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被捕
 
口述整理／李娜(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校    訂／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陳逸松投奔大陸
 

1974年，公司（東大製藥廠「乖乖」部門）派我去日本買機器。以前都是老闆自己去買，但他不懂機器，總被日本人騙，買回來的都不能用，還要加以改造，所以這一次讓我去買。因為我有政治犯記錄，不准出境，公司給警備總部管出入境的人塞了5萬塊紅包，我才可以出境。

到了日本，因為是買機器，日本公司對我也招待得很好。一般出差到日本，每天給20元美金的費用，但我們公司卻給我一天50元美金。我住到新橋旅館後，董事長恰好在東京，他把我的旅館費用也都付了，50元美金我可以隨自己的意思花用，我拿這個錢搞自己的活動。
 
當時台灣不承認有政治犯，我帶了警備總部景美軍法處看守所的臺灣政治犯的名單，準備交給了日本特赦組織的代表，女作家川田泰代。我和川田約在明治神社見面，說好她穿紅衣服。我坐計程車去神社，路上看著計程車上的跳錶，錶每跳一下，我的心也跟著跳，這麼貴啊！當時是一元台幣兌七元日幣。
 
通過國際特赦組織，我還見到了著名經濟學者劉進慶。劉進慶告訴我策反陳逸松的經過。那時日本一些左翼親中國的人士，說服陳逸松轉向大陸，陳就托劉進慶跟大陸通氣。陳逸松年輕時曾經是左派，是參加過「赤色救援會」的律師。1970年代的一系列事件，特別是尼克森訪問大陸，中國大陸進入「聯合國安理會」以及中日建交，對臺灣刺激很大。像他這種日據時代的老一輩，對形勢的變化非常敏感，他們看過太平洋戰爭，看過中美對抗，認為中國正在強大起來，因此想要向左轉。這種左，是反對帝國主義的左，日據時代的老一輩是有這種心情的。
 
據說，陳逸松去大陸前偷偷的對余登發講，我們應該向左轉了。陳逸松有一陣子偏向台獨，雖然他現在想去大陸，大陸卻不讓他去。陳逸松寫了一個聲明，托劉進慶帶過去：宣告從此放棄台獨立場，為社會主義祖國獻身。另外還寫了一個報告，說明臺灣黨外的狀況如何，並指出有哪些人是統派（如黃順興、許乃昌、彭德等等）。陳逸松把聲明和報告交給劉進慶，託劉進慶轉給大陸。後來大陸就同意陳逸松過去，這件事在台灣非常轟動。
 
當時的內政部長林金生，是國民黨重用的臺灣人。國民黨曾經派他去日本，讓他策反台獨派的邱永漢。邱永漢二二八後逃到日本，寫小說，在日本有名氣。他搞台獨的資金一部分來自林獻堂。在日本的第一代台獨派，很多是皇民化的臺灣人，例如廖文毅。在美國佔領日本期間，他們靠走私糖和香蕉作為台獨經費，美國故意不管。後來美國結束佔領，不能再走私了，日本的台獨派沒有經費來源，開始沒落，廖文毅才回臺灣投降。王育德是第二代台獨的代表，由於是地主身份，對臺灣土地改革的怨恨，才變成台獨。邱永漢和王育德是東京帝大同學，但邱永漢寫了部小說，把王育德的情況和一些台獨內部問題都寫出來了，兩人就反目，幹起來了。後來邱永漢也回臺灣了，林金生算是立了功（非常有趣的是，1970年代一些出獄的老同學向「三省堂書局」買一些日本左翼的書到處散發。向該書店買書的人中，就有林金生）。
 
陳逸松本來也是國民黨派去日本策反台獨派的，結果利用這個機會跑到大陸去了。
 
策反黃順興
 
我和劉進慶就這麼談了兩三天，很愉快，我們思想見解都很一致。他突然衝口而出，說，嘿！現在來策反黃順興吧。這樣，我就踏入了第二次被捕的鬼門關。
 
黃順興曾經當過台東縣長，是黨外第一個當選的縣長。最不可想像的是，他居然能在國民黨完全掌控鐵票的原住民地區選上縣長，在當時真夠轟動。他在台東的民間基礎打得很好。他沒有連任成功，被國民黨刻意破壞掉。選舉期間，他只有一部可以活動的車子，選舉活動的第一天早上，發現司機不見了，被抓走了。選舉開票時，國民黨把他選區的原住民請去喝酒，第二天這些人來跟他說對不起：不好意思呀，昨天喝醉了，投給別人了。
 
他知道我，還是因為我爸爸，那時我還在牢裡。他做台東縣長，我爸爸在台東縣政府農林局。我弟弟結婚時，他來參加喜宴。他問我爸爸，這個兒子是大的還是小的？我爸爸說，是小的。黃順興問，大的呢？我爸爸回答，給政府養啦。黃順興聽說了我坐牢的情況，就大感興趣。後來我出獄了，他就來找我。
 
在臺北我們常一起聚談。他會打電話給我說：我這裡有好酒，可是沒有菜，叫我買鴨翅膀，過去喝酒聊天。他選舉時，我們好多老同學捐錢給他。他跟我說，你的朋友拿錢來，這個說是陳明忠的朋友，那個也這麼說，哦，你有好多朋友啊。
 
當時整個形勢鬆動，民心思變，黨外運動興盛起來，台獨派在美國支持下勢力越來越大，但左派的意識也重新復活。左派本來被白色恐怖清洗掉了，由於海外保釣的影響，年輕一代開始左傾，想要重新認識社會主義和中國大陸，五十年代的老政治犯也和年輕一代的左派通過各種方式接上了頭。在這一點上，我跟陳映真的認識是最關鍵的，這件事有點巧合，值得講一下。
 
我和太太結婚後，有次跟她去她娘家宜蘭的羅東鎮，遇到日據時代老台共王萬得的太太。她在市場裡擺攤子，旁邊放個收音機，聲音開得大大的，一聽就知道是大陸廣播，文革剛開始時期的廣播，很高昂的，還唱歌。我嚇了一跳，我也聽，可是我是偷聽的。我就問，你怎麼敢這樣？她說，我們一家都家破人亡了，要殺要剮隨便他了。
 
原來二二八時，王萬得叫造紙廠的人組織起來，保衛工廠不被破壞，他說，工廠是人民的。後來他被通緝，跑到大陸去了。1952年，國民黨捏造王萬得弄了一個共產黨組織，在羅東抓了50多個人，許多是王萬得太太娘家的人（包括她本身）。後來槍斃七個，裡面就有三個是她娘家的人。她無法跟娘家交代啊！已經這樣了，她死都無所謂，什麼都不怕了。我說，勇敢是勇敢，但還是會惹麻煩啊。她說，隨便他啦。
 
她有一個孩子，還有一個養子。養子的親生父母也是老台共，跑到美國去了。這個養子王玉江後來也被抓，據說是台獨。王萬得太太很生氣，罵他是混蛋，爸爸是共產黨，他竟然是台獨份子。她不理他，他寫信來也不回。我覺得有點奇怪，回來一查，發現不是台獨案，是陳映真案，是左的。就讓我太太想辦法告訴她，王萬得太太說，是不是騙我啊？她非常高興。（王萬得後來死在大陸。他和謝雪紅是對立的，彼此之間矛盾很深。）因為這樣，我知道了陳映真案，也知道陳映真這個人。
 
陳映真1968年坐牢，1975年出來，在牢裡，他認識了林書揚等老政治犯，非常尊敬他們，《趙南棟》這篇小說寫的就是這些人。我後來也知道了陳映真案，開始讀他的小說的。一看就覺得很不一樣，他的小說有思想。後來我們認識了，很談得來。我要蘇慶黎從陳菊那裡拿到資料，讓他寫了一篇郭雨新選舉、國民黨如何作弊的文章，偷偷送到香港《七十年代》發表。他和蘇慶黎他們想辦雜誌《夏潮》，來找我商議，《夏潮》聚集的知識份子基本是左翼的，也有黨外的。
 
所以，當時的形勢讓我們過於樂觀，覺得策反黃順興的計畫看起來會很順利。我們太單純了，沒有想到，黃順興另有打算。他沒有讓我們知道，就讓女兒黃妮娜經過日本到大陸去。他寫了封信帶給周恩來，寫什麼我們不知道。
 
黃妮娜到了大陸，先由全國台聯會長林麗蕴接待。林是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日文翻譯，田中首相去中國，就是她做翻譯的。接著又安排黃妮娜去見楊斯德（大陸前總政聯絡部長）。白天陪她參觀的人，晚上會打電話給楊報告。我的案子判決後，臺灣報紙報導說，黃妮娜說林麗蘊讓她回來搞革命。林麗蘊父親的一個好朋友就責備林，怎麼跟小孩子說這個。林說：我只是請她吃頓飯，並沒有講讓她搞革命。
 
黃妮娜的媽媽講，黃妮娜從大陸回來，變化很大，原來是個很愛漂亮的小姐，現在什麼都不講究了。黃妮娜回來，也找過我，說，楊斯德問她，誰影響了她，黃妮娜說，陳明忠。楊斯德就說，你回台灣以後，把大陸的情況告訴陳明忠。
 
我一聽到黃妮娜這樣講，就知道會有危險。如果她被捕，一定會把我講出來，我必需趕緊做準備。黃順興是當時黨外大頭，國民黨對他不敢怎麼樣，絕對不敢抓他，但我就危險了。我趕緊把那台發揮很大作用的影印機拆掉，偷偷丟到淡水河裡。那些「非法書」，我找在中國新藥廠時提拔的一個女工，藏到她家裡。
 
果然黃妮娜從日本到大陸時，就被臺灣的情治單位盯上了。回來沒多久，就被捕了。她7月1日被捕，她家人沒有立刻通知我。2日晚上，他們才通過朋友告訴我，我想馬上買機票去日本，但算了一算，知道來不及了。她這麼一個女孩子，刑求絕對熬不過三天。果然，7月4日我就被捕了。
 
我參加黨外運動，國民黨那邊本來完全不知道，但黃妮娜都講了出來。根據黃妮娜的口供，國民黨發現陳明忠大有問題，長期以來偷偷和黨外有來往，還想策反黃順興，這還得了。竟然搞了那麼多年，而我們一點都不知道，這個人一定要給他死刑。
後來我才知道，這裡面還另有因緣。原來蔣經國最信任的部下賈亦斌在國共內戰快結束時，就是被楊斯德策反的。黃妮娜的口供送到蔣經國處，蔣經國一看楊斯德的名字，當然認為我的案子極為嚴重，非常重視，我的死刑無論如何是逃不掉的。

我被捕了
 
1976年7月4日早上六點，警備總部的六部汽車包圍我在和平東路的住家，來人拿出來一張條子，寫的是「約談」。隨後我被帶到博愛路的保安處，包括一個中將、兩個少將在內的十幾個軍官在等我。那個房間，後來才知道，叫「一號問案室」，很大，有廁所，接下來我的審訊、刑求和睡覺，都在這裡了。

後來我探聽知道，那個中將是警總副司令阮成章，以後當了調查局局長。他只說了兩句話。第一句是：上面有命令，不管用什麼手段，一定要口供；第二句是，就算人進了棺材，口供也要留下來！說完他們就走了。一個問案人員（他們自稱「參謀」），要我在手錶、現金的保管條上簽名。因為第一次坐牢的經驗，我很瞭解軍法的「行情」，所以，看到那保管條上的編號「民國六十五年度特字〇〇一號」，我心想，糟了。第二天問案的人又說：「你房子的名義所有人是你兩個女兒，你是不是買房子時就已經準備好再坐牢了？」我想，我才剛被捕，警總就已經調查了我的財產。依當時為政治犯定罪的《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的規定，「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執行者」的唯一刑期是「死刑」，而且還要沒收財產。很明顯，他們是無論如何都要置我於死地了。換句話說，他們是決定判我死刑之後才來抓我的了。
 
問案人員說；「像你這樣有『叛亂家庭』背景的人，和黃順興、康寧祥、郭雨新這些黨外人士來往，一定有陰謀。」我和同為政治犯的馮守娥結婚，我就成了「叛亂家庭」的家長。我們是「新生分子」（政治犯在綠島的監獄叫「新生訓練處」，總有叛亂嫌疑。
 
