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羅加鈴 (香港理工大學博士候選人)

熱鬧的農村集市。 （中國甘肅網）

最近花比較多的時間在家讀書寫字，無意中閱讀了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的一篇文章「小城鎮大問題」，並回想自己農村調查的經驗，突然有些感觸，隨手寫下，藉此分享。

農村人多地少的限制

過去幾年，有幸在世界各地的不同社群裡走動，或進行調查、或生活其中，發現大家對環境的評價，因其生長背景的不同，有著顯著的差異，但對於遷往好環境的看法，卻不約而同。一些從農村到城市務工的朋友經常對我提及，家鄉的生活條件不比城裡，如果時機成熟，想就此移居城市。

當然，所謂「好」環境的定義，有時非常主觀，也需視各地發展階段的差異作客觀分析，不能簡單類比。但是，對於這種「別人家西瓜比較甜」的心態，我們究竟該如何看待？以我對大陸進城務工農民的調查來說，儘管在城市生活不易，但居於農村更顯困頓是不爭的事實；再說，如果浪漫的認為農民都該附著於土地，依靠種糧維生，在農村人口眾多而耕地面積有限的情況下，似乎又不切實際，除非哪天農地裡頭能長出白花花的銀子來，或者發現地底下蘊含著大量的石油。

華中科技大學賀雪峰教授曾說，「大陸現有耕地18億畝多一點，按9億農民計算，人均不過2畝，戶均不足10畝，這18億畝土地主要用於種植大田作物，如水稻、小麥、玉米等，這些大田作物的價格和產量都比較穩定，需求量也比較穩定，少數土地可以種植經濟作物，但經濟作物的特點是價格不穩定，市場風險大。無論如何，在中國農民人口衆多、耕地總量大但人均耕地較少的國情下面，土地無論是用於種植大田作物還是經濟作物，其産出都是相對固定的，農民可以從農業中獲取的收益也是相對固定的。在不考慮國際市場的情况下，市場沒有持續擴大，農民生産的農産品越多，就越是不值錢。」

與此同時，因為土地數量永遠不可能隨著人口增長，農村相對過剩的勞動力自然在土地資源有限，又缺乏其它賴以生存的機會下，紛紛往往城市流動。如此一來，雖然有助於提高農村家庭的現金收入，但卻導致農村與城市的生活差異持續擴大，拉大了城鄉貧富差距的鴻溝。

為什麼要發展小城鎮？

其實，我的民工朋友們口中的「好」環境，通常意味著謀生機會、攢錢、家人常聚，以及吃住得好點。據此，我們能否這樣思考：有沒有一個讓人們不必離鄉背井，就能自在於原鄉討生活的辦法？

近年來許多學者倡議的「合作經濟」，也許是一個讓農村經濟活絡起來的契機。所謂合作經濟是指，同類農業生産經營者形成一個自治、互助的經濟組織，藉由協作追求共同利益的最大化，例如集資發展多樣性的產品，或購買先進的設備進行擴大再生產等。只是重點在於，組建合作社要解決的不僅是生產問題，進一步的消費和流通問題，該怎麼辦？

對此，大陸中央目前正以試點方式，進行「小城鎮」(或說二線城市)的發展，藉以改善負面代價極高的大城市優先發展策略。小城鎮的優點在於，它可以作為聯繫個個鄰近村落的商品集散中心，使工農產品在此完成交換，減低從大城市取得商品所經層層流通渠道(商品從生產者到消費者手中的過程)所耗費的成本與時間，而節省下來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可用於發展多樣化的經營，促使農村地區發展農副業商品，從而反過來吸納過剩的勞動人口，解決農村現階段發展滯後的問題，最重要的是讓經濟利益與人才皆歸屬當地。

