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悼念的遺忘
■ 酸檸檬
親愛的E，
月初在香港待了兩個禮拜，逢六四。今年並不例外，六四悼念與否、如何悼念，又成為爭議了。所謂「本土派」質疑支聯會的「愛國」口號，發起抵制行動，因此引發了關於六四「本土意義」的爭論：批判者將這類抵制聲音歸為狹隘本土主義，並提出「開放的本土」，認為港人應當悼念六四，因為它內蘊了港人的民運精神，這才是真正的香港本土價值，是香港促進大陸民主化、社運與民運的重要結點。
提出香港必須切割六四、以在意義上切割中國連帶的「反悼念」，是在近年才浮上檯面的爭論，它伴隨著香港社會矛盾的劇烈化──當社會矛盾轉嫁為中港矛盾，中港矛盾又催化了以港人公民社會為中心的本土意識。只是，無論抵制與否，幾方論點基本上都未能超出港英殖民晚期，代議制度發展所形成的「民主抗共」格局，它受制於回歸後的泛民vs.建制對立架構，成為「六四悼念」的主調。
再看近期台灣狀況，就相當有趣了。兩岸關係上，繼泛綠學者提出《自由人宣言》，民進黨中生代五月底提出了《台海人權決議文》。兩份文件基本架構相同，強調民進黨應在「以人民為主體、以人權為基礎」下與中國展開對話，並成立人權交流小組，與中國的公民社會展開交流。六四二十四週年當日，馬英九則發表了「抓住機遇、開創人權新局」感言，舉出「兩公約」報告，稱台灣在「人權」指標上的進步，要求大陸應檢討、改善人權狀況，供國際檢驗。
看似對立的國民兩黨，在「要求中共落實普世人權價值」上沒有二議。馬英九提到兩公約，也同樣背書了「公民社會」價值，它的內容，就是以台灣經驗為指標的民主代議制度、形式保證的多元族群平等、以及資源分配協議下，持續運作的民間部門。而泛綠的《宣言》、《決議文》，更將台灣民主選舉拉到「人民主權」的高位，稱大陸政權沒有得到民主選舉的受認，不算完整國家。
這套歪論，將國家認同化約為中產階級民主代議，將民主代議簡化為人民主體，又將人民主體包辦給公民社會，綜合以上，得出一個高度抽象的「人權價值」。它的基礎，在於台灣近三十年來以反共為基礎的民主化敘事，以及把中國大陸當作對立他者的本土意識主體。這是一種被各式「進步」價值所背書的「文明」觀、優越感。
於是，當「六四」作為國際媒體的首要景觀，登上普世價值主導的政治舞台，開啟冷戰形式終結的序幕，宣告了社會主義歷史「終結」，對內在於「冷戰－內戰」的台灣，以及被「殖民地狀態」懸置在雙戰架構外部的港澳而言，六四「只能」被操作成一個政治符號──長期以來，港台都是美國文化冷戰的前緣要塞。於是，如何悼念、記憶六四的爭論中，我們看見了民族情感、國家認同，複雜地混合了「追求／捍衛自由、民主、人權」的文明優越感，而「本土」意識的分離、排外性質，正醞釀其中。
於港於台，無論是高舉「本土意識」，或是「開放的本土」、「實踐的社運價值」等，都難以迴避和右翼政黨，甚至國家宣傳，分享了類似的「進步」價值：代議民主、（兩黨）政黨政治、多元的公民社會連帶、公民抗命、人權聲援。換句話說，在新自由主義的統合版圖中，唯有擱置六四運動的歷史意義，代之以「民主抗共」的政治意義，才能夠在「社會主義歷史終結」前提下，高舉人權、公民社會的普世文明，向一個非文明、集權專政、侵害人權，卻對全球經濟版圖起了威脅性影響的中國大陸，壓以政治談判的道德籌碼，這是美圍堵中國的新冷戰格局。
「悼念六四」的政治，懸置了「六四」運動的歷史，恰恰是它之所以需要「被悼念」的原因。而這個以公民社會為核心的悼念圖像，註定走向排他：它並不與移民、移工所共享。香港作為英國前殖民地，以及歷史上作為兩岸三地和東南亞的「政治避難處」，大批來自大陸、東南亞、非洲、印度、尼泊爾的底層民眾，都是香港居民，他們提供廉價的低階勞動，卻從未真正成為「港人」（人民主體）政治主體。當悼念與否已成為表態政治，事件本身與其相關爭論終將僅止於「道德宣洩」，可預見的未來是，新冷戰結構下的各種政治操演，更可能淪為一種「比誰的價值更普世」的語言競賽──愛德華．斯諾登事件就是一例。
六月三日晚，天欲雨不雨，我坐在尖沙咀海濱廣場，森天的大廈矗在街邊，夜的城市，燈火輝天。超大電子看板閃爍著，遠處數不清的落地櫥窗內，是穿著名牌的塑膠人偶：和面向城市的呆滯巨鴨一樣，它們都沒有臉孔。各式遊客在我身邊走過，清潔工十五分鐘現身一輪又無聲隱沒，不時見到深膚色的家務工牽著孩子跟在雇主夫婦的後頭。我的身後是海，一個為了否認而記憶的彼岸，也在身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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