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犇報‧第40期】社論 2012.07

 

「21世紀亞洲聯盟」是美好昔日的畫餅充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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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宣布要「從返亞洲」以來,華盛頓的政治與軍事要員頻繁進出亞洲,形形色色的聯合軍演此起彼落,地區性的軍事對峙時有所聞。
從日本橫須賀到關島,整個亞洲太平洋地區頓時成為全球最壅擠的海域,不但美軍戰艦星羅密佈,更囤積了數倍於二次世界大戰總投彈量的傳統武器。6月2日,美國國防部長帕內塔在新加坡宣佈,在2020年前,將向亞太地區轉移一批海軍戰艦,屆時將有60%的美國戰艦部署在太平洋,除了6艘核動力航母之外,還將把大部分巡洋艦、驅逐艦、核子潛艇與瀕海戰鬥艦部署在亞太地區,並配以最先進的電子戰與通訊系統。

美國這一連串的外交和軍事戰略轉移,被視為是自1971年「美元黃金兌換機制」崩潰,美國被迫改變對華圍堵戰略,打開通向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大門之後,美國東亞戰略的再一次重大轉變。雖然,帕內塔一再強調美國「重返亞洲」的目的,是為了「在急速發展的亞太地區提供穩定的力量」,並非沖著日漸崛起的中國而來。但是,從美國近年來在外蒙與中亞地區一口氣佈置了十多個「反恐軍事基地」、與印度簽署「美印核子協議」、在新加坡部署瀕海戰鬥艦、重返越南金蘭灣駐軍,並利用延平島事件延長與加強在南韓與日本的軍事基地,再加上一連串與東亞各國密集的雙邊和多邊軍事演習,只要是明眼人都能看出,到處都是防範中國的影子,無一不是企圖通過軍事圍堵再度孤立中國的戰略意圖。

山雨欲來,太平洋西岸的海陸交接處正被抹上一片並不太平的颯血殷紅。上個世紀七○年代末,由於美國「從對抗轉向對話」的戰略轉移,提供了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及東亞地區和平發展的難得機遇。不到10年間,日本一舉躍身為全世界最大的貿易出口國,台灣也順勢推動第二次進口替代,將加工出口的勞力密集工業轉移出去,實現了朝向資本密集、技術密集轉型的產業升級,東亞產業結構的再分工,更締造了中國大陸維持30年經濟高速增長的世界奇蹟。如今的東亞,早已不是昔日「垂直分工、市場在外(美)」的冷戰貿易格局,取而代之的,是通過各國企業直接投資的區域性佈局與內需市場轉向,所日漸形成的,以「製造網絡結構」為特徵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東盟10+3)。

冷戰結束,以及東亞「區域製造網絡結構」的形成,使得東亞地區的地緣政治格局,擺脫了過去建立在意識型態對立上的結盟對抗,轉向尋求一種複和式的區域安全結構,形成了以協商合作與平等對話為框架的互動模式。當然,美國做為後冷戰時期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強權,為了鞏固其在亞太地區的傳統利益,必然要在東亞地區維持強大的軍事力量並炮製地區衝突,利用東亞周邊國家對中國和平崛起的焦慮,從中牟利。但是,美國希望在亞洲建立起一個以美國為首的、整合程度遠高於北約組織的「21世紀亞洲聯盟」,再次將中國圍堵成為一個「孤獨的大國」戰略意圖,注定要成為鏡花水月,既不符合中國周邊國家的核心利益,也逆反了東亞區域一體化的歷史趨勢,說穿了不過是一昧沉醉於冷戰「美好昔日」(Good old days)的畫餅充飢而已。

先不談東亞國家會不會犧牲自身與中國間的經濟互利來服膺美國片面的戰略意圖。在全球金融危機方興未艾、失業率高升不降、各國財政危如抱卵的今日,除了像菲律賓與越南這種瀕臨破產而病急亂投醫的國家,想在南海問題上狐假虎威、混水摸魚之外,還有誰有能力而且願意置國民生計於不顧,抱著大把鈔票讓美國在亞洲地區消耗過期軍火。更何況,與中國崛起相比,美國國內的政治僵局、財政赤字和經濟衰退,在在都令亞太國家擔心美國能否像冷戰時期一樣,在這東亞地區保持強大的經濟與軍事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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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報‧第39期】2012.05 社論

「維持現狀、政經分離」是建設幸福台灣的絆腳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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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二○就職典禮的眾聲喧嘩,出人意表的在周美青一句「奇怪耶你!」的嗔怒聲中落幕收場。馬英九對事的不近人情、對人的不盡體貼,儼然成為台灣這個缺乏共識的社會,在茶餘飯後的最大共識。

倒是一席平淡無奇的就職演說,卻引起關注兩岸關係發展的多方人馬的各自解讀,莫衷一是。

事實上,馬英九做為冷戰時期「蔣經國學校」的畢業生,「親美、反共、拒統」是其根深蒂固的政治性格,不管時空環境今非昔比,地緣政治格局形移勢易,馬英九倒是一路走來,始終如一。演說中提到「建設幸福台灣」的「發展五支柱、安全鐵三角」,說穿了就是「革新保台,維持現狀」八個大字的後冷戰修辭。無怪乎,美國國務院聞之竊喜讚不絕口,大陸國台辦則悻悻然三緘其詞。

