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費沖之

近日來，許多政府主導的土地徵收再開發案，因民眾烽起抵抗而成為島國內最夯的話題之一，包含818上街頭的大埔強拆事件。 Continue reading →

期待普渡與開齋並存與共榮

■ 韓多魯

國曆8月7日，按照我們習慣的歷法，這天是農曆7月的第一天，立秋，鬼門開的日子。不論信或不信，交織著季節更迭、死生相會的節氣與傳說，創造了許多文化性的儀式，以及一年而半，一期稻作的收穫所帶來的農業獲益。 Continue reading →

跳脫核四困境的可能

■ 費沖之

又困又窘的能源自主路

核電產業從設計、原料、電廠設備到高階廢料處理
都不掌握在自己手中，恰恰暴露了台灣能源自主的窘境。
圖為台灣核二廠展示的二分之一核能反應爐縮小模型   (網路圖片)

 
馬英九在5月底與6月初率領媒體主管與記者，進行了兩次的「能源之旅」，尤其在6月2日至3日兩天一夜的能源之旅中，更是南北奔波，從夜宿在台灣南端的墾丁核三廠，一路殺到東北角的核四電廠結束。這個以行旅方式檢視台灣的能源供應，行程中分別視察了天然氣、太陽能與燃煤發電廠，表面上是一視同仁，其實骨子裡仍然透露著支持核電的訊息。

馬英九與江宜樺之所以這麼耗費精力，趕場演出與台電共舞的戲碼，說穿了就是要傳達台灣能源自主性低，加上多種國際因素的制約，致使發電能源供應的穩定性不足且成本高昂，從而得出核能作為一種穩定性發電能源的結論。強調，一旦剔除核能發電，必然導致台灣的供電穩定性降低與電力價格上漲的結果。

事實上，台灣能源自主性低且受制於國際市場，早已是眾所皆知的常識。但如果按照這趟能源之旅的核心命題「自主性」來檢視核能，台灣不但不產鈾，也沒有生產及處理燃料棒的能力，必需依賴向美國購買，核電廠興建與設計均需受制於美國公司（如奇異）。這種從設計、原料、電廠設備到高階廢料處理都不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核電產業，恰恰暴露了台灣能源自主的窘境，想要利用核能發電來抒解能源自主的困境，說穿了，不過是從這個困境跳到另外一個更大的困境罷了。
 
再多的電廠也不夠

台灣電力需求困境的起因，不得不從經濟發展方式來看。能源是生產活動的要素之一，沒有電就沒有工業，自然也就沒有出口外銷的經濟支撐。電力與GDP於是劃上了等號，台灣政府是無法容忍兩者的零成長，換句話說，當經濟發展被操弄為社會主流價值時，為了這個發展的硬道理，電力自然是配套的一環，與廉價的勞動力相似，最好都能「供過於求」，也因此台灣的能源規劃永遠都是提高發電能力、增加發電機組。

根據台綜院與工研院所作的「能源開發政策總體需求面推估」，依目前的情境推估至2030年，在每年經濟成長率為3.65％、能源使用效率提升2.2％的前提下，每年電力消費成長仍會達到平均2.11％的漲勢，亦即至2030年電力整體消費量將是現在的1.5倍。這個推估揭示了一個更殘酷的事實：就算有核四五六七，仍然無法趕上台灣電力需求的成長！

究竟是那個部門是台灣用電持續成長的推手，翻開經濟部能源局對台灣地區2012年用電統計，工業部門就佔了全部用電量的53％，這當中用電量第一的產業類別為電腦通信及視聽電子產品業，占整年度工業用電的31%，也占全國用電量的16.4%，而且，該產業別用電量10年來成長2倍多。6月5日監察委員所提的調查報告亦指出：台電公司售電業務虧損主要來自工業用電戶，其中高壓電力及特高壓電力等二種用電戶更是虧損的主因，而且，電價調漲幅度亦相對低於民生用電。換句話說，在台灣低稅收的環境下，這便是全民補貼工業用電大戶，是舉國家之力補貼企業成本來換GDP成長的假數據。
 
被綁架的台灣電力

如果企業在電力消費這端享有優惠，由國家變相補貼，那民營電廠又是企業另外一個在電力上揩油的來源。今年3月份公平會以聯合壟斷的方式拒絕調降與台電間的購電容量費率為由，對國內9家民營電廠（IPP）重罰63.2億。細查這9間民營電廠，除了4家是由中油、台電的子公司轉投資的電廠外，其他5家電廠分別由台塑、遠東、台泥與日商參與興建經營，金融業更是看準了長達25年保證收購電力的合約，也紛紛融資貸款給民營電廠。

