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諾登這面鏡子

■ 張方遠

7月4日，美國國慶，每年此刻世界各地總有人自發地、歡欣鼓舞地慶祝這個「世界民主發祥地」的生日。這一天，位於美國費城的「自由鐘」──象徵自由與公正──被敲響，為世人周知、位於美國紐約的「自由女神」──象徵自由照耀全世界──也重新開放參觀。
一系列的慶祝活動，當然免不了奏響美國國歌──「你看星條旗將永遠高高飄揚，在這自由國家，勇士的家鄉……」。

自由鐘、自由女神、星條旗、美國國歌，這些意象形塑了美國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自由、民主、人權。美國的誕生，被人形容為「民主的奇跡」，美國的價值也被包裝成「普世價值」。伴隨著對外武力的擴張與經濟的宰制，「普世價值」被宣傳為能夠改變人心的仙丹良藥，流傳在第三世界與開發中國家；「美國夢」成為許多開發中國家人民一代又一代前仆後繼追尋的美夢。無論是宣傳或是想像，美國等於美麗之國，也等於自由樂土。

一般人所極其珍視、以美國為代表的自由世界表象，就在今年6月美國中情局前雇員史諾登揭露「稜鏡計畫」之後，逐漸面臨崩解的挑戰。其實美國政府透過各種方式控管網路、取得任何人的隱私資料，早就不是什麼新鮮事，而美國幾家大型網路公司，諸如Google、Facebook、Yahoo等配合美國政府監控用戶隱私也時有耳聞。但多數人對這些消息不為所動，深信代表民主與自由典範的美國不可能做這些勾當。直到親歷者史諾登在海外公開具體的證據之後，人們才開始體認到原來我們都生活在高牆之內──一堵翻不過去的牆。

「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史諾登揭開神祕的「稜鏡計畫」，也就是撕開糊成老虎的紙張。原形畢露的假老虎豈可忍受，隨即展開對史諾登的政治追殺。違法在先的美國政府，卻高調宣稱要嚴懲史諾登，並向各國施壓，要求引渡史諾登。美國媒體則對史諾登「溫情喊話」：「在聯邦監獄比生活在拉丁美洲更幸福」。911事件之後，美國以「反恐」為名，侵犯他國的主權與人民尊嚴，出台一系列對內外加強控管與干預的政策，早已引發全球正義之聲的反抗。台灣始終選擇扮演好紙老虎身旁的忠臣，史諾登事發之後，台灣政府也第一時間宣布，若史諾登選擇來台，將依法拒絕入境或驅逐出境。

就在今年美國國慶的前兩天，玻利維亞總統莫拉萊斯搭乘專機從俄羅斯返國，飛行途中突遭法國、葡萄牙、西班牙、義大利等國關閉領空，理由是史諾登可能藏在飛機上。後來專機被迫降落在奧地利，奧地利警方甚至登機檢查搜索，導致玻國總統在歐洲滯留13個小時。其後，玻國駐聯合國代表洛倫蒂明確表示：「我們確信，命令來自於白宮！」

莫拉萊斯總統在歐洲遭受的不平待遇，無疑是一場由美國幕後主使的綁架，不只是對玻國總統的羞辱，更是對國家主權的嚴重踐踏。甫於今年3月逝世的委內瑞拉前總統查維茲曾經如此評論美國這個國家：「美國帝國的霸權主張置人類的生存於危險的境地，我們持續提醒你們注意這個危險，也呼籲美國與世界的人民制止這個像懸在我們頭上的劍一樣的威脅」；他振臂疾呼，要大家團結「奮起對抗帝國」。早先古巴領導人卡斯楚即撰文聲援史諾登，呼籲國際社會團結；而玻國總統專機受阻被搜則是另一個奮起的契機，拉美國家紛紛起身譴責，高喊「人民將繼續為自己的自由而鬥爭」！

史諾登其人其事，是否稱得上英雄壯舉，或許見仁見智，但史諾登確實是一面鏡子。這面鏡子映照出了美國這個「民主自由」最大的輸出國，如何一面宣稱崇尚民主、恪守法治、尊重人權，另一面又以傲慢睥睨的態度，不斷侵犯個人自由、踐踏人權、目無法紀。「普世價值」不過就是一塊遮羞布，美國夢，夢醒時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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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偏差行為
 
汽車之必要？
 
■ 阿蓉
 
在台灣因為地小人稠，城鎮的地景往往企圖上下垂直發展到最大化，地面上的商場、住宅極力地往上堆疊延伸，地面下的停車場車道則像是沒有止盡的螺旋，即使是處在多地震地帶不穩定的島嶼土地上，也要拚他個101大樓。

到了美國，地景上最大不同的感受，就是城鎮地景變成了水平擴展，經驗上高聳堆疊的建築積木，成了攤開的平面圖，匍匐在廣褒的土地上。如紐約、舊金山一般的大都會市中心當然也是高樓林立，但一離開市中心，很快建築就像散佈的藤蔓沿著地面攀延開來。各種商城多設在市郊，不同商店一字排開，附設的超大停車場讓消費者即使在最熱門的時段也絕對不用擔心找不到車位。這樣的城市地貌，讓美國的生活方式非常地依賴汽車，一位也曾在美國留學的朋友就戲稱：在美國沒有買車可是「偏差行為」！

還好我所在麻州Amherst城因為鄰近有五個大學設立，有公車系統，雖然有些路線是一個小時一班，或是在寒暑假停駛，至少可以解決一些生活需求，但卻還是有許多時候需要商請朋友幫忙。像一開始租房子，需要申請電力系統，因為我們是新住戶，需要到現場辦理，但電力公司所在地卻沒有公車到；要想開車也需要先有駕照，考駕照的公務機關又是得開車才能到；有了駕照要買車，還是得請朋友幫忙，才能去看車。凡此種種，都讓新來乍到的無車族在美國生活倍感痛苦。
 
