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匪的系譜
寫在台北市政府變相恢復六一七「始政紀念日」之後
■ 邱士杰
按：「六一七」是日本殖民台灣的開端，曾被日本當局稱為「始政紀念日」。台灣光復之後，此日旋即廢絕，不再紀念。然而，台北市政府在今年變相恢復了「六一七」。首先抨擊此事的淡江大學林金源教授轉述了活動現場的荒謬情節：「慶祝活動以北投公園創始人井村大吉的紀念碑揭碑儀式開始，碑文極為友善，中、日文對照。不僅井村在天之靈可以瞑目，就連現在的日本遊客，也可感受百年前其祖先在台的豐功偉業，以及台民的感戴之情。主辦單位號召民眾扮成歷史人物，參與百年時代遊行。活動策劃人韓良露邀請化妝者上台『同樂』，包括穿著和服亮相的觀傳局長趙心屏，還有握手言歡的孫中山與裕仁太子。最能顯露昔日北投風月特色的，是韓良露介紹穿軍服的神風特攻隊之後，說明陪他度過出征前最後一夜的，就是旁邊穿和服的小姐。參與裝扮遊行者可拿餐點，民眾集滿五個攤位印章可換『御守』。……」（林金源，〈同悲尚且不及．何忍同樂〉，《中國時報》，2013/6/17）
1900年，八國聯軍。以義和團為代表的人民武裝終於不敵帝國主義侵略而失敗。
東洋硝煙如此瀰漫，遠在俄國的社會民主工黨領袖列寧也把眼光投向了東方。他站在「野蠻的中國人」的立場，提出如下評論：
「歐洲各國政府……把一座座村莊燒光，把老百姓趕入黑龍江中活活淹死，槍殺和刺死手無寸鐵的居民和他們的妻子兒女。這些基督徒建立功勳的時候，卻大叫大嚷反對野蠻的中國人，說他們膽敢觸犯文明的歐洲人。」（列寧，〈對華戰爭〉） 一百年後，彷彿為了呼應列寧，陳映真對於龍應台的「文明」論也提出批判；一個站在「野蠻」者立場的批判：
「說起『殘酷、愚昧、反理性、反現代文明、給中國帶來傷害和恥辱』的，是義和團呢？還是歐西日本等八國聯軍？再者，是人家老遠組成聯軍跑到中國大屠殺、大劫掠，還是我們貧困農民到西歐日本去『殺人放火』了呢？……義和團運動被『現代文明』和『理性』的『八國聯軍』殘酷鎮壓後十五年的一九一五年，台灣農民的噍吧年抗日起義，就宣傳『玉皇大帝九天玄女』可以『隱身』、『避子彈』、『避刀槍的符法』以抗擊據台日軍。而今日的『台灣人民』能不能據而嘲笑其『愚昧』、『反理性』、噍吧年的農民起義『藏有仇視東洋人的情緒』？問題是明白的﹕在帝國主義無情侵侮的時代，當封建王朝無計可施，當台灣已成棄地，不甘屈膝的中國農民起而抗擊外侮的思想和行動只能是自由派百般嘲笑的形式﹕落後的武器、封建迷信和一顆不屈的民族驕傲。而歷史上一切被征服民族抵抗強權時，不依仗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和『仇』恨『外』侮的思想與行動，難道依靠民族自蔑主義和投降媚外主義？」（陳映真，〈文明與野蠻的辯證——龍應台女士《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的商榷〉）
如同魯迅。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殘酷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之中，陳映真看到了「不適者」被迫成為「不適者」後而不斷展開的抵抗。當嚴復通過「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警語號召國人成為「適者」之際，同時代的魯迅卻站在「不適者」的立場，思考中國民族在他律的「進化」與「競爭」中，被迫朝向「蟲豕」、「非生物」，乃至「絕種」而終末的演進。（伊藤虎丸，《魯迅與終末論：近代現實主義的成立》，李冬木譯）近百年後的陳映真，也站到了與魯迅相同的立場上。
然而，「不適」並不等於「弱勢」。魯迅從來就不是以弱為美、以弱為好、以弱為正當的「唯弱主義者」。1935年致蕭軍的信中，魯迅如此恤勉這位從淪陷的東北輾轉關內的青年：「『土匪氣』很好，何必克服？」。同時，他在評價蕭紅《生死場》的時候說道：「如果還是擾亂了讀者的心呢？那麼，我們絕不是奴才。」魯迅並不是作為弱者的代表而站上歷史舞台。更正確地說，他是通過自身持續不斷的「韌的戰鬥」，才成為中國革命的精神象徵。奴才不會反抗，但奴隸是要反抗的！
「中國的春天是成長在戰鬥裡！」──詩人田間如是說。這正是魯迅與中國革命的精神。
抗戰初期，1937年七七事變同月底，台灣左翼作家楊逵閱讀了蕭軍所著《第三代》之後，以「一種難以言喻的愉快」的心情寫下一篇書評。楊逵那「難以言喻的愉快」是這樣來的﹕「作品中描寫被欺壓的人民不斷加入『馬賊』的故事。所謂的『馬賊』，並不是我們常常聽到的可怕的強盜，而是相對於壓迫者而成長起來的一股對抗勢力。日本也有『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說法，依這句話的含義，我們天天被灌輸的『土匪』、『共匪』、什麼什麼『匪』，其實是……。」（楊逵，〈《第三代》及其他〉，曾健民譯）
刪節號後，楊逵的筆停住了。一停，就是九年。
台灣光復以後，日本殖民者曾經正面標榜的「六．一七」「始政紀念日」終於走入歷史。取而代之的，則是台灣各地的舊社會運動幹部群集此日紀念五十年間死去的烈士。1946年6月17日，這天舉行了台灣島內首次的紀念忠烈祠典禮，並在連溫卿、楊逵等人的組織下成立了「台灣革命先烈遺族救援會」。
從1924年首次舉行於上海的「恥政紀念日」集會，到1946年舉行於台灣島內的紀念忠烈祠典禮，台灣人民終於能夠正大光明地在自己的土地上悼念成千成萬仆倒在日帝屠刀之下的先烈，告別曾經的「恥政」或「死政」紀念日。在1946年的《台灣新生報》上，楊逵將他埋藏近九年而難言的心底話說了出來﹕
「這個『土匪』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血染的五十年間台灣革命史中我們的革命先烈和志士。他們都是對逃得快的清朝文武百官的絕望，只有用自己的力量和現有的武器，保衛自己山河的悲壯的人民自衛軍。
在日本也有『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諺語，在台灣，日本統治者為了殺戮、侮辱被稱為『土匪』或『匪賊』的革命志士，還特別制定了『匪徒刑罰令』。然而，這種事也並不是日本軍閥的專利，滿清政府稱太平天國的革命為長毛賊之亂，也把孫文國父稱為賊等等，這與現在的軍閥把人民的革命力量稱為什麼『匪』或什麼『賊』的作法都一樣，是什麼人都知道的。……就這樣地，大大小小無數的武力抗爭在台灣島的這個小天地中，毫不畏懼地反覆發生。這是由統治者稱為土匪，而我們尊稱為先烈志士的人們，五十年間前仆後繼地延續至今的志業。」（楊逵，〈六月十七日前後──紀念忠烈祠典禮〉，曾健民譯）
當然──也是我們應當繼承的志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