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的印刻
■ 酸檸檬
親愛的L，
關於台灣的「帽子文化」，你說倍感困惑，我也百里霧中。最近流行的帽子或稱「實質統派」、「天朝主義者」、「統左蠢左」，帽一扣上，足以取消人想說的一切，無需再伸「左」、為何「統」也不必多問，畢竟此番明指暗喻無非是「中國民族主義的強烈情懷」，對於一個亟待「主權」的台灣主體而言是多麼政治不正確。
然而，將「中國」放置在恨意他者、文明低階的位置上，連成自由民主鬥士的恐共陣線，重疊的，卻正是號稱已「後冷戰」的東亞第一島鏈前哨。我在這團霧障中揉著眼，你問我怎麼看，我只能從自己說起。
我是個八〇後，成長於台灣統獨分裂的激烈時期，中學階段正值台灣政黨輪替前後，也是一個宣稱冷戰形式終結、社會主義歷史終結的年代。學校的高牆看似阻隔了一切「政治」，政治卻真實運作在教科書的改版工程之中，台灣史地比例加重、「大陸」用詞曖昧地轉為「中國」、「日據」轉為「日治」、中國史納入世界史。人說這是教育的「正常化」，我卻看見國民黨的大中華意識被質問，取而代之的竟是整套「本土化」與台灣主體意識的霸權論述。大學時期，教課的多是八〇年代留美歸國的年輕知識分子，他們一方面朗朗上口著後現代、後殖民、後結構等批判理論，另一方面卻又自困於進步的現代史觀，以美式代議民主作為唯一理想型分析變動中的台灣社會，望之彌堅。去脈絡的批判理論只能以文本為邊界，蒸發了，而真正形成一整套公共敘事者，卻是包括總統直選、政黨輪替的台灣「民主化」進程。
這一段「又後又現代」的知識過程，東拼西貼、左右支吾，理論地質疑了西方中心，本身卻又是西方的產物。反正我不是好學生。2000年中期，我參與了所謂社會運動。成長的歷程，使我對於統獨問題無感而犬儒，既厭惡獨派的粗糙論述與代位的野心，卻又被制約在一個相對化的、去歷史的情境，以「統」帽簡單取消掉了那一整段自上個世紀以來的左翼思想與實踐歷史。因此，自認參與社運、進行社會實踐的我，覺得「不統不獨」最正確了，是以為「認同」。
但簡化的信仰，自然被複雜的現實逐漸搖動。當時的我的確犯了「扣帽」的嫌疑：「不統不獨」講起來相當正氣，但現實操作上卻是「統獨無涉」，而冷戰結構下，當依美霸權而存的獨台／台獨成為了具主導性的整體政治氣氛，不統不獨對於冷戰結構、兩岸分裂現實的沉默，成了一個沒有立場的立場，更以「實踐」規避了左翼理論、思想與歷史的補課。於是，反知識、唯經驗主義、去歷史、理論資源的匱乏，成為了通向「實踐」的壁壘──當民眾因統獨而割裂，實踐者又如何能宣稱自己置外於它呢？
這幾年，東亞、亞太局勢變動，大陸「經濟崛起」、美國高調「重返」東亞，圍堵中國、北朝鮮的冷戰防線更為深刻鞏固，但固有的冷戰格局，卻成為國家間的自貿談判籌碼並形成新的政經結盟，這是新的冷戰情勢。台灣內部的台獨、自由派、本土派再度豎起了「中國因素」的大旗，宣示著一場針對將「親中泛藍」統治結構的「民主運動」，而在「中國威脅」下，其填充論述者，竟是普世自由人權的「文明」優越意識，而這套論述竟相當有市場。
帽子文化可以是政治鬥爭，但更多時候是自保心態作祟，人們害怕自己既定的知識架構被搖動、被否定。當有志知識份子、實踐者開始懷疑那一整套太普世皆然的進步論，自我質問載學西方理論的有效性，試著還予那個被冷戰、內戰劃分到另一邊的中國大陸，一個知識對象的平等位置，或嘗試打開已被宣告「終結」的社會主義實踐歷史，又或反對美霸權在世界各地造成的民族分裂、企圖走出通向人民和解的政治途徑，各種封帽機制就會起動──「批美帝，豈可放過中帝？」言說無效。「這論述如何能介入群眾之中？」言說無效！
他者的恐懼源自於無知，那是既存霸權的結構性產物，而「無知」並不純情，它是維持當前結構穩定的政治利器，使得台灣許多人因恐懼「中國威脅」而苟同於橫行半個世紀的美帝國主義之惡。而面對逼灼的政治困境，一種以大陸人民作為外部他者的公民民族主義，以文明性優良感知為核心的台灣人主體論述，經歷了三十多年的鑄型固化，在中國因素的大旗下登臺了。以排他作為前提的公民民族主義認同，在成為主流、建置化之後的惡果，又是什麼呢？我看見了台菲衝突下，台灣民眾對菲籍移工的歧視性暴力。
批判何其難。帽子的最大功用，不該是掩人嘴，而在擋風遮陽吧。局勢正在變動，中港台相照，狀況何其相似，唯帽子名稱不同，或是「左膠」、「投共」，也有「國家主義者」，以此察之，冷戰從來沒「後」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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