美式生活方式的戰爭
 
但這城市地景的發展以及人們生活高度依賴汽車的生活方式，真的是必然嗎？
 
19世紀時，美國城市就發展了鐵軌為主的公共運輸系統，如：有軌電車（streetcar）及電氣列車（electric train）及火車，一度幾乎每一個超過1萬人口的城市都有至少一家電車公司在營運。1920年成立的National City Lines（國家城市線），其服務行駛的範圍廣達16州的44個城市。當時人們外出九成比例是依靠公共運輸系統，只有1/10的人擁有汽車。
 
但1936年開始到1950年之間，以通用汽車公司（General Motors Company， 以下簡稱GM）為首，聯合Firestone tire, Standard Oil of California, Phillips Petroleum, Mack Trucks, 以及 the Federal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等等汽車產業相關的公司，在45個城市買下超過100個軌道運輸系統後，將之摧毀，並改以由GM生產的汽車巴士來營運。一場汽車與公共運輸系統的戰爭由此展開，這也是一場形塑著當今美國生活方式的一場戰爭。
 
對GM來說，城市電車系統是擴大汽車銷售的阻礙，火車也是。舉例來說，1956年，GM公司以最大貨運主的影響力，促使New Haven 鐵路公司將原本高效率的電氣火車頭改換成GM生產的柴油火車頭，使得火車運輸相對於公路運輸的競爭力弱化，並阻擋了火車技術的進步，最終導致New Haven 鐵路公司走向破產的命運。同時期，歐洲、日本正透過公共投資發展高速電氣列車，可是美國的鐵路系統在GM為主的壟斷勢力下，卻逐漸走向萎縮的命運。
 
推著購物車上高速公路
 
GM汽車公司挾其龐大的經濟力量，弱化其他交通運輸方式的發展，並壟斷汽車業上下游，主導了美國交通運輸朝向私有汽車、大型高耗能車體設計發展；另一方面透過各種手段影響政府政策，將公共投資用在建設公路而不是鐵路，造就城市生活功能分散化的趨勢，形成高度依賴汽車的城市規劃。低汙染、安全性高、能源使用效能較好的軌道公共運輸系統在美國萎縮消失，九成人員及貨物運輸依賴汽車或卡車，代價是高污染、能源消耗量大、自然地景因公路建設而消失及城市交通堵塞。
 
我所在的Amherst，超級市場等各類購物商城開在一條主要幹道9號線上，在這幹線上錯落蔓生了許多不同的購物中心，每一個都附上超大停車場，看過去真是一望無際。猶記得剛到美國時，和先生去其中一個購物中心採購家用品後，必須推著裝滿生活雜貨的購物車，穿過一大片停車場，再穿越幾條沒有人行道的公路，還不得不與汽車同行一段路後，才能到達我們要去的公車站。那種感覺很像在只容汽車行駛的高速公路上推著購物車，啊，就因為沒有車，我們的舉止在美國環境中果然顯得相當「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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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學與辯證唯物論（4）
 
■ 吳國禎（北京清華大學物理系台籍教授）
 

這幾期《書簡》，和大家談了不少禪學中關於辯證法的內容。對於禪學的各個派別，我倒是覺得可以探討一下它們中的「辯證法」的內涵。從這個觀點╱視角來比較不同的宗派，在不同時期的差別和內涵，這或者是很有意義的。我一直以為應該有新的觀點╱視角去看待和研究傳統的東西，這當然也包括禪學、佛學的。

我有時遇到基督徒或佛教界的朋友，他們往往熱心於和我談及，要相信有天堂，或西方極樂世界的事。關於這個問題，我的看法是，不爭辯，也不討論。按這類問題均無法證實，也無法否定的，就憑個人了。所謂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至於言往生、來世，多為這類事認真亦不需要。古往今來無人知道這個答案，也永遠無解，何得認真？而一般所謂認得真神、西方極樂世界等等，多為個人的感覺，不具「普適」的（universal），或說是「客觀的真實」。一句話，「宗教是為有此需要的人所創造的」。需要宗教的人，就會信；無此需要者，自然就不信了。如是而已！當然，宗教在人類的歷史過程中起了很大的影響，如佛教、基督教均和中國、西方的文化（人生哲學）緊密聯繫在一起。這個文化的現象，社會的現象，乃至因宗教引起的社會（世界）的矛盾確值得吾人認真對待。這才是問題的所在。另外，重要的一點是，不論信佛、信神，總不得和目前已知的科學（知識）相違背。我們往往也見到一些信佛、信神者，因為缺少現代的科學知識，而被騙，而走火入魔的。此類悲劇往往是可以避免的，只要有一些常識，一些科學的常識。可見，宗教信仰是表面現象，它的背後所隱藏的社會問題才是真實的所在。宗教界的人士，信佛、信主的人應將重點放在這個上面，來造福眾生、世人，這樣才有意義。如只圖個人追求極樂世界或永生，其實是狹隘乃至自私的。我就佩服這句話──「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我們還注意到，佛經中常用：無，非，不；A非A，這樣的格式、邏輯。這裡所提的，其實是：否定遮詮、雙遣雙非的格式。有一回，毛澤東見到趙樸初（大陸有名的佛界人士），就問候說：你是趙樸初非趙樸初。趙回答：我非趙樸初。其實，其義涵就是辯證法的核心：對立與統一。佛經裡是充滿了辯證法的，其中不乏對立統一的概念。只是，其中往往不能堅持這個思維，而混淆了主體和客體的對立性，陷入了唯心的窠臼。禪宗的發展，在某個意義上，注入了更多的唯物思維，也因此，後來它的發展幾乎到了否定「佛教」的作用──源於佛教，而否定佛教。

