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犇報‧第45期】毒蘋果札記 2012.12

施善繼

二○一二、十一、十五、沒有告別

 

我藏著一本魯迅的小選集,繁體字版,像是照相影印,但清晰好閱又似活字印刷,陪伴我渡過了將近四十年。書無封面亦無封底,無版權頁,無出版社,無前言無後語,無定價,無目錄。
當然有偽裝的書衣,域外的佳人,在禁書的年代,攜來相贈,那一刻只記存會心的快慰,靜默而沒有言語。全書276頁,收文22篇,儘是魯迅的實體。

它從新新的,被我翻到舊舊的,書頁日漸泛黃,閱讀時不經意的時間落下幾處不致擾人的斑漬。書用膠水黏脊沒有綫裝那麼牢固,書的起頭已經有些鬆脫,幾頁離掉的,合上書把它們規矩的夾緊在原來序列的頁碼裡。
    

沒有蝴蝶夾頁的《魯迅小選》,翻開偽裝的封面,第一頁,首篇〈影的告別〉映入眼簾:
    「人睡到不知道的時候,就會有影來告別,說出那些話——」
接續的是選自《野草》的另六篇:〈好的故事〉、〈過客〉、〈失掉的好地獄〉、〈這樣的戰士〉、〈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淡淡的血痕中〉。
    

從兩冊小說集《吶喊》與《徬徨》,各選了五篇,它們是:〈孔乙己〉、〈一件小事〉、〈故鄉〉、〈阿Q正傳〉、〈鴨的喜劇〉以及〈在酒樓上〉、〈肥皂〉、〈示眾〉、〈傷逝〉、〈離婚〉。
    

從《故事新編》選兩篇:〈奔月〉、〈鑄劍〉。
    

從《朝花夕拾》選三篇:〈狗、貓、鼠〉、〈無常〉、〈范愛農〉。
    

這個本子無選編者的名字,注釋也闕如。
    

讀了不知道幾遍,讀了再讀,既然魯迅寫下〈影的告別〉,他向影子告別,他也成了影子,我自然必須向他告別,他卻又說:「朋友,時候近了。∕我將向黑暗裡徬徨于無地∕你還想我的贈品。我能獻你甚麼呢?無已,則仍是黑暗和虛空而已。但是,我願意只是黑暗,或者會消失於你的白天;我願意只是虛空,決不佔你的心地。」。文字如今轉換成了語音,寄寓在我的耳際,於是我執意隨著魯迅的影子去尋找魯迅,被禁的魯迅,盜版的魯迅,小田嶽夫的魯迅,珂勒惠支的魯迅。
    

魯迅單自向著影子告別,他並沒有向我告別。

二○一二、十、二十一、鬆餅

公園東側馬路外環數間毗連的鐵皮屋,簡直一排違章建築,卻水電兩全,檳榔、早餐吧、烘焙咖啡,標榜進口材料現煎的鬆餅,誰想要什麼,停步靠近即可。其中尤以鬆餅最火,晴雨無論它午後三點準時開張迎賓,短短三個小時接近黃昏它便掛出寫著SORRY的牌子,表明當日的定量售罄,隔天再賣。許久不見看板上店主的真面目,傳聞去了別處另起新爐,此地留給夥計一女三男穩妥照顧,多少料做多少餅,多少餅結多少帳,難有差池。
    
用SORRY這個英文單字宣示快打烊了,老闆審時度勢恰到好處,我們這裡從來都是英文的勢力範圍,雖則他賣的是比利時列日的鬆餅,它卻不用法文的單字Désolé,現實裡的妙境,無所不在,視線能及之處,何需言詮。
    

鬆餅無疑是比利時頗具代表性的正規食物,它不僅僅是一款點心而已。比國導演達頓兄弟編導製作的電影,1999年獲頒坎城金棕櫚大獎的《蘿賽塔》,鬆餅在影片中被用做重要的素材,女主角蘿賽塔以之裹腹,搭飲自家攜帶的白水,蘿賽塔受僱專賣的鬆餅餐車,並沒有排列的人龍。達頓兄弟這部紀錄式搜索青少年失業問題的電影,促使比國政府設置「蘿賽塔條款」,立刻解決問題。
    

違章建築間鬆餅的內台,三男負責鬆餅製作,一女專司櫃上交易收銀,雖然忙碌但話語連連笑聲圈圈,顧客排得彎彎曲曲鬆鬆垮垮沒有隊形。不知他們領到的工資合不合心?生意如此紅熱,每天工作不過三、四個小時,看樣子比起大學的畢業生要好得很多吧。

二○一二、十一、五、《延安講話》
小說家莫言先生半年前參加「百位文學藝術家手抄毛澤東《延安講話》」的活動,事經此地偏狹的某一雙斜眼窺見到了,發出了奇異的驚嘆之聲,伊彷彿咀嚼著涼餿的豆腐,冷颼颼徹骨無比,間也滲溢著酸勁惱人的臭氣。
    
《延安講話》的全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毛澤東極為重要的一篇歷史文獻,包含〈引言〉(1942年5月2日)與〈結論〉(1942年5月23日)兩個部分,原載于1943年10月19日延安《解放日報》,其後收入不同時期編輯的各版《毛選》之中。
    