相較於馬英九的「三十年不變」,日、韓、東盟等亞洲鄰居的權宜求變,則是不可同日而語。先不說「中國東盟10+1」自由貿易區協定已全面啟動,中日韓早在數年前就相互簽訂了「貨幣互換協定」、建立「亞洲債券基金」,並共同出資1200億美元成立「區域外匯儲備庫」,為東亞貨幣金融合作以及人民幣的國際化,鋪平了道路。更重要的是, 5月13日,大陸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北京召開第五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與李明博和野田佳彥共同簽署了《中日韓投資協定》,並同意在年內正式啟動中日韓自貿區談判。如此一來,一個以「區域制造業網絡結構」為分工特徵,以中國大陸為輪軸中心,覆蓋東盟10國與東北亞三強的區域經濟體,已隱然成形。

反觀,馬英九在就職演說中,一方面認識到「世界經濟重心向亞洲移動」的事實,希望儘快完成「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的後續協商,以免在東亞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中脫鉤、出局;一方面又礙於冷戰意識形態,倡議要在未來八年內加入毫無無實質意義的「跨太平洋經濟夥伴協定」,意圖再一次躲進美、日的經濟保護傘來負隅頑抗。另一方面,將兩岸和解、實現臺海和平視為是過去四年的主要政績,強調兩岸在未來要「開拓新的合作領域,繼續鞏固和平、擴大繁榮、深化互信」;卻又沾沾自喜於擴大對美軍購,強化「防衛固守、有效嚇阻」的戰略構想,希望繼續躲在美國的軍事羽翼下喘氣。

馬英九政府這種把地緣政治、區域安全和經濟一體化分開對待的觀點,不但是自欺欺人,自相矛盾,更是一種對冷戰歷史的誤讀,也是對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律的嚴重誤判,無疑將斷送台灣產業結構轉型的歷史契機。冷戰時期所謂的「區域安全結構」,向來都是一種權力框架,強權國家藉由提供安全保障,往往可以依據自身的利益在區域內各國之間決定「生產甚麼、由誰生產、為誰生產、用甚麼方法生產和按照甚麼條件生產」等以跨國分工為基礎的區域生產結構。冷戰結束,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大國關係從結盟對抗和大國均勢戰略,轉向協商合作與平等對話。東亞地區絕大多數國家也轉而倡導「合作安全」的觀念,尋求建立一個由合作性雙邊關係和多邊關係所組成的區域安全網絡,通過對話、理解、友好和合作來尋求地區衝突的解決方案。如此一來,過去在強權國家的主導下,那種依附在新殖民主義國際分工的發展模式,將失去其結構動力而一去不還。

世界體系(World-System School)經典作家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指出,開發中國家要持續發展從而進入已開發國家之林,關鍵在於必須擁有一個足夠支持高科技民族產業發展的大而穩定的內需市場。今天,在歐美國家深陷經濟危機,貿易保護主義興起,全球一體化市場解體,而台灣彈丸之地又缺乏符合規模經濟要求的內部市場的條件下,如何運用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歷史機遇,結合中國大陸和東亞周邊國家來形成一個自主發展的共同市場,才是台灣產業經濟能否擺脫當前結構轉型危機的契機。

馬英九在就職演說中,對兩岸關係發展「維持現狀」、「政經分離」的基本調性,恐怕將是妨礙台灣經濟結構轉型,建設「幸福台灣」的絆腳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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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報‧第38期 社評 2012.05

馬英九的現代性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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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來,文林苑都更案和油電雙漲政策所引發的民意沸騰,紮紮實實讓喜歡用民調來指導決策的馬團隊吃盡了苦頭,下殺18%的施政滿意度,再一次地將馬英九推向八八風災以來最嚴重的政治風暴。
      從表面上看來,這兩個案子形式各異、內容有別,其所牽動的社會經濟層面更是不可同日而語,但究其根本,人民百姓的憤怒都指向同一個對象──技術官僚的無能和顢頇。眾聲喧嘩的背後,體現的是經濟地位日漸下滑的城市中產階級,在危機中,對行政官僚體系的不滿和挑戰。

      上個世紀六○年代,樂觀、天真又篤信上帝的美利堅合眾國,以為美式消費主義生活方式和政治體制是第三世界現代化的指標,是人類文明的最高形式。他們以上帝之名(寫在每一張美元鈔票上),要用自己的形象來改造這個世界,除了輸出軍隊和好萊塢,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在第三世界篩選一批政治菁英,送到美國留學,讓他們過上好日子,了解美式民主的價值,從而做為美國國家利益在第三世界國家的代理人。他們相信「喝過可口可樂的人,不會退回去喝白開水」。

      在這個政策背景下,「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就成為半個世紀以來台灣知識青年的終南捷徑,造就出一批又一批「出了家門進校門,出了校門進公門」的技術官僚。他們「喝可樂、吃漢堡、搭灰狗巴士、看美式棒球」,誤以為安詳恬靜的長春藤校園就是美國社會,經濟學教科書中的原理法則就是現實世界。得志,則馳騁官場,翻雲覆雨;不得志,則退守校園,頤養天年。他們勤於讀最複雜的統計報表,卻疏於作調查研究,更懶得跟人民百姓進行的對話。一旦碰到問題,大凡八○年代以前留美的,開口閉口就是「凱因斯主義」;八○年代後學成歸國的新秀,則言必稱「新自由主義」,私有化、民營化、去管制化不絕於耳。