計畫經濟時期，由於反對私有的情緒過度高漲，導致許多村社的物資流通中心 ─城鎮─瓦解，據說當時連農民賣點自家蔬果都會受到批評。費孝通先生說：「那是因為過去我們對消費和生產這兩個概念的涵義沒有搞清楚，以致我們對小城鎮性質的認識發生了偏差。在我國舊的傳統思想中，消費不是一件好事，它是指不事生產，靠著人家吃吃花花，實際就是指剝削享受。而在小農經濟的眼光裡，生產是只有實物收穫的勞動，不包括商品的流通。這樣我們一方面把小城鎮的商品流通職能排斥在生產範圍之外，歸入消費中去。另一方面把地主官僚對農民和雇工的剝削和揮霍看成所有小城鎮唯一的基本性質。以後又進而把做生意、消費、剝削這些概念都畫上等號。」

這些誤解導致的後果，直至今日，都還或多或少的影響著農民的經濟生活。前陣子我去甘肅作調查，發現當地因流通機制的不健全，農民有著「買」與「賣」的困境。例如我去的村子，不存在小賣舖，農民若想買醋，要來回走上2小時的山路到鄰村的私釀行，而且為了避免經常往返折騰，多半一次性購入20來斤(10公斤)，然後或肩扛，或用騾子運回家；至於那些自己生產出來的東西，若是自家吃用不完，也很難賣出去，因為鄰近村莊的家戶基本都種植相同的糧食，加上沒有運輸系統和任何經濟組織，也沒有任何農副業的發展，因此個別人家想要將東西賣往其它鄉鎮，著實困難。

誠如費孝通先生所說的，人多地少，解決問題不能完全靠莊稼，還要靠經濟作物及家庭農副業，讓工農相輔，並讓流通環節合理化。目前農村合作化與小城鎮發展都還在試點階段，需要評估及改進的部分還有很多，但是如果推展成功，說不定未來農民的現代化需求可以在原鄉完成，不必再移走他鄉地淪為大城市的二等住民，且長期以來城鄉傾斜的發展也許也能獲得改善。無怪乎，許多農村研究專家都大力支持二線城市的發展，急呼：「我頂小城鎮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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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羅加鈴 (香港理工大學博士候選人)

甘肅農村。目前甘肅、寧夏、青海、內蒙、四川、新疆、西藏及整個西北部農村普遍的狀況，仍然令人擔憂。（網路圖片）

        
        也不曉得是哪來的傳言，我竟從作調研的博士生，變成了北京電視台下鄉採訪的記者。才到甘肅山區的農村短短三天，陸陸續續已經來了幾批人，見面就問：「是不是能上電視，我要爆料？」

是不是能上電視

        一大清早，剛吃完早餐，吳大叔就來訪，才見面就抓著我的手，熱切地告訴我來訪的目的，並急切地想要知道自己上電視節目的願望是否能夠達成，我尷尬以對，據實以告，他雀躍的神情即刻轉為失望。

        吳大叔今年63歲，由於妻子過世的早，獨自辛苦拉拔大的兒子在17歲那年外出打工後，輾轉讓人捎來口信，說無論如何都不願意再回貧困的農村，他一氣之下，連每年兒子托人帶回的錢，都原封不動的退了回去。

        早幾年，他身體還算硬朗，打些零工和種點糧食，日子雖然清簡，倒也還過得去。但近兩年，由於身體開始出現病痛，無法外出務工，又沒人幫著幹活，生活開始變得有些艱難。我問吳大叔：「你有加入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嗎？」他生氣的回應：「我們這裡黑的很，報銷時要是不走點關係，不送點禮，錢就會莫名其妙的下不來。」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可能是因為積怨太深，吳大叔無視陸續而來的村民也想同我說話，盡自拉著我問：「你從北京過來，又作農村研究，一定知道咱們的中央政策。你跟我說說，國家每年給的糧食直補、退耕還林補助和良種補貼，為什麼一定要由村幹部集合村民一同前往信用社取錢，不能由我們在缺錢時各自領取，而且村幹部通知時還強調，當日不取，便再也取不到。但是，電視新聞卻說，這些補貼是由國家直接把錢撥到農民帳戶，農民可以自由支配，若真是這樣，就算我們不取，錢理應還留在我們的戶口裡，不是嗎？」