在台電與民營電廠的合約當中，購電的費率主要是依照變動的燃料成本，加計電廠資本和營運、維護費。前者按照市場價格來調整，但後者卻仍維持1990年代時的利率（7%-8%）計算。台電在這一系列合約的協議中，屢屢被民間電廠要求隨市價調整燃料成本，但是相對要求調降利率卻被廠商打回票。公平會調查自2008年起，這9家業者就透過意思聯絡、聯合行為拒絕台電協商調整費率，累計不當得利達70億元。

民營電廠的設立，可追溯到李登輝執政的1990年代，因為環境意識抬頭電廠興建不易，致使台電備載量不足，甚至有多次限電，於是「民主先生」開了一方電業自由化的藥方，讓民間加入電力生產的行列，提高電廠興建與發電的效益，成為民營電廠申設的濫觴。這帖美其名為民生需求謀福的政策，的確為近20年的電力備載提供了一定的緩衝，然而通過與民營電廠穩賺不賠的合約，卻也達到收攏了財團的政治效果，就因為這番「讓利」民間的自由化手段，使得台電的虧損不停上升，等同補助工業大戶用電之餘，又高價買進民營電廠電力，一個屬於全民資產的國營企業，怎堪被撥兩次皮？

一門內外兼修的課

台電作為台灣目前少數幾個「尚未」民營化的國營事業，現實當中有其歷史的包袱，這包括了人員進錄淘汰冗員等人事管理問題，同時也因為其國營事業的角色，其預算資源動輒淪為政治分配的標的，甚至因為政治因素而推遲了許多積極的作為。然而，對於電力這個發展資源的公共性，若是輕易民營化的結果，恐怕民眾還沒有享受到市場價格的自由，便要受制於資本的聯合壟斷，電力的成長與分配，仍是需要國家作為調節的機制。

況且，這一盤電力供應的棋目前尚未僵化，也不該在核四爭議的死胡同中消耗社會資源，反過來應該是著手於產業的轉型。轉型絕非單一島內類別的汰換，而是在區域整合當中尋求適宜的角色，在產業鏈上尋求合理耗能的分工，也應降低對個別產業的耗電；能源的佈局亦同，應通過兩岸和平發展的新局，尋求區域內的供應與儲備，兩岸間油、電相互支應，並同時也應降低對單一能源的依賴，內外同步改造台灣逐年耗能成長的趨勢。

有能源的合理使用與穩定的供、儲，才得以開展與落實永續環境，同時處理台灣內部能源的分配議題，譬如：對工業用電戶開徵懲罰性能源稅，做為推動產業轉型與建設智慧電網的公共基金；又如，調整民生、工業用電間的剪刀差價格，促使製造業受價格因素制約而往低耗能的方向進行改造，如此台灣才能跳過核四這個困局，往一個既符合綠能趨勢、同時維持一定環境品質的生活島，繼續開展下一個世代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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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委會主委硬是不見絕食工人！

16年前因雇主惡性關廠而無支付遣散費的關廠工人，指陳當年勞委會未為其代位求償，甚至今日還追討當年「宣稱」以貸款方式提供給勞工的遣散費，歷經年初臥軌抗爭後，雖獲得暫緩訴訟4個月的喘息，但勞委會與就業服務站配合社工員到各關廠工人家中，要求工人配合簽署勞委會新版的「補貼方案」。

此方案遭協助工人的團體點出有多處身份與資格的陷阱，勞委會不具有協商的誠意。從4月28日起，工人與勞工團體代表以及部分熱心的社會人士在勞委會大樓下絕食抗議，其間勞委會潘世偉主委卻避不見面，並且多次在媒體上表示問題已經解決，讓這些絕食抗議的工人在網路與媒體上請求協尋主委。絕食工人最後在5月5日發起輪椅恨行活動，歷經兩天從勞委員會苦行至桃園地方法院並遞交陳情書，讓這場長達將近200個小時的絕食暫時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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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安排的海上困局 