1970年代初國際形勢變化，國民政府失去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合法地位，在島內，黨外又在選舉中興起，國民黨更加害怕。但他又有美國的壓力，美國暗中支持台獨，檯面上要蔣經國實現臺灣民主改革，開放民主黨派。所以蔣經國不能直接對黨外下手，只能設法證明黨外人士後面是共產黨。美國痛恨共產黨，只要牽涉到共產黨，就不管什麼民主人權了，殺台獨份子不可以，殺共產黨他就不管。本來我和黨外的來往，國民黨並沒有掌握什麼情況。黃順興的女兒黃妮娜被抓，變成「汙點證人」，說她去大陸是受了我的影響，說我鼓動他父親黃順興去大陸。這個孩子啊，也不能怪她。她沒有經驗。所以，抓到我，對國民黨來說是個突破口。關鍵是要坐實我是共產黨，這樣，和我有關的一切黨外人士就可以一網打盡，就可以清除黃順興、康寧祥等這一批人，就可以消滅正在興起的黨外運動的威脅，而美國也不能抗議，因為這一切都跟中國共產黨有關。
 
所以他們問案的重點，一是我和共產黨的關係，一是我和黨外的關係，他們要把兩者牽扯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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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剛
 

陳映真的文學願引讀者走向歷史、走向現實、 走向第三世界。圖為1996年5月1日，陳映真 參加在高雄舉辦的五一遊行。（圖 ∕ 李文吉）

自我2009年初，一頭栽進閱讀與寫作陳映真的狀態中，並一發不可收拾以來，已歷三寒暑。2011年，我出了此一主題的第一本書《求索：陳映真的文學之路》。
在書的〈自序〉裡，我交代了幾個相關問題，包括，陳映真與我們這一代人的關係、我重讀陳映真的緣由，以及，以一個文學門外漢如我，在磕磕碰碰的閱讀過程中關於閱讀文學文本的一愚之得……。在那裡，我並沒有好好地針對一個重要問題──「為什麼要讀陳映真？」，作出回應。現在，我將要出我關於陳映真文學的第二本書了，我覺得應該要對這一問題作出回應，於是有了這篇「代自序」。至於一般性質的「序言」，也就是介紹這本書的內容以及表達感謝之言，則是表述在「後記」裡。

這篇「代自序」，一方面是向讀者您交代我何以認為陳映真文學是重要的一個自白，但另一方面，它也是一封向公眾提出的意欲強烈的閱讀邀約信。但在寫作之中，我也常不安地轉而思之，這是否竟是那種常招人厭的「己所欲者施於人」。惶恐之餘，也只有建議讀者諸君不妨暫時只把現在這篇序言當作我的一個應是誠懇的自問自答，而設若您恰巧也接受了我對陳映真文學的價值的某些評斷，而希望進一步接觸的話，那麼，您也許應該直接閱讀陳映真作品，自行感受、闡釋與批評。之後，如果還有時間而且也還願意，再將這本書作為閱讀參照之一，且願意匡正我的某些讀法的淺陋與不達，則是我最大的盼望。而如果我的這本對陳映真早期的小說的詮釋之作，竟然替代了原始文本的直接閱讀與全面閱讀，則是這篇序言所不能承受的罪過。
    
直接切入正題。我將從歷史、思想與文學，這三個維度，分別說明為何要讀陳映真。（編按：由於文稿字數因素，本報經作者同意只刊載前兩個部分。）

一、歷史                                                                     

    回顧戰後以來台灣的文學界，陳映真佔據了一個非常重要且獨特的位置。這樣的一個論斷，是因為那無法避免而且也不一定必然負面的「偏好」嗎？答案是否定的。這麼說好了。試問：除了陳映真，還有誰，像他一樣，在這過去半世紀以來，意向明確且執著向前地將文學創作持續不斷地置放於大的歷史脈絡之下，疼痛地碰撞著時代的大問題，不懈地求索文學與歷史之間深刻的內在關係？

    也許，有人會嘟嘟囔囔地說，這不是我要的文學；「陳映真」不是我的菜。很好啊！口味是強加不來的。更何況，沒有哪一部文學作品是非讀不可的，畢竟這世界總是這樣或那樣繼續下去，不曾因這部或那部作品而變呀。但是，如果你給文學一點點機會、一點點重量，把它看做是一種幫助我們得以同情體會各種情境下的人物的境遇心情，從而得以更具體且更豐富地理解歷史中的他者，從而得以給自我理解多開幾扇窗戶，幫助自己評估價值、尋求意義的一種重要手段的話，那麼，或許你應該要注意陳映真的文學，更何況他講的正是和你、和我那麼密切相關的故事；特別是在很多很多個他說過的故事，以及故事裡的人物，已經被我們這個時代所遺忘之時。當歷史正在遺忘，陳映真文學的價值正是在拒絕遺忘。

拒絕遺忘，恰恰是要為當下找出走向未來的出路。因此，拒絕遺忘不是單純地回到過去，緬懷榮耀或是舔舐傷口──那是「遺老」的拒絕遺忘。對陳映真而言，「遺忘」是「歷史終結」這塊銅錢的另一面。拒絕遺忘，正是追問構成我們今日狀況的種種歷史線索。這要求我們打破霸權的記憶工程，讓我們重新理解我們的自我構成，看到自身是如何在歷史中被各種力量所形塑。這樣的自知，不待言，是理論與實踐的一重要前提。理論與實踐不是展開於一個前提自明的普世空白主體之上的。
    
因此，作為這樣的一個歷史的探索者，陳映真透過了他的文學裡的眾多主人公，向我們展現了很多現當代重要歷史階段或事件，從日本殖民統治、二戰及太平洋戰爭、國共內戰、二二八事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全球冷戰、白色恐怖、兩岸分斷、反共親美右翼威權政體的鞏固、資本主義的發展與深化、大眾消費社會的形成、學術與思想的美國化、政治與文化的「本土化」與去中國化，到如今持續迷亂整個島嶼的認同撕裂扭曲……。請問，在台灣當代的文學界，乃至思想界與知識界，在這半世紀多以來，持續不斷地直面追問這些從不曾「過去」的事件或過程的人，除了陳映真，還有誰？那麼，陳映真的文學難道不應該成為我們理解自身的一個重要憑藉與參照嗎？
    
上述的那些歷史事件，並非無人就此或就彼進行研究或表達意見，但少有人有陳映真的器識心志，直面它們的源流交錯，進而編織成一種歷史關係，對我們的今日提出一種原則性的看法。放大某一個孤立事件，然後擴而大之，周而廣之，形成一種單一的歷史解釋，並不為陳映真所取。歷史過程總是條縷共織、「多元決定」的。這一對待歷史的特點，我們無論是從陳映真1960年的〈鄉村的教師〉或是2001年的〈忠孝公園〉，都可以看得很清楚。陳映真的文學後頭站著一個思想者陳映真，但這個思想者在歷史面前總是謙遜與怵惕的，他要從歷史中得到某些教訓，而非挾其理論斧鋸，以歷史為意識形態之林場。
    
堅定地把書寫持續定位在歷史與文學的介面上，陳映真讓人印象最為深刻，為之掩卷，為之躑躕再三的，就是他透過小說為那大多屬於「後街」的小人物所立的傳。在陳映真目前為止的36篇中短篇小說裡，這些小人物，或憂悒、或決絕、或虛無、或堅信、或樸直、或妄誕……。他們在那些雖是虛構的但卻又無比真實的時空中行走著，時而歷歷在目，時而影影綽綽。此刻飄到我腦際的就有：安那其少年康雄、吃過人肉的志士吳錦翔、紅腰帶骯髒的左翼猶大、浪漫青年藝術家林武治、「存在主義者」胖子老莫、質樸厚實的女工小文、虛空放縱的學者趙公、做著經理夢入瘋的跨國公司小職員林德旺、在幻滅中求死的老婦蔡千惠、在廢頹中生猶若死的美男趙南棟、本性端方的忠貞黨員李清皓、前台籍日本老兵林標、前滿洲國漢奸馬正濤……。這些，對我而言，都是一篇篇傳世的「列傳」，比歷史還真實的歷史。沒有它們，台灣的現當代史所可能具有的歷史記憶將更為粗疏稀薄乾枯，而歷史意識也將注定更同質更空洞，因為我們只能空洞地記著一些大事件的年與一些大人物的名。因此，陳映真文學，其實竟是歷史的救贖，它重新賦予那些被歷史挫敗、傷害並遺忘的「後街」人們以眉目聲音，再現他們的虛矯與真實、脆弱與力量、絕望與希望，讓讀者我們庶幾免於被歷史終結年代的當下感、菁英感與孤獨感所完全綏靖，從而還得以有氣有力面對今日指向未來。

陳映真的小說在認識歷史上是有效且有力的。以我的教學經驗為例，我曾以陳映真小說作為我所任教的大學裡「台灣社會變遷」這門課的唯一閱讀材料，取代了長期因循西方（美國）的「社會變遷」材料，結果學生的反應非常好。他們覺得，閱讀陳映真讓他們得以開始從大歷史的變局與微小個人的運命交關之處，去思索台灣戰後以來的歷史，是一個很啟發的學習經驗──「很有FU！」。又，以我自己這幾年的切身經驗來說，陳映真的確是一個極重要的媒介，透過它，我找到了一些支點、一些契機，去開始提問當今的各種「現狀」（尤其是知識現狀）為何是如此？為何非得如此？它要去哪裡？……。我自己就是透過閱讀陳映真，從西方理論與方法的唯一世界中一步步走出來，開始追問學術與思想之間更歷史性的內在關連。陳映真文學讓我從一種封閉的、自我再生產的西方理論話語中走出，走向歷史、走向現實、走向第三世界。

二、思想                                                                      

因此，在文學與歷史介面中的陳映真文學，其實還有一個第三維度，也就是思想維度。陳映真說過很多次，他之所以寫作，是要解決他思想上所苦惱所痛感的問題。沒有思想而寫，於他，是不可能的；他不曾因繆斯之牽引，而恍惚為文，或為文而文。陳映真的忘年之交，文藝理論前輩與劇作家姚一葦先生，就曾指出他所理解的陳映真是「為人生而藝術的」，「只有在他對現實有所感、有所思、有所作為時，才發而為文」。這個「文」，有時是論理文章，有時是小說，但它們其實又只是一體之兩面。姚先生說：「論理是他小說的延伸，小說是他理論的變形。」(注一)。

姚先生的這段話說得非常好。然而，我們也許要稍加註明的一點是：陳映真的文學創作從不是站在一種啟蒙高位，去宣揚某些「理論」、「意識形態」或是「立場」。歸根結底，這是因為他不是因「已知」而寫，而是因困思而寫。擺在一個對照的光譜中，陳映真是一個左派、是一個統派，這都無需爭議也不必爭議，但陳映真文學的意義與價值，並不在於它宣揚了左派或統派的觀點與見解，好比我們所熟知的某一種「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或藝術的營為作用。陳映真文學後頭的陳映真，其實更是一個上下求索的思想家，而非深池高城的理論家。但這並非因為陳映真不擅理論或論理，而是因為他並無意於為理論而理論，猶如他無意於為文學而文學。理論，一如文學，都可以是他思索的手段或方式。

誠然，你可以說，沒有文學家是不思想的──卓然成家，豈能只是花拳繡腿錦心玉口？但「思想」也者，並非「我思故我在」，也非「敢於思」這些大箴言所能適切指涉的，那樣的「思想」，反映的更經常是西方特定上昇時期的「普世」理論與哲學體系的建造欲望。在第三世界，以「思想」為名的活動（相對於建制學術），所要召喚出的更應是一種對於霸權價值、知識與政治的否思、一種在人類大歷史中的主體自覺，以及，一種對民族對區域乃至對人類的未來走向的想像承擔。就此而言，第一世界沒有思想。但這樣說並不意味歧視，反而意味恐懼，因為──它不需要思想。除了極少數例外，第一世界知識分子意識所及或無意識所在的是：如何保持這個霸權。明乎此，無可抱怨。讓人哭笑不得的反而是，第三世界的知識分子與文藝創作者比第一世界的知識分子似乎更是青筋暴露地鞏固在霸權周圍。

因此，一個第三世界的「現代主義文學家」，也許很「深邃地」、「玄虛地」、「創意地」思考並表達了一種「人類存在處境的荒謬感」。他在漆黑的個體內在與蒼溟的普世人性，這兩極之間姿勢優雅地來回高空馬戲，但他畢竟不曾「思想」過，而這恰恰是因為他不曾駐足於特定的歷史時空之間，從而得以接收到這個時空向他所投擲而來的問題。不此之圖，他反而以漂流於「同質性的空洞時間中」（班雅明語），以習得他人的憂傷，而沾沾自喜，進而、竟而，驕其妻妾。