      馬英九做為冷戰時期美國所刻意培養的政治菁英,現代性是根植於其骨髓的政治基因,表現在對「數字管理」和「依法行政」近乎迷信的治國理念。他喜歡技術官僚,也只相信技術官僚,就其養成教育而言,擅長「數字管理」和「依法行政」技術官僚,幾乎是現代化治理體系的自然承擔者,是客觀性與科學性的表徵。可是,經濟學上再完美的數理模型,都無法掌握在數字背後人與人的社會關係,也無法掌握人民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的具體感受。同時,在成文法的體系下,也有太多的心證和行政裁量權,可以讓行政、司法等官僚化部門逞惡,受害的往往是社會經濟地位低下,在資本化的言論市場甚至不曾享有平等的話語權的升斗小民。

      統計學作為一種現代國家的統治術,建立的基礎在於物物交換過程的價值規律,表現的是一種量的關係。但是,現實世界的經濟行為,即便是日常生活中最單純的商品交易,都充斥著買者與賣者的自由意志,這種意志關係既體現在對物的有用性的主觀欲求上,也表現在通過對物的占有所決定的人與人的社會關係。一切的法律也不過是將這種社會關係固定化的「法的形式」而已。

      人民百姓來自日常生活直觀的經驗,或許並不科學,但是比起任何號稱科學的統計數字更能夠反映整體,更接近社會事實。馬團隊對民意調查與總體經濟指標幾近迷信的數字管理,阻絕了他們體察民意、關心民饃的可能性;主張依法行政,對「法律國家」近乎信仰的堅持,也制約了他們推動政治改革的成效。如果說,馬英九政府在八八水災中所表現的遲滯和失措,說明了從地方到中央,整個政府治理體系的結構失能和環節脫落;則文林苑都更爭議和油電雙漲所引發的民意沸騰,更暴露了馬英九執政團隊脫離群眾、決策顢頇、專斷獨行的官僚主義傾向。這才是馬英九當前所面臨的真正危機,也是其治理體系官僚化必然結果。而這一切,在在都根植於馬英九本人的現代性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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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報‧第37期】社評 2012.04

美國才是世界貿易失衡的最大獲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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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危機席捲全球後的數年間,各國政府無不加強對經濟事務的干預。美國率先發難推出〈關稅法案〉,指控外國低廉的工資和製造成本,將使得美國的製造商無法與之競爭,並針對3,000多項進口商品課以60%懲罰性關稅;其他國家隨之進行報復性關稅,形成史上最大的關稅貿易壁壘。

        全球貿易活動趨於停滯,世界經濟基本上劃分為互相孤立、封閉的六個集團:以美國為首的美洲經濟區、英國統治的英鎊區、法國掌控的法郎區、德國所控制的中歐東歐經濟區、日本所推行的「東亞共榮圈」以及以蘇聯所主導的盧布區。歐美各國的工廠紛紛倒閉,店舖關門,物價飛升,工人失業,全球貿易總額剩下不到危機前的一半;數以千萬計的失業工人被拋向街頭,政治關係日趨緊張,軍備競賽暗潮洶湧,世界局勢劍拔孥張……。

        如果,你以為這是對當前世界經濟前景的危言聳聽,那就未免顯得過於健忘。上述的場景出現在上個世紀華爾街股市應聲倒地後的三○年代,是見諸在歷史教材中對二戰前世界局勢的一般性描述。這場景雖說絕非當下,但卻也不保證不是將來。選擇性記憶既然是人類大腦進化不全的一種自我保護機制,將悲劇不斷重蹈反覆最終演成鬧劇,就幾近是宿命式的歷史必然。人類社會從歷史中所取得的最大教訓,就是人類不曾也不會從歷史中記取教訓。君不見,歐美諸國面對危機亦不改昔日殖民主義者的喫牙裂嘴,一隻手伸向你要求財政援助,一隻手卻揣在身後緊握「非市場經濟國家」棒槌。

        三月初,美國參眾兩院僅以短短一周的時間,迅雷不及掩耳的通過《1930年關稅法》修正法案,明確賦予美國貿易執法部門對來自「非市場經濟國家」商品徵收反傾銷或反補貼關稅的權力,並且要「溯及既往」。該法案的矛頭明顯地指向中國,要求建立一套全面監督中國履行知識產權,准許美國商品、服務、農業進入大陸市場,並制裁中國匯率操控的機制。指控中國通過匯率操縱和出口補貼進行「不公平貿易」,歷來都是華盛頓政客們面對巨額的貿易赤字,掩飾自身失能、轉移選民情緒的不二法門。中美新一輪的貿易對抗山雨欲來,妖風正盛。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大陸對外貿易的擴張,在很大程度上是外資企業帶動的效應,其出口總額向來都占整體出口總額的半數以上。以2008年為例,中國大陸對外貿易的順差為2954億美元,其中外資企業所占的份額就高達1706億美元,加工貿易順差更達2968億美元。也就是說,通過跨國企業區域布局的重新調整,東亞工業化國家將直接消費品的最終製程轉移到中國大陸,加工組裝後在出口到歐美等國,形成了中國大陸對日本、韓國和台灣地區出現大量逆差,對美國和歐盟等國大幅順差的貿易格局。因此,中美貿易順差的擴大是東亞產業分工結構調整的體現,隱藏在數字增長的背後,是美國對整體東亞國家的逆差正大幅縮小的事實。人民幣升值非但無助於緩解中美貿易逆差,通過匯率升值恐將導致勞動力成本提高,從而抬高出口到美國直接消費品的價格,此舉無疑將對美國國內日漸尖銳的階級矛盾帶來致命性的災難。