1990年夏途經福州,在街上的新華書店妥切的買到《毛澤東著作選讀》(上下冊/1986年8月北京一刷),結好帳尚未步出書店,我待在牆邊迫不及待快速先把它讀完第一遍,合上書屈指一算我居然在這篇文章面世48年後,方才讀到,幸還是不幸?我立刻聯想13年前萌生在台北,自由派文士發動攻擊壓制鄉土文學,在當時一名政工詩人主編的報紙陣地上連篇討伐,它們數落誣蔑鄉土文學的罪狀,直指鄉土文學,即工農兵文學的代稱,應予徹底消滅,它們只差沒把毛澤東這篇《延安講話》拉出來鞭撻,卻足夠讓觀者膽戰心驚寢食難安。
    

中國郵電局分別在1977年與1992年兩次發行郵票,紀念《延安講話》發表35周年及50周年。
    

小說家丁玲,1952年6月7日《在斯大林獎金授獎儀式上的講話》中,提及《延安講話》。另外她1952年5月寫過一篇《要為人民服務得更好──紀念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十周年》,與1982年5月的受訪紀錄《回憶與期望──為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四十周年答中國青年報〈向日葵〉編者問》。
    

小說家老舍,1952年5月21日在《人民日報》發表《毛主席給了我新的文藝生命》,文中一處他這樣寫:「在學習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前,我不可能寫出像最近兩年來我所寫的東西。………」。另一處他如此寫:「一九四九年年尾,由國外回來,我首先找到了一部《毛澤東選集》。頭一篇我讀的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詩人艾青1982年5月也留下一篇《延安文藝座談會前後》,詳實簡述他與《講話》發生的過從關係。
    

這些前人的遺珍,足堪後之來者學習參照。
    

莫言抄寫的是<引言>中談及的立場問題與態度問題。
我要在這裡抄寫<結論>部分第四章的一小段:

「我們的要求則是政治和藝術的統一,內容和形式的統一,革命的政治內容和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缺乏藝術性的藝術品,無論政治上怎樣進步,也是沒有力量的。因此,我們既反對政治觀點錯誤的藝術品,也反對只有正確的政治觀點而沒有藝術力量的所謂“標語口號式”的傾向。」。

二○一二、十一、十一、《世界文學》
   
解嚴前想讀禁書非不可能,各顯神通各逢機緣純憑本事,白色恐怖既然恢恢無情灑了迷漫,無人得以輕易遁逃出這片說大不大說小不小的活域。軀體行為的管束,思想方法的箝制,儼若無菌病房的加護。
    

上世紀六○年代初期,我分別在民生東路馬偕醫院對面的那個派出所,與寧夏路錦州街交口的北署兩處,被警察逮住押坐在門邊的椅上,免費強迫挨剃刀,他們說中學生髮太長了不像話,要理一理按他們的標準,回到家躲不過媽媽的視線,責問哪裡啃的狗瘌痢,腳不停狂奔去理髮店重修。
    

一九七二年八月間的暑天,在漢中街的書店與自美歸來的唐文標相遇之後,我便開始耐心默默的尋找禁書,雖不全面但時有所獲,在全盲的世界裡偶也透進幾絲微光,文史易得,政經難覓,馬、列絕無蹤跡,毛的訊息則沒有全斷,匪情專家著述的《毛澤東思想剖析》,從中挑剔著讀它引為佐證的毛澤東殘缺的原文。
    

七○、八○年之交,一個開書店的朋友借給一堆兩捆20冊期刊《世界文學》,每一冊的封面都加蓋了兩枚長方形的印章,一枚「限閱」,另一枚「本限閱資料係供本人∕研究參考不得流傳」,連一本三百來頁普及性的文學刊物,統治當局都要如此處心積慮苛刻的予以禁斷,添加兩岸間的深重隔閡,諱莫如深,統治者的費盡心機已至無所不用其極的程度。
    

《世界文學》1953年創刊,已逾50年,出刊近350期,質佳量佳,1997年起我才成了它的訂戶,為時猶未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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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報‧第44期】紀念林書揚先生專輯(一)

台灣左翼運動的典範林書揚(1926-2012)

藍博洲

林書楊

台灣史上坐牢最久的政治犯林書揚不得不暫停他一生的戰鬥了。
日本帝國主義佔領台灣的1926年,林書揚出生於台南曾文溪畔的麻豆林家。曾文溪畔的麻豆地帶,純粹以稻作和蔗作為最大宗,稻農和蔗農的人口密度相當高。殖民地的工農大眾,不僅在經濟方面,在政治的支配關係中也承受著極為沉重的壓力。農民沒有選擇種植項目的自由,沒有自由販賣生產品的權利。恰恰就在林書揚出生的1926年,在殖民地的高壓統治下,以蔗農為主要成員的農民組合運動在麻豆一帶風起雲湧。1927年,台灣農民組合的本部設置在台南州麻豆街;組合長又是他的家庭醫師;不少極富才華、熱情洋溢的男女青年穿梭奔馳在這一塊平原上。到了1928年,農民組合成員達到了四萬之眾,近三分之一的高組織率。兩年之間,全島爆發了四百幾十件大小爭議;其中,轟動一時也牽動殖民地反帝戰局的幾場大鬥爭,都集中在曾文溪流域的幾個城鎮鄉村。

殖民地台灣左翼社會主義運動從萌芽到頓挫的十五年期間(1921-1936),約略正是林書揚從出生到成長的階段。儘管在他開始求學時期,有形的反日帝社會主義運動已經完全被壓制了,但通過地方父老口授的農民運動宣傳歌,或者殘缺的泛黃的運動文宣……等間接接觸,卻也能使他與過去的抗爭經驗有所聯繫。