是在一種特定於第三世界語境下的「思想」意義之下，文學家陳映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思想者，而且幾乎可說是戰後台灣文學界的不作第二人想的思想者。但一經這麼說，不就同時召喚出一個尷尬問題：戰後以來乃至於今，台灣有「思想界」嗎？但我們還是暫時讓答案在風中飄吧。以我之見，陳映真是台灣戰後最重要的文學家，恰恰正因為他是台灣戰後最重要的思想家──雖然他不以「思想」為名、出名。但，除了他，還有誰，以思想之孤軍，強韌且悠長地直面這百年來真實歷史所提出的真實問題，其中包括：如何超克民族的分斷？如何理解一種「近親憎恨」？如何理解與評估殖民統治的遺留？如何掌握白色恐怖的「歷史意義」？如何反抗這鋪天蓋地而來使一切意義為之蒸發的消費主義？一種改革的理想主義如何與一種民眾視野與第三世界視野聯繫起來？在這個荒涼的繭硬的世界中，如何寬恕、如何惕勵，如何愛人？

這樣的一種思想與文學，固然在系譜上、在現實上、在對照上、在效果上，讓我們肯定它是屬於「左翼的」。且這樣的一種「左翼的」聲音與視野，在台灣乃至於在今天的兩岸三地，是極其珍稀的。它為一個被發展主義、新自由主義、帝國主義、虛無主義，與美式生活方式，所疫病蔓延的世界，提供了一個人道的、平等的、正義的、民眾的、解放的，與第三世界的「左眼」。在這個重大價值之外，這個「左翼」的另一重要價值，或許是在於它更是傳統左翼的一種超越。陳映真當然是生活在人間的思想者，他當然內在於這人間的左右乃至於統獨的鬥爭，但陳映真總是有一種既內在於但又試圖外在於這個對立的心志與情操。它來自哪裡？我認為它或許是陳映真批判地承襲基督宗教的某種深刻精神底蘊的展現。從宗教與傳統中汲取抵抗現代與當代的思想力量，是「陳映真左翼」或「陳映真思想」的一非常重要但卻又長期被忽略的特質。這個意義，超越了一般將宗教等同於個人信仰與解救的那個層次。

於是，體現於陳映真文學中的另一特質，是一種深刻的自指性或反身性。沒錯，他的小說是在說這個世界的故事，但更也是在說他自己的故事。紀錄、理解、解釋並批判這個世界時，陳映真也在深刻地、痛苦地反省著自己。這個看似矛盾的「向外批判與往內反省」的雙重性，使得陳映真的文學從來就不具一種說教味、訓斥味，一種自以為真理在握的啟蒙姿態。在21世紀的今天，在世界大勢的支撐下，「（新）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更是極為奪目地顯現出這樣一種真理使徒的姿態樣貌。歷史上，左翼，作為另一個啟蒙之子，當然也有過那樣的一種批判、批判再批判，一心打破舊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心志，但陳映真從很早很早，就已經展現了他對這樣的一種「往而不返」的左翼精神狀態的憂慮。於是他在〈加略人猶大的故事〉（1961）一篇中，塑造出「猶大左翼」這樣的一種原型，指出他在「理想」與「自省」、「恨」與「愛」之間的失衡。我們當然也要讀出，那是陳映真對自身狀態的反省，更也是他透過反省自身作為一個謙遜的邀約，請大家一起來反省「改革大業」裡的「改革主體」問題；改革主體也要自我改革。陳映真思想總是糾纏在一種深刻的、矛盾的二重性之中。

如果用「溫度」來比喻陳映真思想的二重性的話，那麼他的思想的特色是冰火同源。我曾在前一本書《求索》的序言裡，如此描述陳映真文學，說它「總是蘊藏著一把奇異的熱火與一根獨特的冰針」。火，是陳映真滾燙的對世信念，而冰則是他冷悒的自我懷疑。這裡，陳映真說：「因為我們相信，我們希望，我們愛…」(注二)。那兒，陳映真又說：「革命者和頹廢者，天神和魔障，聖徒與敗德者，原是這麼相互酷似的孿生兒啊」。對著他的亡友吳耀忠，陳映真幾乎可說是哭泣地說：「但願你把一切愛你的朋友們心中的黑暗與頹廢，全都攬了去 …」(注三)。陳映真的思想因此不只是思辨性的，更也是情感性的、道德性的，乃至「宗教性」的。我們體會陳映真的思想狀態，不應以一種對思想家的習見冷冰理智的設想去體會。或許，我們甚至也不應該將陳映真的思想抽象地、形上地結論式地標定在一種「二元性」上。那樣也可能會誤導。「陳映真思想」不是一種純粹的狀態，也不是一種結果，而是一種過程──一個人如何和自己的虛無、犬儒，與絕望鬥爭的過程。陳映真的文學所展現的正是這樣的一個思想過程。

我們閱讀陳映真，當然是想要向他學習，好讓我們自己成長。在學習中，這樣的一種「過程性的陳映真」的體會尤其重要。尤其當我們知道，在中國的知識傳統中，知識分子的學習不是以經典、著作，甚或言教，為單一對象，而更是向一個作為整體的人與身的學習。緣是之故，陳映真文學的另一個深刻意義恰恰在於提示了一個重要的知識的與倫理的問題：「如今，我們如何向一個人學習？」昔日，我的讀書習慣是把人和作品切割，把人和時代切割，把作品和時代切割，抽象地理解「思想」或「理論」，習得其中的抽象思辨方法與概念，今日，我知道那是錯的。閱讀陳映真，也讓我理解了如何回答上面那個問題。我們要從一個人（當然，一個值得我們學習的豐富的人）的整體去理解他，他的方向與迷失、他的力量與脆弱、他的信念與虛無，他如何在這個矛盾中惕勵、學習，克服脆弱與虛無……。

因此，陳映真文學的另一個重要特質就是「誠」(authenticity)。他用他的誠克服那處處瀰漫的犬儒、虛無與絕望。他的文學袒露了他的真實，他從不虛張聲勢掩飾脆弱與懷疑。文學，於是只是一個與你與我一般的尋常人真誠面對自己的寫作，而寫作其實又只是自救與求索的足跡。陶淵明在他的〈閑情賦〉裡所說的「坦萬慮以存誠」，似乎正好為陳映真文學中的一個重要思想特質做了一個簡潔的勾勒。

注釋 ：                

注一：姚一葦（1987）〈姚序〉。收於《我的弟弟康雄：陳映真小說集1》（台北：   洪範，2001）。序文頁12。
注二：陳映真（1985）〈因為我們相信，我們希望，我們愛……〉。收於《父親：陳映真散文集1》（台北：洪範，2004）。頁35。
注三：陳映真（1987）〈鳶山──哭摯友吳耀忠〉。收於《父親：陳映真散文集1》（台北：洪範，2004）。頁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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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1960年代

口述整理／李娜（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校訂／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編按：
最近交通大學亞太文化研究室正在舉辦一系列「重返1960年代座談會」，第一次座談會曾請陳明忠先生發言，因為限於時間，陳先生講的不多。現在根據陳先生的口述回憶草稿，將相關部份先行擇要整理發表，以供參考。

出獄
 
1960年我出獄了。到新店監獄辦理戶口，要在旅館住一晚上。當晚睡在榻榻米上，手腳可以隨意張開了，不像在監獄中要縮著身體睡覺，但很奇怪，竟然睡不著，只覺得身體怪怪的，不能適應。
爸爸和大姑媽領我回去，到岡山時候，看到一個女孩子迎面對我笑。我心想，這個女孩怎麼三八兮兮，不認識對我笑什麼。原來是我小妹麗玉，被捕的時候她剛考進台南女中，坐牢十年，現在都不認得了。
那時我們家已經從五甲尾搬到岡山了。1950年代開始實施「三七五減租」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地主家每戶雖然可以保留兩甲土地，但我家沒人會耕作，只好把土地賤賣掉，媽媽帶著弟弟和兩個妹妹搬到岡山鎮上住。（爸爸早就搬出去和小老婆住）
    出獄時我31歲，因為常期肺病，在監獄中完全沒有受到照顧，從原來的65公斤變成43公斤，連老朋友都認不出來了。有一次在聚會上，一個很熟的朋友拉著我問：陳明忠在哪兒？我說，就是我啊，他好半天都不相信。
 
在旗山農校
 
政治犯出獄，找工作很難，社會上的人都避之唯恐不及。岡山是空軍訓練司令部所在地，蔣介石常去視察，每次他要來的前一天晚上，就會有情治人員半夜來我家敲門，搜查我房間。我想我恐怕得離開岡山了。
這時林淵源來了。他那時已經在高雄的旗山農校當校長，知道我出獄的消息，就跑來找我，知道我找事難，就讓我去他學校教書。按說坐牢出來的人是不允許教書的。他跟情報機關的人說，我有這麼一個朋友，想請他來，可以嗎？情報機關的人知道林淵源是蔣經國要栽培的人，將來準備讓他當高雄縣長，就回答說，你就假裝不知道陳明忠坐過牢。這樣，我就到了旗山農校，在農產加工科教書。
當年在台中農學院讀書時，林淵源是我的學弟，我們都是高雄縣人，來往密切。有一次他生病開刀，我和另外一個朋友約好照顧他。那個朋友選擇白天看他，我就晚上看他，晚上當然比白天辛苦，我沒有講話。後來那個朋友連白天也不來，我白天、晚上都看他。林淵源覺得我很夠朋友，一直對我很好。所以這一次出獄，他完全不考慮自己的政治前途，讓我到他的學校教書。後來我第二次被捕，出獄後，他還是來看我，一點也不避諱。我們到現在一直有來往。（林淵源是高雄白派的領袖，王金平是他提拔的。後來他擁護宋楚瑜，始終不變心，是個極講義氣的人。）
我在旗山農校上課時候，情報機關的人會來聽。林淵源跟他們做保證，他們才來得少了些。（李娜按，我訪問了林淵源，林淵源說：情治機關的人常來找陳明忠，我就跟他們說：陳明忠是政治犯，那是過去的事。他也要生活啊，他在我這裡教書，保證與政治無涉，我負這個責任。）
學校的同事原來並不知道我坐過牢，那時候每週一要開週會，老師要輪流講話。林淵源私下交待教務主任，不用讓我講話了。教務主任覺得奇怪，就悄悄問我。我就告訴他，我坐過牢，是政治犯。這樣同宿舍的幾個老師也知道了，恍然大悟說，怪不得，我們早就覺得你很奇怪。
雖然有林淵源保證，情治機關也沒放鬆監視。我教書受學生歡迎，常有學生課餘來宿舍，找我聊天。有天，有個特務來，故意說：學生們跟你很要好啊。我一聽，這個地方不能再待下去了。煽動學生，傳播反動思想，那是大罪名，搞不好要連累很多人，我不能害了林淵源。
正在這個時候，有個坐牢的朋友來找我。他的親戚在台北開了一家藥廠，讓我當化驗員，當時對藥廠按規定要實施品管，需要搞化學的人。我讀的是農業化學，我就決定走了。在旗山農校不到一年，不得不離開。
 