        事實上,美國才是世界貿易結構失衡的最大獲利者。通過貿易赤字帶動美元通貨的大量輸出,數十年來,靠著聯邦儲備局的印鈔機,美國居民幾近是無償的享用著世界各國耗費大量勞動力、自然資源與環境成本所製造出來的物質財貨。同時,每一次的美元貶值,其實就是美國對持有大量美元外匯的貿易夥伴的公開賴帳。此次,美國在全球經濟危機的背景下再起爭端,無非是想通過人民幣升值和懲罰性關稅來讓中國買單,承擔起全球經濟失衡的責任,最終達到遏制中國崛起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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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報‧第36期】承認「九二共識」才有良好的兩岸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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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春後的台灣,壟罩在ㄧ連串五味雜陳的新聞事件中隨喜隨悲。從「全民公敵」的Makiyo、到「國民歌手」的鳳飛飛,乃至於近日又ㄧ個「台灣之光」的林來 瘋,向來入戲的台灣人民,喜怒哀樂跟著電視遙控器一起轉台,早把選戰之夜的激情與焦慮化歸塵土,也把政治人物在勝敗之際的竊喜與狂悲拋諸腦後。   

      
        這幾天,民進黨的敗選檢討出爐,果然是一團和氣,也無怪乎早已習慣了政治人物翻雲覆雨的台灣選民,也就無感於蔡英文「從互動中了解中國」ㄧ席話的箇中深意。
        政治人物往往在權力遠遞,少了黨派利益和權位競逐的權謀算計後,才能心平氣順的講上幾句真心話,從而展現出ㄧ定的歷史高度。2005年倡議國共和解的連戰如是、近日聲言要廢除「台獨黨綱」的謝長廷如是,在敗選後主張「民進黨公職人員應該多了解大陸,擴大對大陸的交流,不能只是『待在家裡想』,而是透過互動找出民眾可以信賴的方法處理大陸問題」的蔡英文,又何嘗不是如此。
        民進黨在2000年之所以能夠在國民黨分裂的契機下奪取政權,ㄧ方面,是利用省籍情結,將台灣人民愛鄉愛土的「台灣意識」,轉換為「台獨意識」,巧妙的奪取了「本土意識」的詮釋權;ㄧ方面,利用黨國官僚資本與民營資本相互爭奪壟斷利潤的矛盾,得到了台灣資產階級的財政支持。但是,陳水扁執政以來延續李登輝「戒急用忍」的鎖台政策,非但導致長期經濟停滯,也違反兩岸日益深化的產業分工以及台灣資產階級的利益,最終遭到主流民意的背棄。
        有鑒如此,代表黨內務實派台獨的蔡英文與主張「國家建構論」的學運世代聯手,意圖在「中華民國實質獨立」的共識下奪取黨權,擺脫貪腐結構,轉型為一個承認「現狀獨立」的中間偏左政黨,進而與國民黨「革新保台派」聯手打造一個出「對外一致(恐共反華),對內競爭(民主化、轉型正義)」的政治局面,成為足以ㄧ個左右台灣政局,維持並延長海峽兩岸分治、分立現狀的主要力量。
        問題是,蔡英文既無能於擺脫黨內山頭利益的糾纏,不分區名單出爐,ㄧ夕間從銳意改革的派系共主淪為派系分贓的現實政客;又沒有勇氣挑戰基本教義派的牽制,天真的以為用虛幻的「台灣共識」來取代「九二共識」,就能夠搪塞台獨派的疑慮和來自於台灣人民根本利益的挑戰。2012年的大選,一度嚴重威脅了馬英九連任之路的蔡英文,毫無意外的在企業主紛紛表態擁護「九二共識」、支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聲浪中,遭到經濟選民的背離而黯然敗選。
        兩岸關係發展到今天,雖不能說是已經達到「水乳交融」境地,但基本上也實現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無法分割的現實,這一點,可以從大陸國台辦副主任鄭立中日前訪台,在中南部廣泛的得到基層民眾的歡迎得到證實。民進黨的分離主義,事實上是國共內戰與東亞冷戰架構下的產物,是ㄧ個過時而失效的鬥爭策略,在「中美戰略夥伴關係」日益深化,而台灣的前途又深刻的根植於中國大陸未來的發展的今天,作為一個真正關心台灣人民福祉的政黨,作為ㄧ個有歷史眼界的政治領袖,即便當下對於民族統一的根本利益ㄧ時間還有這樣那樣的疑慮和抗拒,也應該體察歷史發展的規律和自身利益,審時度勢,改弦易轍接受ㄧ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既不作威脅東亞和平的麻煩製造者,又不作國際反華勢力的戰略棋子,共謀增進兩岸的互信與理解,鞏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從而爭取將台灣建設為中國大陸經濟戰略內需轉型過程中,ㄧ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如此ㄧ來,民進黨想取得台灣人民的信賴與支持,從而在2016年再度競逐大位,才有現實上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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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報‧第35期】馬英九的最後一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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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社會四年一度的大選,總算在一片的祥和聲中落幕,過程中再怎麼入戲忘我,台上的主角都謝了幕,台下的眾生菩薩也只好士農工商各安其位。選戰中的戲碼雖說還是不出那幾手套路,但一生一旦內斂自抑的唱工身段,相較於過往的嗤牙裂嘴,還是有幾分令人可喜的文明。
        除了曲終人散不知所以的安排了「抵制HTC」那齣滑稽的安可曲,蔡英文一席散文式的敗選感言,不但安慰了綠營群眾,也為她未來的參政之路做了最好的鋪墊。

