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衫軍與國軍
■ 張方遠
7月22日進入了二十四節氣中的「大暑」，是一年之中最炎熱的時段。在這令人難耐煩躁的溽暑前後，台灣社會也因「洪仲丘案」的發生，以及「白衫軍」的上街而隨之起伏。
將近一個月的沸騰，有評論家稱之為「台灣之春」，有媒體頭版稱之為「社會運動2.0」，更多的讚譽則是稱之為「台灣公民社會的勝利」。洪案所引發的後續效應，確實是有別於過往任何一場動員集會。歷年來國軍內部不明原因死亡的案例層出不窮，卻從無一例如洪案引發如此大規模的關注與街頭運動。
洪仲丘在退伍前夕，被送禁閉造成死亡，是最初引起社會震撼的主因。「公民1985行動聯盟」在此時誕生，以民間1985為號召，凸顯國軍內部申訴管道的閉塞不公。該聯盟首先在7月20日舉行「公民教召」活動，前往國防部抗議，要求的不只是洪案的真相，而是帶著各種對國軍的想像走向街頭。現場略顯混亂，訴求也紛雜，活動主持人更是提出「我們既不想被解放軍接管，也不想被美軍託管」的主張。人民自發上街，將矛頭對準長年封閉、自我感覺良好且難以撼動的國軍，確實值得肯定。
軍隊是當代民族國家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階級重要的支配工具。目前在台澎金馬地區執行防務工作的「中華民國國軍」，其本質在歷史上歷經若干轉變。成立於1924年的黃埔軍校，以及建軍於1925年的國民革命軍，是當時蘇聯支持、國共合作之下的軍事產物。承擔著北伐統一中國任務的國民革命軍，就是國軍的前身。
1927年國民黨進行大規模的「清黨」，整肅共產黨人士，國民革命軍轉變為效忠國民黨的反共軍隊。1947年行憲之後，國民革命軍改組為中華民國國軍。1949年在內戰中失利的國民黨，敗逃到台灣；1950年韓戰爆發，美國與蔣介石政權攜手組建堅強的反共防線。此後，國軍實質上成為蔣介石政權的黨軍，執行「反共復國」的任務。對內，國軍要保障蔣介石在台統治的「國家安全」，也要扮演戒嚴體制下鎮壓人民的角色；對外，1954年國民黨政府與美國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國軍便被編入美國在亞洲反共戰略軍事聯盟的一員，與美國共同維持長期的兩岸分斷與民族內部對立。
早在1989年，陳映真已對「國軍」的性質有細緻地體察：「依附在美國帝國主義亞太反共戰略基地國防上的國民黨反共內戰國防，以『亞洲太平洋的自由與安全』的偉大名義，在台灣戒嚴體制下，成為巨大的、政治的、黨的、社會的、經濟的獨佔體。」「1950年以後，……，國民黨建軍以來最現代化的軍隊，在完全沒有具體戰爭的情況下，過了四十年。這沒有戰爭的四十年，將校不以戰功晉升，官兵無法從戰役中表現軍事的才幹。久而久之，軍事上的政治性官僚和派閥形成，武將政客化，軍隊成了穿軍服的官僚集團。」
面對外在冷戰局勢的逐漸崩解，以及內部蔣家政權傾圮，陳映真則尖銳地追問了「國軍」這個武裝集團是否應該有相應的檢討調整。陳映真指出：「一個締造了『國民革命軍』、台灣軍部數十年來所宣誓盡忠的蔣氏家族從軍中政治視野上無法置信地消失，使當今職業將校官兵在歷史上、思想上和政治上失去了重心。」「當同民族對立和分裂的歷史開始轉變它的方向，台灣軍隊的根本目的、性質、功能與任務，都需要重新介定，從而整個軍令和軍政系統，以及相關的軍事管理、教育、訓練、軍事生產和全套軍隊思想和倫理……都面臨全面檢討、改組的重大課題。」「台灣軍隊的存在，是為什麼而戰，為誰而戰的問題，已經難於避免越來越強烈的來自歷史與人民的審問……」。
解嚴之後，隨著軍隊國家化聲浪，以及中華民國獨台化的態勢，與中華民國為一體兩面的國軍，同樣得面臨「本土化」的挑戰，承擔的任務從「反共」上升為「反中」。陳映真的追問至今仍有極大的意義，冷戰早已結束，海峽的內戰也走向和解，國軍內部「為何而戰」、「為誰而戰」的氣氛愈來愈濃厚。國軍各種力量、派系雜處，外界難以窺見其內部真實的生態，國軍在台灣成為極為特殊的存在。種種歷史因素作用之下，形成扭曲、畸形的國軍機制，加上國軍思想的虛無混亂，這是洪案悲劇最深層的原因。
洪案所召喚出來的人民力量，原是促使這支諸多歷史問題殘存而成的軍隊的變革契機。但國軍的困境，相當程度上也可說是台灣人民共同面對的困境，導致運動最終只停留在「冤錯假案」的平反，或是僅冀望於法治體系內部的修正。8月3日25萬人上街頭後，白衫軍運動又轉入另一個階段，「公民1985聯盟」的訴求重點從原來的「1985」轉移到「公民」，呼喚和平理性、不留垃圾的「公民力量」。運動路線的轉向令人玩味，原有進步變革的意涵，也隨之消磨殆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