在中國新藥廠
 
這個藥廠的來歷是這樣的：董事長原來是做進口藥生意的，公司叫吉原行，生意很好。我記得當時治拉肚子的氯黴素針劑，一瓶二三十塊，但後來兩、三塊也可以賣，可見利潤很厚。董事長賺了錢，就在日本開東菱製藥廠，在台灣也投資了很多企業。中國新藥廠就是其中之一，打算在台灣本地生產藥品，這樣成本更低。他把這個草創的藥廠交給他的弟弟來做總經理，他是張克輝的同學。廠長是總經理的表弟，也是我農學院的學弟，是他叫我來的。但我是一個坐牢的同學王子奎推薦給他的。
當時台灣賣進口抗生素很貴，如果在本地做，成本很低，所以許多本地藥廠興起了。美國就要管控，要台灣政府衛生署執行品質管制，上面有個美援會的工礦小組負責這件事。因此，藥廠需要專業的化驗員，我就是這樣被請來的。
這個廠是家族企業，總經理和廠長找的都是自己的親戚朋友。那些人雖然是農學院畢業的，但學的是畜牧、森林等科系，其實是外行。他需要學化學的，王子奎推薦了我，他就去查農學院的檔案，一查我是農化系，光復後第二期第一名畢業——但思想有問題。他就說，我們對國民黨也不滿意啊，但我們是做生意的，以後不要過問政治，只要你保證不再搞政治，我們就請你，我當然答應。
總經理跟我講話的時候，副總經理在旁邊看。他會看相，之後對我朋友王子奎說，他個性很強啊，會不會發生問題？王子奎說，不會啦，工作嘛，他會認真的。於是我就開始到藥廠做化驗員了。藥廠草創，很簡陋，在一個破舊的小三合院。我就睡在走廊上，擺張行軍床。
我進去才發現，如今化學已經大大進步了。以前化驗用化學天平，重量法，容量法，都是用滴管，由手工來做，現在都是用機器分析了。工廠從美國買了機器，一台Spectrophotometer機器十幾萬，是我一百個月的薪水。我不知道怎樣用，怕弄壞了。雖然有說明書，但我看不懂。何況，我不知道原料用得對不對？實驗方法是怎樣的呢？也都不知道。沒辦法，重新開始學，從原理開始。
進到藥廠不久，就派我去培訓，這是實行藥品管制的規定，廠裡的化驗員不培訓，就不能開藥廠。培訓地點是在台大醫學院。傷腦筋的是，好多英語都聽不懂。比如膠囊capsule，我讀的是「カプセル」。我在農學院學的英語，都是用日本方法讀的，講課的老師是留美的，發音全不一樣了。那時參加培訓的人很多是光復後才進大學的，而我是日據時代學的英文，幾乎完全聽不懂，不得不努力追趕，拼命地學。這樣受訓三個月，結訓考試，我是第二名。前三名要派到美國去繼續受訓，但我不能去，有政治犯履歷。廠裡派的其他受訓的人，根本沒考上名次。
我們廠的目標是成為甲級藥廠，但我們的設備是丙級的。總之，對我和工廠來說，都是從零開始。頭兩三年，我早上六點就起來，常常看書看到十二點才睡。連體力活我也幹，如搬藥瓶、送藥等等。
那幾年，真是非常用功，很累。放鬆的方式，就是每隔兩三個月，去台北看電影。從樹林坐火車去台北，進戲院前，我買了麵包進去，連著看三場。當時日本的電影還可以進來了。我喜歡看打仗的，談戀愛的就沒有興趣，覺得囉哩八嗦。打仗的速度就很快，反正是給腦子休息一下。那一陣子我其實過得很苦，但要吃飯，就要做事。如果在藥廠不能站穩，就麻煩了。
有一次，我們賣抗生素軟膏給軍隊，衛生署試驗所檢驗不合格。這是我自己化驗的，我知道沒有錯，就到衛生試驗所去溝通。我了解化驗的方法大家都一樣，問題在於，金黴素要抽出來化驗，是要用乙醚抽出來的。乙醚用的是小瓶還是大桶？結果就不一樣了。如果是用大桶，氧化之後，會影響分析結果。我問他們，他們是用大桶，那一定會有問題。我要衛生署試驗所那個化驗員重做，他不肯。他做這個工作也好幾年了，有自信，但我也有自信啊，兩人就吵了起來。科長出來了，息事寧人，讓他按照我說的試一次。結果出來後，果然我說得對。試驗員沒有話講了，以後對我的事他就不大敢找麻煩。
大概是我進廠的第三年，美援會工礦小組到各廠臨時抽查，隨便拿一份我們的藥品，要查品管資料，我都做得很好，每一種藥品我都可以提供相關資料。抽查結果我們做得最好，新聞對中國新藥廠做了特別報導。
衛生署試驗所是台灣最高的藥品檢查機關，美援會工礦小組是外國權威，兩邊都肯定我，幾年的辛苦終於有了成效，我在藥廠的信譽也就建立起來了。我在旗山農校教書時，月薪是900元；進工廠時當化驗員，月薪1200；1965年升品質管制科長，2800元。到了這個時候，我才敢結婚。
結婚後，生活比較穩定，我還不斷向外學習，又有了新的想法：做品質管制，是要用錢的，不是賺錢的。對公司來講品質管理成熟了，內外都肯定了，就要做研製開發新藥。新藥品質不好，會被退回。我因此就先研究為什麼會品質不好，把原因找出來，加以改良。這樣就更往上升遷，先調製造科長，再調副廠長，監管品質管理和製造。
 
當了中國新藥廠的廠長
 
因為我的工作成績，總經理要我當廠長，我不想接。這是個家族企業啊，我和他們的人沒有關係，人事上沒法管。老闆的哥哥也來工作，什麼都不懂，只好讓他管倉庫。有次我們做的口服液，成品有1000個，後來只剩下900多個，因為老闆的哥哥管倉庫，他覺得是營養品，就偷吃了，別人跟著偷吃。這個我怎麼管！我跟總經理講：你給他錢就好了，不要讓他來上班，我不好管啊。
董事長是大老闆，有很多企業，包括建築材料、摩托車工廠，最重要的還有東菱電子，中國新藥廠只是其中之一，而總經理就是他弟弟。這種家族經營潛在弊端很多，慢慢會拖垮企業。（後來東菱電子倒閉，負債二十多億。）
我有時候跟總經理抗議，日本人看了很奇怪，因為日本的企業下級是不敢向上級抗議的。總經理有一次對我說，我用過的人有兩三千個，沒有一個像你爬得這麼快！我回答說，也沒有人像我這麼認真做！總之這種家族企業，一個外人當廠長是很難的。我又坐過牢，是政治犯，一定會被人攻擊。那時就有嫉妒的人偷偷打報告，說我在廠裡散播反動思想。
總經理一定要我做廠長，我就講條件。第一，不能因為女工結婚，就把她裁掉。當時的女工，是按日計酬，剛進廠時一天八塊，結婚就被解雇。所以許多人為了工作，不敢結婚。我說這個沒有道理，要改。總經理說，她們到結婚時，一天工資已經漲到二、三十塊，是剛進來的兩、三倍，成本太高了。我說，她們是有經驗的工人，可以教導別人，發揮作用，不能因為結婚就裁掉。
第二，如果女工做久了，成績不錯，有能力，就把她升做助理員（等於是士官長），也變成月薪勞動者，這樣請假也有工資。這兩個條件，總經理答應了。我就接了廠長。
我替女工爭取權利，工廠營運很好，賺了不少錢，但我這個廠長還是做得很痛苦。當時台灣所謂經濟起飛，靠的是嚴重剝削工人，勞動沒有保障。法律是有的，民國初期定的勞動法是很先進的，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制定的，但台灣處於戒嚴時期，不執行，有什麼用！我是廠長，不是老闆，不是資本家。我不能幫助工人。我覺得待不下去了，打算辭職，總經理不同意，我就兩三個月不上班，他呢？還是每個月親自送薪水到我家。
為什麼呢？我當廠長是有功效的。女工支持我，因為幫她們爭取了權益，股長和科員也擁護我，因為我教他們技術，工廠運營良好。只有總務科長對我不滿意，他也是老闆家族的，家族公司嘛。
後來有人密告，說我宣傳共產主義。正好這時，藥廠有個推銷員，日據時代中學畢業的，業績很好，董事長要他出去另建東大藥廠，做總經理，後來也做食品，就是有名的「乖乖」。東大藥廠的廠長拉我過去，做技術部主任，不用做廠長，不用管人事，那就輕鬆了。而且以前的資歷都算在內，工資還再增加一點。中國新藥的總經理當然不高興，但我不管了，就走了。很久以後，我講這段經歷給別人聽，別人說，你怎麼一點都不想自己發展企業，這樣可以賺大錢。老實講，我一點也沒想過。我一直想的，還是想搞政治，只要我生活穩定下來，我不會放棄年輕時代的理想。
 
小牢與大牢
 
1965年我和也是政治犯的馮守娥結婚（編按，有關結婚的事以後再整理）。結婚後，在南京東路租房子住。警備總部對政治犯是要監視的，在住的地方的派出所都有檔案。有一天負責這個地區的員警來找我，要我每月付錢給他。事情是這樣的：附近有個賭場，是一群流氓搞的，這個員警有投資。沒想到賭場的老闆跑了，員警為了彌補損失，要他管下的八個政治犯，每個人每個月攤1000塊給他。我拒絕了，我那時工資是2800塊，給他1000塊我怎麼生活。但他就每天晚上12點來敲門，一直打擾我。怎麼辦呢？我就對他說：你很可能是共產黨喔，你老是找老百姓麻煩，讓他們反對政府，所以你可能是共產黨。他就不敢來了。這叫以其人之道還治其身。
我們坐牢出來，找工作困難，生活也困難，還要被監視，被敲詐，不想點辦法不行。我太太說，她剛出來，只要找到工作，特務就去找老闆，讓老闆知道她是政治犯。老闆害怕，馬上請她走路。幾次以後，她很生氣，跑到派出所大罵，還說要住在派出所，讓他們養。以後他們才不敢這樣做。
所以對政治犯來說，在綠島是坐小牢，回到社會是坐大牢。
 
重新開始
 
出獄頭幾年，要在藥廠站穩腳跟，不敢參與政治。1965年結婚後，生活也開始穩定了。我開始找資料，找書讀。以前曾偷偷聽大陸廣播和BBC的中文廣播，以便瞭解大陸的情況。坐牢出來的人，不敢公開活動，但我慢慢的開始偷偷活動，想辦法找地下管道買書。我發現了一家日文小書店，常常去買書，跟那老闆聊天，慢慢給他灌輸社會主義和對祖國的認識。這樣講了一兩年，他終於被我說服了，敢幫我買書。台灣老一輩都讀日文，所以情治單位對日文書店看得很緊，他幫我買書，是冒風險的。當然，書也賣得很貴。我讓他幫我買一些日本左派的書，還有日本《朝日新聞》、《世界月刊》之類的新聞、雜誌。這些，即使是在台灣的日本人，照規定也不能買，只有日本大使館可以買。書店老闆透過地下管道買進來《朝日新聞》，很貴。那時《聯合報》一個月75塊，《朝日新聞》一個月要1000塊。我為了找資料，花了很多錢，根本沒有想到應該把自己的生活弄得更好。
在東大藥廠的時候，我的月薪已經達到幾萬塊，大部分都用來買書了。幾個老同學又合買了影印機，偷印這些資料，通過秘密讀書會和私人交往散發出去。這台影印機立功不小──當時影印興起，大大便利了資料、資訊的傳播。那時，很多人，學界、政界的名人、政要都從不同管道間接的看過我們這些影印的資料。後來有一次開會，台大教授鄭欽仁跟我打招呼，他是有名的「台獨」，大家覺得奇怪。其實是因為，他以前也看過我印的書。（他是新竹鄭家的，很有聲望，是中過進士的家族。）
那時候很多人開始關心政治，關心台灣的前途，因為尼克森訪問大陸，接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了聯合國的中國席位，中華民國被迫退出，然後，日本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很多人感覺到了形勢的變化，不得不到處尋找資料，以便了解真相。雖然國民黨一直在喊「處變不驚，莊敬自強」，而且加強社會控制，但很多人還是在偷偷設法瞭解大陸的情況。也在這個時候，我和黨外的人，包括黃順興、康寧祥、郭雨新等人開始交往。
從這裡就進入了七O年代，台灣開始有了政治熱情，黨外勢力聲勢越來越大。整個七O年代，國民黨都想控制局面，但沒有辦法。他們製造了幾個案件，包括余登發案。我的案（第二次被捕）是因為我們不斷散播資料而引起的，案情以後再說。不過，當我被審判時，雖然我什麼都沒講，但警總還是透其他管道，知道了太多人看過日文的大陸資料，其中還包括內政部長林金生（曾經擔任過雲林縣和嘉義縣的縣長，是林懷民的爸爸）。由於牽涉太多人，我的案子拖了很久，海外才有時間搶救，我才能從死刑逃脫出來，也真是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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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被捕到判刑

口述整理/李娜  (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校訂/ 呂正惠  (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一、轉移

陳明忠、馮守娥攝於1965年結婚時。 馮守娥女士也是五○年代白色恐怖政治受難人， 她的哥哥便是犧牲烈士馮錦輝。（圖∕陳明忠）

1950年（？）月，我在岡山農校被捕，先被送到岡山憲兵隊，又轉移到彰化憲兵隊，然後是台南憲兵隊、台北保安司令部（東本願寺）、保密局南所、北所，最後到軍法處。
在彰化憲兵隊，被刑求，先是灌水，夾手指，然後老虎凳。老虎凳的磚頭一塊一塊往上加，我都不承認。刑求的人說，再加一塊，你腿骨會斷，人可就終身殘廢了。我一想，是啊。於是招供。招什麼？我說，我參加了「社會革命黨」。他們查來查去，查不到這個組織。他們說我不老實，把我移交到台南憲兵隊。