        此屆大選最引人入勝的,莫過於大老闆和小頭家們在最後一刻的粉墨登場,雖說不是出身政治科班,肢體稍嫌僵硬但卻咬字清晰,將一齣「九二共識」唱得珠圓玉潤恰如其分,贏得了近七百萬選民的滿堂喝綵。兩岸議題向來在朝野兩黨的對決中未曾缺席,但都了無新意。此番企業家們臨門一腳,將選戰主軸拉回到「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這個時代主題,也著實的讓宋楚瑜吃足了口頭,讓口才便給的蔡英文噤聲失語,更彌補了馬英九在「和平協議」上的進退失據。

        過去朝野各黨在兩岸問題上的路線分歧,與其說是對台灣前途的不同設想,不如說是各自被綑綁在自己所建構出的意識形態牢籠而不得不然。藍綠陣營的領導階層,做為冷戰時期美國所刻意栽培的現代化菁英,雙方在服膺美國國家利益的前提下,其「親美、反共、國家安全」的意識形態並無二致。若要勉強區分你我,也只能說是一個堅持老店新開,一個打算借殼上市,然兩者其實都緊抱著「中華民國」這塊老招牌,賣的是「維持現狀」的舊貨色。如今企業界從現實出發,從切身的利害出發的喊話,可以說是第一次為兩岸議題填補了具體的內容,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這一方面是來自於國際金融危機的催迫,也如實的反應了兩岸在產業上垂直分工,以及有賴民族共同市場來抱團過關的客觀事實。

        當前的國際環境險峻,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因平均利潤率持續下降、西方國家信用擴張、國際熱錢四處衝撞而嚴重失衡,短時間也看不到復甦的跡象。不管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崩解,或是美元霸權體系的衰退,還是將繼之而起的貿易壁壘,在在的都催迫著東亞經濟一體化以及人民幣國際化的歷史進程。從晚近東亞國家領袖訪問北京絡繹於途,大陸總理溫家寶先生宣布2012年將開啟中日韓自由貿易區協定的洽商,顯見「東盟10+3」的地緣政治區位格局已是不可逆轉的歷史必然。不管是因應國際局勢的丕變、尋求台灣產業經濟的出路、還是解決島內的貧富落差,解除兩岸因歷史問題所遺留下的敵對狀態,簽訂「和平協議」,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提供制度性的保障,不但是台灣社會長治久安的活水源頭,也是橫梗在馬英九執政當局面前不容逃避的歷史課題。

        歷史就像一條大河,它有它自己的方向,只有奔流到大海才能止息。四年的任期很短,但也可以很長。馬總統如果一如故往,每日絡繹南北奔走於競選之途,迷信數字看民調如翻黃歷,那麼,時間轉眼即逝,四年後這個社會所面對的挑戰恐怕更加艱鉅。但如果,馬總統能夠審時度勢,因勢利導,把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歷史機遇,在東亞一體化的趨勢下為兩岸的經貿結構整合奠定基礎,為遍體麟傷的國民生計創造契機,為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建立制度性的框架,那麼,四年的任期所能產生的影響就會極其深遠。

        蔡英文在敗選感言中向綠營群眾期約「下一次要走完最後一哩路」,而馬英九未來四年的總統任期,又何嘗不是其歷史功過的「最後一哩路」。展望未來,想見是充滿荊棘和曲折的四年,也是一個領導人最能夠展現他的智慧、勇氣和格局的四年。四年後,馬英九到底會是被拋落在歷史大河轉折處的淤砂,還是在河海交界處引領著前進方向的弄潮兒,就讓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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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報‧第34期】迎接2012,你們真的準備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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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撕去桌曆上的最後一個頁面,正式的向2011年告別。身後的電視機傳來三組候選人不著邊際的相互叫囂,上演著盡是上個世紀老舊的政治戲碼。
         2012,這個馬雅文明古老曆法中的世界終點,就像是一串被詛咒的數字,在倒數計時的人聲鼎沸中迎面而來,在每個願意麻醉在跨年喜悅的人們的眉宇間,成為一抹時隱時現的陰霾。只不過,這一股隱然的黑氣並非來自於預言,而是來自我們所面對的殘酷的現實。

         一年前的今天,西方主流媒體無不充斥著樂觀的氣息:經濟危機已經結束!。的確,預期中的二度衰退並沒有到來,股匯市場仍然熱錢湧蕩,世界經濟再次回到了正常的增長和盈利模式。但是,絢爛的煙花畢竟短暫,開春後,美國聯邦政府高達13000億美元的償債高峰,以及相應而來的財政缺口,一下子就把世界經濟打回原形。

