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安排的海上困局
■ 費沖之
藉口於憤怒的霸凌
菲律賓公務船於5月9日在巴士海峽開火，攻擊屏東籍漁船「廣大興28號」造成漁民洪石成中彈身亡。
此事引發台菲外交關係緊張，造成台灣社會內部仇菲情節的高漲，甚至傳出店家拒賣菲籍移工便當、追打菲籍移工，以及嫁至台灣的菲律賓婦女為求台灣社會諒解而願意下跪道歉等流言擴散，不過就在這短短的幾天間，台灣部分民眾看待菲律賓的態度，猶如有過被侵略、佔領、屠殺的仇恨一般，瀰漫一股非得以命償命的憤慨。
若說是對洪姓船長的遭遇不平，理應指向包庇海防單位開槍行兇的菲律賓政府，然而雙方政府在後續處理上，卻因為各種因素而致使談判陷入僵局，至今仍未有成果。最後通牒時間過後，台灣方面啟動了多項制裁措施，其中凍結菲律賓勞工的來台許可一項，對兩地人民經濟與生活的影響至深，可以說是一個雙輸的制裁項目。這個勞動力流通的門一旦關上，直接受到波及的是台灣的中小企業雇主、有照護需求的家庭，以及，必需輸出成年勞動力以換取家庭生計和子女教育的菲律賓人民。在意識形態上，這意味著國家以民族或種族的差異為界線，強行介入勞動力市場的流通，提供了民族或種族歧視的正當性。一如魯迅所言：「勇者憤怒，抽刃向更強者；怯者憤怒，卻抽刃向更弱者」，攻擊在台菲勞絕非是肇因於國族之間的仇恨，而是藉此張揚脆弱無比的「本土意識」。
誰讓移工背黑鍋？
移工之門的開闔與篩濾，與台灣轉向新自由主義有關：社會福利削減轉而由家戶自行承擔老弱者照養，致使廉價的外籍長照看護、家庭幫傭需求孔急；政府對資本管制放鬆或職能外包，改由民間以市場機制承包相關工程、服務，企業轉而以利潤不足為由要脅政府提供廉價的勞動力。無論是傳統產業或是公共工程，都在這個脈絡底下開放引進移工。
引入移工後，政府設計的制度讓勞動力市場出現「外勞」與「本勞」薪資的雙軌制，演變至今，後者的薪資條件更往前者「靠攏」（如青年22K方案），現象上常被理解為移工「搶飯碗」、「低價搶工作」，讓本地失業勞工的不滿情緒與失望有了具體的發洩對象，再加上在移工生活管理上的集中「圈養」，致使社會大眾將移工母國的國家形象直觀套落在移工身上，亦即以「文明」態度自居，將移工等同於落後、疾病與犯罪的代稱。這個文化論述的存在，更為台灣產業資本、跨國人力仲介提供剝削移工的空間。
移工在台灣，不僅是對雇主有著高度的人身依賴（不得轉換雇主的限制），而且在跨國流動當中，移工所給付的黑費用（高額仲介費）以及背負支持母國家庭的經濟壓力，在在都迫使移工以逃離雇主的方式，尋求其他無保障的打工。此事雖經台灣工運團體調查披露（如小說「逃」），但仍無法扭轉警察與外事單位的「獵巫」心態；此外，惡劣的工作條件所造成體力與精神負荷，間接造成工傷意外的發生，幾乎年年可見死傷，台灣這些年的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可以說是用移工的青春與身體血淚所堆砌起來。
操弄流動的黑手
台灣之所以以「文明」自居，來自於台菲兩地經濟發展的差異，而經濟發展的落差又往往與「先進國家」間往來的親疏有關。菲律賓雖是脫離美國殖民而獨立，但佔統治地位的地主與資產階級無不依賴美國的支持，在遭逢經濟危機時更是仰賴美國所把持的世界銀行體系提供治療方案，被迫以出賣土地與天然資源、或犧牲小農與環境為代價。不僅僅是菲律賓，印尼、泰國等地幾乎都有過同樣的命運。換言之，東南亞國家的人民之所以跨國工作，也是拜美國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所賜，是「文明」所帶來的貧窮。台灣雖因國共內戰，致使蔣氏政權在台灣推行土地改革，在體質上與東南亞國家有所不同，但整體經濟發展仍是仰賴美日的工業與消費體系，看似勾連上第一世界的發展，但仍無法擺脫第三世界的命運。
二戰後，菲律賓與台灣擺脫日本佔領，卻被拉進封鎖共產世界的西太平洋第一島鍊。在美國片面安排的戰後秩序下，台菲兩地因土地分配和資本條件的差異，被分處在不同的分工位置上，從而產生發展上的落差，也提供了兩地勞動力移動的推拉力。台、菲之間雖相互鄰近，在歷史上也無交惡的紀錄，但雙方在政治與經濟上的往來不多，相互間的信賴基礎薄弱，反倒都深刻的受到美國的支配與影響，表現在對外關係上就是與美國有共同的敵人。因此，長時間以來雙方在海疆上的畫界，並非是兩地政府治理的重點，相反地，台灣海峽與南海「主權」才是彼此關注的焦點。因為在這個議題上，雙方都是藉著向「中國」展現自主性，來競爭自身在美國眼中存在的重要性，這也才能說明在這次海上事件當中，台菲政府間毫無互信與溝通機制，並各自尋求美表態支持的原因。
在美國影響下台、菲在社會發展上的自成格局以及政府間的相互關係，人民生活的現實是可以被忽略、輕視的，一如移工在異地的漂泊身影，又如對移工依賴的台灣家庭，一如攸關人民生計的海域漁場利用。當台、菲人民的漁船走在這片美國為其自身利益在東亞刻意製造的模糊地帶與未解之爭議上，又有誰可以期待文明所創造的困局，終究會文明的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