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期】《清華簡》

吳國禎(北京清華大學物理系台籍教授)

荷清苑  logo S32008年,北京清華大學經由校友的出資,從香港的文物市場購得一批竹簡,經過這些年來對這批竹簡的保存和研究,終於確定了這批稱為《清華簡》的竹簡是秦始皇焚書前戰國時代的書籍,它保存了過去人們所不曾知曉的遠古時期的重要文獻。 Continue reading

【第54期】荷清苑書簡 2013.09

玄奘精神 

吳國禎(北京清華大學物理系台籍教授)

年前,中央電視台(紀錄頻道,CCTV9)曾播有關玄奘的紀錄片──《玄奘之路》,說是紀錄片,其實是集紀實(有演員人物、情節),歷史脈絡,古今風土和考古於一體的大型片子。
該片講述了玄奘的一生,他一路到印度(天竺)的歷程,回到長安後翻譯佛經以及他去世後,在歷史上的影響。該片可謂感人肺腑,感佩於玄奘的堅強毅力,對於他人(包括對高昌國王)的執著講信,以及一生對事業不斷和一貫的堅持。

說他西天取經的艱辛,人們容易理解。以當時的交通工具、自然環境的惡劣,玄奘到印度的歷程可謂經歷九死一生。這不是有堅強毅力者,是無法完成的。有趣的是,該片還結合玄奘的歷程,講述了他所走這一路,現在的風土人情,以及有關考古的所現。玄奘西行曾在高昌國(現在的吐魯番附近)受到莫大的禮遇,高昌國王欲留玄奘,以為國師。如果不是有堅強的毅力,知道自己的所為所行,到印度取經的目的,則如一般人的心境,玄奘就很容易改變初衷,留了下來。高昌國王最後也改變了態度,給他知曉的西域諸國國王寫了介紹信函。這對玄奘後來的西行一路,有著莫大的助益。同時,玄奘和高昌國王還約定好,等他回來時,他會在高昌國停留講經三年,以為對國王禮遇的回報。多年後,玄奘從現在的南疆回來時,還特意停留了一段時間,等候高昌國王的資訊。可是,那時高昌國已經人事全非,玄奘只好作罷。玄奘當年是背著朝廷的禁令西行的,等他回到南疆時,還停留等待朝廷對他回國的態度。果然,唐太宗心胸寬廣,不僅沒有對他有所指責,還誇獎了他。這樣玄奘就繼續東行,回到長安。

玄奘在印度不僅學有所成,還取得了莫大的成就和榮譽。曾經有兩個國王因為競相邀請玄奘去講學,還差點發生戰爭。玄奘獲得的榮譽包括乘坐只有國王才能乘坐的大象。玄奘的學問一時沒有對手,當地的人們也百般挽留他。然而,旅居印度十七年後,玄奘在榮譽面前,沒有忘掉他的目的,取經回國,傳播佛法。

玄奘回國後,在弘福寺翻譯佛經,還培養了一批翻譯佛經的人才。他還應唐太宗的旨意,寫了《大唐西域記》,介紹了西域諸國的所見。這和唐太宗關注唐帝國經營西域的戰略有關。唐太宗和高宗也對玄奘翻譯的佛經寫了序言,對其萬分的崇敬。唐太宗說「有玄奘法師者,法門之領袖也,幼懷貞敏,早悟三空之心……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往遊西域,乘危遠邁,仗策孤征。積雪晨飛,途間失地。驚砂夕起,空外迷天,……,誠重勞輕,求深願達。周遊西宇,十有七年。窮歷道邦,詢求正教……爰自所歷之國,總將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澤布中夏,宣揚勝業。」大家知道書法上的名帖(碑)《懷仁集王(羲之)書聖教序》中,就有唐太宗和高宗寫的這兩序言。《聖教序》中,還有兩篇是太宗和高宗寫給玄奘的信函。唐太宗寫的是:「至於內典(指佛典),尤所未閑(熟悉)。昨製序文,深為鄙陋,……,忽得來書,謬承褒讚,循躬省慮,彌益厚顏。善不足稱,空勞致謝。」唐高宗寫的是:「治(高宗名)素無才學,性不聰敏,內典諸文,殊未觀攬,所作論序,鄙拙尤繁。忽見來書,褒揚讚述,撫躬自省,……,深以為愧。」兩位皇帝面對玄奘所表現的謙虛和對玄奘的尊重和崇敬,真不是一般的。時下,學佛者所熱衷的「心經」,就是玄奘翻譯的,也收存在《懷仁集王書聖教序》中。