■ 費沖之
 
藉口於憤怒的霸凌

菲律賓公務船於5月9日在巴士海峽開火，攻擊屏東籍漁船「廣大興28號」造成漁民洪石成中彈身亡。

此事引發台菲外交關係緊張，造成台灣社會內部仇菲情節的高漲，甚至傳出店家拒賣菲籍移工便當、追打菲籍移工，以及嫁至台灣的菲律賓婦女為求台灣社會諒解而願意下跪道歉等流言擴散，不過就在這短短的幾天間，台灣部分民眾看待菲律賓的態度，猶如有過被侵略、佔領、屠殺的仇恨一般，瀰漫一股非得以命償命的憤慨。

若說是對洪姓船長的遭遇不平，理應指向包庇海防單位開槍行兇的菲律賓政府，然而雙方政府在後續處理上，卻因為各種因素而致使談判陷入僵局，至今仍未有成果。最後通牒時間過後，台灣方面啟動了多項制裁措施，其中凍結菲律賓勞工的來台許可一項，對兩地人民經濟與生活的影響至深，可以說是一個雙輸的制裁項目。這個勞動力流通的門一旦關上，直接受到波及的是台灣的中小企業雇主、有照護需求的家庭，以及，必需輸出成年勞動力以換取家庭生計和子女教育的菲律賓人民。在意識形態上，這意味著國家以民族或種族的差異為界線，強行介入勞動力市場的流通，提供了民族或種族歧視的正當性。一如魯迅所言：「勇者憤怒，抽刃向更強者；怯者憤怒，卻抽刃向更弱者」，攻擊在台菲勞絕非是肇因於國族之間的仇恨，而是藉此張揚脆弱無比的「本土意識」。
 
誰讓移工背黑鍋？

移工之門的開闔與篩濾，與台灣轉向新自由主義有關：社會福利削減轉而由家戶自行承擔老弱者照養，致使廉價的外籍長照看護、家庭幫傭需求孔急；政府對資本管制放鬆或職能外包，改由民間以市場機制承包相關工程、服務，企業轉而以利潤不足為由要脅政府提供廉價的勞動力。無論是傳統產業或是公共工程，都在這個脈絡底下開放引進移工。

引入移工後，政府設計的制度讓勞動力市場出現「外勞」與「本勞」薪資的雙軌制，演變至今，後者的薪資條件更往前者「靠攏」（如青年22K方案），現象上常被理解為移工「搶飯碗」、「低價搶工作」，讓本地失業勞工的不滿情緒與失望有了具體的發洩對象，再加上在移工生活管理上的集中「圈養」，致使社會大眾將移工母國的國家形象直觀套落在移工身上，亦即以「文明」態度自居，將移工等同於落後、疾病與犯罪的代稱。這個文化論述的存在，更為台灣產業資本、跨國人力仲介提供剝削移工的空間。

移工在台灣，不僅是對雇主有著高度的人身依賴（不得轉換雇主的限制），而且在跨國流動當中，移工所給付的黑費用（高額仲介費）以及背負支持母國家庭的經濟壓力，在在都迫使移工以逃離雇主的方式，尋求其他無保障的打工。此事雖經台灣工運團體調查披露（如小說「逃」），但仍無法扭轉警察與外事單位的「獵巫」心態；此外，惡劣的工作條件所造成體力與精神負荷，間接造成工傷意外的發生，幾乎年年可見死傷，台灣這些年的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可以說是用移工的青春與身體血淚所堆砌起來。
 
操弄流動的黑手

台灣之所以以「文明」自居，來自於台菲兩地經濟發展的差異，而經濟發展的落差又往往與「先進國家」間往來的親疏有關。菲律賓雖是脫離美國殖民而獨立，但佔統治地位的地主與資產階級無不依賴美國的支持，在遭逢經濟危機時更是仰賴美國所把持的世界銀行體系提供治療方案，被迫以出賣土地與天然資源、或犧牲小農與環境為代價。不僅僅是菲律賓，印尼、泰國等地幾乎都有過同樣的命運。換言之，東南亞國家的人民之所以跨國工作，也是拜美國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所賜，是「文明」所帶來的貧窮。台灣雖因國共內戰，致使蔣氏政權在台灣推行土地改革，在體質上與東南亞國家有所不同，但整體經濟發展仍是仰賴美日的工業與消費體系，看似勾連上第一世界的發展，但仍無法擺脫第三世界的命運。