        「再說了，幹部們通知大家取錢時，家裡識字的年輕人都在外地打工，有時取完錢，眼看本子上打印的數目多過於實際領到的現金，多問幾句話，還會被辦事人員責罵。你說，既然錢是屬於我們的，那取錢時信用社少給了，難道連澄清錯誤都不行嗎？」週邊圍繞的村民，在吳大叔的抱怨聲中不斷地附和著，並表示許多人都有類似的經驗，有人甚至說道：「面對質疑，他們有時根本不解釋，就直接把我們的存摺往人群中一扔，叫我們馬上離開。」吳大叔點頭認同，喃喃自語：「中央政府的規定，怎麼到我們這裡就變了樣？」

        事實上，中央政府把以往通過流通環節的間接補貼，改採國家對農民專款專戶的直接補貼，目的就是為了避免間接補貼所導致的層層截流，致使農民最終拿不到好處，但是吳大叔他們村裡頭的幹部，顯然還是在利益當頭下，祭出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手段來應付，這樣的結果恐怕連中央都始料未及！

沒水沒糧外出要糧

        在大家的抱怨聲中，圍繞的村民不斷增加，彼此壯了膽識，越說越來氣，紛紛跳出來抒發不滿的情緒，連向來公認沉靜的李阿姨都開口說：「本來以為國家越發展，村裡的建設也會越好，哪知道演變成必須有人在鄉裡當官，村裡才會通水、通路的局面。我們村子條件差，出不了能人在鄉裡工作，至今七、八十戶人家，還僅靠著一口井維生，最遠的人家喝水，來回挑水要花費一個多小時，有時一下雨，水濁了，不能喝；有時不下雨，井乾了，沒水喝。」

        這裡的水資源確實極度匱乏，雖說家家戶戶都因打工而開始購買耐久性耗材，如洗衣機和電視機，但洗衣服的方式還是非常「陽春」，完全無法發揮洗衣機的全自動功能。因為缺水，洗衣服時全靠人工輸送的兩桶水(一桶約5000cc)：首先把「第一桶」肥皂水手動倒入洗衣機，待洗衣階段完成後，將肥皂水抽出，然後倒入「半桶」清水進行衣物漂洗，接著將脫水抽出的水再次倒入，進行第二次漂洗，待第三次脫水後，再將所剩的「半桶」清水倒入作最後的衣物清潔。至於那些從洗衣機流出來的污水，必須保留，稍後拿來清洗豬圈或拖地，一滴都不能浪費。

        我小時候讀地理時，獲悉水資源對甘肅山區何其寶貴，如今身歷其境，驗證地理課本所言不假。當地農民是名副其實的「靠天吃飯」，由於地理條件的限制，此處均為旱地梯田，沒有水源和灌溉系統，亦無法進行機械化耕作，每年農作物僅能仰賴冬天溶化後的雪水和夏天的降雨澆灌，若氣候不協調，雨(雪)水過多與過少，都對農作物造成傷害。

        聽說過往沒有打工的現金收入，老天爺若不賞臉，大家就得捱餓，曾經有過連續三年(1996到1998年)冰雹來襲，糧食欠收，全村居民只好組織起來，或徒步、或偷乘火車去鄰近的城鎮要糧，因此還造成許多中輟生，因為大人出門一趟要個把月，家中的大孩子便要負起照顧小小孩的責任，無法離家到學校住宿。吳大叔特別強調，當時雖然有縣級官員下訪，但他們卻沒有進村察看，迫使村民在其所經地攔路求助，最後每戶得到16斤(等於8公斤)蕎麥種子和50斤小麥種子的補助，比大伙出去要糧的所得還低，而且其中50斤小麥種子的補助還必須在來年收成後償還。

走出大山才有大道？！

        由於田野調查需要在山裡來回走動，幾週下來，我開始能體會身處山中村莊的苦處。這裡的房子全部隨著蜿蜒的山路而建，每家門口的路，一下雨就泥濘不堪，我曾親眼目睹溶雪時，60幾歲的吳大叔隻身挑起25公斤的井水，踩在和著冰塊與泥巴的斜坡山路，險些滑倒，至今想來仍令人心驚。吳大叔事後告訴我，還好那天他沒摔倒，以他目前的身子骨，若真摔傷，肯定要送往鄉醫院救治(村內僅有一名能治小傷小病的醫師)，面對高價的醫療費，以及很難申請下來的醫保補助款，他說寧可直接摔死，還會少點事。