清末,麻豆林家與板橋林家、霧峰林家有所謂台灣三大林之稱,都算是大地主。林書揚的父親在麻豆林家是四房的第四代,在日據大正初年(1911)分到的田地原有六、七十甲左右,算是中上地主;但隨著殖民地台灣經濟的資本主義化和傳統地方階級的沒落趨勢,前後不過二十年左右,到了晚年,也就是中日戰爭時期,擁有的土地已經減半了。他是一個堅持漢民族意識的地方士紳,好讀四書五經等傳統古典,寫得一手好楷書,相信儒教的入世的改良主義,但對漢人的落後性的一面深以為恥。他每天必讀漢文報紙,並花很多時間與來訪客人討論時局。雖然基於土地佔有者的自衛心態而不敢正面抵抗殖民當局,但對日本人的批判是嚴厲的,終其一生也沒有和日本人打過交道。因此,他給成長中的林書揚的最大影響也是漢民族主義。當林書揚念到公學校二年級時,他特地央請一位族人從廈門帶回數冊小學國文教科書,親自督導林書揚每天學習一個小時。後來又叫林書揚到附近的漢文私塾學習漢文,直到台灣全面禁止民間私塾為止。

這樣的時代氣氛與家庭背景,對林書揚以後的學習方向、人生觀與世界觀的養成,自然起到很重要的影響。

另一位帶給林書揚更大影響的是大表哥莊孟侯。莊孟侯比林書揚的父親少十五、六歲,但他有機會接受現代化教育,上了醫學校,當了醫師。因此,除了民族主義之外,他還學習到現代社會科學的知識,成為現代社會運動中的積極分子。1927年,臺灣文化協會左傾後,莊孟侯當選過新文協的中央常務委員、宣傳部員、教育部長與機關刊物《大眾時報》董事等職,並因領導1928年的台南市南門墓地事件而遭到官憲扣押調查,從此被日本當局列為重要的反日分子。

1941年,林書揚考上錄取率低,主要是台灣人子弟念的台南州立第二中學校。莊孟侯當了他的保證人,並讓他寄宿家裡一段時日。莊孟侯經常把他當大人,認真地和他談論並批判害人害己的日本軍國主義教育,並且建議他學著去翻讀一本早年受過政治迫害而離開大學的著名的日本馬克斯主義教授編寫的、頁數不少的社會科學辭典。

1937年,日本帝國主義全面侵略中國前夕,總督府全面禁止使用漢文,推行「皇民化運動」,企圖以此徹底消滅台灣人民的民族意和抵抗精神。在這樣的處境下,林書揚自覺地抵抗學校的日本軍國主義教育,於是就想找一些制度上不允許的,有關小時候所看到的、聽到的農組、文協鬥爭的材料來研讀,補強對台灣人民反帝鬥爭歷史的認識。就在這樣的主觀意願推動下,他在莊孟侯的藏書裡找到了左派理論的經典、新文協的運動傳單;並且在家鄉跟村子裡的老農學會了他們當年所唱的農組的戰歌與共產黨員所唱的勞動歌曲。通過這樣的秘密閱讀,他與台灣反帝左翼運動的傳統接上了繼承關係。

1945年2月間,南二中畢業前的幾個星期,還不足歲的林書揚被徵入南部某一部隊當學生兵。8月15日,日本天皇通過「玉音放送」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無條件投降!8月底,部隊解散;他復員返鄉。此時,因為父親已在1942年病逝了,再加上戰爭末期,作為小地主的家裡一直沒有固定的收入,家境因此逐漸沒落。由於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研習法律的五哥沒有任何音訊,在同時期校友口中享有「才子」美稱的林書揚,毅然犧牲自己進入大學繼續深造的機會,進入糖廠做會計,擔負起家庭的經濟責任。

儘管失學就業,自幼便追求進步的林書揚並沒有怠惰於思想的學習與實踐。不曾具備本土運動中的真正中國經驗的他投入了地方「還中會」的復歸祖國宣傳活動;他站在人民左翼的立場,密切注意著海峽彼岸大陸階級內戰的狀況,同時學習著大陸上波濤洶湧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與鬥爭經驗,從而在十分自然地復活的臺灣左翼傳統的中國意識驅動下,真實地擁抱了不同於國民黨臺灣統治當局的另一個新中國。

1949年夏秋之交,在大陸的內戰戰場全面潰敗的國民黨政權撤退台灣,隨即針對以中共台灣地下黨為核心的台灣左翼運動,展開了全面而徹底的紅色肅清與逮捕行動。

1950年5月31日半夜,25歲的林書揚也在家裡被秘密逮捕。與此同時,麻豆地區一共有36人被捕。9月30日,同案三人被槍決於台北馬場町刑場;林書揚與另外八人被判無期徒刑,其他刑期不等。這就是台灣人民既熟悉又陌生的五○年代白色恐時期的所謂「麻豆案」。

繫獄期間,他的大哥、大嫂、三哥、四哥與母親相繼過世。面對家裡一連串變故卻不能回家奔喪的林書揚,無論是在那幽渺的綠島集中營或高牆圍繞的泰源監獄,依然一貫地嚴肅而認真的面對自己那漫無終結的囚人生涯。

