次大陸在兩會期間所進行的政府職能改革，提出要簡政放權，重塑行政部門以人為本的服務理念，減少過高行政成本，大幅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事實上，除了辦事效率低將制約市場經濟、影響人民生活之外，權力集中還容易造成腐敗問題。

大陸專家認為，改變權力過分集中是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避免權力過分集中就要簡政放權，包括向市場、向社會放權，用市場手段打破行政一統天下的局面，放鬆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行政許可制度的管制等。

為此，今年大陸的兩會已多次釋放「用制度解決權力過分集中」的訊息並在許多地方試行。例如，惠州市政府最近頒布了《惠州市投資項目審批制度改革方案（試行）》，使社會投資項目從選址到開工的審批時限由原來230個工作日縮短到39個工作日以內，政府投資項目從由原來260個工作日縮短到54個工作日以內。同時，惠州還創新了審批方式。前置審批事項均改為「並聯」辦理，破除了審批事項互為前置條件的限制，也避免了在一些環節滋生腐敗的可能。

未來審批制度改革真正實施後，大陸各個城市的政府辦事效率或能得到提高，從而讓越來越多的企業和老百姓從中受益。一些學者表示，中國大陸用制度來改變權力過分集中的問題，簡而言之就是「權力入籠」。但是「入籠」之後，還要探討如何讓權力發揮出自己的作用。

兩會中一些全國人大代表也表達了同樣觀點，他們認為權力「入籠」後更要關注能為人民發揮多少作用。給權力設置圍欄，不能超出圍欄之外擴大範圍。但是在圍欄裡要盡情發揮，圍欄裡給的權力，政府必須用足、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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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再遭霧霾──兩會代表委員呼喚治污「中國策」

兩會剛剛開幕，北京就又籠罩在了新一層霧霾中，3月6日凌晨一些地方的PM2.5達到了200乃至300以上，遠處的高樓大廈變得影影綽綽，又有不少人戴上了口罩出行。　

兩會開幕以來，生態環境污染一直是代表委員們熱議的話題。十二屆全國人大新聞發言人傅瑩說，生態和環境問題她也很關心，「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成就非常可觀，但同時也付出了沉重的環境代價。」
　　
在3月5日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過去五年中國大陸累計造林2953萬公頃，治理沙漠化、石漠化土地1196萬公頃，綜合治理水土流失面積24.6萬平方公里。談及對未來污染治理「中國策」的建議，全國政協委員、環保部南京環境科學技術所所長高吉喜提出，將生態文明建設寫入憲法，可以給環境保護提供最有力的後盾，從源頭上扭轉生態環境惡化的趨勢。

全國人大代表、新疆新能源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武鋼提出一個更具體的建議——能源東送。他認為中國大陸西部風力發電潛能巨大，應加速建設連接東西部的超高壓輸變電通道，充分開發西部地區的風電資源，「西風東送」能部分替代東部城市的火力發電電量，減輕霧霾危害。

民革中央原副主席、中國工程院副院長謝克昌也為霧霾治理出謀劃策。他認為要建立區域聯防聯控和部門聯動協作機制，並加強環保、氣象、能源、質檢、衛生等部門的聯動，建立跨部門、跨學科的灰霾污染預警預報平台。

謝克昌還提出，從政府目標責任、幹部政績考核和人大專項監督等方面，完善地方政府對大氣環境品質負責的監督考核機制，尤其加大對違法行為的處罰力度，對大氣污染引起損害的訴訟、法律援助以及相關民事和刑事責任等作出規定。
　　
中國大陸以往相當一部分的經濟發展以犧牲環境作為代價。近十年，大力推動以人為本、和諧發展。但未來還需要更多的努力，畢竟綠色健康的環境是保障一切的前提。（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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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兩岸再不分彼此，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

四位台籍代表委員的「家國夢」

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在京開幕 3月5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 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幕。這是軍樂團高奏國歌。 （新華社記者∕陳樹根 攝，北京，2013年3月5日）

他們的故鄉都在海峽那邊的台灣，但家的故事卻各有不同；他們的人生經歷迥異，但奮鬥卻都為了同一個夢想。

全國人大代表符之冠來自海南，是生活在大陸的第三代台胞。1939年，日本侵佔海南後，不少台灣人被強征前往進行所謂「開發」，符之冠的外公就在其中。十年後，外公回了台灣，外婆不舍離開故鄉海南，帶著符之冠的母親留下了，這個家從此分隔兩島數十載。

「上世紀80年代，我們兩邊都開始尋找對方，直到1993年才聯繫上。」符之冠說，他的母親回到台灣老家時，外公已經離世。符之冠說：「從小，母親就告訴我，外公在台灣，我是台灣人。她知道外公是醫生，在我考大學時還非讓我報醫學專業。」

全國政協委員鄭廣台是生活在大陸的第二代台胞。「父母要我記住廣州，也不忘台灣，給我取了這個名字。」他說。

1952年，兩岸已進入對峙、隔絕狀態。「父親的家在台灣屏東的小琉球島，那年他十來歲，出海打魚遇到颱風，孤身一人漂到了大陸。」鄭廣台說。

「上世紀80年代末，父親通過大陸電台尋找台灣親人，老家親人聽到後都不敢相信。經過確認後，父親在香港和我大伯見了面。」鄭廣台說，父親1990年回到台灣老家，親戚們大擺筵席，還帶著他去辦理了註銷死亡登記的手續。

「幾年前，我第一次回小琉球，親人早早就等在碼頭。我們並不認識，但見面都很親切，完全沒有陌生感。」鄭廣台說，「這就是血緣和親情吧！」

全國政協委員謝正觀，1953年生於台灣，台灣大學畢業後赴美留學，1989年定居北京。「父親1945年去了台灣。直到2000年前後，他已經80多歲，才又回到福建南安老家，也是唯一一次。從他抗戰時期離開家算起，中間隔了60年。」他說。