在台南憲兵隊牢房，同房有憲兵，因為開玩笑玩槍誤殺了同事，也被關在這裡。晚上有憲兵來跟他聊天：
那人問：「陳明忠是哪一個？」
「裡面那個。」
隊長說：「這個人要死了。」
「他不承認是共匪啊！」

「當然不會承認啦。你知道XX師長，查出他姨太太是共匪，他自己把她斃了。自己的姨太太都殺，他知道沾上共匪的厲害啦。共匪……當然死也不承認的。 」
我聽到他們聊天，又想，在這裡沒被刑求，看來定案了，必死無疑。

有一天早上，聽到叫我的名字，我就把手錶、雜物整理好，交給同牢房的黃介石，準備去死。我那時21歲，黃介石22歲。少年人不懂安慰，傻傻捧著我的東西，看著我， 一句話也說不出。（後來知道，黃介石是台中師範支部書記，判死刑。）

走出牢房時，我覺得腦袋頂部突突地跳，有點緊張。我這時候才知道，人的頂門，天靈蓋上還有動脈。出來才發現，是要移送台北保安司令部情報處，不是槍斃。

保安司令部情報處是由東本願寺改的，在西門町。我被關到三樓一個房間，一個人，悶得發慌，我就數牆上和柱子上的佛像。有一次我唱日本歌，忽然旁邊牢房有人說話了：你會講日本話？

我們就隔著牆壁談起來。他自稱白井少將，日本人。我問他為什麼他被關在這裡，他說「我也不知道啊。」後來我出獄，聽說當時國民黨找來了一批崗村寧次的部下，組成「白團」，幫國民黨訓練人員，來對付共產黨。崗村原來是日本軍華北區司令，他用三光政策（殺光、搶光、燒光）對付共產黨的游擊隊，很受肯定，被提升為整個中國戰區司令。戰後崗村寧次列為重要戰犯，本應該接受戰爭審判，卻被國民黨庇護起來，後來被揭發，不得已送回日本。但蔣介石和他秘密達成了組織「白團」的交易。出獄後我還特意去查了「白團」的檔案資料，不過沒找到這個白井。

二、保密局

我又從保安司令部情報處轉到到保密局南所，這裡環境最差，因為抓的人太多了。房間不夠，一個房間關24個人，所以只能8個人躺下睡覺，16個人站著或蹲著，三班輪換睡。這樣站了一個禮拜之後，腦子連思考的能力都沒有了。
 
我到保密局第一天就被打。這天早上喝稀飯，裡面有綠豆，簡直是美味，我一口氣喝了好幾碗，結果老是想上廁所，打了幾次報告都不許。後來看守說：你出來。我一出去，馬上就一頓暴打。原來，這裡的規矩是每三小時開放一次上廁所。
 
廁所是這樣的：大便的地方，是一個圍起來的池子，大家蹲在池子四周。之前在憲兵隊時，有人趁上廁所逃跑，所以他們加強戒備，犯人在裡面大便時，門是開著的。開著也算了，衛兵還站在門口，舉槍對著你。這怎麼大便得出來！所以我十幾天都便秘。終於便出來了，硬硬的，還有光澤。
 
之前那個人怎麼跑掉的呢？衛兵帶他上廁所，拿鑰匙開門，剛打開，這人忽然轉身就跑，衛兵慌了：如果去追他，門已經開了，廁所裡面的人會趁機跑出來；如果先顧鎖門，這人就跑了。這一慌，那人已經跑到院裡，翻過牆去了。為了活命，人的腦筋變靈光，膽子也變大了。我第一次坐牢出獄後見過這個逃跑的人，但他已「自新」沒事了。
 
保密局南所還有一個記憶。這裡有土豆，也就是花生，有一次分到十九顆，我捨不得吃完，吃九顆，留十顆，包起來，想著下頓吃。沒想到調房間，忘記拿了。現在還會想起這件事。（現在也還是喜歡花生米下酒，沒有花生米就不痛快。有次跟那些支持抗議靖國神社的日本左派吃飯，笑他們，日本人吃花生都是一粒一粒吃，我是一口吃掉好幾顆。）
 
再後來，我又從保密局南所轉到北所。北所原來是辜顏碧霞（辜濂松的母親）經營的高砂鐵工廠，聽說附近有呂赫若的大安印刷所，呂赫若變賣了自己的祖厝，又從辜顏碧霞那裡拿到一筆錢，開辦這個印刷所，表面上印樂譜，歌譜，實際印地下黨的宣傳品，包括《光明報》。1950年《光明報》案發，呂赫若關閉了印刷所，逃亡到鹿窟基地，在鹿窟基地被毒蛇咬死。辜顏碧霞被捕，高砂鐵工廠被沒收，就改為保密局北所。
 
在北所房間較寬，終於可以睡了，每個人都可以躺下來睡覺。只記得晚上沒有棉被，覺得冷，大概是牢房不夠，趕工的結果，每間牢房的牆壁水泥未乾而顯得潮濕。最後，移到軍法處。

三、軍法處：馮錦煇和鍾皓東
 
軍法處在今天的青島東路，就是現在喜來登大飯店所在。有二層樓，關押犯人的地方分幾個區。一區、二區在樓下。二樓是三區，關女犯，我太太馮守娥就關在那裡，那時我們還不認識。
 
我關在二區20房，謝桂芳就住對面牢房，看到我進來，很驚訝，說「你怎麼來的？」意思是，他並沒有供出我，怎麼我也被抓了。我就說：「又不是我愛來。」同房人聽到，都笑起來。
 
這裡給犯人穿的囚衣是紅色的，紅內褲和短袖紅內衣。早上放出去洗臉五分鐘，要求必需穿這種囚衣，因為醒目，方便衛兵監視。很多人都不喜歡，只在那五分鐘穿。我因為被捕以後，轉移來轉移去，幾個月就這一身衣服，穿得都快爛掉了。所以我一拿到紅衣褲，二話不說就換上。同房難友說，這個人很乾脆。
我們這個房間三十多人，分兩班睡覺。我認識了同房的張伯哲，最初是他叫我過去，問，你什麼名字。我說陳明忠，他說哦，就把我的情況一一都說出來。我嚇一跳。他說，不要怕，我是你上級的上級。他是台灣地區地下黨的重要領導，台中地區地委。他在魚池鄉林業試驗所擔任總務科長，這裡離我工作的茶葉試驗所不遠，他曾偷偷的來觀察我兩三次。所以我不認識他，他記得我。
 
張伯哲問我：誰講你的？我跟他講了我在保密局審訊時的狀況。我一直不承認參加地下黨，那個審訊的人說，你上級已經招出你了，就把一篇自白書給我看，我只看到「陳明忠」三個字。後來他想抽煙，打火時被風吹熄掉了，他轉過身去打火，我趁機去翻那個自白書，看到最後一頁的簽名，洪什麼兒，中間那個字沒來得及看清楚。他回過身來，甩手打了我一巴掌，但是我看到那個名字了。我說，一個叫洪什麼兒的。「是洪麟兒」，張伯哲說。李喬松去大陸以後，把我的組織關係交給洪麟兒。實際上洪麟兒沒見過我，只知道我的名字。他是區委，家裡有武器，張伯哲就是逃到他家裡被抓的。
 
張伯哲聽了我的話，就判斷，關於我的情況，法官什麼都不知道，所以要我咬緊不承認，除了我的二二八舊案，其他一點証據也沒有。以後我一直說我只加入「社會革命黨」，不能承認加入地下黨，不論如何刑求，就是不承認，我就這樣逃過一死。
 
我進20房不久，有一個叫馮錦煇的被叫出去槍決了。他走出去之前，和同房的每個人都握手，帶著微笑走出去。和我握手時，他的手是溫熱的，我非常佩服。我在台南憲兵隊誤以為要被槍斃時，因有點緊張而感覺到自己腦袋頂部突突的跳，他居然這麼鎮靜。我們唱著安息歌送他走，我問張伯哲，他是誰？張伯哲說，他是羅東的小學教員。我在綠島時，朋友指著一個出來提開水的女生，告訴我說，她就是馮錦煇的妹妹，叫馮守娥，當時我完全沒想到，後來會和她結婚。（很久以後，我終於知道，馮錦煇是宜蘭地區的負責人，由郭琇宗直接領導，他早就知道一定死，所以視死如歸。他是我岳丈最喜歡的兒子。）
 
再過幾天，基隆中學校長鍾皓東又被叫出去了。本來基隆中學案，凡是外省地下黨員一律判死刑，本省人一律判感訓（破案時戒嚴令還沒下達）。鍾皓東和其他本省人被送到內湖國小「新生訓導處」（綠島新生訓導處的前身），但他堅決不接受感訓，被調回軍法處。他是我高雄中學的學長，也是當年在高雄中學朝會時被點名大罵的兩個人之一，因為他們跑到大陸參加抗戰了。
 
按照慣例，我們唱安息歌送他，他要求我們加唱「幌馬車之歌」。他說，他太太跟著他到大陸參加抗戰，他太太很喜歡這首歌。他同父異母的兄弟就是著名作家鍾理和，在綠島時，有人告訴我，鍾理和其實也加入了地下組織，但那時他犯了嚴重的肺病，生死未卜，大家都不講他。（關於鍾皓東的事跡，大家可以參考藍博洲寫的《幌馬車之歌》。）

四、張伯哲
 
張伯哲告訴我，基隆中學案外省人都槍決，本省人都判感訓，讓本省人產生了不該有的幻想，以為國民黨對本省人比較寬大，加上大家以為台灣快解放了，於是許多人被捕後就坦白交待關係。他說，其實這是國民黨一貫的欺騙手法，沒有過國民黨統治經驗的本省人太天真了，國民黨對共產黨是絕對不會手軟的。
 
果然，以後的判決狀況就証實了張伯哲的說法。抓了一大批人（如台北市委案、台中市委案、學委案等等）後大約四分之一的人會被判死刑，也就是支部書記以上的人都會死。不久之後，判死刑的「行情」提升為三分之一，於是，小組長以上的都死了。在過一段時間後，行情更上一層，提到二分之一，如此一來，連參加小組會議的人，以及繳過黨費的人都要死。
 
張伯哲在大陸時是東江縱隊團級政委，來台後是台中市、台中縣地區的地委，他當然一定死。我看他每天都很平靜，好像等待的不是死亡，我問他：「你不怕死嗎？」他說，「孔子不是說過嗎，朝聞道夕死可矣。」對他來說，所謂「道」就是共產主義。
 
張伯哲是廣東東江地區的人，地主家庭出身，家境滿好的，全家只他一個人參加革命。他寫了遺書，給我看過，其中有一段大意是這樣：你們反對我參加共產黨，可是你們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証明我們是對的。那時候共產黨在大陸已經打贏了內戰，建立了新中國，所以張伯哲覺得革命基本上已經成功，他死而無憾。張伯哲是在我被送到軍法處新店分所以後才槍斃的，他把遺書交給一個判五年的人，我出獄後，找不到那個人，也不知道遺書是否送到了他家。那個人是高雄市委案被捕的，1949年就被捕，在牢裡得了腳氣病、夜盲症，很瘦，很可能出獄不久就死了。
 
張伯哲死後十年，他的家人接到以他的名義寄來的西裝料，家人很驚訝，就以為他還活著。據我判斷，這個西裝料是蔡寄天寄的。蔡寄天是地下黨領導蔡孝乾和宣傳部長洪幼樵之間的連絡員，蔡跟洪都投降，所以國民黨也讓蔡寄天自新。蔡寄天和張伯哲可能是同鄉，或者組織上常會接近，知道他家的地址。我在綠島時，因成績不好被迫寫文章登在壁報上，蔡寄天曾經在新生訓導處編壁報，有一次他在壁報上看到我的文章，偷偷跟我講，要我在文章中不要隨便暴露思想，免得引起別人懷疑。蔡寄天後來改名為蔡丹治，專門研究中共文藝理論。（呂正惠按，1990年代初期，在一次大型的研討會的休息時間，蔡丹治主動來找我聊天──我看過他的書，知道他──他說，我這篇論文比較有民族主義色彩。聽了陳先生的話，我才知道他原來是地下黨的人。）
 