        結束調查離開甘肅前，李阿姨邀我去他家吃飯，我跟李阿姨說，我很同情吳大叔孤苦無依的遭遇，她卻反駁說：「如果我的孩子能脫離這貧困的大山，在城市安定下來，就算他不認我，我都會笑著送他走，因為走出大山才有平坦的大道。吳大叔雖然生氣孩子不回家，卻從不堅持讓他孩子再回來，因為大山裡能給下一代的，除了窮困、腐敗和無奈以對，還有什麼？」

        我很難回應李阿姨的提問，倒是心理想著，如果阻礙農村發展重重問題不及時改善，從而導致大山裡的孩子在城市「拉力」與農村「推力」的作用下紛紛離開，那麼，未來農村的建設，究竟要靠誰來延展？

● 相關農村政策簡介：

糧食直補：全稱為「糧食直接補貼」，是爲進一步促進糧食生産、保護糧食綜合生産能力、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和增加農民收入，國家財政按一定的補貼標準和糧食實際種植面積，對農戶直接給予的補貼。 

退耕還林：從保護和改善西部生態環境出發，將易造成水土流失的坡耕地和易造成土地沙化的耕地，有計劃、分步驟地停止耕種；本著宜喬則喬、宜灌則灌 
、宜草則草，喬灌草結合的原則，因地制宜地造林種草，恢復林草植被。國家實行退耕還林資金和糧食補貼制度，國家按照核定的退耕地還林面積，在一定期限內無償向退耕還林者提供適當的補助糧食、種苗造林費和現金（生活費）補助。黃河流域以及北方地區，每畝退耕地每年補助原糧100公斤、現金20元，還生態林的至少補助8年，還經濟林的補助5年，還草的補助2年。每畝退耕地和宜林荒山荒地補助種苗造林費50元。

良種補貼：指對一地區優勢區域內種植主要優質糧食作物的農戶，根據品種給予一定的資金補貼。目的是支持農民積極使用優良作物種子，提高良種覆蓋率，增加主要農産品特別是糧食的産量，改善産品品質，推進農業區域化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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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加鈴

醫療費用的高昂讓農民愁眉苦臉(網路圖片)

        當我告訴小強，「小強」在台灣是蟑螂的暱稱時，他雖然有點開心，卻難掩眼神中所透露出的悲傷，他說：「蟑螂有很強的生命力，如果小強就是蟑螂，那我的壽命應該不短。
        但是，我希望的不是延續生命，而是健康的活著，要不然我寧願沒有明天。」

父母更加操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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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加鈴（香港理工大學博士生）

(網路圖片)

         
        小禾紅著眼眶，一見面就抱著我，哽咽的說道：「不能說，我是農村來的，就說我沒有文化（泛指沒有知識、沒有教養，及素質低下）。」

         
        小禾急了，一下班就趕緊來找我，憔悴的連話都不能好好說，靠著我不斷啜泣。身邊的同事悄悄跟我說：「他今天一天都心神不寧，端菜時燙傷了自己不說，還一整天沒吃飯。」可惡的是，餐廳經理不但沒有給予支持，反倒是怪罪小禾粗心大意影響餐廳聲譽，並強迫他隔天休假（扣一日工資，並無法領全勤獎金）去找客人協商，將問題好好解決，以免客人真來店裡鬧而無法正常營業。年僅19歲的小禾面對怒罵和恐嚇，早失了魂，哪還知道如何「好好」處理，更何況幾次試著電話聯繫，對方除了漫罵外，完全無法冷靜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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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加鈴

(網路圖片)

■ 羅加鈴

住在建築工地組合屋裡的農民工  (網路圖片)