前段時候，台灣聖嚴法師圓寂。他生前有言：本來無我，故生死無忌（大意）。這個思想和唯物主義者是一致的。人之有「我」的意識，得有個物質基礎──身體的細胞等（物質先於意識；存在了乃有意識；物質是第一性）。如果沒有了這個物質基礎（生前、死後），也就無「我」了。故言：本來無我。因為，身體是細胞的物質的聚合，有始也有終，乃自然之現象（沒有永恆不變的事物）。明白了這個事實，也就知死之必然，故無忌生死。這是一個唯物主義者的態度。毛澤東有言：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也就無忌（懼）於生死了。（自然不能理解為，不怕死而做傷天害理之事。）

我經常和信教的朋友說，你們能「入」得了宗教，如也能「出」得了宗教，境界豈不更高？！有了「入教」的經歷，再有「出教」的經歷，人生的感悟一定是更深的！（連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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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才是「山寨」？ 

■ 張方遠 

遼闊如中國大陸，面積廣達960萬平方公里，什麼人都有，什麼事都有可能發生。一海之隔的台灣，或許是繼承早年國民黨時代對大陸「吃樹皮啃樹根」的負面印象，就算現在兩岸往來已通行無阻，但大陸任何的小事，都能在台灣被渲染為奇人異事。這也造就了「中國，不意外」這句話在台灣社會的流行──大陸愈古怪的事愈被相信，愈正常的事則愈不被相信。


狹著自以為的「文明高度」，台灣社會的主流老愛踮起腳尖看人。過去，稱原住民為「番」（目前台灣的閩南語仍把不明事理的人罵為「番仔」或「青番」）；現在，稱大陸人為「阿陸仔」──無疑都是一種歧視。伴隨這種心態而來的，就是「中國，不意外」的流行，以及怒斥大陸是「黑心」、是「山寨」。

一位讀工學院的朋友說，他們的教授一再強調，千萬不能把技術傳授給大陸，否則台灣的「先進」技術，只能「淪為」一再的被「山寨」。以前我在政治系讀書的時候，許多老師經常對我們「諄諄教誨」：大陸的學術環境既落後又糟糕，學術研究都是馬克思主義的窠臼模式，而且翻譯的品質非常粗糙，不是錯譯、漏譯，就是惡意刪節。

當年系上必修西洋政治哲學，老師每學期指定我們必讀幾本西方政治思想原典，並會在課程大綱上列出推薦的台灣譯本。這幾本原典，恰好我在大陸書店都有購得大陸商務印書館「漢譯世界學術名著」的譯本。幾次我將大陸譯本帶到學校閱讀，卻被同學質疑：「你怎麼在看大陸版？大陸的翻譯不都是亂七八糟嗎？」

後來我把老師指定的台灣版拿來，與我手邊的大陸版對照，發現台灣版的內容完全與大陸版一樣。台灣版的封面並沒有註明譯者，只有在版權頁用很小的字載明譯者，事實也就水落石出──原來被台灣讀者「唾棄」的大陸譯本，才是原始版本，台灣版不過是將大陸版的簡體字轉為繁體字重新排版印刷，有無得到大陸授權更不得而知。

過去國民黨時代奉「反共」為圭臬，任何「附匪作家」的書籍或是大陸出版品均不得在台出版。台灣地下翻印大陸書的行業也就應運而生，只是這些翻印書有的沒標明作者，有的則是自行將原作者改名，以規避查禁。上個世紀80、90年代，也就是解嚴前後，大陸書在台翻、盜印更是大行其道，包括文史哲社科的原版著作與外文中譯本，幾乎都是換個封面，而內容就是全文照印，連繁簡互換的工序都免了。

台灣各色各樣的大陸翻、盜印書，有的很粗糙，有的很精緻，有的有作（譯）者，有的沒有作（譯）者，有的甚至胡亂編個名字就權充作（譯）者。讀者諸君若有興趣，在此推薦台師大翻譯所賴慈芸所長經營的部落格「翻譯偵探事務所」。賴教授往來兩岸三地圖書館，比對近千冊文學譯本，查出台灣市面上流通的譯本為抄襲者超過800種，被冒名的大陸譯者超過250人。幾代台灣人所熟悉的志文、正文、新興等出版社發行的大量譯本，原來封面所列的譯者不是掛名就是查無此人，而真正的譯者與譯本都出自於「淪陷匪區」。

過去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在台灣被視為洪水猛獸。解嚴之後，1990年台灣某家大型出版公司，隆重推出繁體字版《資本論》。這套要價新台幣2,000元的三卷本《資本論》，譯者署名「吳家駟」，出版公司號稱這是「目前為止眾所公認的最佳的中譯本」。但「吳家駟」何許人也？查不到相關資訊。有一說是9位譯者的合力之作，「吳家駟」即5+4=9。再仔細比對，原來「吳家駟」的版本，根本就是大陸中共中央編譯局的譯本；差別只有封面不同、簡體字換成繁體字，但翻遍台灣版全書，毫無授權資訊。

翻、盜印大陸書，算不算是「山寨」，或許見仁見智。但「造假」這件被台灣人視為大陸專利的事，並非不曾在寶島出現過。1979年台灣最暢銷的書當屬《南海血書》，作者署名「阮天仇」，譯者則為「朱桂」，全書描述共黨統治下的越南暗無天日、慘絕人寰。這本激起台灣同仇敵慨的反共情緒的小冊子，後來也被證實是偽作。

從大陸敗退來台灣的國民黨政府，最大的訴求就是「正統」。1966年大陸發起文革，蔣介石就在台灣大推「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今天被大陸同胞盛讚的台灣「中華文化」，其內容與精神，基本上就是當年「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所「規訓」出來的產物。在「民主化」的今天，與大陸爭「正統」，成了台灣政治人物的舞台，例如以「正體字」對抗「簡體字」，以「台灣書院」與「孔子學院」打對台。