解嚴以後，有人回大陸探親，特別跑到張伯哲家，跟他們家人講張伯哲犧牲的經過，因為這個原因，張伯哲被大陸追贈為烈士。這個人我判斷是黎明華，他是重整委員會的領導之一，後來自新了。我曾經跟他講過張伯哲在獄中的事，張伯哲是他的同鄉，應該是他到張伯哲家去報告消息的。
 
我看到馮錦煇、鍾皓東、張伯哲臨刑前的勇敢與堅定，他們的影子一直留在我腦海中，讓我下定決心，要跟著他們的路走下去。我一直記得張伯哲對我的談話，這是我在軍法處牢房最大的收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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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整理／李娜(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校    訂／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從加入地下黨到被捕

1965年，陳明忠先生第一次出獄後， 與同為政治受難人的馮守娥女士結婚。 （圖片 ∕ 陳明忠）

【編按】陳明忠在二二八事件中期參加謝雪紅的二七部隊，後來隨著二七部隊撤退到埔裏。他率領敢死隊在烏牛欄和國民黨的部隊打了最後一戰，敢死隊被打散後，他隨著隊員中的原住民到霧社住了一陣子，又回到台中，在農學院完成最後一年的學業。
這一段過程，過去有多次的訪問紀錄發表，現在暫時將這一段經過省略。）
 
我回到農學院，學校已經開學了，同學告訴我，我已被通緝。我正準備逃跑的時候，我的學弟林淵源來了，說院長週進三讓他告訴我，他會幫我（二二八事件時，我把院長和一批外省教授帶到宿舍，請林淵源保護他們）。周進三根據國民黨當時的政策，幫我和其他五個同學寫了一份「自新聲明書」，按規定辦了手續，我就繼續在農學院就讀（編案：這一過程將來再整理發表）。
 
加入地下黨
 
回到學校大約一年後，我秘密的加入了地下黨。我入黨的時間是1948年3月2日，就是臺中開市民大會的一年後。因為我在二二八事件中表現勇敢，本來又有社會主義的思想傾向，地下黨早就注意到我。我和農學院的謝桂芳，呂從週三個人一起入黨。呂從周是陳文彬（光復初期是臺大教授，後來擔任建國中學校長）的外甥。他原本考上師大，不讀，又考來農學院，和我住一個宿舍。謝桂芳是鳳山人，在高雄中學時高我一級，但光復後才考上農學院，所以，到農學院他成了我學弟。我們三個人在一起談得來，後來一起入黨，發展成支部，謝桂芳年紀大點，做書記。
我們三個被觀察了一年才入黨的，入黨的地點是在台中陳福添的家裡。牆上貼一塊紅布，李舜雨帶著我們三個宣誓。李舜雨（後來逃到大陸，改名李紹東，2011年92歲逝世於北京）是職業革命家。他的父親李喬松，是日據時代農民組合的領袖之一，非常有名。我先由李舜雨領導，李舜雨逃走後，又交由李喬松領導。
1948年二月，台中開全省運動會，我們就去運動會上偷偷發傳單，紀念「二二八」一周年。怎麼發呢？運動會很多人來看，有小孩子賣冰棒。我們找幾個賣冰棒的小孩，給他們一點錢，把傳單給他，跟他說，有人買冰棒，就順便給他傳單。員警發現了來抓，小孩說，不知道啊，有人給我錢讓我發的。他是小孩子，員警也沒辦法。其他傳單，利用晚上往台中牆上貼，那時的活動只有做這些了。
 
日月潭茶葉試驗所
 
農學院畢業後，地下黨想派我去霧社建立武裝基地。當時地下黨在山地建立的根據地，北部有角板山，南部有阿里山，中間地帶就是霧社，還沒有建立基地。如果建立起來，三個基地可以連接起來打遊擊，所以最初給我的任務是去霧社建立基地，我就申請去霧社鄉公所工作。我台中農林學院畢業，家裡又是地主，要去山地鄉做公務員，是有點怪。我爸爸不清楚怎麼回事，罵我：大學生，省政府以上才去，縣政府都不去，你要去鄉公所！我說我身體不好，有肺結核，要去霧社療養，山地空氣好。我爸爸對我毫無辦法。
鄉長接受了我的申請，報了上去，但上面不准，原來因為二二八，我有案底。（後來，有次遇到一個田姓同學，他和憲兵隊好像有什麼關係。他說：你有危險哦，黑名單上有你，說你是危險分子。第二次出獄後，我才又知道，國民黨的檔案說，我俘虜過兩百個國軍，是危險分子。哪有兩百個國軍！根本就只有兩個。）
後來我就去了比較近的日月潭茶葉試驗所，當化驗員。假日到霧社去做聯絡。那時去山地要有入山證，要檢查，我去了三次沒問題，第四次時，哨崗盤問我：你常常來幹什麼？我說，霧社地區的人生活不好，想幫他們在那邊種茶葉，改善生活。回來後，我告訴李喬松，他說：你不要再去了，有危險。以後我就沒有再在山地工作，如果我留在山地而被捕，必死無疑。
 
大逮捕
 
1949年年底開始對島內的地下黨進行大搜捕，50年韓戰爆發後，規模更為擴大。農學院先被捕的人供認，院內姓謝的，姓李的兩人有問題。因為不知道具體名字，特務就來學校抓人，到教務處，叫謝桂芳過去。那時，謝桂芳的哥哥已經在臺北被捕，他就比較小心，先偷偷去看，想說，教務處只有一個人，沒事。可是他不知道外邊停有車子，特務已經在樓上等著了。結果一上去，就被抓了。
謝桂芳帶著手銬下來，正好呂從周吃飯回來，看到他，謝桂芳偷偷把衣服拉上來，給他看見自己戴了手銬。呂從周明白，謝桂芳被捕了，趕緊跑路，跑到岡山，叫他哥哥來通知我，要我小心，他不知道我那時的黨籍已經移到台南市了。後來呂從周竟然能夠偷渡，跑到大陸去，真是幸運極了（他現在還在）。
現在就說到我為什麼被捕。我的領導李喬松因為身份暴露，要逃到大陸去，臨走前交待我，下一次什麼時候什麼地點會有人跟你接頭，如果到時接頭的人沒有來，立刻走。我按照他的話去等人，等不到人，我就趕快回到岡山，到岡山農校教書。岡山農校有一個姓蔡的數學教員，大我四五歲，台南二中畢業，去日本留學回來教書。我從他的話裡聽出一些味道，知道他是地下黨。後來他想要介紹我，我說我已經參加了，但和組織斷了線，你幫我聯繫一下。他是台南市派來的，是區委。我就接上了台南的組織。後來，台南地下組織被破壞，我帶他到鳳山一個同學家裡，躲了一個月。
不久我就被捕了，但我沒有把他供出來。他從報上看到我被捕的消息，等了幾天，沒有來抓他，他判斷我沒有講他，他趕快出來自首，也沒有講我。他雖然自首，但顯然沒有變心。我關了10年出來後，他常來家裡找我，要送錢給我。他事業成功，養雞發了大財。他叫我娶他妹妹，我那時身體不好，肺結核，吐血，就說：你妹妹我又不認識，我也沒工作。他說，生活我給你保障，我還是沒答應。我們一直有來往，1976年我第二次被捕，出獄後他仍然來找我。他前幾年過世了。
 
逃過一死
 
特務得到的情報是，我在岡山中學教書，他們到岡山中學抓我，沒找到。他們又到了岡山農校，問校長，陳明忠在這裡嗎？我那時遠遠的看到校長指著我這邊，我走了過去，就被帶走了。
我所以被捕，推測起來有兩個線索。一個是我農學院同學吳寅生，他是光復後去大陸讀書的第一期公費生，去了北京大學，因為英語差，退學了。回臺灣後，常來農學院的宿舍聊天。他說，大陸現在共產黨雖然還不行，但一定會贏，因為國民黨沒有民心了。後來他被特務抓了，他不是共產黨，熬不住刑求，就被收買了，成了特務。
我從茶葉試驗所回學校時，碰到他，我告訴他，我要回岡山教書了。那時知道我回岡山的只有吳寅生，很可能是他說出了我。但他誤以為我是去岡山中學，所以後來特務先去岡山中學抓我。我坐牢出來後，他曾叫一個朋友帶話道歉，說，他沒有講我是共產黨，只說和謝雪紅關系密切。我說道歉沒有用，我牢都坐過了。他後來在台中當副導演，他老婆是很有名、很漂亮的台語演員。
第二個線索是這樣。在保密局被審訊時，我一直不承認，那個審訊的人說，你上級已經招出你了，就把自白書給我看，我只看到「陳明忠」三個字。後來他抽煙時，打火時被風吹熄掉了，他轉過身去打火，我趁機去翻那個自白書，看到第二頁的簽名，洪什麼兒，中間那個字沒來得及看清楚。他回過身來，甩手打了我一巴掌。但是我看到那個名字了。
後來我在軍法處的監獄碰到張伯哲，他問我：誰講你的？我說，一個叫洪什麼兒的。“是洪麟兒”張伯哲說。李喬松去大陸以後，把我的組織關系交給洪麟兒。那天按照約定時間碰頭時，洪麟兒沒來，我就跑掉了。所以洪麟兒沒見過我，只知道我的名字。他是區委，家裡有武器。張伯哲就是逃到他家裡被抓的，要抓洪麟兒，結果還抓到張伯哲，想抓小魚，連大魚都抓到了。
張伯哲判斷，關於我的情況，法官什麼都不知道，所以我要咬緊不承認。我在岡山農校教書一年多後，才被抓，吳寅生打的報告，是二二八時期的事，是舊案。從這條線索判斷，我的新案只有洪麟兒提到，此外沒有任何證據，因此無論如何不能承認加入地下黨。不論如何刑求，就是不承認，我因此逃過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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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埔江頭的昆明記憶，新店溪畔的中國革命

■ 邱士杰

抗戰勝利後的第一場慘案   
 

《安息歌》的原作詞者成幼殊，在就讀 聖約翰大學時為紀念「一二一慘案」 而寫下了《安息吧，死難的同學》。

1945年，抗戰勝利，理應是全中國人民歡欣鼓舞迎向和平建國時代的開端。然而普遍民眾對於國共兩黨和平建國的盼望，卻很快在此後將近五年的漫天硝煙中，成為次次熄滅而終究未果的悲願。

抗戰勝利之際的昆明，在當時的全國政治中有著特別的作用。不僅是因為昆明鄰近重慶，更是因為當地在許多民主人士的努力下開始成為民主運動中心。據聞一多回憶，抗戰勝利前夕，1944年的昆明便率全國之先而發表了雙十節「國是宣言」，並先後發動了同年的護國紀念大遊行和1945年的五四大遊行。「這些活動，和其他後方各大城市的沉默，恰好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對照。在這沉默中，誰知道他們對昆明，尤其昆明的學生，懷抱著多少欣羨，寄託著多少期望。」

聞一多所說的「欣羨」與「期望」，很快就在1945年墨跡未乾的重慶「雙十協定」之後，成為以鮮血寄託的導火線。

同年11月25日晚，作為戰時全國最高學府的昆明「西南聯大」出現了反內戰集會，一時間，竟出現五千多人參與。地方警特為恐嚇參與者，使出機關槍等武器進行恐嚇。翌日，昆明爆發大規模示威，並再次招致警特的各種攻擊。雙方你來我往的衝突在12月1日達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警特不但進入各大校園展開暴力攻擊，西南聯大更出現警特以手榴彈攻擊學生，真可謂前所未見的鎮壓！首先是校門口一顆，然後師院再三顆！整起事件，死亡四人，重傷十一人，輕傷十四人，史稱「一二、一慘案」。

慘案爆發後，郭沫若悲憤地在《進步讚》中寫道：

誰能說咱們中國沒有進步呢？
誰能說咱們中國進步得很慢？
「一二、九」已經進步成爲「一二、一」了，
不信，你請看，請鼓起眼睛看看。
水龍已經進步成爲了機關槍，
板刀已經進步成爲了手榴彈，
超度青年的笨拙的劊子手們
已經進步成爲了機械化的好漢。

一二一慘案是抗戰後全國反內戰運動的開端。為了悼念一二一死難烈士，全國各地都發起了大規模悼念示威。數十年後，知名劇作家與演員黃宗英在其創作的〈大火：《聞一多》電影劇本草圖之二〉中，藝術性地再現出昆明本地的示威場景──

