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錦南
傅如芝女士（1933~1956）。
北京西山國家森林公園落成了一處「無名英雄紀念廣場」，據說是為了紀念上世紀中葉赴台活動而犧牲的一千多名特工。這使我想起十多年前在台北出版的一本《台灣好女人》，封面上那個紅色放大的「好」字，令人印象深刻。
然而，讀過《台灣好女人》後便不願再碰它了，只擱置在一處還看得見的角落。書中本有顏如玉，可那些紅顏沒有帶給讀者絲毫浪漫的感受；她們的故事把人帶回一個充滿窒息感的時代，像一個老師把學生帶進考驗意志和靈魂的場域。到了那裡，才承認自己的卑微和怯懦，才照見自己近乎奢華的安逸。正因為如此，我擱置她，卻要看得見她。
對於上世紀中葉以後的台灣來說，那些女性不是戲文裡的紅顏薄命，也不是給男人代罪的紅顏禍水；她們被視為「赤禍」、「女匪幹」。書中附有一篇新聞報導，標題就寫著：「女匪幹計梅真、錢靜芝昨晨伏法」。據作者藍博洲估計，台灣在上世紀50年代被抓捕的女性政治犯超過200名，被槍決者至少13名。
「民族危急，別親離子而赴水火，易面事敵而求大同。風蕭水寒，旌霜履血，或成或敗，或囚或歿，人不之知，乃至殞後無名。」這幾句碑銘，寫得既巍然又淒然，可敬又可憫。《台灣好女人》裡的紅顏故事，與今後「無名英雄紀念廣場」的相互照映，或能教更多人領會歷史脈動的大音希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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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傅
小傅問難友羅：「妳在台灣沒有親戚，出去以後怎麼辦呢？」羅以為自己出獄的希望渺茫，就回答小傅：「我從來沒想過這個問題。」小傅說：「如果有一天妳能出去的話，去找我媽媽好嗎？我媽媽只有我這麼一個女兒，如果妳作我姊姊，我媽一定樂意的；儘管我不在了，有妳在她身邊，她就不會那樣悲傷……。」羅後來直到小傅媽媽過世前，都不曾去找過老人家，她食言了。剛出獄時，羅曾以難友身分託人帶口信給傅媽媽，老人家當場哭癱在地上。
小傅，一個台灣新竹女中的高二學生，本名傅如芝，因為「參加叛亂組織」被判10年徒刑。由於在監禁期間傳紙條，「繼續其叛亂行為」，改判死刑，得年23歲。傅爸爸說：「……身上有好幾個彈孔，子彈從前胸穿進去，然後在背後炸開幾個窟窿……」
高草
在雲林縣莿桐鄉某個陰鬱的早晨，高慶元驚懼地叫喚家人來看報紙，約莫一年前被捕的姊姊高草遭槍決了。然而，死亡僅僅是恐懼的開始，直到兩三年噤啞的日子過去後，高慶元北上打聽，才在六張犁墳場撿回姊姊的屍骨。
高草，日據末期虎尾女高的第一期學生，才剛畢業就被徵調到華南戰場當護士。抗戰勝利後，高草在丘念台先生組織的台籍官兵集訓總隊裡積極學習中文和抗戰歌曲；二二八事變之後，已然返鄉的高草關心台灣的革命民主前途，慨然以秋瑾的人生自許。那麼，高草「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豈不是由台北官方成全了這個25歲女子的心願？
許月里
「畢竟，這是國民黨不對，又不是中國人不對。再說，我還是把國民黨當成是我的兄弟，只不過它是壞兄弟罷了！」1956年，台北青島東路三號的軍法處看守所裡，帶子坐監的許月里對著她的同房難友這樣說。此前幾年，她還懷著身孕在保密局的偵訊室裡，一手護著頭，一手護著肚子，挨受特務的粗棍子伺候。她求一死而不得，整個臉發黑了，纖纖手指被打得變形，至死沒復原過。直到她被「資匪」罪名判刑12年，她才省心地坐牢，再也不擔心會牽連其他人了。
1950年5月底的晚上，許月里在台北街頭聽到電杆上的喇叭正放送著播音員的講話；她想起才幾年前，也是在這種情景下聽到日帝投降的「玉音播送」。這回，卻是她在日據搞工運時期就見過的蔡孝乾說話了：「台灣同胞們，我是蔡孝乾，本省彰化人，今天……。」聯繫幾天前她在《中央日報》看到蔡發表的〈告台灣地下黨同志書〉，她意識到1931年日警大逮捕台共的歷史又將重演了。而她資助過地下黨人簡吉和廖瑞發的事實，也將無所遁形。