二戰後，菲律賓與台灣擺脫日本佔領，卻被拉進封鎖共產世界的西太平洋第一島鍊。在美國片面安排的戰後秩序下，台菲兩地因土地分配和資本條件的差異，被分處在不同的分工位置上，從而產生發展上的落差，也提供了兩地勞動力移動的推拉力。台、菲之間雖相互鄰近，在歷史上也無交惡的紀錄，但雙方在政治與經濟上的往來不多，相互間的信賴基礎薄弱，反倒都深刻的受到美國的支配與影響，表現在對外關係上就是與美國有共同的敵人。因此，長時間以來雙方在海疆上的畫界，並非是兩地政府治理的重點，相反地，台灣海峽與南海「主權」才是彼此關注的焦點。因為在這個議題上，雙方都是藉著向「中國」展現自主性，來競爭自身在美國眼中存在的重要性，這也才能說明在這次海上事件當中，台菲政府間毫無互信與溝通機制，並各自尋求美表態支持的原因。

在美國影響下台、菲在社會發展上的自成格局以及政府間的相互關係，人民生活的現實是可以被忽略、輕視的，一如移工在異地的漂泊身影，又如對移工依賴的台灣家庭，一如攸關人民生計的海域漁場利用。當台、菲人民的漁船走在這片美國為其自身利益在東亞刻意製造的模糊地帶與未解之爭議上，又有誰可以期待文明所創造的困局，終究會文明的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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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住宅「演化」觀察

■ 費沖之

電話亭，一個僅容轉身的街頭空間，是電影主角從平凡人變身為超人的街頭小空間，主角在進出之間轉化為能力舉千金、飛天翻海的神人。變身空間的暗喻不僅啟發一代人成為英雄的夢想，似乎也為台灣居住環境指開了一條拔尖飛天的途徑。

羅織一個都市小屋夢
 
4月份在台北市民生東路上一處廢棄廠房重整後的空間中，由建築專業者佈設了數個建築「裝置」，藉由這些裝置與環境發生對話，去凸顯整個都市環境的議題，藉由前期外國團隊所提出的環境策略：「一個小型的構造物，能夠進入城市、對城市進行擾動，進而帶動活力」，主導的建築專業者表示，希望可以藉由裝置對都市環境產生擾動。在這樣的構想下，創作者以木板、鋼材與塑料桶等材料在廢棄廠房的屋頂與空地重整後的草皮上設置了大大小小的「裝置」。其中一個生活所需傢俬一應俱全的小木屋，以極小的坪數傳達一個最小生活空間的想像。

伴隨著建築裝置而來的評論或文化包裝，將之與地區人口特性連結起來，以小木屋呼應展覽所在地的中山區是一個以小套房為主、同時也擁有全台北市比例最高的單親媽媽的區域，展開「一個人的居所」的可能性，甚至連結上青年低薪，求居困難的窘境等等論述。按照這樣的脈絡，這樣的展覽既又要展現當下的社會情境，同時試著走得更遠更精緻，換句話說，這個展覽傳達一種技術性：生活空間如何小的可以被使用，或者怎麼讓居住者的體態有如驚奇的瑜珈體術，得以折了又彎，彎了又縮地擺進建築專業者所擘劃的小空間。
 
「微小精緻」不進步！
 
這類預言式的「微型」空間展覽，在物理性的空間縮小的同時，也反映著資本對個別單一的「原子化」人的生活的期待：一來當所有生活機能減到最低，意味著如飲食洗衣等家務勞動將更為商品化的仰賴市場提供；又如想在沙發上享受咖啡的愜意，也必需到咖啡店裡頭消費。空間的尺寸不只規定了生活的消費與身體樣態，甚至還折射了時間的尺度，這意味著受薪階層簡單勞動力再生產的時間將因為空間縮小而更為緊湊，從下班回家到再出門上班的時間，只不過是在一個狹小空間中睡過難以伸展的一晚。微型空間的「市場需求」不僅是資本炒作的結果，同時也是資本藉由空間的節約術打造了一個適合於長工時的責任制生活樣貌，亦即：緊湊地住，緊張地活。

回望19世紀中葉，英國工人階級在衛生條件奇差的居住環境生活，不時受到傳染病的威脅，進而促成英國政府介入規範基本居住條件，其規定包括必須設置深3公尺的後院；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建築技術更為進步，住宅不僅只是棲身之所，更是社會文化再生產的基本單位，在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也為勞動者共享社會勞動成果的標準，從而開始對每人居住面積有了最低8平方公尺（約2.42坪）的規定；時至今日，人均住宅面積是考察國家發展的重要指標，就連中國大陸都訂定從人均住房面積30.1平方公尺提升為35平方公尺為宜居城市的建設目標。如果用這樣的標準來看，這幾個建築裝置展豈不是顛倒了人類物質與文明發展的趨勢？