階層（級）差異

他有的很簡單：3條從河溝撈到的小魚、1顆沾滿污漬的足球、幾個指頭高的「喜洋洋」與「灰太郎」塑膠玩偶，以及一些利用報紙、空罐子和竹筷子製成的風箏、Y型彈弓和刀劍。

城鄉差異

社保差異

許多沒有許多

■ 羅加鈴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學系博士生）

大家都知道，農民耕作的土地通常只能產出農作物（如穀物、蔬果等），然而自2008年中國大陸推出土地流轉政策以來，樓房成了農地的新興「產物」。許多建商與地方官員勾結，運用各種手段低價取得本應作為農用的土地，再用以建設商品房圖利，許多內地的朋友們便揶揄說道「咱們的土地產能真好，竟能長出高價樓房來，這些樓房倒成了名副其實的『高經濟作物』」。

河北香河縣案例
2011年5月23日，大陸中央電視13台（CCTV 13）以河北省香河縣土地流轉政策下所衍生的問題進行了專題報導。香河縣多個鄉鎮的農民被迫與村委會簽訂土地流轉協議，此後農民每畝地每年可得約1200元人民幣的補償，雖說獲利可能多於原本每畝地每年約800至1000斤（1斤為500公克）的糧食產出。但問題在於，某些農民並非自願參與土地流轉的簽署。農民抱怨說，當時若不與村委會簽訂同意書便無法從事副業，或被罰款，或遭到不明人士的威脅，某些反抗者種植於田裡的作物甚至無故被人拔除；加諸，農民根本無權決定流轉後的土地用途，從而當地方領導以集體名義將土地以每畝約60萬元人民幣的高價拍讓給建設公司後，大家都不知道這筆錢最終去了哪裡。

中央電視13台更紕漏，香河縣多個鄉鎮村委會的村民們都簽署了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合同，但大量耕地被低價租用後，經過地方政府巧立名目、層層包裝，便改變了土地的用途，然後再以高價倒賣給開發商用於不同形式的開發圖利，而不少農民在口糧田被徵佔後卻僅得到稀少的補償，生活品質並沒有如國家在推動土地流轉政策時所預期般得到改善。據說，該地區除了存在擅自改變土地用途的情況外，還有違法占地和新民居周轉用地等一連串的問題。

土地流轉的原意

事實上，按照大陸中央政策的規定，土地流轉過程中是絕不允許更改土地用途的。2008年十七屆三中全會中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雖然允許農民以轉包、出租、互換、轉讓、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來發展多種規模經營，但也同時明確地規定了土地流轉必須遵守以下幾個原則：（1）不可以改變土地用途：即遵守農地必須農用的原則；（2）不可以改變土地集體所有的性質：即集體土地的流轉方式與用途必須透過有關農民共同協商，而且土地所有權無論如何流轉，仍屬集體所有；（3）不可以損害農民承包經營的權益：即秉持合法協商、農民自願、平等有償等原則；以及，（4）土地流轉期限必須小於農民承包土地的期限：即農民僅有土地經營權 （使用權），因此一旦土地承包經營期屆滿後，土地仍須被重新分配，不能作為某人或某集團的永久佔有。

也就是說，原本農村土地流轉的宗旨是希望透過農業生產者將所分得的土地進行流動，形成更具規模的多種經營模式（例如引入外來資本合作、集體規劃土地利用並按地份讓農民投資入股、組建農業合作社等），從而讓生產資料（土地）能在更好的運用下提高收益（例如集資或集中土地以發展較高經濟價值的作物）。然後，藉由「農業」生產力的提升，改善「農村」與城市的不均衡發展，以及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最終的目標則是企圖解決三農問題。

重點在於，如果土地流轉是如同香河縣這種「以徵代租」的方式，搞得群眾覺得像是利益集團的「圈地運動」，那麼又如何能讓土地的農業生產效益得到提升，讓利益回歸予民，從而讓農民能真正的從土地上解放出來，不再一如既往地附著於土地呢？

土地活性的毀損

此外，雖然透過中央電視台所報導的脫軌事件，已經得到相關單位的重視，同時也保證在查明真相後會將土地還諸予民，但是土壤是有活性的，是需要悉心照料與培養的，例如翻土、施肥及輪耕，就是為了維持土地的養分以利永續耕作。以香河縣的例子來說，即便國家土地監察機關介入徵查後，農民可以重拾土地，但是過去幾年來建商在土地上所進行的公路修築、廠房設置，以及樓房建設所帶來的土地養分的破壞，並不會隨著建築物的推倒而消失。由於土壤活性早在開發過程中破壞殆盡，即便土地再次交回農民手上，面對一下子無法長出任何東西來的土地，農民依然無以為繼。