在十幾年牢獄之災裡，許月里的丈夫從沒來看過她。迎接她出獄的，是丈夫推給她的龐大債務，和一個姨太太。年過半百的許月里，只得變賣僅存的首飾，再到瓷磚廠做工，勉強撐持母子的生活。至於那破敗的婚姻，在3年後同一把無名火燒毀她棲身的家一道，終成灰燼。
整整7年，許月里苦工還債的日子始告一段落。隔年，她與少女時代認識的安那其主義青年周合源結為老伴，兩人都吃過國民黨12年的牢飯，歷經40餘年人寰滄桑後才牽手偕老。而婚宴當天，各地倖存的同志與難友們都趕來聚首，儼然成了一場政治難友聯歡會。
15年後，年逾古稀的的這對老伴成了民進黨的創黨元老；但不久，他們雙雙退出。許月里說，統一是她的餘生心願。「我們兩個老人已經是來日無多的了；唯一盼望，是過去受苦受難的我國，能早日統一成為一個富強康樂的國家，以促進人類和平。」1993年，結縭20多年的老來伴周合源離世。許月里兀自燒飯、洗衣、讀書、看報、走社運；又過了15年，她結束96年的心跳。
許金玉
2003年4月，台灣某知名紀錄片導演發出抗議，主管出版的新聞局將《春天──許金玉的故事》列為保護級影片。
許金玉，1921年出生於台北萬華一個以苦力營生的家庭，她和另外三個姊妹自小就被送人當養女。幸運的是，養父母很疼惜她，供她上學讀書。不過，養父不願她接受日據下的教育；小學畢業後，許金玉白天當女工，晚上則偷習漢文。
由於養父母無親生子女，為了延續香火的問題，成年的許金玉不能自主婚姻，竟而蹉跎了這樁事。但也因此，她真正出了社會工作。1944年，她以流利的日文考取郵政局的職務，月薪卻比在工廠時還少。隔年，台灣光復。陳儀在廣播裡說的頭一句話──「親愛的台灣同胞」，就觸動這個不擅言詞又向來害羞的年輕女子的淚。
然而，光復初期的窳政，使得省內外人員既不同工，也不同酬；加上語言不通和生活習慣差異等問題，省籍隔閡迅速浮上枱面。1946年9月，江蘇籍的計梅真和錢靜芝來台擔任郵工補習學校教員。透過作文「我的志願」，計梅真認識到許金玉的身世與懷抱。於是，在計梅真的啟蒙下，許金玉走向群眾，走向爭取省內外同胞同工同酬的工運。
1949年3月26日，台灣光復後的第一次大規模工人請願遊行，朝著省政府方向出發。作為郵務工會兼遊行請願代表，許金玉等人當面對陳誠訴願。5月，省內郵工「歸班」得到解決。然而，隨著幾個月後蔡孝乾的被捕與口供，牽連30餘人的「匪台灣省工委會郵電總支部計梅真等叛亂案」成立，計、錢二員刑死，許金玉處刑15年。
刑滿時的許金玉已屆中年，青春韶光付與工運和牢獄；背負著叛亂犯印記的「更生人」重回社會，卻是「小牢換大牢」的另一種徒刑的開始。許金玉和她中年結伴的政治犯丈夫辜金良，面對普遍的社會誤解乃至歧視，加上特務的恐嚇騷擾，在屏東做皮蛋營生，繼續她們艱難的生存。
30餘年過去，許金玉夫妻以其白色恐怖受難賠償金，成立辜金良文化基金會，致力推動中國兩岸青年的文化交流與藝文活動。許金玉說：「我認為，我們要能真正得到自由，還是要等到祖國統一的那一天……。路，還是要繼續走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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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一位較為人知的台灣紅顏──蔣碧玉，終生願望在於台灣復歸與中國統一。19歲時，她為了抗日而奔赴內地。戰後，夫婿鍾浩東為了新民主主義的理想而死於國民黨槍下；但流落於內地的長子，卻因為生父曾參與國民黨的抗戰序列，而在文革期間慘遭批鬥……
原是歷史長河中溫柔靜默的一群紅顏，她們生命史的價值和意義何在？在提醒仇恨和報復？在比較哪個政權的正當性？或者，由於她們在以生命拼貼的時代意象裡展示了人性中的某種質素，而教育後人學習某種超越性的胸懷和眼光？
二○一四年一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