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才是「山寨」？
■ 張方遠 
遼闊如中國大陸，面積廣達960萬平方公里，什麼人都有，什麼事都有可能發生。一海之隔的台灣，或許是繼承早年國民黨時代對大陸「吃樹皮啃樹根」的負面印象，就算現在兩岸往來已通行無阻，但大陸任何的小事，都能在台灣被渲染為奇人異事。這也造就了「中國，不意外」這句話在台灣社會的流行──大陸愈古怪的事愈被相信，愈正常的事則愈不被相信。
狹著自以為的「文明高度」，台灣社會的主流老愛踮起腳尖看人。過去，稱原住民為「番」（目前台灣的閩南語仍把不明事理的人罵為「番仔」或「青番」）；現在，稱大陸人為「阿陸仔」──無疑都是一種歧視。伴隨這種心態而來的，就是「中國，不意外」的流行，以及怒斥大陸是「黑心」、是「山寨」。
一位讀工學院的朋友說，他們的教授一再強調，千萬不能把技術傳授給大陸，否則台灣的「先進」技術，只能「淪為」一再的被「山寨」。以前我在政治系讀書的時候，許多老師經常對我們「諄諄教誨」：大陸的學術環境既落後又糟糕，學術研究都是馬克思主義的窠臼模式，而且翻譯的品質非常粗糙，不是錯譯、漏譯，就是惡意刪節。
當年系上必修西洋政治哲學，老師每學期指定我們必讀幾本西方政治思想原典，並會在課程大綱上列出推薦的台灣譯本。這幾本原典，恰好我在大陸書店都有購得大陸商務印書館「漢譯世界學術名著」的譯本。幾次我將大陸譯本帶到學校閱讀，卻被同學質疑：「你怎麼在看大陸版？大陸的翻譯不都是亂七八糟嗎？」
後來我把老師指定的台灣版拿來，與我手邊的大陸版對照，發現台灣版的內容完全與大陸版一樣。台灣版的封面並沒有註明譯者，只有在版權頁用很小的字載明譯者，事實也就水落石出──原來被台灣讀者「唾棄」的大陸譯本，才是原始版本，台灣版不過是將大陸版的簡體字轉為繁體字重新排版印刷，有無得到大陸授權更不得而知。
過去國民黨時代奉「反共」為圭臬，任何「附匪作家」的書籍或是大陸出版品均不得在台出版。台灣地下翻印大陸書的行業也就應運而生，只是這些翻印書有的沒標明作者，有的則是自行將原作者改名，以規避查禁。上個世紀80、90年代，也就是解嚴前後，大陸書在台翻、盜印更是大行其道，包括文史哲社科的原版著作與外文中譯本，幾乎都是換個封面，而內容就是全文照印，連繁簡互換的工序都免了。
台灣各色各樣的大陸翻、盜印書，有的很粗糙，有的很精緻，有的有作（譯）者，有的沒有作（譯）者，有的甚至胡亂編個名字就權充作（譯）者。讀者諸君若有興趣，在此推薦台師大翻譯所賴慈芸所長經營的部落格「翻譯偵探事務所」。賴教授往來兩岸三地圖書館，比對近千冊文學譯本，查出台灣市面上流通的譯本為抄襲者超過800種，被冒名的大陸譯者超過250人。幾代台灣人所熟悉的志文、正文、新興等出版社發行的大量譯本，原來封面所列的譯者不是掛名就是查無此人，而真正的譯者與譯本都出自於「淪陷匪區」。
過去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在台灣被視為洪水猛獸。解嚴之後，1990年台灣某家大型出版公司，隆重推出繁體字版《資本論》。這套要價新台幣2,000元的三卷本《資本論》，譯者署名「吳家駟」，出版公司號稱這是「目前為止眾所公認的最佳的中譯本」。但「吳家駟」何許人也？查不到相關資訊。有一說是9位譯者的合力之作，「吳家駟」即5+4=9。再仔細比對，原來「吳家駟」的版本，根本就是大陸中共中央編譯局的譯本；差別只有封面不同、簡體字換成繁體字，但翻遍台灣版全書，毫無授權資訊。
翻、盜印大陸書，算不算是「山寨」，或許見仁見智。但「造假」這件被台灣人視為大陸專利的事，並非不曾在寶島出現過。1979年台灣最暢銷的書當屬《南海血書》，作者署名「阮天仇」，譯者則為「朱桂」，全書描述共黨統治下的越南暗無天日、慘絕人寰。這本激起台灣同仇敵慨的反共情緒的小冊子，後來也被證實是偽作。
從大陸敗退來台灣的國民黨政府，最大的訴求就是「正統」。1966年大陸發起文革，蔣介石就在台灣大推「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今天被大陸同胞盛讚的台灣「中華文化」，其內容與精神，基本上就是當年「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所「規訓」出來的產物。在「民主化」的今天，與大陸爭「正統」，成了台灣政治人物的舞台，例如以「正體字」對抗「簡體字」，以「台灣書院」與「孔子學院」打對台。
什麼是「山寨」？其實就是「正統」的相對物。在這種「唯我獨尊」的「正統」心態驅使下，「正統」以外的東西都是造假、虛偽、落後的，當然，「中華文化」也成為台灣壟斷的專屬品。台灣的大學校園充斥著外文教科書，卻看不起來自海峽另一岸的出版品，而且堂而皇之找出許多理由來拒絕大陸作品，諸如：他們不過就是人力多、不看「殘體字」、價格低卻沒品質等等。當我們拚命指責大陸的「山寨」，只不過是把自己推向井的更深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