什麼是「山寨」？其實就是「正統」的相對物。在這種「唯我獨尊」的「正統」心態驅使下，「正統」以外的東西都是造假、虛偽、落後的，當然，「中華文化」也成為台灣壟斷的專屬品。台灣的大學校園充斥著外文教科書，卻看不起來自海峽另一岸的出版品，而且堂而皇之找出許多理由來拒絕大陸作品，諸如：他們不過就是人力多、不看「殘體字」、價格低卻沒品質等等。當我們拚命指責大陸的「山寨」，只不過是把自己推向井的更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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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悼念的遺忘 

■ 酸檸檬

親愛的E，

月初在香港待了兩個禮拜，逢六四。今年並不例外，六四悼念與否、如何悼念，又成為爭議了。所謂「本土派」質疑支聯會的「愛國」口號，發起抵制行動，因此引發了關於六四「本土意義」的爭論：批判者將這類抵制聲音歸為狹隘本土主義，並提出「開放的本土」，認為港人應當悼念六四，因為它內蘊了港人的民運精神，這才是真正的香港本土價值，是香港促進大陸民主化、社運與民運的重要結點。

提出香港必須切割六四、以在意義上切割中國連帶的「反悼念」，是在近年才浮上檯面的爭論，它伴隨著香港社會矛盾的劇烈化──當社會矛盾轉嫁為中港矛盾，中港矛盾又催化了以港人公民社會為中心的本土意識。只是，無論抵制與否，幾方論點基本上都未能超出港英殖民晚期，代議制度發展所形成的「民主抗共」格局，它受制於回歸後的泛民vs.建制對立架構，成為「六四悼念」的主調。

再看近期台灣狀況，就相當有趣了。兩岸關係上，繼泛綠學者提出《自由人宣言》，民進黨中生代五月底提出了《台海人權決議文》。兩份文件基本架構相同，強調民進黨應在「以人民為主體、以人權為基礎」下與中國展開對話，並成立人權交流小組，與中國的公民社會展開交流。六四二十四週年當日，馬英九則發表了「抓住機遇、開創人權新局」感言，舉出「兩公約」報告，稱台灣在「人權」指標上的進步，要求大陸應檢討、改善人權狀況，供國際檢驗。

看似對立的國民兩黨，在「要求中共落實普世人權價值」上沒有二議。馬英九提到兩公約，也同樣背書了「公民社會」價值，它的內容，就是以台灣經驗為指標的民主代議制度、形式保證的多元族群平等、以及資源分配協議下，持續運作的民間部門。而泛綠的《宣言》、《決議文》，更將台灣民主選舉拉到「人民主權」的高位，稱大陸政權沒有得到民主選舉的受認，不算完整國家。

這套歪論，將國家認同化約為中產階級民主代議，將民主代議簡化為人民主體，又將人民主體包辦給公民社會，綜合以上，得出一個高度抽象的「人權價值」。它的基礎，在於台灣近三十年來以反共為基礎的民主化敘事，以及把中國大陸當作對立他者的本土意識主體。這是一種被各式「進步」價值所背書的「文明」觀、優越感。

於是，當「六四」作為國際媒體的首要景觀，登上普世價值主導的政治舞台，開啟冷戰形式終結的序幕，宣告了社會主義歷史「終結」，對內在於「冷戰－內戰」的台灣，以及被「殖民地狀態」懸置在雙戰架構外部的港澳而言，六四「只能」被操作成一個政治符號──長期以來，港台都是美國文化冷戰的前緣要塞。於是，如何悼念、記憶六四的爭論中，我們看見了民族情感、國家認同，複雜地混合了「追求／捍衛自由、民主、人權」的文明優越感，而「本土」意識的分離、排外性質，正醞釀其中。

於港於台，無論是高舉「本土意識」，或是「開放的本土」、「實踐的社運價值」等，都難以迴避和右翼政黨，甚至國家宣傳，分享了類似的「進步」價值：代議民主、（兩黨）政黨政治、多元的公民社會連帶、公民抗命、人權聲援。換句話說，在新自由主義的統合版圖中，唯有擱置六四運動的歷史意義，代之以「民主抗共」的政治意義，才能夠在「社會主義歷史終結」前提下，高舉人權、公民社會的普世文明，向一個非文明、集權專政、侵害人權，卻對全球經濟版圖起了威脅性影響的中國大陸，壓以政治談判的道德籌碼，這是美圍堵中國的新冷戰格局。

「悼念六四」的政治，懸置了「六四」運動的歷史，恰恰是它之所以需要「被悼念」的原因。而這個以公民社會為核心的悼念圖像，註定走向排他：它並不與移民、移工所共享。香港作為英國前殖民地，以及歷史上作為兩岸三地和東南亞的「政治避難處」，大批來自大陸、東南亞、非洲、印度、尼泊爾的底層民眾，都是香港居民，他們提供廉價的低階勞動，卻從未真正成為「港人」（人民主體）政治主體。當悼念與否已成為表態政治，事件本身與其相關爭論終將僅止於「道德宣洩」，可預見的未來是，新冷戰結構下的各種政治操演，更可能淪為一種「比誰的價值更普世」的語言競賽──愛德華．斯諾登事件就是一例。

六月三日晚，天欲雨不雨，我坐在尖沙咀海濱廣場，森天的大廈矗在街邊，夜的城市，燈火輝天。超大電子看板閃爍著，遠處數不清的落地櫥窗內，是穿著名牌的塑膠人偶：和面向城市的呆滯巨鴨一樣，它們都沒有臉孔。各式遊客在我身邊走過，清潔工十五分鐘現身一輪又無聲隱沒，不時見到深膚色的家務工牽著孩子跟在雇主夫婦的後頭。我的身後是海，一個為了否認而記憶的彼岸，也在身後。