「剪著黑紗、分著黑紗，從堆房裡搬出黑紗。」

「人流從大街小巷、從各家各戶，走出來。傾城出動。」

「在櫃檯前擠著領購黑紗的人群中，有一位翠衣女郎。當她轉身套上黑袖箍，右隨即扯下紅寶石的長耳環，用手卷蘸著腮旁的眼淚，擦去口紅。她左手抱著琴，一移步，琴弦碰到門框上，一聲弦斷如烈帛。當她走入送喪行列時，天地間的一切顏色都消失去。只有黑和白，黑和白。只有無伴奏的哀歌和千萬人的腳走在石板路上的聲音。」

「安息吧死難的同學／別再為祖國擔憂／你們的血照亮著路／我們會繼續往前走／你們真值得驕傲／更令人惋惜悲傷／冬天有淒涼的風／卻是春天的搖籃／安息吧死難的戰友／別再為祖國擔憂／現在是我們的責任／去爭取民主自由」……

──對於熟知台灣戰後史的朋友來說，黃宗英最後所引出的歌詞，恐怕是既熟悉，又陌生罷！雖然歌詞略有出入，但這首歌其實正是台灣五零年代白色恐怖時期，獄中的政治受難人為即將死別之同志所唱的告別歌，也就是台灣五零年代政治受難人所稱的──《安息歌》。

黃浦江畔寫就的輓歌

其實彼時的昆明並不可能馬上唱起這首歌。這首歌是在慘案發生後，才由黃浦江畔的上海學生譜寫下來的。當時，為了聲援慘案犧牲者，聖約翰大學學生、中共地下黨員、同時也是著名女詩人的成幼殊寫下這樣一首歌詞，但原詞其實與黃宗英引用的版本稍有出入：「往前走」應改回「前走」，「戰友」則應改回「同學」。

成幼殊回憶，「在寒風凜冽的冬夜，臨窗伏案，為即將舉行的上海各界公祭大會寫一首歌詞的任務，自然是我願意接受的。遙望遠在昆明的不相識的四位殉難者，我以第二人稱『你們』來直接抒發我們仍活著的人的哀思和繼續努力的決心。記得我是在得到通知的第二天清早就交卷了。」「『安息吧，死難的同學，別再為祖國擔憂』，表明他們是愛國愛民而獻身，不是什麼『匪』。這是他們的出發點，也是我們與他們的基本共鳴。」

為這首歌配樂的，則是同校的錢大衛（校名錢春海）。「曲調在沈痛悠遠中轉而高昂堅定，並使人感到有弦樂器的動人色彩，發揚更增強了歌詞的內涵。錢大衛習以為伴的樂器是小提琴。」「在大會上散發的這首歌曲鉛印單頁，詞作者署名金沙，曲作者署名魏淇。」
 
在反內戰運動中傳唱全國
 
這首歌完成之後，伴隨著全國性的反內戰運動的迅猛發展而傳唱全國。其間，浙江大學學生會主席于子三遭慘殺事件（1947年10月）是這首歌得到大規模傳唱的又一次轉折點。在北平，燕京大學學生唱著這首歌走上街頭；在天津，這首歌被改為《安息吧！民主的鬥士》而被北洋大學學生們傳唱。在浙江，這首歌被改成《子三烈士追悼歌》，直到1949年之後，每逢清明，浙大師生還會在鳳凰山的烈士墓前唱起這首歌。而在廈門，這首歌也成為廈門大學學生悼念于子三的曲子。

也許是于子三慘案的影響，這首輓歌甚至在浙江成為了解放軍追悼死難烈士的歌曲之一。在目前的史料中，溫州田塘頭戰鬥與這首歌的關係最密切。這首歌被改稱《同志，安息吧》或《安息吧同志》。除了歌詞中的「同學」改成「同志」，而若干字或增或減之外──這也是各地流傳這首歌的時候普遍出現的狀況──整首歌詞大致可說與成幼殊原詞相同。在台灣被稱為《安息歌》的這首曲子，也是把「同學」改成「同志」。這說明了這首歌在台灣不僅僅是學運歌曲，還更是層次更高的、地下黨「同志」之間的革命歌曲。

《安息吧，死難的同學》如何流傳至台灣並成為《安息歌》，已不可考。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台灣版在全國各種版本中修改最大。除了前述改動，「你們真值得驕傲／更令人惋惜悲傷」這兩句則被修改為「你是民族的光榮／你為愛國而犧牲」。放在甫回歸祖國不久的前殖民地台灣，這樣的改動，顯得更加悲壯！正是在這首歌的歌聲中，無數為了兩岸的光明而奮鬥的無數兩岸青年，義無反顧地走向新店溪畔的馬場町刑場；在全中國最後的國民黨屠殺之地──台灣──從容赴死！
 
餘話

雖然這首歌的詞曲作者是確定的，但歌曲的流傳過程卻出現了許多傳說。在北方，這首歌曾被以為是著名十四行詩詩人馮至所作；在台灣，這首歌則長期被誤以為是郭沫若所寫。關於郭沫若的傳說也許起於四十年代，但也可能是七十年代末所造成的誤會。北大歷史系於1979年編撰的《北京大學學生運動史：1919-1949》曾把郭沫若的《進步讚》（該書誤植為進步頌）與成幼殊的詞擺在同一頁，把這兩個分屬不同小節的段落連著引用，這可能就是誤會的來源。

對於台灣多數人來說，這首歌的詞曲作者一定是陌生的。但除了在文革中因心臟病而病逝的作曲者錢大衛與台灣較無淵源，作詞的成幼殊其實應該值得台灣人民記憶。因為，她就是知名報人成舍我的女兒之一。成舍我的子女們都非常優秀：其子成思危曾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女兒成嘉玲接手父親的世新大學而辦學有成，另一位女兒成之凡數次在法國參選總統，成露茜則是享譽國際的知名左翼社會學家。至於成幼殊，除了不懈地進行詩歌創作，她更在四九年之後成為新中國的外交官，在外交事業上作出了巨大貢獻。

正如大陸知名木刻家荒煙受到台灣「二二八」的鼓舞，而以聞一多在昆明遭刺為題材創作出《一個人倒下去，千萬人站起來》這樣的傳世名作。因為昆明的一二一慘案而誕生於上海的《安息吧，死難的同學》，也因為內在於台灣的中國革命，而得以傳唱至今。在黃浦江頭、在新店溪畔、在遙遠的昆明、在腳下的台北，曾經有這樣一個時代，使江水同流，讓大地同悲！今天我們回首那個時代，現在也應懷抱著不該忘懷的記憶走向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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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光復到二二八

口述整理／李娜(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校    訂／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光復

陳明忠先生在2012年，台北二二八紀念館舉辦「二二八事件與青年學生特展」開幕記者會上，與自己的資料檔案前留影。陳明忠在二二八事件當年還是台中農學院學生，並兼二七部隊突襲隊長。（圖片∕陳明忠）

光復前，我已考上台中高等農林學校(光復後改為「省立台中農業專科學校」，是中興大學前身)，1945年9月，我收到入學通知，到學校報到。教務主任是大陸來的，看我才16歲，怎麼可能考上大學，要我降一級念「預科班」。我跟教務主任說，日本的學制是中學五年，因為戰爭又改成四年畢業，我才能這麼早考上大學。我的國語還講不好，他又不會說日本話，兩人溝通不良。我們只好去找院長周進三，他在日本留過學，知道日本的學制，一看我的材料就說，沒錯。我就開始了大學生活，因此我對院長的印象非常好。

農學院有農化、農藝、森林、農業經濟、植物病蟲害共五系，每系只有一班，我讀的是農化系。
 
日本投降了，國民黨軍隊還沒來，這段時間比較混沌。我被分在第二宿舍，宿舍裡的日本學生因為戰敗苦悶，在一起喝酒，喝醉了，就揮著刀，叫我們台灣學生起來，嚷著「喝酒，喝酒！」那哪裡是酒，是酒精泡水，很難喝。但是沒辦法，還得應付他們。有個晚上我回來，發現棉被沒有了，原來有個日本學生把我的棉被拿去當掉了。我很惱火，一氣就搬出宿舍。管理員說，你創記錄啊，住九天就走。十月十七號國軍來了，我把日本學生全部趕到第一宿舍，我成了第二宿舍的龍頭。
 
光復了，好多在日本留學的台灣學生回來，轉校進來，慢慢每班人多了，有二三十個人。在班裡，我被指定做班長。第一學期考試的時候，有消息傳出來說，考第一名的姓陳。班上有個同學叫陳保德，嘉義農校畢業，成績很好，都以為是他，沒人想到成績一公佈卻是我。我才16歲，考第一名，平常看起來也不用功的樣子。他們不服氣，有次特意出題考我，看我怎麼算。我一下就算出來，而且比老師想的解題方式還簡便，這樣他們才服氣。
 
光復了，台灣人揚眉吐氣，曾經被欺負得很慘，這時就有了報復的心理。有些地方，如台北，開始出現打日本人的情形。也有學生自發組織來維持秩序。我們十幾個學生也組織起來，自覺是民間的員警。
 
日本人挨了打，也要報復。報紙上登出來，有日本人組織了一個「幻組」的暴力組織。有天我在宿舍，一個日本同學打門口過，唱「幻組之歌」，故意反復唱，MABOLOSI 。我從床上跳下來，拿起一把木刀衝過去，他卻不敢打，跑了。
 
有次路上遇到一個商業學校的日本學生，走到比較黑暗的地方，我就突襲，在他印堂上打了一拳。有時候突襲時碰到體格很好的人，反而會給對方打得半死。我小孩子時候就頑劣不好管，經歷了高雄中學和當兵的經歷，十六、七歲，少年氣盛，一想起從前被欺負，現在能夠報復，特別有種旺盛好鬥的勁頭。
 
讀書
 
光復後，有些日本人為了生活，把傢俱、衣服、書籍拿到街上賣。當時最令我覺得意外的是，有不少的日本人還有如《資本論》等左翼書籍。我買了不少，但看不太懂。當時我對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理論的理解大都來自日本的反共書籍──因為要反駁，不得不闡述共產主義理論。對我影響比較大的，反倒是來自大陸的《觀察》和《展望》雜誌。
 
光復後幾年，台灣的文化很活躍，有許多從大陸來的知識份子，大陸的書籍和雜誌也跟著進來。台灣人中有頭腦有理想的，也都很活躍，辦了很多雜誌和報紙。因為看到國民黨接收的狀況非常差，年輕人都想在思想上找出路，自由主義的《觀察》和共產黨的《展望》等雜誌在台灣銷路都很不錯。不過，據我的感覺，《觀察》被接受的程度還是高於《展望》。社會主義或共產黨成為年青人的思想選擇，是二二八事件以後的事。
 
從高雄到台中讀書以後，最讓我吃驚的是，街上十字路口旁常有20-30個年輕人，圍著一圈彈風琴一起學「國歌」（三民主義，吾黨所宗），到處也都有自動教人國語的小型團體，可見台中地區日據時代的文化氣氛一直很好，而且反日情緒很強，光復後才有這種自發的熱情。這讓我感到十分震撼，也深深感覺在思想上我比那些人落後太多了。
    
兩年後二二八事件發生，我在「二二八最後一役」之地的埔里看到了當年教唱國歌，教學國語的那些人圍在謝雪紅旁邊，聽謝雪紅指揮的情形。再經過三年，白色恐怖肅清全面展開，我又在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裡，看到了那些人被槍決前的最後一幕。這就是說，由於國民黨接收的失敗和二二八事件，他們拋棄了國民黨的「白色祖國」，走向了共產黨的「紅色祖國」，然後，從容就義。這就是那批愛祖國、愛人民的熱血青年的下場，我一直沒有忘記他們。日據時代反日，光復後反國民黨，這樣的年輕人都是時代的先覺者。那時代，懷抱理想就是要掉腦袋的事情。
 
光復後的農學院教授，部分留用原來的日本人，部分從大陸過來。台灣本地的老師很少，有位林秀棟，羅東人，五十年代因「羅東案」被判十年。院長周進三和教務主任，都是從大陸來的。大陸來的老師的風格和日本老師不同，對學生態度很好，是經過新文化運動的知識份子吧。但我們和大陸老師語言不通，雖然覺得他們帶來民主、進步的氣氛，但很難有更多的交流。不過，我們對他們的印象都很好，二二八事件時，我特別把他們帶到宿舍，請同學把他們保護起來。
 