1984年12月17日,60歲的林書揚與另一同案李金木,終於在繫獄34年又7個月之後假釋出獄。出獄後,基於政治上的顧忌,他沈潛寫作,先是通過日文的書報雜誌,在反共戒嚴令尚未解除的思想貧乏的臺灣讀書界,大量翻譯介紹了進步的思潮與政論;後來開始自寫統左派觀點的各類文章,建構了臺灣統左派的實踐綱領。其後更不畏險阻,南北奔波,串連散居全島各地的政治難友,全力支持臺灣統左派的組織活動。

1986年,他發起成立了「促進中國統一」的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並被推舉為第一屆總會會長。同時創辦《前方》雜誌。

1988年,他參與推動中國統一聯盟的籌備與成立,擔任第一屆執行委員。

1989年3月,他發起組織以統左綱領為指導的勞動黨;為鼓舞同志士氣,親自走上第一線,擔任副主席。5月,他撰寫了《從「河殤」論大陸西化派》一文;8月31日,人民日報以《「河殤」評析》為題刊載,筆名「郭仲」。與此同時,他所發起組織翻譯《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運動史)五卷正式出版;為重建臺灣左翼運動的歷史與批判台獨史觀,提供了第一手的歷史材料。

1992年,他被選為中國統一聯盟第五屆主席(1992-1993)。同年,《從二二八到五○年代白色恐怖》一書,由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對臺灣文化思想界起到重要的思想影響。

1993年,互助會成員於台北市郊亂葬崗發現台灣五○年代白色恐怖受難人墓群,他隨即團結臺灣社會有良心的各界領袖,共同開展「五○年代白色恐怖平反運動」。

1997年,他與東亞地區進步學者、團體共同發起成立「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國際論壇,並在台北召開第一回論壇;為促進東亞的和平、南北韓統一與中國統一,展開國際團結。

2000年,他擔任勞動人權協會會長。勞動黨榮譽主席。
 
2002年,他推動「新民主論壇」運動(2002-2008)。
 

2010年,《林書揚文集》四輯陸續出版。他在自序上堅定的表示,「不論所寫文章的題目是什麼,說的是什麼,意識立場和思想脈絡是貫穿的。那是本人在34年7個月的長期獄囚生活中唯一的內部支持力量。不管別人怎麼看怎麼想,本人覺得自己的生命史已經證明了它。」
 

2012年,他被推舉為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總會榮譽會長。10月11日午夜,因長期牢獄生涯積累的黃麴毒素而引致的肝癌,病逝北京的醫院,享年86歲。
 

林書揚先生的理論素養卓越,在獄中,以其自我要求的人格修養,堅守革命者的志節,並帶領受難難友共渡艱苦困境;出獄後,仍以堅忍不拔的意志堅持鬥爭。他是台灣統左綱領的理論指導者,也是民間統運和統派團體的催生者與領導者,更是日據以來台灣人民左翼進步運動承先啟後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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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報‧第44期】紀念林書揚先生專輯(二)

林書揚談階級解放與兩岸關係(節錄)

同志們,我走了!但再也沒有人能熄滅,我所點燃的火炬!

一個殖民地社會在殖民國家的資本主義同質化作用之下,也有它的一定的內部階級分化過程,和由此導來的階級矛盾。
但在政治上整體的殖民地人民都是資本帝國主義的受剝奪者,則社會內部的階級矛盾在當時是被涵蓋在兩個不同民族之間的統治支配關係下面。因此即使是代表工農階級利益和立場的左翼運動,也必得首先肩負起民族鬥爭的歷史性任務了。

瞭解了台灣史中的社會運動一開始就是反帝運動,而且是以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思想原則的結合為運動的指導理念之後,我們就不難進一步理解,為甚麼在當前的民族分裂局面下,台灣的民間統一運動仍然應該以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為思
想基礎。

──林書揚,〈台灣民間統運與大陸經建──在「海峽兩岸關係與和平統一研討會」的論文〉(1992年6月)
 
島內統運能不能拉開更大面向的戰線,是一個急需解決的策略爭議。島內有所謂統左路線的團體,以「左」來代表勞工的權益自衛運動及其他反壓迫求公平的各類社會改革運動;而以兩岸統一、一國兩制的實現為共同的歷史性突破口。唯有如此,才能在廣大社會下層人口及一般知青階層心目中補強統一運動的正當性動機甚至道德性意涵。當然,如果以統一為短程目標或許被認為太過迂緩。否則,那是符合於歷史階段的社會演進的客觀規律的。應該加以審思。

──林書揚,〈台灣社會的戰後階級結構和兩岸問題〉(2001年10月)

那麼,為台灣進步發展要通過甚麼樣的歷程才能獲得實現,取得其體展開的機會呢?愚意以為,按現實的有關諸項要件,唯有透過中國民族的不幸內部對抗的合理解決。血緣的、歷史的、文化的、及國際政治結構圖中的中國,在它的新的整合運動中,台灣人也應該積極地、主動地投入、擺脫「為自決而自決」的心理網罩,擴大台灣人的認同視野,將本身的主體性在更大的整合統一運動中獲得提昇,既代表「台灣一地」的「主體性」,同時也代表「全中國」的「主體性」。當人們平心靜氣檢討問題趨向時,相信都會達到一種共同的答案—中國必須統一!而當數百年來屢屢受過殘傷的台灣人民,做出這樣超脫性的智慧抉擇時,那將是我們民族史上叫人震撼的一刻,也將是千秋萬世後的人們所樂道的歷史光明的一項例證。

──林書揚,〈有了統一才能自決〉(1987年8月)