誠然，台灣的居住環境因資本炒作限制住宅的空間大小，且是以所得決定房屋所有權、以及不同地段的居住條件，讓多數建築專業者不願意挑戰、甚至不得不順從了這樣的前提。然而就政府部門而言，實現市區居住人口的多樣性、年齡差異性來確保公共資源使用之平均與普遍（如維持學區內學校入學人口、醫療院所使用人口等）是無從推卸的責任，但是當下台灣房屋政策除了少數社會住宅外，仍是以舊有的國宅政策轉化的合宜住宅為主，政府直接扮演地主與開發商的角色，只是利潤為民間業者所瓜分，這非但無法扭轉市中心區的居住條件，甚至更形惡化郊區居住品質與增加通勤的交通運輸量。
 
為求棲身所而成為超人

再進一步檢視台灣建築專業者的培養脈絡，其教育養成制度與私有土地到私有建物興建息息相關，建築師淪為私有產權維護的代言人，甚至是資本對空間支配的化妝師已是常態。對於「家需多大？」這樣一個必須回到人作為空間主體的命題，竟可以堂而皇之的，以近似樣品屋的微型建築裝置來侷限人的想像，甚至左右受薪者對於居住需求的話語權。

尤有甚之，不僅只有建築專業者為台灣居住環境的惡質化在推波助瀾，連政府都鼓勵青年傾其積蓄來置產，特別是近來媒體與房地產廣告大肆宣揚的合宜住宅，許多民眾正火熱地在排隊抽籤，熱潮背後的隱語，一是能在遠離市中心的郊區購得一席棲身之所，二是對房屋低買高賣的增值期待。

於是，我們只能選擇在狹小的空間裡頭再生，或者是飛到遙遠的市郊落腳，一如超人那般地，在資本萬有引力的規定下，演出各種身體在電話亭大小的居室內的變形／變身，或是往來飛梭在市中心／市郊無暇停頓的景緻中，一種英雄式的悲哀或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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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勞動者的第一個工會成立了！

由台大部分兼任研究助理、教學助理等學生勞動者所組成的台灣大學工會於四月初取得登記許可。
台大工會去年提起第一次立案登記遭北市府以「兼任研究助理、研究計劃臨時工以及教學助理三者與台灣大學間不具備僱佣關係」為理由，導致發起人數不足三十人而作出駁回登記之處分。經台大工會向勞委會訴願，判定上述三種身份之學生勞動者具有僱佣關係，為台大所僱用之勞工。
恭喜台灣大學工會的成立！希望藉由工會的力量與號召能讓更多學子、年輕的研究助理能正視自身的權利，進一步參與工會獲取勞動權益之保障！

身分證六改四未成，台灣難成家鄉！

以大陸配偶及其台灣家人為核心所組成的「中華兩岸婚姻協調促進會」(簡稱：婚促會)，4月9日在立法院前群聚陳情，期盼本次立法院將審議修法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中，涉及陸配取得身份證年限由六年改為四年的條文能順利通過，期盼台灣社會能給予公平與不歧視的對待。在4月11日立法院內政委員會開會審議時，台聯立委以縮短身份證取得年限將影響總統大選的投票，進而強力杯葛，須待舉辦公聽會邀集相關單位後再議。又是一次政治算計先於人民權益的具體展現，這也讓陸配與其家人更體會了台灣「民主政治」的荒謬性：一個沒有真正民主的地方，是如何缺乏面對、接納新住民的自信心，更遑論去照顧新住民的基本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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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鐵列車又停下來了！

在台灣目前勞資不對等力量的局勢中， 無論是在保障制度設計方面、還是雇主 發生倒閉時債務清償序位以勞工優先等， 都需要國家介入。

台鐵列車誤點逾時是通勤族最大的惡夢，總可歸因調度與列車停靠等因素造成。2月5日，春節前一個平常日子，臺北車站的月台上的一群老工人，讓台鐵列車又停了下來！

這群老工人，正是16年前聯福製衣廠惡性關廠倒閉時，400多名被積欠工資、退休金或資遣費的員工，當年聯福紡織員工曾組織自救會，並在前國策顧問、工運人士曾茂興的帶領下抗爭，於桃園火車站前的平交道「集體臥軌」。當時因一連串關廠的事件，促使勞委會訂定了「關廠歇業失業勞工促進就業貸款」與「關廠歇業失業勞工再就業補助」等法令，並從就業安定基金中撥出部分經費先行償還這些關廠員工的資遣費。