你的好友，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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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們，您們搞錯了喔！

新自由主義的假面
 
■ 阿蓉
 

一位原本名不見經傳的麻州州立大學經濟系博士生Thomas Herndon一夕之間爆紅，因為他與兩位老師三人聯名發表的文章：「高國債一貫地阻礙了經濟成長嗎？(Does high public debt consistently stifle economic growth? A critique of Reinhart and Rogoff)」，指出兩位哈佛大學教授聯名發表的文章有錯誤。

這個發現使Herndon頓時成了美國各媒體競相報導、邀請的人物，他的照片登上了紐約時報雜誌、華盛頓郵報等等重要報紙，並受到美國電視新聞媒體MSNBC的報導，這消息同時也傳到了歐洲。因為這個文章關係到各國正熱烈討論的政府財政緊縮政策議題。

兩位哈佛教授Carmen Reinhart及Kenneth Rogoff (前IMF首席經濟學家)於2010年發表的論文：「債務時代的成長(Growth in Time of Debt)」，指出當一國的公共債務超過國內生產總值(GDP)的90%，經濟成長的速度明顯地呈現負成長，不管是對發達或是發展中國家均是如此；而新興國家當外債比例佔GDP達到60%時，年經濟成長率下降了2%，如果外債超過60%經濟成長率則是折半。該研究影響了各國財政緊縮政的政策。
 
Reinhart與Rogoff的研究受到歐美各地知名保守派政客的引用，例如：美國國會預算委員會主席同時也是2012美國副總統候選人Paul Ryan，引用上述理論來支持其緊縮財政政見；英國財政大臣George Osborne曾在其演講中引用哈佛教授的研究；歐盟委員會經濟與貨幣事務委員Olli Rehn 在歐盟推行緊縮政策，也是以該理論為依據。
 
Herndon等三人的研究，重新檢視了上述兩位哈佛教授的研究，發現數據分析及統計方法的嚴重錯誤。在重新計算原始數據資料之後，Herndon等三人的研究推翻了兩位哈佛教授的結論，政府公共債務佔GDP超過90%的國家，平均年經濟成長率是2.2%，而非Reinhart與Rogoff所說的負成長，而債務超過九成的國家與其他債務比例較低的國家，並沒有呈現顯著的不同。Herndon等三人並指出，公共債務與經濟成長率的關係，在不同時期、不同國家呈現各種不同的意義，政府可能在經濟低迷的時期，舉債以刺激經濟成長，在這樣的情況下高債務是結果，而非經濟低迷的原因。
 
財政緊縮的政策，其實是更大的政治風潮──新自由主義的一環，新自由主義向以效率、彈性、自由化為其裝飾，展現一種看似進步、現代的面貌，實質卻是以打擊工會及勞工階級運動而站上政治舞台，一手推動國營事業私有化，讓大資本擁有更多積累財富的資源；另一手則以降低政府赤字需緊縮財政的說詞，瓦解社會福利體制及削減教育預算。這也是為何揮舞新自由主義旗幟的大旗手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在其死後，有各國政要致以緬懷之意，同時，在街頭卻出現大批慶祝其死亡的群眾，因為以新自由主義為意識形態所塑造的社會結構，其實是少數資本家得利，眾多平民百姓受害的體系。
 
更重要的是，這其實已經不只是學術辯論，財政緊縮政策已具體而微地影響著各國施政，舉例來說：美國教育部補助非營利團體開設幫助中輟生通過高中學力測驗的課程，經費就受到刪減；在台灣，也展開一波社福津貼的緊縮，對於殘障者生活津貼提高補助門檻。
在得利者擁護新自由主義使其大行其道之時，自是不乏有人為它著言立論，使人更難辨其虛實，所幸在Herndon等三人的研究中，讓我們有機會一窺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中的一個破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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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學和辯證唯物論（3）

■ 吳國禎（北京清華大學物理系台籍教授）

我讀北大教授季羨林著《禪與文化》（中國言實出版社）書，收穫很大。他認為研究神學問題要從：經濟關係、來源關係、意識形態和共同歷史使命幾個方面來加以論證。
這就是說：不把世俗問題化為神學問題，而是要把神學問題化為世俗問題。佛教在印度的消亡，而在中國得到廣泛的傳播，並且和中國文化相結合，這只能從這樣的視角，觀點來分析，才能得到理解。

且舉兩個例子：
A．歷史上出現過多次的排佛，主要的原因是出於經濟，而非宗教。僧人不耕不織，影響了生產力的發展，因而不排不行。這就是問題之關鍵所在。在所有的佛教宗派中，了解這個道理的似乎只有禪宗一家，禪宗是提倡勞動的。他們想改變靠寺院莊園收入維持生活的辦法。最著名的例子是唐代禪宗僧懷海制定的「百丈清規」，其中規定，禪宗僧徒靠勞作度日，「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在中國各佛教宗派中，禪宗壽命最長，最重要的原因還要到宗教需要與生產力發展之間的關係中去找。在世界上所有的國家中，解決宗教需要與生產力發展之間矛盾最成功的國家是日本。他們把佛的一些清規戒律加以改造，以適應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結果既滿足了宗教需要，又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在日本，佛教的世俗性或社會性是十分顯著的。
 
B．釋迦牟尼和他的弟子以及再傳弟子同商人有多方面的聯繫。世界上任何一個宗教，都沒有像佛教這樣，同商人有這樣密切的聯繫。這個看似沒有什麼重要意義的商人與佛教的問題，很有必要加以探討，因為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佛教興起時印度的社會狀況、階級劃分情況，可以看出佛教所以迅速發展的原因。早期，商人與佛教關係密切的原因，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分析：
 
