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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機席捲全球後的數年間,各國政府無不加強對經濟事務的干預。美國率先發難推出〈關稅法案〉,指控外國低廉的工資和製造成本,將使得美國的製造商無法與之競爭,並針對3,000多項進口商品課以60%懲罰性關稅;其他國家隨之進行報復性關稅,形成史上最大的關稅貿易壁壘。
如果,你以為這是對當前世界經濟前景的危言聳聽,那就未免顯得過於健忘。上述的場景出現在上個世紀華爾街股市應聲倒地後的三○年代,是見諸在歷史教材中對二戰前世界局勢的一般性描述。這場景雖說絕非當下,但卻也不保證不是將來。選擇性記憶既然是人類大腦進化不全的一種自我保護機制,將悲劇不斷重蹈反覆最終演成鬧劇,就幾近是宿命式的歷史必然。人類社會從歷史中所取得的最大教訓,就是人類不曾也不會從歷史中記取教訓。君不見,歐美諸國面對危機亦不改昔日殖民主義者的喫牙裂嘴,一隻手伸向你要求財政援助,一隻手卻揣在身後緊握「非市場經濟國家」棒槌。
三月初,美國參眾兩院僅以短短一周的時間,迅雷不及掩耳的通過《1930年關稅法》修正法案,明確賦予美國貿易執法部門對來自「非市場經濟國家」商品徵收反傾銷或反補貼關稅的權力,並且要「溯及既往」。該法案的矛頭明顯地指向中國,要求建立一套全面監督中國履行知識產權,准許美國商品、服務、農業進入大陸市場,並制裁中國匯率操控的機制。指控中國通過匯率操縱和出口補貼進行「不公平貿易」,歷來都是華盛頓政客們面對巨額的貿易赤字,掩飾自身失能、轉移選民情緒的不二法門。中美新一輪的貿易對抗山雨欲來,妖風正盛。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大陸對外貿易的擴張,在很大程度上是外資企業帶動的效應,其出口總額向來都占整體出口總額的半數以上。以2008年為例,中國大陸對外貿易的順差為2954億美元,其中外資企業所占的份額就高達1706億美元,加工貿易順差更達2968億美元。也就是說,通過跨國企業區域布局的重新調整,東亞工業化國家將直接消費品的最終製程轉移到中國大陸,加工組裝後在出口到歐美等國,形成了中國大陸對日本、韓國和台灣地區出現大量逆差,對美國和歐盟等國大幅順差的貿易格局。因此,中美貿易順差的擴大是東亞產業分工結構調整的體現,隱藏在數字增長的背後,是美國對整體東亞國家的逆差正大幅縮小的事實。人民幣升值非但無助於緩解中美貿易逆差,通過匯率升值恐將導致勞動力成本提高,從而抬高出口到美國直接消費品的價格,此舉無疑將對美國國內日漸尖銳的階級矛盾帶來致命性的災難。
事實上,美國才是世界貿易結構失衡的最大獲利者。通過貿易赤字帶動美元通貨的大量輸出,數十年來,靠著聯邦儲備局的印鈔機,美國居民幾近是無償的享用著世界各國耗費大量勞動力、自然資源與環境成本所製造出來的物質財貨。同時,每一次的美元貶值,其實就是美國對持有大量美元外匯的貿易夥伴的公開賴帳。此次,美國在全球經濟危機的背景下再起爭端,無非是想通過人民幣升值和懲罰性關稅來讓中國買單,承擔起全球經濟失衡的責任,最終達到遏制中國崛起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