16年後，勞委會翻起了這筆陳年舊帳，發函向這些老工人催繳歸還當年政府承諾「代位求償」並先支付的資遣費，並且還編列相關預算準備進行訴訟，此舉逼得這群年屆70、80歲的老工人重新站上街頭，從去年（102年）起不停進行抗爭，他們認為這筆爛仗，應該是要找雇主去要。在屢屢向勞委會陳情而未見善意回應，曾在去年底包圍總統官邸，於2月5日夜間又再度於臺北車站臥軌，中斷了台鐵列車的運行。

在一般媒體上，部分呈現了這群老工人的艱難處境，但也報導了受到影響的旅客，似乎是這群老工人造成「一般」民眾的不便，然而細究事件的始末，卻是國家對資本管制的鬆手致使老工人得不到應有的勞動所得與離退的保障，國家雖介入保障了勞工短時間生活，但始終迴避對雇主的責任追究，最後還要求老工人償還「貸款」，「臥軌沒死，卻被政府逼死！」正是他們最痛的無奈！

從受雇者的角度出發，這群老工人同許多在臺北車站通勤的上班族並沒有太大的差異，也是希望能有一份穩定的收入與退休保障，在台灣目前勞資不對等力量的局勢下，當然更需要國家介入，無論是在保障制度設計方面、還是雇主發生倒閉時債務清償序位以勞工優先等，都需要國家介入。當國家袖手勞工權益時，也許臥軌不是最佳的表達方式，但卻也凸顯了整件事情的荒謬，臥軌只是一時讓事件衝突得以升高換取社會同情、促使政府回應，長久而言，還是必需要讓更多民眾認知到自身厲害與這些老工人並無二異，創造一個勞工得以展現集體力量爭取權益的社會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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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春日的街頭論壇

2月3日，農民曆寫著立春的這天，在臺北凱達格蘭大道上，台灣的農民、學者與跨國草根組織農民之路（La Via Campesina）來自東亞、東南亞等10個國家的成員，舉辦了一場別開生面的聚會，這場由捍衛農鄉聯盟、台灣農村陣線等單位所舉辦的「糧食主權人民論壇」，將活動主題聚焦在探討面對自由貿易橫掃的景況，台灣農業與農民的出路。
過往社會運動在街頭展開，必然是一種對抗性展現，對於體制空間限制的衝撞、對政府單位直接的訴求吶喊。然而這一場以農業議題為訴求的社會運動，卻以論壇的方式，讓參與者彼此交流經驗，譬如針對土地掠奪與抵抗這項議題，從台灣近期發生的土地徵收事件出發，其他地區的農民也指出跨國公司在不同的地區進行圈地，以為自己農業或工業的生產基地。這場論壇不僅向執政者傳達了社會運動的意圖與願景，更重要的，這是草根組織間的相互交流、支持。

藉由彼此經驗的交流，讓台灣農民與東亞、東南亞地區的農民運動組織者瞭解彼此在自由貿易下的處境，特別是跨國公司所代表的貿易壟斷資本，不僅僅是在世界各地圈地為其所用，同時也因為糧食跨國貿易的結果，將造成進口國的糧食安全，甚至也在出口國造成飢餓人口的增加，因為糧食生產不在做為地方消費，而是提供予貿易，這也意味著我們每日所需的糧食是放在別人家的冰箱裡頭，能不能買到、甚至能不能維持基本的生存安全，都讓人起疑。

小農挺身捍衛糧食主權

去年台灣農民在凱道上鋪了稻秧，而今年則是用稻草、菜苗排成「farmer 1」（農民第一），強調農民的重要性，無非是為了回應台灣的糧食安全，時至今日台灣糧食自給率僅33.49%，未來台灣主要的糧食進口項目，特別是「黃小玉」都可能在生質能源需求增長的趨勢下降低產量，轉而造成進口價格的上揚，再加上運費油價的上漲，將會對民生物資價格造成波動，使得受薪階層的生活條件惡化。再加上各種進口肉類在飼養過程中的飼料添加物（如瘦肉精）以及不明原因的病變，這些都是由國內的消費者承擔跨國糧食進口的風險，無論從物價或食品衛生的觀點，糧食安全不僅僅只是一個國家安全的最低限度，更涉及國民生活的物價水準與健康安全。