玄奘回國後,建造了大雁塔,以保存其所帶回的佛經。他所帶回佛經的貝葉,至今尚有數片保留在該處。以後,會昌毀佛時,朝廷還明定大雁塔保留下來。玄奘晚年也在玉華宮居住翻譯佛經。前些年,在該處的考古發掘,還獲得一些有關玄奘的遺存。玄奘去世時,長安百萬人給他送終。唐高宗因為從皇宮每日能見到埋葬玄奘的佛塔,思念玄奘不已,於心難忍,而將其搬遷他處。日軍侵華時,曾盜走部分玄奘的遺骨,其中的一些,以後就到了台灣的日月潭。玄奘曾在印度的那爛陀留學五年,他當年謝絕當地人們的挽留,執意回國。數年前,其遺骨在歷千年之後,經中方贈與那爛陀的玄奘學院,體現了中印的友好往來。這段綿延千年有餘的史實,一千多年前的因,一千多年之後的果,至為感人。玄奘所創立的法相宗,一度流行於韓國、日本。

印度是個不善紀錄歷史的民族。玄奘到印度時,離開釋迦牟尼已經有千年了,佛教在印度已經式微,但還是保存了一些釋迦牟尼的遺址。玄奘回訪了釋迦牟尼的出生、悟道、涅槃處,他把這些都寫在了《大唐西域記》。十九世紀英國人考古古印度的歷史,就靠玄奘所寫《大唐西域記》中的所記和實地的發掘,而得以確定和釋迦牟尼有關的遺址,這樣就重現(構)了古代印度的歷史。

玄奘的精神體現了中華民族的脊樑,千古或無第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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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期】方遠觀點 2013.09

白衫軍與國軍 

張方遠
 

7月22日進入了二十四節氣中的「大暑」,是一年之中最炎熱的時段。在這令人難耐煩躁的溽暑前後,台灣社會也因「洪仲丘案」的發生,以及「白衫軍」的上街而隨之起伏。

將近一個月的沸騰,有評論家稱之為「台灣之春」,有媒體頭版稱之為「社會運動2.0」,更多的讚譽則是稱之為「台灣公民社會的勝利」。洪案所引發的後續效應,確實是有別於過往任何一場動員集會。歷年來國軍內部不明原因死亡的案例層出不窮,卻從無一例如洪案引發如此大規模的關注與街頭運動。

洪仲丘在退伍前夕,被送禁閉造成死亡,是最初引起社會震撼的主因。「公民1985行動聯盟」在此時誕生,以民間1985為號召,凸顯國軍內部申訴管道的閉塞不公。該聯盟首先在7月20日舉行「公民教召」活動,前往國防部抗議,要求的不只是洪案的真相,而是帶著各種對國軍的想像走向街頭。現場略顯混亂,訴求也紛雜,活動主持人更是提出「我們既不想被解放軍接管,也不想被美軍託管」的主張。人民自發上街,將矛頭對準長年封閉、自我感覺良好且難以撼動的國軍,確實值得肯定。
 

軍隊是當代民族國家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階級重要的支配工具。目前在台澎金馬地區執行防務工作的「中華民國國軍」,其本質在歷史上歷經若干轉變。成立於1924年的黃埔軍校,以及建軍於1925年的國民革命軍,是當時蘇聯支持、國共合作之下的軍事產物。承擔著北伐統一中國任務的國民革命軍,就是國軍的前身。
 

1927年國民黨進行大規模的「清黨」,整肅共產黨人士,國民革命軍轉變為效忠國民黨的反共軍隊。1947年行憲之後,國民革命軍改組為中華民國國軍。1949年在內戰中失利的國民黨,敗逃到台灣;1950年韓戰爆發,美國與蔣介石政權攜手組建堅強的反共防線。此後,國軍實質上成為蔣介石政權的黨軍,執行「反共復國」的任務。對內,國軍要保障蔣介石在台統治的「國家安全」,也要扮演戒嚴體制下鎮壓人民的角色;對外,1954年國民黨政府與美國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國軍便被編入美國在亞洲反共戰略軍事聯盟的一員,與美國共同維持長期的兩岸分斷與民族內部對立。
 