         
        回顧過去的ㄧ年來的世界形勢,大概只有「驚心動魄」這四個字足以說明。在中東,買不起麵包果腹的失業青年,在西方大國的直接干預或間接鼓動下湧向街頭,摧枯拉朽的把一個個執政超過30年的政治強人拉下馬來;在歐洲,從年初就洶湧四起的希臘、西班牙、葡萄牙,到盛夏暴力泛濫的英國、德國,直至初冬聲勢浩大的比利時、英國大罷工,一個個民選政府不分左右的相繼倒台;在美洲,「占領華爾街」運動從來就不曾間歇,號稱代表99%經濟上被剝奪的群眾,在警察暴力的「清理」下,正醞釀著走回校園,或將掀起1968年學生革命以來最重大的政治風潮。
        如果說,2008年由雷曼兄弟次貸危機所引發的資產泡沫,意味著由英美所主導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全面崩盤,「國家」再度被召喚出來成為挽救市場失靈的最後手段;則2011年由希臘與「歐豬五國」所爆發的ㄧ連串的主權債務危機,正好說明了以德法為首的社會市場主義也面臨著解體的威脅,而危機的根源恰恰是來自於「國家」的信用擴張。
        上個世紀的中旬,西方世界為資本主義的陳疴舊疾提出了「福利國家」這帖靈丹妙藥,試圖通過國家資源的再分配,諸如擴大教育與醫療設施、保障失業與退休老齡人口的收入水平、加大兒童福利支出來維持它所承諾的繁榮美景。可惜,好景不常。從上個世紀70年代開始,世界經濟停止擴張並進入了至今我們仍然身處其中的長期停滯;美元體系也在71年底廢除了黃金兌換機制,開始了其作為世界霸權的長期衰落過程。沒有了持續性經濟成長,失去了穩定的世界霸權撐腰,「福利國家」作為一種解決方案,終究成為幻影。
        如今,「國家」正深陷在它自己所製造出來的重圍,我們所面臨的問題是,一方面由於工業平均利潤率偏低,加上西方各國濫發鈔票、濫行舉債,導致大量的貨幣資本無法著床而在金融市場橫衝直撞;另一方面,伴隨著美國霸權的日益衰退,區域主義興起,各國被迫採取緊縮政策,競相出口失業,新一輪的貿易壁壘正蓄勢待發。
        面對著2012年這樣險峻世界形勢,任何一個單一的經濟體都深知無法抵抗國際熱錢的突擊,也無力克服工業利潤停滯所帶來的嚴重的失業問題。從歐盟國家財政一體化的倡議,到金磚國家的金融合作協定,到晚近通過的「拉美‧加勒比海自由貿易區協定」,顯見各國政府面對危機莫不積極的拉幫結派,企圖抱團過關。反觀我們的政治人物,不但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問題上躊躇不前,也無視於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趨勢,一昧的停留在上個世紀的冷戰思維和孤立主義,不是在「親美保台」抑或「傾中賣台」的議題上爭論不休,就是大開競選支票,競相比賽「誰愛台灣」?
        要知道,我們所面對的或許不是一場衰退,而是一次蕭條。它可能是ㄧ次中長波段的循環谷底,也可能是ㄧ次無可抗拒的「滑坡」。面對著這張世界經濟的「病危通知書」,我們不得不問問我們的候選人,迎接2012,你們真的準備好了嗎?
 

【犇報‧第33期】美國是太平洋國家?!

希拉蕊強調美國在亞洲的軍事存在
                 (網路圖片)

        這個季節的歐洲,似乎沒有風景畫片上的那般美麗,落葉和飛雪鑲嵌在煙硝的背景下,一點也不詩情畫意。街頭上充斥著瓦斯和汽油彈燃燒不完全的氣味政客們少了雄辯滔滔,正忙著在國會打包;人們被銀行逐出家門,只因為他們選了一個失敗的政府,繳了一輩子稅金和保險的銀髮上班族發現,政府留給他們的負債竟然比退休金還要多得多。