因而這場論壇一方面是反對自由貿易對農業帶來的危害，呼籲政府要信守簽署兩岸經濟架構協議（ECFA）不會開放830項大陸農產進口及牛豬分離政策的承諾。另外針對糧食自主這一方面，則提出：使用「在地食材」，從幼托與學校的系統的營養午餐開始，漸次納入供給部隊的軍糧；其次，由政府購買不再耕作的休耕地，導入農地儲備機制，減少農地的人為炒作與農舍濫建等問題；最後則是以補助友善環境耕作取代現有的休耕補貼。

整個活動進行至傍晚後，接續為「糧食主權之夜」晚會，包含多個歌手、藝文團體以歌聲傳達對農業的關心，歌手林生祥更指出農田可以治療憂鬱症、不只可以種出作物，還能種出音樂、文學和詩歌，這也清楚地反應農業作為社會安全瓣的角色，同時也反應著圍繞著小農生產的文化活動，是台灣共有記憶與文化內涵的一部份，現場上百名農民也齊力將帶有泥土的稻梗丟向總統府，提醒政府莫忘根本，莫要忽視農業存在的價值。
 
在抵擋自由貿易後

面對自由貿易對島內糧食消費市場、小農生產的侵逼，在這次農民上凱道後還有一段漫長的路，包含即將展開台美FTA談判，農業想見將是談判桌上角力的重要議題。然而在抵擋自由貿易的同時、在農地農用、農地媒和得以被實踐之後，對於糧食自主生產還有個需要被展開的面向，便是農業生產型態與主要消費的受薪階層的關係，簡單的說，就是如何讓友善耕作環境的作物得以穩定地、在一定質量與價格上提供民眾消費，創造有競爭力的農產品而非只是認同消費的商品，甚至讓農產品得以經由非企業的通路外銷，這是在抵抗自由貿易之餘必需要更深刻去思考的面向。

但無論如何，沒有農地、沒有農民、沒有農業技術的傳承，在自由貿易之下，是永遠沒有三餐菜單的自主權、甚至再也沒有飲食文化與濃厚的風土人情，且讓我們在這條糧食自主的戰線上，一同與農民攜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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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被血汗工作侵蝕的新生代 

宏達電曾於2008年時違法雇用未滿16歲的建教生、讓學生 每天工作12小時、值大夜班等，遭桃園縣政府及勞委會裁罰 2.4萬元罰鍰。（圖 / 新華社）

桃園縣政府及勞委會於2008年10月間曾對以製造HTC品牌手機聞名的宏達電，裁罰2.4萬元罰鍰，原因是宏達電當時雇用未滿16歲的建教生119名、讓學生每天工作12小時、值大夜班等，且當時宏達電桃園廠進用建教生比例竟占全廠員工達3成。

監察委員近日也針對宏達電在96年至98年「濫用」建教生的狀況，提出報告，有監察委員指出，2009年監察院曾去函教育部，要求教育部對宏達電多次違反教育、勞動基準、兒少福利法的惡行予以懲處，但教育部竟回應考量當時金融海嘯的情況，且廠商有積極改善的意願，便再次核定宏達電為建教合作機構。

面對青年勞動條件的惡化，主管教育與勞動權益的勞委會與教育部，在相關事權的處置上，按照台灣俚語說法，一隻是鱉，一隻是龜，兩個單位半斤八兩，一個是提出了22K低薪政策的單位，另外一個是公然推建教生入虎口的機關。正是有這樣的行政作為，不顧下一代的勞動收益與勞動條件，創造了宏達電股價亮眼的表現也創造更多企業主老闆食髓知味，聯手摜低台灣的勞動力報酬。

台灣青年勞動的處境，讓人回想起1960年代，那個資本橫行年代底下，無數兒童、青年被父母親拋到在工廠、礦場，用瘦小的身軀換取一份工資的悲慘年代，而今天讓人更髮指的是，國家暨無法改善青年勞動的收益，卻更把青年推向惡質勞動的雇主身旁！讓血汗制度合法地侵害的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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