1. 經濟關係：商人是施主，二者都以城市為據點，佛教是以城市為大本營，佛教依靠商人的旅行而傳播開來。
 
2. 來源關係：二者在思想上同源，商人與佛教徒之間確實有一些共同的心理狀態。佛教講因緣，講因果，反對戰爭，這符合商人資本產生利潤的心理。商人看到金錢能產生利潤，有投資就有利潤，也就和因果的思想一致了。
 
3. 意識形態的關係：不殺生、非暴力的學說、反對戰爭的思想。最怕戰爭的是商人和農民。商人是擁護這種學說的。輪迴轉生的學說是佛教最基本的教義之一，十二因緣的核心就是這種思想。佛教是新興勢力，反對種姓制度，主張業報輪迴學說，說明種姓是可以改變的，這就符合那些因種姓制度而受壓迫的沙門者的思想要求。
佛教早期在印度的傳播，主要靠商人。中國沒有商人的社會基礎。佛教初入中國，不是在人民群眾中紮根，而是得到皇帝和王公的垂青。中印兩國商人階級發展的規律也不同，中國歷來重農而輕商。
 
對於佛教我們應該一分為二。它有它的糟粑，這是不容置疑的，但也有積極的方面。中國的儒學素來是闢佛的。但是，事實上許多儒家的大學者都學過佛，佛教的教義以及分析問題的方法，對他們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佛教在唐朝「中國化」了，成就了禪宗，也融入了中國的文化，舉如：大家熟悉的范仲淹《岳陽樓記》中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就帶有明顯的禪學思想。禪宗是適合中國士大夫的口味的，它結合了魏晉南北朝的「清談」思想，而發展起來的。禪學影響了宋元以後的理學（朱熹、周敦頤、陸九淵、王陽明）。宋明理學因吸收了佛教的一些東西，才能成其大，成其深。中國如果沒有佛教的話，我們的文學、建築藝術、繪畫藝術、雕刻藝術，決不會發展成今天這個樣子。（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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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學和辯證唯物論（2）

■ 吳國禎（北京清華大學物理系台籍教授）

上回，我們簡要介紹了辯證唯物論。這回，我們也簡要對比它和禪學的一些異和同。當然，禪學的內容浩瀚，我的所知也是很有限的，並且，我只能舉出很有限的幾個事例來分析。我主要的意思是通過這些事例的對比異同，從而有助於對它們的認識、了解和分析，並能起到舉一反三的作用。

首先，我們得了解到，禪學是充滿著辯證的思想，只是它往往混淆了認識的主體和被認識的事物（即客體）之間的區別，或說它是唯心論的辯證法。

A．禪學說：「一迷戀就是眾生，一念悟眾生就是佛」。一切都在一念之間，「一心具足十法界」。修行在於破執著，先破我執，後破法執，最後把能破所破都破去，達到我空和法空。

分析：這裡禪學所言的積極意義是強調要客觀，不可主觀認定，主觀想像。辯證唯物論強調，主觀的認識要儘量符合客觀的實際。主觀的認識和客觀的實際，二者不可能完全一致，所以強調要經常地，審思這個客體和我們主體的認識的差異。特別要注意到，因為客體是經常變化的，就更要求我們要注意這點了。

B．禪學說：「緣生性空」。緣生說，事物是有條件的存在，互為條件的，一切諸法都是條件的組合，故其性本空，沒有一個實體的體性，沒有一個實在性可得，故曰「性空」」。（事物緣起無自性）

分析：這和辯證唯物論的對立面的事物既有統一的方面，又有相互轉化的另一方面是一致的。其本質是事物的多樣性、轉化性、暫時性，但不是「空無一物」的。如果只注意到「轉化」、「變化」的過程，就會感到是沒有「實在性」。但這不全面，沒有對立的「實物」的「存在」，何來有「轉化」呢？

辯證唯物論說，對立統一的兩個方面不是不變的，它們是會相互轉換（不是簡單的對調、轉化）而往更高的層次發展。辯證唯物論強調對立統一雙方的分別和區別，強調要重視它們的存在性、合理性，而不是漠視它們的差別，這樣，才可以全面認識事物，乃至掌握它們的發展、轉化。辯證唯物論重視事物的對立性，即如生、死；愛、恨，因為這是事物的本質，事物的發展過程。辯證唯物論考慮的是事物的轉化，在一定的條件下，會否往不利的方向轉化。辯證唯物論研究對立雙方的性質，對立的條件，從而創造條件，使「轉化」朝著有益的方面發展，但也不是不顧條件地，超乎事物可能發展的範圍（這就是妄想了），而有所強求。果如此，則必然導致「惡果」，也就造就了「煩惱」。


C．禪認為世界的本質在人們的「心」中，是來自「心」的主觀的結果，而不是客觀的事（實）物。世界的本質是因緣而生，是無常的緣起。因此，是無，是空（事物是永恆的變化，無始無終，故是無和空）。萬千事物的分別均在於心的妄臆所致。因此，要求不要以名去分辨所見，而是要通過「去我」來接近，來了解本質上是空無的萬事萬物。這萬事萬物的不同，其實是我們主觀的臆斷。如何「去我」呢？禪提出了一些方法。其最根本的就是要求人們進入一種「空無」的「自我無物」狀態。在此狀態時，人們的智慧最高，就能認識這空無的本性。這有如人在極端無望的情況下，往往能激發無窮的能力（這也是禪追求的境界）。這種本性不可言傳，只能自己去追求，自己去感受。