        歐洲已是包袱,「重返亞洲」才是正途。APEC會議剛剛在夏威夷落幕,東亞國家峰會又在巴厘島登台,場面上的外交戲碼依舊是杯籌交錯,檯面下的政治角力半點也不得含糊。美國覬覦東亞這塊俎上肉早已不是甚麼新聞,相較於歐陸那塊烤焦了的牛排,有著世界近半數消費人口和三分之二外匯存底,經濟持續高速成長的東亞地區,更顯得肥美多汁。橫跨兩大洋的美國的表現極為搶眼,逢人就推銷TPP俱樂部(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係協定)的入場卷,卻獨獨漏發了邀請函給它最大的債主──中國大陸揚言要做「美國第一個太平洋總統」的歐巴馬知道,想要「重返亞洲」,而且不當老二,中國就是塊必須搬開的石頭
        有鑑於此,美國國務卿希拉蕊近日在《外交政策》雙月刊上發表題為《美國的太平洋世紀》的文章,揚言在未來的十年,美國要「把外交、經濟、戰略和其他方面大幅增加的投入鎖定在亞太地區」。她強調:「利用亞洲的增長和活力是美國的經濟和戰略利益的核心…亞洲開放的市場為美國進行投資、貿易及獲取尖端技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我國國內的經濟復蘇將取決於出口和美國公司開發亞洲廣闊和不斷增長的消費基群的能力」。
        希拉蕊在撰文中詳細闡明了美國在東亞應當承擔的角色,她說:「我們必須開創一種有章有法,開放、自由、透明而公平的秩序」,而且,只有美國才有能力充當這樣一種秩序的開創者和維護者。因此,她主張在戰略上,要通過捍衛南中國海的航行自由、應對北韓的核擴散問題,以及確保東亞主要國家軍事活動的透明度,突出美國在亞洲的存在。也就是說,只有通過鞏固並擴大美國在亞洲的軍事存在(在日韓的五萬駐軍和在澳洲建立非永久性海軍基地),包括泡製朝鮮半島危機、東海大陸棚開發爭議、台海問題和南海主權爭端)來製造區域軍事緊張,才能證明美國在東亞安全事務的無可取代。
        問題是,存在是必須通過「占有」,才能表現自我的意志,而「占有」卻不能只靠主觀的意志表達,還需要得到客觀的承認,如果沒有亞洲各國,包括中國在內的肯認,所謂「美國的太平洋世紀」不過是一種童騃式的胡鬧而已。希拉蕊所謂的突出美國在亞洲的存在,說穿了就是在政治和經濟上「占有」亞洲的潛台詞,只有通過對亞洲的「占有」,美國才能在亞洲遂行它的意志,建構出一個為美國國家利益服務的政治經濟秩序。但是,冷戰時期,美國或可通過傲人的經濟和軍事實力來支配東亞的地緣政治格局,而今少了經濟這個物質基礎,再強大的軍事力量也不過是虛晃一招。
        21世紀不應,也不會只是美國人的太平洋世紀,是一個屬於所有愛好人類和平,強調合作發展、互利開發的國家,共同的「太平洋世紀」。
 

   


【犇報‧第32期】茉莉花怎會開在美國的家門口

主流媒體在「占領華爾街」運動中消音 

 

                                                (網路圖片)

        華爾街,從來就不是GPS衛星導航器上的一個普通的地理名詞,它是美國資本市場和經濟實力的象徵,向來都被視為是世界資本主義的心臟。
        華爾街股匯看板上的每一次起搏,在在都牽動著地球上每一處經濟節點的脈搏,它不斷地在為某些人創造著財富,但也不斷地在剝奪著其他更多數人的財富。貪婪與瘋狂,似乎是上天專門為華爾街設下的魔咒,彌漫在它的每一處空間。

         
        現在,華爾街有一處名叫祖科蒂 (Zuccatti) 的公園,正被數以萬計的各色「螞蟻」所盤據,他們來自於全美各地,行業背景都大不相同,半數以上是30歲以下的失業青年。之所以稱之為「螞蟻」,是因為,他們個別分散開來都很脆弱,紐約入秋後的第一場寒流就足以凍僵他們的軀殼,但是它們聚合起來力量又很大,飢餓讓他們足以吃下紐約証卷交易所前象徵資本主義繁榮昌盛的「銅牛」。

        主流媒體向來都對這種發生在美國境內的小打小鬧嗤之以鼻,要不就是視而不見,要不就調侃他們是「只考慮眼前利益的膚淺之輩」,是一群「無所事事、癡心妄想的傻子」。紐約時報在一篇報導裡更戲稱這群抗議人士是在「參加嘉年華會,置身於街頭劇場」。在它們眼裡,沒有蟻后的蟻群,數量再多也不過是一群烏合之眾,沒有組織、沒有統一的政治訴求,就沒有什麼現實意義。
        但真實的世界是,這場名為「占領華爾街」的運動,不僅出人意表的活下來了,而且蔓延到美國境內的150多個城鎮,並且跨過兩大洋,在全球25個大城市中餘波盪漾。一時間,「我們代表99%」、「華爾街要為一切危機負責」、「將金錢踢出選舉」、「要工作,不要戰爭」、「終結資本主義」等挑戰美國現行政經體制和世界秩序的口號,鬧得震天嘎響。
        一直以來,美國媒體都鍾情於報導發生在第三世界國家(特別是中國大陸)的街頭抗爭,一貫惟恐天下不亂的亢奮。鏡頭向來都對準著當地政府和警方的舉措,一往情深的蒐羅著所謂鉗制民主、震壓人權等違反「普世價值」的證據。還記得發生在年初,那場讓美國駐華大使洪博培(Jon Huntsman)幾乎淪為笑柄的「中國茉莉花」革命嗎?美國媒體熱衷於插手別國事務,不惜添油加醋、造謠抹黑、移花接木的表現,早已是國際社會的「常識」,只是,這一切好像這並不適用於美國。
        實際上,美國的媒體向來都是所謂美式民主和生活方式的捍衛者。他們把美國的政經體制描繪成一種現代文明的象徵,是一種普世價值,具有不可逾越的先進性,但卻對支配著美國政經體制的軍工複合體,和充斥著權錢交易的華爾街金元帝國充耳不聞,他們從未對華爾街的金錢遊戲做出反省,反而竭盡所能的為它辯護,一旦發生像雷曼兄弟事件所引發的金融危機,只要把它栽贓給假想敵,指控中國政府操控人民幣匯率進行不公平貿易,就可以轉移國民情緒。
        此次「占領華爾街」運動,當然不是一場翻天覆地的革命,他們當中的許多人、絕大多數人,要的不過是一個足以安身立命的工作而已。但是,它卻足以招喚起許多人對過去的記憶和對未來的想像,也直接了當的將美國政治經濟體制的弊病和社會階級矛盾暴露在世人面前。在事件中,美國主流媒體之所以一如既往的,表現出泰山壓於頂而面不改色的「政治正確」,恰恰是揭露了其為資本服務的本質和功能,戳破了它向來標榜所謂「新聞自由」、「客觀公正」的假面具。說穿了,資本才是媒體真正的老闆,而不是監督的對象。華爾街是美國資本主義制度和金融體制的象徵,「佔領華爾街」就是要造它的反,美國的媒體怎會傻到去為它助威吶喊?




