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出獄後（中）

1988年，工運抗爭中的羅美文。(圖 / 工黨海報)

六、在臺灣，作為統派

大陸對臺灣內部情勢瞭解得不多，一般人只知道臺灣有藍、綠。有個大陸人來，問我是藍還是綠，我說，我不是藍不是綠，是紅的，他嚇了一跳。

在臺灣，整個發展對統派是不利的。中華民國是主權國家，一直這麼說，一般人也都這麼接受的。臺灣媒體對大陸的正面報導很少。「維持現狀」是臺灣多數民意的選擇，而當蘇聯、東歐「現存」社會主義國家崩潰，「社會主義」被污名化時，臺灣的「統左派」實在難於擴大其影響。

統盟很難壯大，是有現實因素的。參加統派的團體沒有錢，沒有辦法生活，人們也要考慮自己將來的出路。勞動黨有人，有群眾，但問題是只屬於地區性的，沒有建立起全島性的組織。做得好的只是新竹地區，羅美文、黃秋香夫婦長期打下很好的基礎，所以高偉凱才可以選上縣議員。高偉凱對勞工的服務做得非常好，否則也不可能當選。現在臺灣社會的「階級矛盾」雖然占著基本矛盾的地位，但主要矛盾卻是統獨矛盾，所以對勞工講階級鬥爭，勞工也沒有多大興趣。

臺灣統派要發展，思想要統一，大家要有共識，再培養幹部。如果我們本身沒有一個健全組織的話，就難於發展了。

我們對臺灣兩黨的態度，是兩個爛的裡面選一個，至少國民黨不破壞兩岸關係，所以只能選它。

2005年連戰想訪問大陸，鄭麗文來找我，要我去國民黨中央黨部演講，順便推連戰一把，讓他去訪問大陸，即後來所謂的「破冰之旅」。

我曾經在《日本投降前後的日子的一些回憶》一文中說：「9月我收到了改名為‘省立台中農業專科學校的入學通知單。到了台中以後，最讓我吃驚的是，街上十字樓口旁常有20-30個年輕人，圍著圈彈風琴一起學『國歌』（三民主義，吾黨所宗），到處也都有自發性教人國語的小型團體，這讓我感到十分震撼，也深深感覺在思想上我真的比那些人落後太多。」

兩年後二二八事件發生，我在「二二八最後一役」之地的埔里看到了當年教唱國歌、教學國語的那些人圍在謝雪紅旁邊，聽謝雪紅指揮的情形。

三年後五十年代白色恐怖肅殺全面展開，我更在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裏，看到了那些人從容就義的最後一幕，這也就是，由於二二八事件而拋棄「白色祖國」，走向「紅色祖國」的那批愛祖國、愛人民的熱血青年的下場。

1950年我被捕、判決後被送到綠島新生訓導處，大約兩年後，又被送到新店軍人監獄，一直到1960年釋放。在這期間所遇到的所謂「台獨案」的人們只有黃紀男等數人而已。這裏我之所以用「所謂」兩字的意思是說，他們本來並沒有承認自己是「台獨案」而是說屬於「託管派」。其他白色恐怖早期的犧牲者和受難者，不論本省人或外省人，絕對多數都被戴上「紅帽子」。

在白色恐怖時期真正屬於「台獨案者」，是在1960年後才逐漸增加。我本身所遇到的第一批台獨案是1960年將要出獄時搬進同房的幾個海軍士兵(就是1958年以許昭榮為首的所謂「海軍台獨案」)。這就是說，1960年前後，台獨案增加的時間點，正符合海外台獨運動的開始時間——王育德在日本成立「臺灣青年社」的時間為1960年，而「台獨聯盟」是1970年才在美國成立的。因此我一直懷疑台獨的「二二八起源論」，而研究臺灣歷史的戴國輝教授也說：「台獨運動的形成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為契機，是國民黨退到臺灣來以後的事情，與二二八事件無關。」