分析：禪所認定的因緣而生，具有辯證的意涵。這方面和辯證唯物論有共同、共通的部分，這是應予肯定的。禪定能提升人們的心境智慧（修智慧，修覺悟，包括心理素質），這也是要予肯定的。但是，「智慧」是主體的屬性，我們不能離開「客體」，空談人的「智慧」。人的智慧只能在認識客觀事物，處理客觀世界矛盾的能力時，才能體現，才有意義，這智慧只能表現在對事物變化的深入理解和掌握。因此，從事生產的活動，科學實驗的活動和接觸眾生（社會）的活動是不可避免的。獨處深山老林，與世隔絕的人，空談其智慧是沒有意義的。

禪的立論從本質來說，認定「心」是第一性的，事物的本質在於心，所以說是唯心論的。從唯物辯證的觀點來理解禪，有助於對禪的理解，特別有關辯證的方面。反之，認定禪的人，如果能對比唯物辯證的觀點，應也能加深對禪的認識，即如對禪的核心──空無的理解。我們對世界的認識，也是經由對「心、物」對立的對比，反覆逐步深入的。唯物辯證論者強調世界「物」的第一性，不等於可以忽略和它對立的第二性──「心」。

我們這樣的分析、看法並不是否定佛學、禪學在歷史進程上的意義和角色作用，相反地，我們提倡看待歷史上的事物、人物不能以今天的認識和觀點來強求。我們總得尊重歷史，尊重珍惜歷史上的文化和人物，特別是那些推動歷史前進的思想和人物，不論它們是唯物論的，還是唯心論的範疇。另一方面，我們對這類問題的看法，也不能不顧今天的認識（近代物理學的發展也厚實了辯證唯物論），而停滯在古代的觀點，成為古人的俘虜（絕對的「厚古薄今」）。總之，我們要歷史地（包括今天和昨天）、全面地看待這些問題。

自然，我們應看重（積極的是贊成）人們去修禪，學習感受因緣、辯證的世界。學習正確、合宜的待人處世（EQ好）──「不」執迷不悟（能心胸開闊地接受新事物、思想），眾生平等（民主的涵養），不沉迷物欲，不暴殄天物（不愛惜它物，破壞環境，大吃大喝）──的良好品格和乃至具有一定智慧的、善於了然世事的素質。然而，從認識論的角度言，我們畢竟要了解其唯心論的本質。就因為這個本質，反而往往又會使人們走入一種不合宜的極端態度──不講科學、不客觀、不理性，乃至排他的。這其實也違反了「慈悲，普度眾生」的大氣度。（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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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的印刻 
■ 酸檸檬

親愛的L，

關於台灣的「帽子文化」，你說倍感困惑，我也百里霧中。最近流行的帽子或稱「實質統派」、「天朝主義者」、「統左蠢左」，帽一扣上，足以取消人想說的一切，無需再伸「左」、為何「統」也不必多問，畢竟此番明指暗喻無非是「中國民族主義的強烈情懷」，對於一個亟待「主權」的台灣主體而言是多麼政治不正確。

然而，將「中國」放置在恨意他者、文明低階的位置上，連成自由民主鬥士的恐共陣線，重疊的，卻正是號稱已「後冷戰」的東亞第一島鏈前哨。我在這團霧障中揉著眼，你問我怎麼看，我只能從自己說起。

我是個八〇後，成長於台灣統獨分裂的激烈時期，中學階段正值台灣政黨輪替前後，也是一個宣稱冷戰形式終結、社會主義歷史終結的年代。學校的高牆看似阻隔了一切「政治」，政治卻真實運作在教科書的改版工程之中，台灣史地比例加重、「大陸」用詞曖昧地轉為「中國」、「日據」轉為「日治」、中國史納入世界史。人說這是教育的「正常化」，我卻看見國民黨的大中華意識被質問，取而代之的竟是整套「本土化」與台灣主體意識的霸權論述。大學時期，教課的多是八〇年代留美歸國的年輕知識分子，他們一方面朗朗上口著後現代、後殖民、後結構等批判理論，另一方面卻又自困於進步的現代史觀，以美式代議民主作為唯一理想型分析變動中的台灣社會，望之彌堅。去脈絡的批判理論只能以文本為邊界，蒸發了，而真正形成一整套公共敘事者，卻是包括總統直選、政黨輪替的台灣「民主化」進程。

這一段「又後又現代」的知識過程，東拼西貼、左右支吾，理論地質疑了西方中心，本身卻又是西方的產物。反正我不是好學生。2000年中期，我參與了所謂社會運動。成長的歷程，使我對於統獨問題無感而犬儒，既厭惡獨派的粗糙論述與代位的野心，卻又被制約在一個相對化的、去歷史的情境，以「統」帽簡單取消掉了那一整段自上個世紀以來的左翼思想與實踐歷史。因此，自認參與社運、進行社會實踐的我，覺得「不統不獨」最正確了，是以為「認同」。

但簡化的信仰，自然被複雜的現實逐漸搖動。當時的我的確犯了「扣帽」的嫌疑：「不統不獨」講起來相當正氣，但現實操作上卻是「統獨無涉」，而冷戰結構下，當依美霸權而存的獨台／台獨成為了具主導性的整體政治氣氛，不統不獨對於冷戰結構、兩岸分裂現實的沉默，成了一個沒有立場的立場，更以「實踐」規避了左翼理論、思想與歷史的補課。於是，反知識、唯經驗主義、去歷史、理論資源的匱乏，成為了通向「實踐」的壁壘──當民眾因統獨而割裂，實踐者又如何能宣稱自己置外於它呢？

這幾年，東亞、亞太局勢變動，大陸「經濟崛起」、美國高調「重返」東亞，圍堵中國、北朝鮮的冷戰防線更為深刻鞏固，但固有的冷戰格局，卻成為國家間的自貿談判籌碼並形成新的政經結盟，這是新的冷戰情勢。台灣內部的台獨、自由派、本土派再度豎起了「中國因素」的大旗，宣示著一場針對將「親中泛藍」統治結構的「民主運動」，而在「中國威脅」下，其填充論述者，竟是普世自由人權的「文明」優越意識，而這套論述竟相當有市場。