【犇報‧第31期】馬英九會不會打敗馬英九

  
一旦深藍群眾在大選中持續的消極,馬英九的連任之途,
將是前景堪虞。(網路圖片)

        2008年3月,馬英九先生在台灣社會一片反台獨和反貪腐的熱切盼望中,以超過200萬票的絕對優勢入主凱達格蘭大道;2011年9月,為政不俗的馬吳配卻僅以個位數的民調差距,在宋、蔡兩組人馬的夾擊下匍匍於連任之途。
     
        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政治人物面對如此流水般的民意惶惶可知,興嘆之餘,上焉者終日緊抱滾動民調,讀數字如翻黃曆,言語行止莫不自囿於此;下焉者,未問蒼生先問鬼神,逢山必拜神籤靈卜,錯以天意為民意。

        平心而論,橫梗在馬英九連任之途的障礙,既非是蔡英文的民粹挑釁,也不是宋楚瑜的兄弟鬩牆,如果台灣社會不存在著一股「對馬英九不滿、對民進黨不放心」的民氣,宋楚瑜也不會有可趁之機。過去數年來,馬英九為了解消國民黨的黑金包袱,刻意的與黨內大老和地方派系劃清界線,甚至自我解消了地方黨部的基層動員機器。雖然幾經挫折後,目前以馬英九、吳敦義、廖了已所代表的府院黨三角結構,意味著國民黨技術官僚、催台青與地方派系三大系統的和解與合作,但其間隙已深,能否喚起地方群眾的熱情,還有待考驗。加上,以眷村和都市外省二代為主要成分的深藍群眾,對於馬英九為了討好泛綠選民,遲遲不肯與李登輝的本土化路線切割,在兩岸政治關係上又自我設限,長期已經累積相當程度的不滿情緒,一旦他們在大選中消極,馬的選情必然受到衝擊。
        因此,馬英九競選團對當前最可依靠的,不是馬英九本人日漸衰退的媒體效應,而是日見成效的兩岸經貿政策。金溥聰近日在訪美期間,貿然丟出兩岸簽屬「和平協定」的議題,不能不說是下了一首好棋。辜不論金溥聰本人在落實這個議題上的誠意有多少,如果馬團隊未來能夠將的選舉主軸升高到「兩岸和平協定」此一高層次的政治性議題,至少可以達到將宋楚瑜邊緣化、讓蔡英文進退失據的戰略性效果。
        2005年連胡五點共同願景,基本上已經擘畫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進程與框架,而「和平協定」的簽定可以說是在最終實現民族統一的前夕,兩岸之間最高的政治形式。一旦國民黨以此為選戰主軸,宋楚瑜絕對提不出更具進步性、現實性的兩岸政策,必然大幅度的削弱宋參選的正當性,不但會喪失他在深藍的群眾基礎,更有可能激起深藍群眾的危機意識,反過來促進成了的泛藍的大團結。
        反觀,民進黨在後陳水扁時代最大的困局,來自於經濟基礎與意識形態的矛盾。蔡英文一方面基於兩國論的定見,一方面也為了照顧到台獨群眾的感情,面對當前兩岸經貿相互補充,相互依賴的事實,仍然必須負隅頑抗。考察近日公布的「十年政綱‧兩岸經貿篇」和「國家安全篇」,可以說是乏善可陳,仍然不脫「台灣前途決議文」的窠臼。如果國民黨能夠勇敢的以「和平協定」作為選戰主軸,蔡英文戰與不戰都將陷於被動。
        這對於一向以主導選戰議題見長的民進黨來說,不能不說是個危機。
        因此,對馬英九的選情而言,成敗不決定在宋楚瑜,而決定在於馬英九本身,所謂「勝人者力,自勝者強」,馬英九只有超越馬英九,才不會被馬英九打敗。如果馬團隊投鼠忌器,不敢將選戰主軸鎖定在「兩岸和平協定」,藉由兩岸議題來拉高藍綠對決的緊繃氣勢,那麼,宋的參選就只剩下一個簡單的數學問題。
        畢竟,誰也不敢保證宋楚瑜會知難而退,或者,得票率不超過5%(也就是60萬票)。那麼,一旦深藍群眾在大選中持續的消極,總投票率低於70%,馬英九的連任之途,將是前景堪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