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榮鐘夫人施纖纖紀念專題
■ 作者／葉芸芸
組稿／徐秀慧（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副教授）
葉榮鐘與施纖纖的結婚照(1931年)。
編按：
2014年初，以106歲高齡辭世的施纖纖女士，出生於日本殖民統治之前期，18歲自彰化女中畢業，任職小學教師，可謂台灣第一代智識女性與職業婦女，1931年與鹿港同鄉葉榮鐘結婚。葉榮鐘前半生活躍於日據下政治社會反對運動，日據下唯一漢文報《新民報》的編輯。晚年專注述史之志，著作有葉榮鐘全集12冊，葉榮鐘先生的手稿藏書資料以及具有歷史意義的字畫文物均已捐贈清華大學圖書館典藏。 Continue reading
葉榮鐘夫人施纖纖紀念專題
■ 葉蔚南
施纖纖 (1908-2014)。
媽媽到這個月15日逝世滿一年，習俗是對年，兄姐從美國回來，我們希望用一個簡單的儀式表達我們的追思。因為她在生的每一天都担心，麻煩他人太多（包括她的子孫）。 Continue reading
葉榮鐘夫人施纖纖紀念專題
■ 施纖纖
2000年11月19日 （星期日） 晴
施纖纖《小島的日記》源於陳映真夫婦送她一隻小鳥的緣分，日記透露了她對陳映真的敬重。
陳映真先生夫婦從台北開車專程帶了小鳥(石燕)來，送給我這老人。
我與他們不曾謀面，但他們是芸芸的好友。 Continue reading
── 清代台灣藤牌兵北疆傳奇
■ 安洪濤（齊齊哈爾市昂昂溪區水師營滿族鎮）
現代復原的雅克薩城門。(網路圖片)
17世紀中葉，沙俄侵占了中國領土尼布楚（今俄羅斯涅爾琴斯克）和雅克薩等地，並以雅克薩為據點，不斷對黑龍江中下游地區進行騷擾和掠奪。「雅克薩」是滿語的音譯，意譯為「河岸坍塌成半圓形的河灣」，其位於黑龍江省漠河縣以東黑龍江北岸（今俄羅斯阿爾巴金諾），是黑龍江上的咽喉要地。 Continue reading
告別父親，以及他的年代
■ 王錦南
戰鬥一生的爸爸雖生不逢辰，卻死得其時，具有歷史意義──那象徵一個亂離和屈辱時代的結束。 (網路圖片)
91歲的爸爸走了，放手離開了他戰鬥一生的世界。他生於1924年湖南攸縣一個貧困的農村，國家民族的戰亂流離，和它所帶給個人命運的顛沛坎坷，決定了爸爸拿必須拿起槍桿和挑起擔子的一生戰鬥。 Continue reading
■ 王錦南
傅如芝女士（1933~1956）。
北京西山國家森林公園落成了一處「無名英雄紀念廣場」，據說是為了紀念上世紀中葉赴台活動而犧牲的一千多名特工。這使我想起十多年前在台北出版的一本《台灣好女人》，封面上那個紅色放大的「好」字，令人印象深刻。 Continue reading
■ 吳松山
銀川，難得細雨。台灣同學會2013兩岸交流學術研討會來到銀川召開。會場設置在賓館的會議廳內，四平八穩的長桌，羅列成排地擺放在會場中，從大陸、台灣以及海外各地的老保釣、學者與青年學生聚集到了一起，正如台灣同學會會長吳國禎所說：「不容易」。 Continue reading
台灣同學會的步伐
■ 向前
台灣同學會組織與會學者參觀寧夏回族文化村。
1971年9月，一個台灣學生訪問團踏上了祖國大陸的土地。
「登陸」──在今天聽來稀鬆平常的事情，在四十多年前的當時，卻是代價無比巨大的危險舉動。
1971年的這個學生團，是自1949年兩岸分斷以來，台灣學生組團訪問祖國大陸的第一次。 Continue reading
■ 邱士杰
沒有任何客套寒暄──倪慧如老師一進門，便緊緊握住了陳明忠先生的手。