早在1989年,陳映真已對「國軍」的性質有細緻地體察:「依附在美國帝國主義亞太反共戰略基地國防上的國民黨反共內戰國防,以『亞洲太平洋的自由與安全』的偉大名義,在台灣戒嚴體制下,成為巨大的、政治的、黨的、社會的、經濟的獨佔體。」「1950年以後,……,國民黨建軍以來最現代化的軍隊,在完全沒有具體戰爭的情況下,過了四十年。這沒有戰爭的四十年,將校不以戰功晉升,官兵無法從戰役中表現軍事的才幹。久而久之,軍事上的政治性官僚和派閥形成,武將政客化,軍隊成了穿軍服的官僚集團。」
 

面對外在冷戰局勢的逐漸崩解,以及內部蔣家政權傾圮,陳映真則尖銳地追問了「國軍」這個武裝集團是否應該有相應的檢討調整。陳映真指出:「一個締造了『國民革命軍』、台灣軍部數十年來所宣誓盡忠的蔣氏家族從軍中政治視野上無法置信地消失,使當今職業將校官兵在歷史上、思想上和政治上失去了重心。」「當同民族對立和分裂的歷史開始轉變它的方向,台灣軍隊的根本目的、性質、功能與任務,都需要重新介定,從而整個軍令和軍政系統,以及相關的軍事管理、教育、訓練、軍事生產和全套軍隊思想和倫理……都面臨全面檢討、改組的重大課題。」「台灣軍隊的存在,是為什麼而戰,為誰而戰的問題,已經難於避免越來越強烈的來自歷史與人民的審問……」。
 

解嚴之後,隨著軍隊國家化聲浪,以及中華民國獨台化的態勢,與中華民國為一體兩面的國軍,同樣得面臨「本土化」的挑戰,承擔的任務從「反共」上升為「反中」。陳映真的追問至今仍有極大的意義,冷戰早已結束,海峽的內戰也走向和解,國軍內部「為何而戰」、「為誰而戰」的氣氛愈來愈濃厚。國軍各種力量、派系雜處,外界難以窺見其內部真實的生態,國軍在台灣成為極為特殊的存在。種種歷史因素作用之下,形成扭曲、畸形的國軍機制,加上國軍思想的虛無混亂,這是洪案悲劇最深層的原因。
 

洪案所召喚出來的人民力量,原是促使這支諸多歷史問題殘存而成的軍隊的變革契機。但國軍的困境,相當程度上也可說是台灣人民共同面對的困境,導致運動最終只停留在「冤錯假案」的平反,或是僅冀望於法治體系內部的修正。8月3日25萬人上街頭後,白衫軍運動又轉入另一個階段,「公民1985聯盟」的訴求重點從原來的「1985」轉移到「公民」,呼喚和平理性、不留垃圾的「公民力量」。運動路線的轉向令人玩味,原有進步變革的意涵,也隨之消磨殆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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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期】針探美利國 2013.09

工業食品帝國(上)

低價「美」食促銷魔音穿腦

阿蓉

去年八月,因著先生留學美國讀博士班,我隨同前往美國成為家庭主婦,以先生在學校擔任教學助理的薪水,我們的收入水平在美國的生活水準是低於貧窮線的。
因此,剛來到美國時,進到超級市場中,大農企業結合大賣場成為神奇吹笛手,以大量汙染、剝銷土地資源及虐待動物而形成的工廠化畜牧生產方式,造就了低價銷售的魔音催眠著我,我臣服地買下一大盤一大盤低價促銷的肉品。即使顧忌狂牛症而不吃牛肉,但單位價錢比青菜還便宜的雞肉、豬肉,就成了我菜籃中的主要選項。那陣子,肉品在我家飲食中所佔比例提高不少。