台灣與大陸之間,雖然在一個世紀以來實質上的聚少分多,但在近現代的國際社會中,台灣之為中國的「多變故」的部分版圖,已是公認的歷史事實。所謂的「台灣地位未定論」,其所以在國際間起不了實際作用,乃表示「事實重於形式」的共識尚存在於國際間。大陸—台灣之間的分裂的「非常態」形成要因消失之後,理應結束分裂,重回統一。這個「理」是一種自然的運動規律,是做為現實群體的民族社會,以一定的「內在關係」(以經濟的結構型態為原型)不斷調適其「外在關係」,以求群體的更適正的發展軌跡。

具體地說,兩地間的不平衡因素,如經濟政治有形資源或生活文化心理上的距離,應能據其「內在關係」的合理趨向而獲得妥善處理,必不致產生所謂的「以大吞小」、「以強凌弱」的唯力主義的「一統」(故楊逵語)局面。

總之,中國的再統一乃二次大戰後民族自存和發展中的一大課題。也可以說,在現有的二超強和諸強權權力關係中,求更高發展的態勢保障和體制確立為目的。這一點,當我們虛心設想未來時勢的種種變化、台灣棲身在舊體制世界中延續分裂局面的種種後果,尤其是所謂「新興工業國家」的虛弱經濟體制和政治上的從屬性格,總不免讓人覺得終有破綻的一天。當現有體制負荷不了外來壓力和內部緊張時,不論是「分裂的」台灣抑或「分離的」台灣,均將是可預見的「悲劇性」台灣。因此,我們必須盡一切努力避免走進那悲慘的困境。

──林書揚,〈有了統一才能自決〉(198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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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報‧第44期】紀念林書揚先生專輯 (三)


林桑再見

林書揚在台灣五O年代
白色恐怖秋祭大會上講話


關曉榮

從告別中領悟面對,「正面面對著它,苦撐下去,這樣的態度才是時代的良心。承受而不是逃避時代的痛一一不論是病痛還是產痛,一心祈望終能超脫它,這就是一時代的良知良心」。
謹以面對向林書揚先生致敬與告別:唯有追求社會完善的個人實踐,才是個人的完善過程。他走到了生命的盡頭,沿途把它珠玉般地鑲嵌在他的生命史中。

楊渡

向我的生命中的導師,永遠的戰士,理想主義者,林書揚前輩致敬!他的去世也象徵某個理想主義年代逐漸遠離,因為唯有在那個年代從事革命,理念才如此純粹、生命才如此精采。

彭桂枝

向大家長林桑致敬!永遠記得學生時代初踏入勞動黨台北辦公室,被這樣一位古樸的老人深深震撼著。在那時我才真正看到書本上的白色恐怖下被關最久的人,年紀很大,但是言談中始終懷抱著對台灣及祖國的熱愛,我深深被他的熱情及行動感動著。在工會工作六年多期間,常常都會想到他的榜樣,深深激勵著我!

羅美文

永懷林書揚先生,您高尚的人格修養,您對科學社會主義的堅定信仰,您對組織至死不悔的忠誠,我羅美文將永遠追隨學習。

林育群   

「一萬年的監牢,一萬年的祝福」──正是因為有林桑無懼的堅持,在往左的道路上,我才得以看見祖國。也是這份堅持,提醒著,這路上的孤寂不過就是一萬年的監牢的一萬分之一。

黃秋香

林桑,安息吧!我們會跟著您的腳步前進,走得太慢請不要笑我。

AWC韓國委員會追悼文

驚悉林書揚先生急逝的消息,在此,轉達我們深深地悲痛和哀悼之意。我們將繼承林書揚先生為反對帝國主義而奉獻一生的戰鬥精神,為反對新自由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鬥爭,做出我們最大的努力。

先生安息吧!

全亞洲反對美國-日本侵略與宰制行動聯盟(AWC)悼唁文

驚悉林書揚同志逝世的消息,我們謹代表AWC日本聯絡會議,向林書揚同志的家屬及中國臺灣勞動黨,勞動人權協會的所有同志們,表示我們沉痛的哀悼之意。

我們是在與帝國主義的侵略,支配,壓迫的共同鬥爭中,與林書揚同志相會的。自那時以來,我們對他不屈不饒的戰鬥精神,對他長期堅持站在鬥爭第一線的身姿;以及他對社會,歷史敏銳的洞察力,一直懷著尊敬之念。我們從林書揚同志的人生和鬥爭經歷中學到了許多寶貴經驗。

我們認為,林書揚同志由於白色恐怖所飽受的磨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冷戰體制」時代中,東亞民眾受難史的一部分。同時認為,林書揚同志在經歷了長達三十四年零七個月獄中生活的艱難鬥爭,釋放後,仍繼續為勞動人民的利益奉獻。要求為政治受難者恢復名譽,為社會主義和海峽兩岸統一,始終站在鬥爭的最前列的形象,是對帝國主義和反人民政權鬥爭的東亞民眾希望的象徵。

對於通過AWC運動與林書揚同志的相會,及那以後經過的,約二十年的共同戰鬥,我們感到由衷的自豪。

最後,讓我們再一次,將更堅決地為我們的共同目標:打倒帝國主義,解放勞動大眾而奮鬥做為我們的誓言,並以此做為我們的團結口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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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報‧第44期】紀念林書揚先生專輯(四)

林書揚文集發表暨追思會

林書楊文集(一) 【歷史與人物】

時間:2012年11月17日13:30      
地點:台灣大學集思會議中心 國際會議廳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85號)