這是久違的握手，也是歷史的重遇──一個以西班牙內戰和兩岸近現代史為雙重線索的重遇。
十年前，作家陳映真主辦的人間出版社，出版了倪慧如、鄒寧遠二位旅美科學家共同撰寫的《橄欖桂冠的召喚：參加西班牙內戰的中國人》一書。為了偶然在西班牙內戰史料之中發現的、疑似為中國戰士的姓名拼音，兩位作者憑著一股難以想像的熱情、毅力，甚至幸運，走遍世界各地。通過無數的口述與資料徵集，竟然發現戰雲密布的1930年代，有百名中國志願軍為打倒法西斯而在西班牙戰場上活躍著。
然而這本書不僅僅是中國志願軍的故事。
故事，其實是以兩位作者的探尋過程為線索而得以重建的。因此我們也能隨著故事的展開，而重新經歷兩位作者為了追尋這段歷史而不斷遭遇的挫折和驚喜。實際上，故事也往往因為這些驚喜而出現新的延伸。比方原先以為是中國人的志願軍，其實有的來自亞洲其他國家。而參與過西班牙內戰的各國志願軍，竟也有許多人在內戰失敗之後轉往中國參與抗日戰爭（其中也包括知名的白求恩大夫）。──於是，我們不但能借著這本書走向反法西斯的馬德里，更能從馬德里走向延安，走向世界上任何一個曾因國際主義而頑強戰鬥的地方。
西班牙內戰並沒有來自台灣的中國戰士，然而西班牙內戰與台灣之間，卻有著命運般的牽連。1947年台灣「二二八」事件爆發，來台不到兩年的外省籍畫家黃榮燦為此次事件刻畫了著名版畫《恐怖的檢查》。雖然黃榮燦是在魯迅木刻傳統底下成長起來的本土藝術家，日本學者橫地剛卻發現《恐怖的檢查》的主題與構圖，同畢卡索譴責納粹介入西班牙內戰的《格爾尼卡（Guernica）》非常類似。（橫地剛，《南天之虹：把二二八事件刻在版畫上的人》。台北：人間出版社，2002。）對於最後在50年代死在國民黨槍下的黃榮燦來說，畢卡索在格爾尼卡看到的暴虐和殺戮，也許同樣是他亟欲為「二二八」死難的台灣同胞所控訴的罪行罷！
雖然倪慧如和鄒寧遠的追尋始於偶然的發現，卻有必然的因由；即便他們的追尋並未涉及台灣與西班牙內戰的某種聯繫，卻始終未曾脫離台灣的歷史脈動。七十年代，他們和多數海外華僑學生一樣，投入了洶湧澎湃的保衛釣魚台運動。在釣運轉化為社會主義新中國的認同運動之後，他們不但因為社會主義的信仰而得以昇華自己的思想，更積極投身台灣島內民主化運動的支援工作。──特別是1976年的「陳明忠事件」。
「陳明忠事件」的淵源同樣可以追溯到1947年的「二二八」。青年陳明忠在「二二八」後參與了謝雪紅領導的台灣民主聯軍，此後更加入中共地下黨。為此，他在50年代白色恐怖之中被捕入獄。此時他所戴上的「統一派」與「左派」的「紅帽子」，成為他在1976年二度被捕的天然理由之一。雖然此次事件使他成為台灣最後一個死刑政治犯，但海外華僑與國際救援組織的大規模奔走終於使他免於一死。此間，鄒寧遠倪慧如的救援工作，起了非常關鍵而及時的作用。──雖然直到90年代初，獲准離台赴美的陳明忠才首次與他們相會。
《橄欖桂冠的召喚》出版十年之後，終於另以《當世界年輕的時候》為名發行簡化字版。作為這本書十年以上的讀者，我也終於在今年認識了作者之一的倪慧如老師。這些日子以來，總能在許多社運場合看到倪老師的身影。雖然她與鄒寧遠先生迄今仍在國外積極投入各種國際性的社會運動，但在多數情況下，倪老師更願意傾聽，而不張揚自己的實踐。與陳明忠先生會面的此時此刻，也仍然如此。
才在北京出席《當世界年輕的時候》新書座談會的倪老師，鄭重地將這本新書送給陳明忠先生；陳先生也回贈了他的新書，用雕刻般的運筆題贈給「倪慧如、鄒寧遠同志」。不甘寂寞的我，也請倪老師為青年朋友們題字。她這樣寫道：「我們的朋友遍天下，為追求世界的正義與和平，從未停止過，讓我們一起共同努力。」