1987年，我獲「保外就醫」，1988年蔣經國去世後獲減刑，到1990年才獲准出境。於是當年就去日本、美國，向營救我的那些人道謝，並順便在日本購買一些台獨人士所寫的書。稍微做了研究後發現：台獨運動領導人中，畢業於台南一中、嘉義中學的、位於臺灣最大農地「嘉南平原」的人特別多，而北部、中部地區明星高中的畢業生卻不多。再經過一段時間的而研究後，終於得知：台獨運動實際上是因國民黨政府土地改革而沒落、遠走美日等地的地主子弟所發起的反國民黨運動，他們進一步和臺灣中小企業主結合而壯大，而這些中小企業主中許多人也是由地主轉型的（他們是在土地改革後獲得「四大公司」股票，經過經營發展起來的。）

我認為台獨的「土改起源論」，才能夠解釋日據時代臺灣的抗日領袖之一的林獻堂為何遠走日本且援助「當時」主張台獨的邱永漢；以及臺灣第一個「黨外」出身的市長（葉廷珪）產生于臺灣最大地主集聚地「台南市」等事實。

2004年，立法委員選舉時，名導演侯孝賢主持的「民主學校」提名藍博洲（苗栗縣）、鄭麗文（高雄市）等人參選。選舉全盤挫敗後，侯導慰勞大家吃飯。在吃飯時我才頭一次見到鄭麗文。閒談中提到二二八事件時，我提出以「土改起源論」反駁台獨的「二二八起源論」。台獨的「土改起源論」從前沒人提過，鄭麗文似乎認同我的看法——鄭麗文和藍博洲在趙少康的「飛碟電臺」上對談時，提到我的台獨「土改起源論」。因此2005年2月27日國民黨在中央黨部舉行紀念會時，鄭麗文要我去演講。由於我的經歷令國民黨內部一些人擔心我會講出對國民黨不利的話來，於是鄭麗文要我提出「發言稿」，同時告訴我：連戰本來想04年當選總統後，就前去一趟大陸，卻由於兩顆子彈事件落選而去不成。所以她問我對連戰去大陸一事，是否可以推一下？對我來說，這當然是求之不得之事。

所以我以「二二八事件當事人、臺灣最後一個政治死刑犯的」的身份所發表的「二二八：被扭曲的歷史集體記憶」講稿中提出兩個重點：

其一是：以台獨「土改起源論」否定「二二八起源論」，否定台獨的道德正當性。

其二是說，我的家庭（包括我太太那邊）是因為二二八和白色恐怖而受苦最慘的當事者之一，但是我今天到國民黨中央党部，並不是為了個人家庭的悲慘遭遇來討什麼公道的，我只希望同樣的苦難不要再發生在任何一位臺灣人的身上。由於國共兩黨長期內戰，才會使得很多人民被牽扯進去，受到極大的犧牲。現在台灣的族群問題很嚴重，其根源就在國共內戰問題。因此國內各政黨如果對二二八有真正的理解與徹底的反省，光是道歉或補償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能解決發生悲劇的歷史根源，結束兩岸的敵對狀態，締結兩岸和平。這也正是我在二二八紀念日的前夕來到國民黨中央黨部的原因。因為，這正是國民黨不能推卸的歷史責任和義務，也是連主席的責任和義務。我希望連主席能代表中國國民黨前往大陸，與共產黨的領導人進行歷史性的大和解，結束兩岸的內戰狀態，讓類似二二八的悲劇不再重演。然後將一把象徵兩岸和解的「和解之匙」交給連戰，期許他勇敢負起結束國共內戰的責任。連戰緊接著也發表了題為「拋棄敵對，期待和解」的講話呼應，並當場指定副主席江丙坤率團登陸破冰。

據說，之前郁慕明曾多次勸說連戰出訪大陸；黨內人士如新任發言人鄭麗文，大陸事務部主任張榮恭等人也高度期待連戰出訪大陸。但連戰本人對中國時報表示，今年二二八紀念日受難家屬建議他，國民黨應從兩岸和解著手，彌平傷痛，讓他有很大的啟示，於是他決定先派副主席江丙坤藉總理孫中山先生逝世八十周年紀念，黃花崗七十二烈士94週年紀念的機會，率團訪問大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