低價促銷的還有火腿、培根及香腸等加工製品。我雖然一向偏愛自然食材,在台灣時很少吃這類加工肉品,但美國超市經常使用買一送一的促銷策略,一度也讓我開始選購這些加工肉品。
 

超市中,經常性促銷還有五花八門的洋芋片,量販包闊氣地佔滿一整排貨架,也變成我們家臨時充飢的小零嘴。異國生活早餐沒了燒餅、包子饅頭的選項,也沒有街頭巷尾可見的的西式早餐店、麵包店,在還沒學會自己做麵包、饅頭之前,超市中大量添加各種香料及添加劑的吐司麵包,幾乎成了唯一選擇,只差牛奶加玉米榖片,早餐就完全「在地化」了。
 

還好原本我們就很少購買罐裝飲料,,也還延續著泡茶的習慣,所以我們對於超市中以各種色彩鮮豔的色素飲料,或含糖量大的碳酸氣泡飲料,才能有免疫力。但若是外出時需要用餐,最經濟(低收入戶可以負擔的價錢)、實惠(可以餵飽肚子),而且可得的選擇,必定是比薩、漢堡、美式潛艇堡這類速食餐點,而在這些速食餐廳中,大多數的飲料也都是色素飲料或含糖氣泡飲料,當然菜單中一定也有炸薯條,就像麥當勞套餐總是搭配薯條一般。
 

另類選擇是提供優質蔬果及肉品的農夫市集,但我所在地的市集菜價大多高於超市工業農產品,對於中低收入的家庭來說,不太可能成為主要的購買來源。我去過紐約地區的農夫市集,售價較為便宜,但也可能因為據點不多,或一般人的消費習慣已經被大超市制約,如此,飲食的選擇,也就壟罩在工業化農產品及加工製品所織就的天羅地網中。
 

從大量消費肉品,高油脂、高熱量的食品成為主食,大量飲用含糖飲料……等等現象中,不難明白為何美國長年位居「世界第一胖國」,且肥胖率不斷攀升。但值得我們更進一步探究的是,根據衛生基金會進行全美肥胖調查結果顯示,低收入者的肥胖率比高收入者明顯要高,也就是經濟弱勢者更容易成為工業食品王國低價魔音的追隨者。然而,這魔音的背後,是伴隨而來的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昂貴的醫療支出,所謂的低價並不是真的低價呵!
 

美式飲食方式,因為跨國食品企業的全球化擴張,使得肥胖問題不再是開發國家的專利。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提供的資訊,2013年「世界第一胖國」的寶座改由墨西哥榮登,肥胖的主要人群便是貧窮及青年等經濟弱勢人口。WHO(世界衛生組織)彙整60個會員國的資料顯示,許多開發中國家肥胖兒童的比例,正急起直追開發中國家。
 

受到食品工業低價促銷的催眠魔音,一步步走入「美」食羅網的經驗,讓我深刻體會到,生活在食物體系被工業化生產主導的結構下,個人的經濟條件鑲嵌在這樣的結構中,窮人所擁有的選項是很有限的。
 

望著農民市集優質卻高價的青菜、肉品,除了部分較低價的產品,大多時候我只能望梅止渴;但深知,食物的選擇關係著身體健康,也聯繫著地球健康。在工業食品的重重包圍下,我苦思著逃脫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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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期】酸檸檬通信 2013.08

複數的「本土」?

酸檸檬

親愛的L,

你的來信提到香港的「本土」論述,以及這個符號的爭奪、詮釋。翻了些文章,發現所謂開放、進步的本土論,幾乎都回溯到2000年代中後的天星、皇后碼頭保留運動。這令我疑惑:保留天星、皇后碼頭時提出的「本土」,可以直接置入當前的對立結構嗎?