風雨欲來
 
台中火車站前面有一條大路，我們宿舍就在火車站後面，電影院在前面。鐵軌兩邊有天橋可通。我和同學去看電影，嫌麻煩不走大路，常常通過天橋到前站，然後跳欄杆過去，這可以說是受到光復後社會失序的影響。
 
火車站附近有憲兵巡邏，有次被他們抓到了，叫我們跪下。說：讓你們台灣學生瞧不起我們中國兵，媽的跪下。我們是三個人，他們也三個人。我看他們拿著手槍，安全栓還沒開，偷偷跟那兩個同學說：我們打，一個對一個。他們兩個不敢，跪下來了。我不跪，我說：我們是學生，你們管不著，報告到我們學校去吧，他們就動手打我。這時很多人圍過來看，看得憤怒了，就喊起來。他們也有點害怕，就放我們走了。跪下來的兩個同學一直覺得對不起我，1960年代我出獄回家後，他們還來我家向我一面恭喜回家，一面道歉說，當年讓我挨一頓打。
 
 那個時候，民怨已經累積到一定程度了。光復初期的激動，興奮，揚眉吐氣，都成了深深的失望。物資短缺，通貨膨脹。官員多用大陸來的，看到的儘是貪污腐敗。國軍是橫行霸道，又騙又搶，根本亂來。
當時在學生宿舍，每個學生繳三十台斤米，應該夠吃的，但都被管事的人貪污掉了。我們吃不飽，只好自己去買米燒飯。買米的時候，到第一家問，二十塊一斤，太貴了，換一家，二十五；再換，三十塊！趕緊回到第一家，二十塊變三十五塊了。就是這樣，一天之中，漲價幾次。
 
有次在市場上，看到部隊的兵也來買米，他們買了一大包，大概六十公斤，要兩百塊。那個兵就拿出一張大陸的紙幣，面額1000塊。老闆不收，說沒看過。他說：你不是中國人嗎？老闆說：是啊。他說：中國人怎麼不用中國的錢？老闆只好收了，而且還要找他800塊。當然這張紙幣就是廢紙，不知道大陸哪一時期哪個軍閥發行的，根本一文不值。
這種事情看得太多了，大家火大了。後來我才明白，國民黨不代表祖國，對國民黨不滿和對中國不滿是兩回事，但那時弄不清楚，就變成很討厭大陸來的人。接著又發生了穿越鐵軌遇到憲兵的事，我非常憤怒，對祖國的熱望變成了絕望。也就因為這種不滿的情緒，我才沒有認真學習國語。
 
所以「二二八」發生的情感因素是很大的，是民怨，盼望祖國，祖國來了，怎麼來了對我們這樣？我那時還不了解，這是整個中國近代動亂、帝國主義侵略、國共內戰的一個後果，是內憂外患的一部分。經過二二八事件的洗禮，看到一些先輩的行動（譬如街上自動教唱國歌的那一批人），我的思想逐漸清楚了。必需以革命行動來根除老中國的一切舊習氣（以國民黨為代表），把新中國建立起來，中國才會有希望，台灣才會有希望。因此，在二二八事件之後，我就加入了地下組織。（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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鯊魚、魚翅、魚翅湯             

■ 葉芸芸

 鯊魚

魚翅本身並沒有任何味道，魚翅最受珍寵的是那凝膠狀、 濃稠、滑潤又有嚼勁的質地感，的確沒有任何其他食物 有這樣特殊的口感。（網路圖片）

美國加州通過一個禁止買賣魚翅的新法案，已經在2013年1月1日生效。
這意味著此後華埠的餐館不再供應魚翅湯，亞洲以外一個最大的魚翅市場將會停止運轉，而美國的最主要魚翅經銷途徑也將關閉。

根據總部在舊金山的海洋認識研究和教育中心  (The Center for Oceanic Awareness, Research and Education)的估計，每年有高達7300萬隻的鯊魚被捕殺，顯然這是極為有利可圖的行業，因為魚翅昂貴的價格。1990年代以來，許多非政府組織如國際自然保護聯盟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等就一再地呼籲保護鯊魚，終止人類捕鯊割翅的殘忍行為，但是成效不彰。特別在大陸改革開放後，市場經濟年年成長的一片好光景中，過去窮怕了的中國人，現在大快開口腹之慾，魚翅的市場需求節節上升更為擴大了，另一方面是工業化的先進捕漁裝備與技術，捕殺鯊魚的行動發生在各大洲的沿海上，也發生在公海上，特別在那些沒有資源嚴格執行法令的貧窮國家的海域，長期的過度捕撈已經使得近三分之一種類的鯊魚瀕臨滅絕。   

加州不是唯一採取法律行動來拯救鯊魚的地方，夏威夷、華盛頓州、和奧勒岡州都已經禁止魚翅貿易了。這是全球關心人士努力拯救海洋高階掠食性動物的新一輪行動。一些國家，如洪都拉斯和巴哈馬，已經完全禁止捕鯊。其他國家，如美國、加拿大、巴西、南非、納米比亞、歐盟，也明令禁止「割鰭棄鯊」，只切下鯊魚的魚鰭，然後將仍然活著卻殘缺不全的鯊魚扔回海裡，任其死亡的殘酷做法。南太平洋的法屬波利尼西亞和庫克群島則聯合規劃了一個兩萬五千平方公里的鯊魚保護區。   

鯊魚是一種非常古老的魚，屬於軟骨魚的一支，生活在比較溫暖的水域，嚴寒的南北極海域沒有牠們的蹤影。鯊魚的繁殖率很緩慢，億萬年下來，演化成了400多種，不同種類的鯊魚有不同的食物，有的肉食，可以吞噬海豹、海龜，有的卻只濾食浮游生物，1975年史蒂芬‧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 的好萊塢電影「大白鯊」(Jaws) 繪影繪聲驚駭人心，事實上只有極少數的鯊魚會攻擊人類。鯊魚在海洋水域食物鏈中是高階掠食性動物，牠們是海洋的清道夫，讓整個海域的生態系統維持平衡。鯊魚全身上下有6至8片鰭，都各有各的功用。胸鰭控制方向，背鰭保持平衡，尾鰭提供前進的力量。而這6~8片鰭也就是中國傳統的美食佳餚:魚翅湯的材料。
   
魚翅       

魚翅的最主要消費者是華人，全球的魚翅貿易也都集中在亞洲，其中超過一半的交易都是經由香港這個銷售途徑的，交易量十分驚人，2011年高達 11,345噸，頂級的20英吋長的長尾鰭價格可以高達每公斤550美元。魚翅最主要的貨源來自沙烏地阿拉伯、新加坡、印尼和台灣。魚翅的最大消費地則是中國大陸，其次是香港、馬來西亞、美國和加拿大。

中國古代稱鯊魚為「鮫」，認為是僅次於龍的充滿生命能量的水生生物。中國人是在什麼時候開始吃魚翅湯的? 傳說中是明朝，或是18  世紀末、19世紀初。 雖然，鯊魚遭遇人類捕殺已經有很長久的歷史，但是，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人類開始工業化的過度捕撈牠們之前，鯊魚卻沒有什麼好擔心的，鯊魚可以慢慢地長大，等待牠們成熟到繁殖的年齡，生養幾隻小鯊魚，然後生命就這麼延續下去。

小時候聽父親說起沒落的故鄉鹿港的種種，漁民撐著竹筏自泥沙淤積的港口出海，冬至前後隨著黑潮到來的烏魚群，往往需要先用竹竿大力打散魚群，才能收網拉上魚獲。遇到鯊魚群的時候，可以想像竹筏子所能控制的數量也不會太多，以前的漁民不會「割鰭棄鯊」，對於勤儉的鹿港人來說那實在是暴殄天物的。鹿港人吃魚翅也吃鯊魚肉，切成不大不小的方塊，大火炒熟加上葱薑，再以日本味噌和酒調味。

不知道最初人們怎麼會把魚翅拿來做為食材的? 因為魚翅本身並沒有任何味道，魚翅最受珍寵的是那凝膠狀、濃稠、滑潤又有嚼勁的質地感，的確沒有任何其他食物有這樣特殊的口感。 魚翅湯的鮮美來自高湯，必須和雞肉、豬肉、火腿、干貝等其他動物蛋白質一起慢火煲熬。這是一道慢工出細活、考驗廚師功夫的菜餚。

兒時的記憶裡，有一個自故鄉鹿港來的人，他有古銅色的皮膚，是常年在陽光下工作的印記。我不知道他的姓氏，只記得大人都叫他古董仔，每隔一兩週，他就會用一隻扁擔挑著兩個籃子在近午的時候到來，猜想我們家是他的最後一站，母親總是買下他籃子裡剩下的所有海產。無論是扁魚、沙蝦、西施舌或是海蟹。外婆會炒一碗飯給他充飢，父親給他泡一杯熱騰騰的凍頂烏龍茶。每年他也會帶來魚翅，這些魚翅都是他從鹿港的漁民收購，自己手工慢慢清洗乾淨然後曬乾的。古董仔的魚翅都存放在家中一個陳舊的錫質大圓桶裡，大約有兩尺多高，直徑有一尺來寬。梅雨季節之後，父親在前院曬著一桶又一桶的茶葉時，外婆也會把庫存的魚翅拿出來清理乾淨，晾曬在暖烘的晨陽下，以防蟲害。
    
魚翅湯 ─ 紅燒與清燉       

紅燒魚翅湯絕對不是平常時日的菜餚，一年只可能在餐桌上出現少少幾次，那是除夕夜和中秋祭祖的壓軸主菜，此外只有大人的生日，比如父親或是外婆，或是特別的喜慶，要不就是家裡來了非常特別的客人。因而，吃魚翅湯的味覺記憶總是伴隨著節慶歡喜的氣氛。

據說，我的外婆是鹿港昆圃施家媳婦中紅燒魚翅做得最好的，一鍋紅燒魚翅通常會讓她忙個三天的光景。第一天，外婆先要把曬乾的魚翅洗淨泡在水裡，直到稍微軟化有點彈性。第二天，魚翅置於大鍋內加水和大塊老薑，大火煮到魚翅軟化，此時魚翅只剩下原來乾燥時候的一半甚至更小，熄火等魚翅和水都涼下來，仔細清洗魚翅，必要時再煮第二次，務必要把沾粘的魚肉清除，否則會有很重的魚腥味，往下的功夫也都白費了。接下來最關鍵的是，用一隻老雞，或是大塊里肌肉，外加少量的干貝，老薑和酒也不可缺，但此一關鍵絕對不可加鹽，然後在碳火上慢慢地煲上半天，直到魚翅變軟成凝膠狀，而湯也越來越濃稠。

第三天，老雞和里肌肉捨棄不要，魚翅和干貝撈出來與蔥、香菇、火腿 (傳統的金華火腿先切下一長條，洗淨後用冰糖蒸熟備用) 切絲一起炒，加少許的酒、醬油與鎮江醋調味調色。另外，準備一顆大白菜用油和薑炒熟殿在鍋底，加上炒好的魚翅和湯再一起慢火煲上片刻，最後上桌之前再加上一點鎮江醋和香菜。以我的管見，這一道費時費神的紅燒魚翅湯，最好吃的就是殿在鍋底的白菜和湯。

清燉魚翅的作法，多選用尾鰭那兩片較長的魚翅，先要用棉線紮在一起以免散開，用老雞或里肌肉煲軟之後，免去用蔥薑香菇爆炒的步驟，拿掉老雞干貝和里肌肉後，加入火腿繼續再慢火煲，上桌前剪去棉線，燙少許青江菜搭配，再加上一點鎮江醋提味，魚翅湯會帶一點火腿的煙燻風味和適當的鹹度。
       
鮑魚、魚翅和海參是傳統宴席上最珍重的幾道海味，如今這三樣海產都已經瀕臨滅絕，有關的料理廚藝也會消失，後來人將不知道牠們的滋味。人類是地球上最大的掠食者，無論是在地面上或是海裡。

近年來，經濟不景氣和環保意識的抬頭，似乎終於給了鯊魚族類一線生機。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在2012年的夏天，北京宣佈所有官方宴席不得包括魚翅湯，香港的魚翅交易立即大幅下跌了將近百分之五十，香港賣魚翅的店家關了三分之一，甚至於曬魚翅的場地也轉移到避人耳目的廠房屋頂上。接著，香港最具代表性、歷史最悠久的半島酒店和香格里拉大酒店也停止供應魚翅湯。新加坡最大的三家連鎖超級市場不再出售魚翅，連台北市專賣南北乾貨的迪化街上，魚翅的生意也越來越清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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