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羅加鈴（香港理工大學博士生）
畢竟都是我的錯
幾天前，一位客人到小禾打工的餐廳用餐，不小心將學校公車優惠卡遺漏在餐桌下，小禾好心將卡片拾起保管並輾轉通知客人領取。然而，卡片在客人返回前不慎遺失，客人知情後勃然大怒，斥責小禾：「你變都要把卡給我找回來」，儘管小禾再三道歉，並表示願意賠償補辦該卡的費用，客人卻說：「你們這些農村人，沒文化，有些事不是你說辦，隨時能辦；再說，別老開口閉口就提錢，你們農民除了錢，還知道甚？」說得小禾發愣，淚眼以對，但對方並沒有因此心軟，反而變本加厲說道：「你別裝了，誰不會哭，限你3天內把卡找出來，否則就抓你去警局或找律師告，再不行，就天天找人來鬧，鬧得你沒法工作！」
小禾急了，一下班就趕緊來找我，憔悴的連話都不能好好說，靠著我不斷啜泣。身邊的同事悄悄跟我說：「他今天一天都心神不寧，端菜時燙傷了自己不說，還一整天沒吃飯。」可惡的是，餐廳經理不但沒有給予支持，反倒是怪罪小禾粗心大意影響餐廳聲譽，並強迫他隔天休假（扣一日工資，並無法領全勤獎金）去找客人協商，將問題好好解決，以免客人真來店裡鬧而無法正常營業。年僅19歲的小禾面對怒罵和恐嚇，早失了魂，哪還知道如何「好好」處理，更何況幾次試著電話聯繫，對方除了漫罵外，完全無法冷靜交談。
我泡了杯小禾熱愛的台灣珍珠奶茶給他，等他情緒稍微平復後，請他說明事情原委，並詢問他想如何解決問題。他回應：「工作沒了，可以另外找，重要的是不要影響店裡的生意；以及趕緊還給那個大學生一張卡，畢竟這都是我的錯，不能影響人家享受優惠的權利。」可以感覺到，小禾並沒有因為幾年的城市生活，而沾染時下許多都會青年那種自我中心與逃避現實的惡習，值得敬佩。於是我暗自決定傾力相助，但卻不願代他出面，因為唯有養成自力救濟的能力，所謂「農民等於沒有文化」的刻板印象，才能逐漸從人們的思維中除去。
能力與自主性的證明
事實上，面對有著城鄉（北京vs.農村）與等級（大學生vs.服務生）差異的客人時，小禾會屈居劣勢，是由於其生長的環境居於劣勢，長期存在著信息、科技、教育等資源獲取不利的問題，所以在資源掌握不足的情況下，與城市人口形成各種能力與權力的失衡。再者，在一個偏重工業發展的社會裡，人們往往只在乎技術證照與文憑的取得，忽略農業生產的技術含量與農村文明的多元價值，尤其是那些每天追逐 iPhone 的年輕人，哪會明白每天送進嘴裡的糧食，皆是農民們常年積累的學問所孕育而成。據此，我們不能將農村人口對於現實社會的資訊掌握能力相對低於城市人口，就簡單地評斷農民沒有文化。
我把這個結構性的原理分析給小禾聽，他似乎從中悟出了一些道理，頓時振作起來。之後，我和小禾透過各種管道取得相關資訊，反駁了對方無理要求的高額賠償金（2000元人民幣，將近小禾一個月的工資），與對方交涉時，原本毫無自信的小禾也因為資料掌握充分，變得非常堅定，妥善地解決了問題，除了賠償對方補辦學生公車優惠卡的幾十元外（小禾服務的餐廳承擔一半），也要回了被強迫休假的工資及苛扣的全勤獎金。雖然這不是小禾外出打工以來第一次面對困境，卻是他第一次反擊，他非常自豪而開心。
我們因而開了一次慶祝會，許多在那家餐廳打工的朋友也來了，小禾的事蹟似乎激勵了大家的士氣，餐聚間的討論都圍繞著農民工維權，以及所謂「文化」水平的議題。根據大家的觀察，大伙並不認為具有城市戶籍，或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就有著較高的文化水平。例如，我們常常見到開名車的「大爺」，完全不理會斑馬線上行走的路人，執意按著喇叭搶著先行，甚至連柱著柺杖或推著輪椅的老人也不讓行。大家一致認定，北京有許多地方，都還沒有自己的家鄉有水平。
城市不是我的家
小禾就多次跟我「推銷」家鄉的美好。出生在甘肅山溝的小禾，初中畢業後便離開家鄉打工至今，他不只一次跟我抱怨，由於打工生活的煩忙，出門在外的人，總是有很多原因顧不上想家，但卻從沒打消過回家的念頭。他說，再掙幾年錢，想去上學，學會計和餐飲，然後就回老家開設屬於自己的餐廳，他的許多同事也有著雷同的想法。
由於長期以來的城市生活，並沒有給這些貢獻城市的農村移民帶來融入城市的條件；相反的，涉足越深，矛盾越益突出。諸如他們的住房、醫療，及養老等福利，至今都還無法納入城市的保障體系，甚至在城市的生活，都是將自我的基本需求壓到最低來完成勞動力的簡單再生產，顯少有擴大再生產的可能性，從而在低技術、低教育背景的循環下，往往被貼上沒有文化的標籤。
黃宗智教授也曾分析，在城鎮暫住打工的農民工組成了一個巨大的「非正規經濟」，之所以說是「非正規」，是因爲它基本處于法律規範範圍之外。根據2006年比較權威性的調查研究，他們一天平均工作11個小時，但只獲得城鎮居民60%的工資（福利差別不算）。國家統計局最近發布的數據基本相同：89.4%的農民工每周工作時間超過法定的44小時，平均是58.4小時。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沒有正規的法律身份，缺乏法律的保護以及社會保障。2009 年，具有養老保險的只占7.6%、醫療保險的占12.2%、失業保險的占3.9%。即便是那些進入了社會保障網絡的極少數，他們只享有遠低於城市居民正規職工的福利。因此，即便他們長期在外打工，大多數仍然會回老家養老。作爲二等公民在外打工的無限坎坷，雖然使他們之中不少人感到消沉，甚或憤世嫉俗，但那樣的經歷同時也會强化對老家的感情。無論如何，大部分農民工是抱著暫住人的心情而打工的。
問題在於，如果我們只是不斷以犧牲農民工來完成工業化與城市化的進程，無法打破城鄉二元結構，無法讓農民工共享現代化的果實，無法讓農民工從簡單再生產進到擴大再生產的發展，那麼在大陸農村人口持續增長與土地相對欠缺的情況下，農民工所要付出的代價，絕不僅只是被標記為沒有文化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