1984年12月17日,本人假釋出獄後初靠翻譯賺稿費維生。後來開始自寫。陸陸續續,不定期不定刊物。不論所寫文章的題目是什麼,說的是什麼,意識立場和思想脈絡是貫穿的。那是本人在34年7個月的長期獄囚生活中唯一的內部支持力量。不管別人怎麼看怎麼想,本人覺得自己的生命史已經證明了它。

林書揚(1926-2012)  

1926年生於日據下的台南麻豆,台南州立第二公學校(今台南一中)畢業,1950年5月底被捕,判處無期徒刑。1984年12月17日假釋,繫獄長達三十四年七個月,是台灣坐牢最久的政治犯之一。出獄後致力於勞動階級解放與中國統一運動。

林書揚文集(一)【歷史與人物】回首海天相接處
林書揚文集(二)【史觀與批判】如何讓過去的成為真正的過去
林書揚文集(三)【統一與自決】有了統一才能自決
林書揚文集(四)【勞動與團結】勞動者,團結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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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報‧第44期】毒蘋果札記 2012.11

施善繼

林書揚(1926-2012,台南麻豆)

二O一二、十、十二、紅色的名字

昨夜子時的11點50分,照往例該是你的病體跨入夢鄉無聲的時刻,夢鄉黑暗伸手不見五指,夢鄉非烏托邦你知之甚詳,以往總是睡睡醒醒,沒有任何執意不歸的去路,火燒島上34年又7個月的囚錮,也都坦然擎著胸臆的紅旗回返,面無難色。
昨夜,你沉睡無底,攜帶生之辛酸,前赴死之至美。留下歡樂繼續尋找飢渴的他者。
今晨確悉你已經離世。
你不會再回來了。我於是在人間出版社2011年3月出版的《有了統一才能自決》(林書揚文集三)的扉頁上自己填了「書揚先生,2012、10、11,子時11點50分,在北京安眠。善繼敬筆。」,合上書本,幽幽的悲愴潛伏滾滾。
你形塑了一尊無比剛毅,勤勞戰鬥,永垂當代台灣史冊的光輝左翼,抵抗的範式,不屈不撓直擊壓迫,矢志追求公義。
一九八五年年初春季的一夜,歡迎你假釋,我在我家為你朗讀了歐仁‧鮑狄埃的詩<一切還沒有變>;你可曾忘記?

度過了十年的苦役生活,
  高貴的流放者,
你重新回到了我們身邊,
  看,我們的理想沒有實現。
  被餵肥了的法蘭西,
  好像也願意有些進步,
  但他們又一再拖延……
  不,一切還沒有變,
  英勇的起義者,
  我們有重任在肩!

仍然是這一幫傢伙當政,
  ……………
    ……………
 
鮑狄埃寫詩給苦役歸來的巴黎公社軍事指揮官馬克西姆‧里斯博納,巴黎公社失敗里斯博納被判處終身苦役,關了10年釋放,而你被判終身監禁竟關押長達34年7個月。
那一晚洗塵的晚餐你幾乎滴酒不沾,食量不大,言語爾雅,那一個晚上近距生動感知了你謙抑謹慎的風範。耀忠那夜同來共聚,靜靜的喝著酒,他是最後一位散酒的客人,離去時他的鞋子不知被那雙醉眼穿走,留他暫宿,他堅持光腳回華江橋邊的住處,孑然等待黎明。
    兩年前你從台大轉診北護分院,2010年7月8日上午約好士杰,沒有事先告知,我們冒然闖去康定路的北護住院部,有備而往,我背包裏擺著5月時剛出版的《回首海天相接處》(林書揚文集一)與《如何讓過去的成為真正的過去》(林書楊文集二),二書。假牙與牙床的不盡合套,使得咀嚼與進食的狀況不如理想,致營養不良,從病床上起身,要有兩人攙扶方能行走。眼疾也困擾相當一段時日了,加上幾些官能的務需一併診治,於是安排異地求醫,行旅在即。
    書揚先生沒有察覺我們來訪,靠近病床旁我趴近他的右耳,告訴他我是誰,陪病的人一直與他不停的在做著柔軟體操。病房實在夠小,耽擱太久肯定影響病護的活動。告辭時,我掏出包裡的兩本書。

「林桑,請幫我寫幾個字,好嗎?」
「唉呀,不行不行。我的眼睛已經不靈。」
林桑話音沙啞,兩眼虛掩,估計病體疲憊累了,振不起精神提不起腕力,等了一會兒,我重新開口。

    「沒關係,能怎麼寫就怎麼寫。」
把預先備好的紅色水筆,塞到林桑的手裡,他彷彿也沒怎麼握牢。調整斜躺的坐姿,又有點溜滑下去。
他終於瞇著眼睛,握不緊顫巍巍的水筆,寫下歪歪扭扭,筆劃不甚順當,紅色的名字。