在美國拿到學位後，謝正觀轉赴法國。「我去了咱們的大使館，申請回大陸探親。1983年，我頭一次回到南安，之後幾年又到大陸遊歷了好多趟。」說起自己回大陸定居的選擇，謝正觀直抒胸臆：「老實說，我當時就是抱著一個『中國夢』。」

「我的專業是經濟地理與城市規劃，我要尋找最適合自己發展的地方。」他說，「那時，大陸已經改革開放，當我在中國大地上行走，感受到一片生機，人們熱烈地生活，那種懷抱希望、樂觀奮鬥的精神太有感染力了。我不願錯過讓人們精神煥發的大時代，我要來參與。」一晃20多年，謝正觀已是中國科學院一位卓有建樹的學者。眼下，國家發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新型城鎮化成為他關注的最新課題。

兩會上，台籍代表、委員認真參議國政，從各自專業視角積極建言獻策，而他們共同的關切還是兩岸關係。

「台灣親人告訴我，大陸遊客給小琉球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他們都認同兩岸和平發展。」鄭廣台說，「對峙、隔絕給兩岸同胞帶來的痛苦不堪回首，我們要追求和平、共同發展，復興中華民族是我們共有的夢想。」

經濟學家林毅夫1979年從金門隻身游到大陸，至今不能返回故鄉台灣。他的妻子陳雲英代表也出生在台灣，她說：「當中國屹立於強國之林，兩岸同胞都會感到自豪。因為我們的民族在過去一百多年裡太壓抑，現在終於不用過那樣的日子了。」

「說到『中國夢』，我希望兩岸和平發展，同胞自由往來，攜手共進，兄弟之間再不分彼此，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你的富足就是我的富足，你的成功就是我的成功。」她說。（新華社）

從「代言漂族」到「走進非洲」──林毅夫的「兩會關注」

全國政協委員、全國人大代表，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兼高級副行長，擁有這樣履歷的人，在中國只有林毅夫。

「經濟增速將連續20年保持８％」、「中國不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國應該繼續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和中性的貨幣政策」……兩會期間，從世行卸任不久即以政協委員身份參政議政的林委員針對很多熱點問題做出回答。但林毅夫自己又最關心什麼問題呢？

自稱「事事關心」的林委員在3月8日一次小型媒體見面會上給大家呈上了兩份提案，一份是關於促進城市住房租賃立法，一份是關於鼓勵勞動密集型製造業投資非洲。

林毅夫首先將關注視角投向「漂一族」。在這份《關於推動我國城市住房租賃立法、加強租房者合法權益的提案》中，他建議在城市房屋租賃管理辦法的基礎上，借鑒發達國家比較成熟的做法，引入更多有利於保障房屋租賃合同穩定性的條款。同時，明確將限制房屋出租方的解約權作為立法的重點。

在中國大陸，「漂一族」是指對畢業後留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城市就業不足三年的非本地生源大學生的戲稱。林毅夫說，這部分人租房比例高達80％，但他們在租房的穩定性上始終得不到保障。

「這不是一個小問題。」林毅夫說，目前中國大陸還沒有專門的住房租賃法律，租房租賃合同的穩定性得不到保障，租房群體普遍缺乏安全感，在可能的情況下都會「咬牙購房」。「這也是當前社會購房剛性需求高燒不退、房地產市場調控艱難的重要原因之一。」他說。

林毅夫認為，中國大陸要研究制定有利於長期房屋租賃合同訂立的法律法規和政策措施，鼓勵房地產開發商將部分房源用於出租，同時鼓勵和引導個人房源更多地接受相對長期和穩定的房屋租賃合同。

回顧在世行工作的四年，主要負責發展經濟學的林毅夫說，他到過非洲的很多國家，也在世行接觸過很多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知識份子，能夠感受到他們希望國家民族富強的強烈渴望。

在世行期間，他多次到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那裡的貧窮狀況和開始追求現代化的生機讓他強烈體認。「他們渴望現代化，但缺乏資金、設備和技術，而中國很多地區的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又面臨成本上升、勞動力短缺，企業生存困難。」林毅夫意識到其中的商機。

他認為，中國大陸低附加值勞動密集製造業需要向「微笑曲線」兩端以及高附加價值產業升級，部分勞動密集型企業則應該利用海內外銷售管道、技術、管理、資金優勢，以直接投資的方式逐漸向工資水準較低的國外轉移，這是中國大陸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要求。

西方一度「妖魔化」大陸對非洲投資，認為是「殖民掠奪」的說法，林毅夫予以反駁。

他舉例說，廣東東莞有一家製鞋企業「走進非洲」，就是他在任副行長期間促成的。這家企業自2011年10月在埃塞俄比亞投資以來，已經雇傭當地1600名工人，今年年底的雇傭人數將達4000人，直接拉動了當地經濟，解決了就業。

2010年，中國大陸發表《中國與非洲經貿合作》白皮書，闡明大陸企業投資非洲，堅持的是「本土化」經營，能夠提升所在國自主發展能力。

林毅夫強調說，更多引導國內發展較好的民營企業參與向非洲轉移。他建議，地方政府應考慮為轉移企業「走出去」和將研發、物流管理等職能及流程留在國內提供便利條件，以實現國內產業結構升級目標；相關部門和機構要制定政策、發債、信貸融資等各方面支持勞動密集型加工製造業向非洲投資。

「行萬里路讀萬卷書」，林毅夫用這句話概括世行任職四年對他的影響。「正是這四年讓我有機會對世界重大問題進行思考，不是每個國家都要走相同的道路，再次回到國內，我的最大感受就是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他說。（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