因此，當非法官商得到懲治及土地回歸予民後，應該進一步地解決土地復耕的問題，如同央視記者白岩松所言：

「這個地沒法真的復耕，長不出糧食來，那倒楣的還是農民，最後一下子都給你摞在那兒，看著我好像解決問題了。所以我覺得要讓他疼，要讓他付出更大的成本，真的要有相關的，不僅僅是政府的官員或者督查組，還要有農業方面的專家進入到督查範圍之內，來去評估土地真正具有復耕能力，是不是到了100%。否則的話把土地交給農民了，交給你了，農民上哪兒付出那麼大的成本，把這裡的石渣子都弄走，水泥都弄走。三四年、兩三年種不了地，最後我後悔，我還不如拿著每年的1200元呢？因為我連1200都拿不到，所以這件事情就要真的落到實處，讓這個地真的能長出糧食來，只有真的長出糧食來，我們的公信力才能在這塊土地上長出來，希望也才能長出來。」

群眾的批評

回顧改革開放前，由於戰時社會主義建設的需求，國家以工農剪刀差的方式將農村剩餘轉移至城市作為重工業發展的基金，為此曾被形容是國家對農村「要糧」；改革開放後，由於各地稅費制度的混亂收取，被指責是對農民「要錢」，現在則因土地流轉制度所衍生的問題，被批評是對農民「要地」。當前，如果大陸政府不加速徹查並解決「打著土地流轉旗號」行使「土地兼併勾當」的問題，內地農村名義上的農地，除了將與實際上的使用數額大相逕庭而影響農業發展外，土地流轉所設想的農業、農村和農民增收（值）的立意，也將被那些唯利是圖的官商以徵地「種」房的行徑所扭曲，屆時，國家便是名副其實的與農民爭利。

■ 霍媚

1988年至1997年，在發生東南亞金融風暴之前，馬來西亞的經濟領域取得高度發展，國內生產總值每年增長超過8%。馬來西亞也是石油輸出國之一，第四任首相馬哈迪在執政時期，大馬行政機關從國油所獲得的經濟收入高達1690億馬幣。馬哈迪個性好大喜功，在政期間積極推動多項大型建設，如：雙峰塔( Twin Tower/KLCC )、檳城大橋、德孟莪水壩( Temenggor )、肯逸水壩( Kenyir Dam )、巴貢水壩( Bakun Dam )、峇都水壩( Batu Dam )、新古毛水壩、馬新第二通道、巴生港口、吉隆玻國際機場( KLIA )、檳城機場、普騰、馬航、柏華嘉公司(Perwaja) 等等。國家經濟表現一枝獨秀，政府推動號稱世界第一流建設的大型計劃，這些都市中的奇觀建築（ spectacular ），令國人或外國人有大馬正步入「先進國」的錯覺。

■ 羅加鈴(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學所博士候選人)

唯恐天下不亂的媒體

前些日子，在北京住處附近的超市，看到放置食鹽的貨架前擠滿了搶購人潮，甚至還得動用到工作人員維持秩序，使得原本單純因為家裡鹽巴用完了的我，因為不想與人推擠而放棄購買的念頭。回家路上，發現社區內人們寒喧的話語，從過往的「吃飯了嗎」？變成「買鹽了嗎」？搭乘電梯上樓時，鄰居們更是熱烈地談論著食鹽中所含的碘離子何以能降低核輻射對健康的威脅，整個社會瀰漫著一種不安的氛圍。也難怪民眾的情緒受到波動，日本地震與海嘯發生後三日，我因研究需要，從台灣轉機香港，再飛往北京，兩岸三地的新聞焦點無一例外的都環繞著日本核電廠可能爆發的消息，因而搞得人人居安思危。

個人中心主義的報導風格

「反日」與「反日本人」的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