二O一二、九、三十、痂

身上的瘡口或身上的傷口,凝結而成的硬東西,稱為痂,它痊癒之後會自然從皮膚的表層脫落,愛美的人士若還不對勁,瘡口傷口留下痕跡,痕跡給心裡印上疙瘩,這有什麼好煩惱,上門去找整型、美容專科,別忘了帶錢,搞不好可以刷卡,反正兩樣備齊萬無一失。
「英國領事館」這種鳥建築,我私下認定它是長在中國土地上的痂。從前自詡日不落的賊寇,如今落得接近光光,剩下中南美十幾枚不日之日,讓老主溫存著舊戀的餘暉。英帝侵華的歷史漸去漸遠,不用翻算紀錄即可,英帝植在中國土地上的痂,也無須毀棄拔除,這樣又授人野蠻的把柄。
    9月中,一日的午後,爬上鎮江西津古渡的高坡,在小碼頭街上走了一遭,街不長,星期三的白天沒有多少遊人,抬頭看飄搖的市招,夜臨會帶來預期的熱鬧燈火,這鎮江安靜的一角,鎮江多老?可以追溯至兩千多年前的西周。快走盡小碼頭街,赫然瞥見後山嶺一處封閉的痂,這處痂曾遭焚毀,1890年重建。這一處「英國領事館」,不會與《南京條約》規定開港的通商口岸寧波無關。
    鼓浪嶼我去過三趟,從廈門搭交通船十分鐘登岸,一上碼頭英帝1842年植下的那處痂,抬眼即望,如今是公家的辦公樓,廢物利用利用廢物。
    我鄰鄉淡水的出海口也有一幢,英帝遺留的舊痂,叫紅毛城,景點供人觀覽,年輕時騎摩托載女友去吹過海風。
    看這些帝國主義留下的舊痂,心底總犯揪,吃再好的止痛劑也無效。

 
二○一二、十、九、金紙

初一、十五尋常百姓家拜門內,初二、十六大小商人拜門外,儀式最終以燒金紙圓滿結束,金紙在鋁製的鼎鍋裡化灰,莫須有的傳送到各別信奉的神祇手中,賄賂神祇,請神祇們儲備享用,以保佑祈拜者平安與生意興隆,這種漢人移民的風俗,不知相沿成習了幾百個年頭。
    不久前「愛台灣」尚未瘋魔附身,長久一般庶民使用台灣自己生產、製造的物品,自自然然從來不覺有礙,階級高收入好的,也許比較常跑他們的舶來屋,各行其道相安無擾。彼時地攤貨也盛行,不要小看地攤貨,它們係某種類型的外銷品,人在福中不知福,好景不常。
    曾幾何時,世界工廠形形色色的貨櫃行銷全球,致全球歡暢,狂歡節絕不限定那一天,天天歡暢。資產階級的各式名牌幾乎委託MICOEM,從資產階級的國度買回家的,極少不是MIC。不用驚訝,你身邊新莊的瑞典商,它幾層樓高的貨架,絕多是MIC。還好有MIC,MIC好好,MIC為世界人民服務。我家索尼的VAIO就是MIC,要不要MIC,悉聽尊便。
    這個島上的腦袋,日據以後,便開始輕視對岸,低視東南亞,無暇中南美,它竊喜以為自是駝鳥蛋的蛋頭,它從來沒有經過奔跑時從不抬頭駝鳥一族哥兒們的認同,它自顧自的跑,彷彿在原地跑輕輕鬆鬆的跑,不費力氣。它說它爸爸是昭和,那麼平成應該是它的兄弟,昭和的父親無疑是它的爺爺。它更與USA親密,屁股對著屁股,肛門對著肛門。然而我暗忖,它比較形似沒有名份的棄婦,哀怨的時候哀怨,撒嬌的時候撒嬌,好好控制情緒,享受紛至沓來的摟抱。
    為了抵擋和緩MIC、東南亞、中南美的源源,原來就已經接近滿分卻因為信心不足的MIT,忸忸怩怩羞羞澀澀款步登場,去商市競逐,自由經濟怕什麼。
    連初一、十五,初二、十六焚燒的,都強調要燒台灣製的金紙,價格決定買賣供需,選擇取決於消費者口袋裡的預算,什麼製的燒成灰有差嗎?神祇會分辨灰是什麼製的嗎?台灣製的金紙質地好,燒完成灰,MIC、東南亞製的金紙燒完了,也成灰。到底那一種灰比較環保,那一種灰比較不耗氧,或者拜拜時,只供線香,不燒什麼製的金紙,今後不再向神祇賄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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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報‧第43期】「匪諜」的女兒

橫越一甲子的兩岸三地尋親故事 (一)

孟祥

黃賢忠先生遭刑前所作的絕命詩(網路圖片)

 2012年8月5日,時令正值農民曆所載的季夏荔月。位處亞熱帶氣候區的台北盆地,一如常年地活像火爐那般炎熱、暑溽難耐。
而就在這麼一個平凡不過的星期天下午,一通彷如穿越時空60年的電話,打到了小楊位於台北中和的家中。電話那頭輾轉從彼岸大陸捎來的信息讓她訝然地怎麼也不敢輕易相信。

這通來自白色恐怖政治受難人團體「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的電話,告訴了小楊,有關他身世中的未解之謎──一個他從未回到過的「故鄉」,以及彼此尋訪數十年無所獲的哥哥,終於在多年的苦尋下,輾轉託人從廣東、香港一路找到了位在台灣台北近郊六張犁的1950年代白色恐怖政治受難人墳塚。

而在此前,小楊方才從台灣檔案管理局押禁塵封了超過六十年的「白色恐怖」檔案中,取回了關於父親的親筆遺書,知道了關於那位和自己流著相同血液的父親,與家鄉的些許樣貌。

我們怎麼理解這段橫越海峽一甲子的兩岸三地尋親故事?無論如何得從小楊的身世開始說起。

通往歷史現場的長廊

「在我的腦海中,一直有個場景,它時不時地就會出現。那是一條長長的走廊……。」

小楊用帶著客家鄉音的腔調回憶著,「我一直想不起來何時到過那裡,後來我才知道,那條長廊是我還不懂事的時候住過幾年的孤兒院,也就是現在位在台北中和的大同育幼院的前身。」小楊側著臉,回憶著那段「成為孤兒」的過往。

問題是,小楊為何成為孤兒?