2007年,保衛天星、皇后碼頭的呼聲自香港傳來台灣,當時我聽到兩點論述相當有意思。首先,保留這個濃縮了港英殖民意象的地點,以作為回歸之後香港反省殖民狀態的物質條件,因為它曾是民眾的反殖民行動的集會處,例如1970年代的保釣運動、中文運動等,就發生於這塊包括了皇后碼頭、愛丁堡廣場、大會堂、天星碼頭的海濱區。第二,爭取「空間規劃民主」的重點,在於「民眾」,尤其是移工、移民、工人的城市空間進用權,因為碼頭的空地,是中環的移工、外傭休假時,幾乎僅剩的免費聚集場所。

這兩點之所以重要,在於無法切割來談。保留天星、皇后碼頭行動,隱含了一條歷史軸線,那是藉著保留這個空間,進而保留這個空間所維繫的人民記憶。過去民眾曾聚集於此地,反抗港英殖民政權的文化政治、追問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認同問題。然而回歸之後的香港,被更加深刻地整編入東亞新冷戰結構,代議選舉作為唯一的民主模式,成為一國兩制下幾乎必然的「另一制」,而「香港市民」作為向特區政府爭取民主的主體,還肩負「促進中國民主化」的宏大使命──換句話說,正是「民主抗共」的基本格局,鞏固了「香港市民」這一身分。保留天星、皇后碼頭可以是進步的,因為它點出資本主義空間內的階級區隔,照見了外傭、移工、工人、非華裔港人的落腳處。港英遺留下的大批印巴、尼泊爾、非裔傭兵,以及九〇年正式輸入的外藉勞工們,這些被資產階級法權排除於外,又被資本主義消費空間區隔於城市的各種「非中產階級市民」,恰恰就是衝撞資產階級國家法權、形式民主、中產階級價值觀的重要存在,更是香港特殊的去殖民情境下的進步因素。

2007年1月,保留運動發起「本土號」登陸行動,載有移工、移民、工人的輪船,仿製港英政權的登陸,踏上中環皇后碼頭,反諷這個被殖民者與資本家霸據的空間。該追問的是,若保留天星、皇后曾具有這般意義,為什麼十年不到的今日,當它被重新闡述時卻不見了?今年六月,香港的「本土」爭論正夯,陳允中以〈開放派與土著派的本土想像〉一文區隔「開放」與「狹隘」的兩種本土,所謂「開放本土」是這麼定義的:「本土行動(開放本土派)堅持,任何人只要立志將香港當成唯一安身立命的城市,放棄上一代人用腳投票(移民)的投機心態,就是本土派」,並引了「本土號」登陸行動:「『本土號』上的『本土派』有居港權家長、重建區街坊、外傭團體、工人等等我城的邊緣族群。這些土生土長或非土生土長的『我們』,象徵性的代表多元及開放的香港人在皇后碼頭登陸,標誌着最無權的人民立志要反抗獨裁政權,誓必重奪我城的自主及自治權。」

弔詭在於,「立志將香港作為唯一安身立命的城市」,正是一種以行政區域為邊界的身分認同,而「我城的自主及自治權」則關係到一地公民權的取得;這兩者,恰恰都對移工、移民設下了很高的門檻。觀照南韓、台灣等東亞冷戰區域的民主化歷程,民主代議制度實行近三十年,仍無法直面移工、移民的平權問題,畢竟公民身分綁著選票,這直接影響了代議選舉的基數。資產階級國家的民主架構下,「開放、多元」等價值,終究淪為公民社會的人道關懷了。
 

為什麼「本土號」行動,竟在多年後成為反動的修辭?這是不能迴避的問題。新冷戰情勢激化,「民主運動」的統合戰線幾乎整編了各種民眾運動與工人運動,「本土認同」正是重要的意識型態統合基礎:當年保衛天星、皇后碼頭的訴求停留在市民參與規劃、程序民主、空間自主,於是回過頭認可了「民主」的界線,而這條線必然與「港人」、「我城」的法權身分重疊。
 

一個本土,各自表述。無論是道德聲援「非我族類」的開放本土,或是強調草根實踐、「家的意義」的社運本土派,又或壓寶在「佔中」上的自由派本土,這些「開放、進步、友善、非對立」的複影,都難以否認一個事實:它們和「狹隘、血緣論、製造衝突」的本土論者,都認同了一國兩制的前提,分享了同一個「民主抗共」價值,並為「中vs.港」的二元架構背書。
 

面前是中共這頭「專制巨獸」,民主運動大傘一張,各種本土勢力再嘈雜,彼此終將連結,共譜下「抗共史」的悲壯篇章,我幾乎聯想到台灣的八〇年代。只是,誰是那些無法被寫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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