飽受磨難的陳明忠先生堅定地說：「我生錯了時代，但我的路走對了。」倪老師則說，「社會主義的實踐，就像我們作實驗一樣，也會犯錯。但這些錯誤不能取消社會主義的理想。因為這些理想是正確的。」今年十月，是國際縱隊撤離西班牙七十五週年，倪老師還將前往馬德里。
「現在的世界，也還是年輕的時候罷？」我開玩笑地說。
倪老師說：「只要願意，這個世界永遠都是年輕的時候！」
（本文原登載於2013/7/5《北京青年報》）
土匪的系譜
寫在台北市政府變相恢復六一七「始政紀念日」之後
■ 邱士杰
按：「六一七」是日本殖民台灣的開端，曾被日本當局稱為「始政紀念日」。台灣光復之後，此日旋即廢絕，不再紀念。然而，台北市政府在今年變相恢復了「六一七」。首先抨擊此事的淡江大學林金源教授轉述了活動現場的荒謬情節：「慶祝活動以北投公園創始人井村大吉的紀念碑揭碑儀式開始，碑文極為友善，中、日文對照。不僅井村在天之靈可以瞑目，就連現在的日本遊客，也可感受百年前其祖先在台的豐功偉業，以及台民的感戴之情。主辦單位號召民眾扮成歷史人物，參與百年時代遊行。活動策劃人韓良露邀請化妝者上台『同樂』，包括穿著和服亮相的觀傳局長趙心屏，還有握手言歡的孫中山與裕仁太子。最能顯露昔日北投風月特色的，是韓良露介紹穿軍服的神風特攻隊之後，說明陪他度過出征前最後一夜的，就是旁邊穿和服的小姐。參與裝扮遊行者可拿餐點，民眾集滿五個攤位印章可換『御守』。……」（林金源，〈同悲尚且不及．何忍同樂〉，《中國時報》，2013/6/17）
1900年，八國聯軍。以義和團為代表的人民武裝終於不敵帝國主義侵略而失敗。
東洋硝煙如此瀰漫，遠在俄國的社會民主工黨領袖列寧也把眼光投向了東方。他站在「野蠻的中國人」的立場，提出如下評論：
「歐洲各國政府……把一座座村莊燒光，把老百姓趕入黑龍江中活活淹死，槍殺和刺死手無寸鐵的居民和他們的妻子兒女。這些基督徒建立功勳的時候，卻大叫大嚷反對野蠻的中國人，說他們膽敢觸犯文明的歐洲人。」（列寧，〈對華戰爭〉） 一百年後，彷彿為了呼應列寧，陳映真對於龍應台的「文明」論也提出批判；一個站在「野蠻」者立場的批判：
「說起『殘酷、愚昧、反理性、反現代文明、給中國帶來傷害和恥辱』的，是義和團呢？還是歐西日本等八國聯軍？再者，是人家老遠組成聯軍跑到中國大屠殺、大劫掠，還是我們貧困農民到西歐日本去『殺人放火』了呢？……義和團運動被『現代文明』和『理性』的『八國聯軍』殘酷鎮壓後十五年的一九一五年，台灣農民的噍吧年抗日起義，就宣傳『玉皇大帝九天玄女』可以『隱身』、『避子彈』、『避刀槍的符法』以抗擊據台日軍。而今日的『台灣人民』能不能據而嘲笑其『愚昧』、『反理性』、噍吧年的農民起義『藏有仇視東洋人的情緒』？問題是明白的﹕在帝國主義無情侵侮的時代，當封建王朝無計可施，當台灣已成棄地，不甘屈膝的中國農民起而抗擊外侮的思想和行動只能是自由派百般嘲笑的形式﹕落後的武器、封建迷信和一顆不屈的民族驕傲。而歷史上一切被征服民族抵抗強權時，不依仗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和『仇』恨『外』侮的思想與行動，難道依靠民族自蔑主義和投降媚外主義？」（陳映真，〈文明與野蠻的辯證——龍應台女士《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的商榷〉）