帽子文化可以是政治鬥爭，但更多時候是自保心態作祟，人們害怕自己既定的知識架構被搖動、被否定。當有志知識份子、實踐者開始懷疑那一整套太普世皆然的進步論，自我質問載學西方理論的有效性，試著還予那個被冷戰、內戰劃分到另一邊的中國大陸，一個知識對象的平等位置，或嘗試打開已被宣告「終結」的社會主義實踐歷史，又或反對美霸權在世界各地造成的民族分裂、企圖走出通向人民和解的政治途徑，各種封帽機制就會起動──「批美帝，豈可放過中帝？」言說無效。「這論述如何能介入群眾之中？」言說無效！

他者的恐懼源自於無知，那是既存霸權的結構性產物，而「無知」並不純情，它是維持當前結構穩定的政治利器，使得台灣許多人因恐懼「中國威脅」而苟同於橫行半個世紀的美帝國主義之惡。而面對逼灼的政治困境，一種以大陸人民作為外部他者的公民民族主義，以文明性優良感知為核心的台灣人主體論述，經歷了三十多年的鑄型固化，在中國因素的大旗下登臺了。以排他作為前提的公民民族主義認同，在成為主流、建置化之後的惡果，又是什麼呢？我看見了台菲衝突下，台灣民眾對菲籍移工的歧視性暴力。

批判何其難。帽子的最大功用，不該是掩人嘴，而在擋風遮陽吧。局勢正在變動，中港台相照，狀況何其相似，唯帽子名稱不同，或是「左膠」、「投共」，也有「國家主義者」，以此察之，冷戰從來沒「後」過。

你的好友，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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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在地英雄(Be a local hero)
 
■ 阿蓉
 

大賣場中所販賣的食品，是大農企業透過農地集中化， 以大量機械生產，經過跨國長途運輸， 是「喝石油長大」的農產品。（網路圖片）

春日漸暖的草地上，是美國青年最愛消磨午後時光的場域，經過長長的冬天，春天金燦的陽光呼喚著青年、少女，有的是慵懶地或躺或坐享受日光浴，有的是三五好友成群打球、丟飛盤，草地上冒出的新綠映襯著少年們的青春洋溢。
 
春日漸暖的草地上，還會出現的，是每周固定時間，在市中心公園綠地持續一整個下午的農民市集，爸爸媽媽帶著小孩，老先生牽著老太太，迎著所熱愛的陽光，穿梭在各式的農產品攤位。
 
「做個在地英雄」(Be a local hero)是農民市集的精神標語。我所在的美國麻州安城，一些支持使用在地農產品的商店、提供在地消費的農場，都會看到這個標語。就我所知，美國許多城市也都有這樣每周一次的農民市集，提供居民在地或周邊區域生產的生鮮農產品。
 
一個禮拜開市一天的型態，似乎反映了典型的美國生活模式，許多人每個禮拜會花半小時、一小時、甚至更長時間，開車到超級大賣場購買糧食及日用品。但是這些大賣場中所販賣的食品，是大農企業透過農地集中化，以大量機械生產「喝石油長大」的農產品；是全球化生產體系下，經過跨國長途運輸，平均旅行了1500哩（2414公里）的商品；是放了各種添加物或透過基因改造，改變自然生鮮型態以延長貨架壽命的加工製品。這樣的工業化產品，除了對人體健康造成危害，更是快速耗損能源、造成地球暖化的兇手。美國總能源的消耗佔全世界25%，但人口比例卻不到全球5%，其中食品與農業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佔全國總排放量的三分之一。因而餐桌上食物來源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作在地英雄、購買在地農產」運動是位於美國麻州先鋒谷(Pioneer Valley)「社區投入永續農業」組織(CISA, Community Involved in Sustaining Agriculture)所推動，從1999年開始，這個組織投入「在地生產、在地消費」運動，希望人們餐桌上的食物能以在地生產的農產取代高度工業化、長程運輸而來的食品。到今年為止，CISA共串連了226農民， 57家餐廳，31個零售商，6家園藝中心，15個特產者及20個機構，形成有力的運作網絡。
 
在生產端，CISA提供農民各種生產技術論壇、財務支援計畫及相關組織的資訊，讓農民有機會獲得更多在生產運作上的資源。在消費端，他們運用報紙、電台、網路以及印刷品的放送等多元廣告，為在地農民做宣傳，並透過舉辦路跑及各種慶祝活動等等公關管道，宣傳他們的理念，教育大眾支持在地農民的重要性並進而提高購買意願；除此之外，他們並運用大眾捐款及申請政府經費，讓低收入老人能以較低價格購買在地農產。受此運動的影響，這裡的大型超級市場，也會在賣場中開設標榜「在地農產品」的貨架。多元管道齊下，有效地幫助了在地農產品的銷售市場得以擴大，地區小農生產得以永續經營，不僅活絡了在地經濟，也維持了區域性的生態多樣性。
 
就我自己的親身經驗，農民市集的確提供了更優質的食物。超級市場出售各種不同品牌優格，其中當然不乏大品牌，完全比不上我在農民市集買的在地農場生產的優格純正好吃；比起超市中冷藏櫃裡被凍得蒼白軟弱的蔬果，農民市集裡以籐籃、木桶或紙箱盛裝剛離地採收的農產品，就顯得生氣盎然充滿大地的氣息。
 
「作在地英雄」(Be a local hero)提醒我們重新思考食物的選擇。因為，我們對於食物的選擇，不僅決定了我們的健康，也決定了我們生存環境的未來。從餐桌的選擇做起，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是投身改變地球困境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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