如同魯迅。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殘酷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之中，陳映真看到了「不適者」被迫成為「不適者」後而不斷展開的抵抗。當嚴復通過「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警語號召國人成為「適者」之際，同時代的魯迅卻站在「不適者」的立場，思考中國民族在他律的「進化」與「競爭」中，被迫朝向「蟲豕」、「非生物」，乃至「絕種」而終末的演進。（伊藤虎丸，《魯迅與終末論：近代現實主義的成立》，李冬木譯）近百年後的陳映真，也站到了與魯迅相同的立場上。
然而，「不適」並不等於「弱勢」。魯迅從來就不是以弱為美、以弱為好、以弱為正當的「唯弱主義者」。1935年致蕭軍的信中，魯迅如此恤勉這位從淪陷的東北輾轉關內的青年：「『土匪氣』很好，何必克服？」。同時，他在評價蕭紅《生死場》的時候說道：「如果還是擾亂了讀者的心呢？那麼，我們絕不是奴才。」魯迅並不是作為弱者的代表而站上歷史舞台。更正確地說，他是通過自身持續不斷的「韌的戰鬥」，才成為中國革命的精神象徵。奴才不會反抗，但奴隸是要反抗的！
「中國的春天是成長在戰鬥裡！」──詩人田間如是說。這正是魯迅與中國革命的精神。
抗戰初期，1937年七七事變同月底，台灣左翼作家楊逵閱讀了蕭軍所著《第三代》之後，以「一種難以言喻的愉快」的心情寫下一篇書評。楊逵那「難以言喻的愉快」是這樣來的﹕「作品中描寫被欺壓的人民不斷加入『馬賊』的故事。所謂的『馬賊』，並不是我們常常聽到的可怕的強盜，而是相對於壓迫者而成長起來的一股對抗勢力。日本也有『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說法，依這句話的含義，我們天天被灌輸的『土匪』、『共匪』、什麼什麼『匪』，其實是……。」（楊逵，〈《第三代》及其他〉，曾健民譯）
刪節號後，楊逵的筆停住了。一停，就是九年。
台灣光復以後，日本殖民者曾經正面標榜的「六．一七」「始政紀念日」終於走入歷史。取而代之的，則是台灣各地的舊社會運動幹部群集此日紀念五十年間死去的烈士。1946年6月17日，這天舉行了台灣島內首次的紀念忠烈祠典禮，並在連溫卿、楊逵等人的組織下成立了「台灣革命先烈遺族救援會」。
從1924年首次舉行於上海的「恥政紀念日」集會，到1946年舉行於台灣島內的紀念忠烈祠典禮，台灣人民終於能夠正大光明地在自己的土地上悼念成千成萬仆倒在日帝屠刀之下的先烈，告別曾經的「恥政」或「死政」紀念日。在1946年的《台灣新生報》上，楊逵將他埋藏近九年而難言的心底話說了出來﹕
「這個『土匪』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血染的五十年間台灣革命史中我們的革命先烈和志士。他們都是對逃得快的清朝文武百官的絕望，只有用自己的力量和現有的武器，保衛自己山河的悲壯的人民自衛軍。
在日本也有『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諺語，在台灣，日本統治者為了殺戮、侮辱被稱為『土匪』或『匪賊』的革命志士，還特別制定了『匪徒刑罰令』。然而，這種事也並不是日本軍閥的專利，滿清政府稱太平天國的革命為長毛賊之亂，也把孫文國父稱為賊等等，這與現在的軍閥把人民的革命力量稱為什麼『匪』或什麼『賊』的作法都一樣，是什麼人都知道的。……就這樣地，大大小小無數的武力抗爭在台灣島的這個小天地中，毫不畏懼地反覆發生。這是由統治者稱為土匪，而我們尊稱為先烈志士的人們，五十年間前仆後繼地延續至今的志業。」（楊逵，〈六月十七日前後──紀念忠烈祠典禮〉，曾健民譯）
當然──也是我們應當繼承的志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