訪談間,隨著小楊關於自己身世的述說與回憶,讓我們從2012年的當下,直接地被拉進了那條充滿迷霧而看不到盡頭的歷史長廊。
 
小楊

1951年9月22日,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今天的青島東路)編號36的押房內,傳來一陣女嬰嘹亮的啼哭聲,為四周圍死寂一片的空氣,注入了一股難得的新生。

女嬰的母親叫做楊環,桃園龍潭人,平鎮宋屋國校(今天的宋屋國小)教員。
7月24日,以涉「匪諜叛亂案件」的理由,與時任中壢義民中學國文科教員的丈夫黃賢忠同時在中壢被捕。被捕時,22歲的楊環已懷有八個月的身孕。

小楊說,「母親在押房中產下了我,而父親當時也遭到關押,我的名字取雙親的姓,就叫黃楊。」黃賢忠與楊環將新生的女兒取名做黃楊,同時寄望他一出生就這樣乖舛的生命,雖像「黃楊厄閏」那般難長,卻能如黃楊樹那樣堅硬、卓絕地好好活著。

然而,新生的喜悅終究沒有維持太久。「義民中學案」在警憲特務大規模的圍捕後,就在黃楊的新生不久,有了急轉直下的發展。

根據李敖出版社《安全局機密文件》(下冊)254頁安全局官方文件所稱,「姚錦係中壢鎮私立義民中學教導主任,……曾先後吸收黃賢忠、徐代錫、樊志育、丁潔塵、楊環、夏(麥)錦裳、詹榮春、呂阿乾、徐代德、范榮枝、劉鄹昱等參加匪黨、並領導與教育。經常利用教學時間,向一般學生宣傳匪黨思想。」就這樣,黃楊的母親楊環,以「參加叛亂之組織」處以徒刑五年;父親黃賢忠,因「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遭處死刑。

1952年6月18日,黃賢忠先生被帶往新店溪畔的馬場町刑場,在劊子手的槍口下結束了32歲的年輕生命。屍身被草草掩埋。至於未滿週歲的小楊,就在父親亡後不久,便從母親楊環的懷抱中被帶往孤兒院,終於成為了沒有父母的孤兒,一直要到母親出獄後,才得以團聚。從此,母親決口不提他的生父,直到小楊上了國中後,他才終於知道父親遭到刑死。

「父親難道確如課本裡頭所說的那樣,是可惡的匪諜嗎?」當時正值青春期的黃楊,心裡一時並沒有答案。

那麼,黃賢忠究竟是誰?臨刑前留下的「檔案照」中,是黃賢忠生命最後盡頭的留影,為何他的臉上竟是掛著一絲昂然不屈的笑意?

我們在台灣民眾史作家藍博洲先生長年不輟的調查探訪所集結的著作《紅色客家人》書中,找到了一些關於義民中學案的線索。同時,通過兩封直到六十年後的今日,才由台灣「檔案管理局」交還小揚手中的黃賢忠先生親筆遺書,終於能夠勉強地拼湊出黃賢忠先生生前的生命樣貌。
 
抗日青年黃賢忠

黃賢忠,1920年生,廣東陸豐甲子鎮人。1937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軍發動侵華,全面對日抗戰開始。由韓江及汕頭工作委員會領導,發起的「惠來青年救亡同志會」,已著手發行《救亡導報》作為抗日宣傳資料。接著,惠來縣立中學也組織了「銀河劇社」(銀河,無數的星星組成,意謂一同團結抗日。),響應抗日。

此時,年僅17歲的青年黃賢忠,已經離開了家鄉甲子鎮,前往東北面不到五十公里遠的惠來,響應全國反帝國主義的抗日號召。他是否加入了青年組織「銀河劇社」,又或者更進一步地參加了潮汕地區「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韓江縱隊」的抗日游擊的活動?我們無從得知。只能從他在遭刑前寫給家鄉兩位弟弟的遺書當中,找到些許的線索:

賢士、賢賢兩弟為握:

我死矣!累家人吃苦,於心不忍!然事已至此,可不必悲,希珍重身體,以維家室。我兄弟四人,愛護家庭者,惟大哥與士弟,不幸大哥竟以肺病先逝,士弟屢為心臟病所苦。我獨健壯,竟死於非命,如非反動派之暴逆不仁,我何至於此!

我於一九三七年冬在惠來參加革命,一九三九年應郭堅同志之邀返甲工作。其後因郭同志出走,而先君對我之管制又極嚴密,我與黨之關係遂爾中斷。然統治者之窮兇無恥,人民之痛苦淒涼以至國特之壓迫催殘,使我徑事革命以解救人民苦難之決心,無日或釋,抵台之後,即重新與黨,不幸竟為叛徒所賣,壯志未酬此身先死,徒留悲與家人,遺憾萬分。
……
慈親諒在黨,白髮暮年,我生不得隨侍左右、死不得最後訣別,言念及此,益增悲痛。我之死訊,幸勿稟知,以免傷其玉體。生平善哭,今已無淚,紙短情長,未盡一一,特此訣別並祝

健康

二兄賢忠手書 一九五二.五.二十一日
台灣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三十二押房

1945年8月15日,長達八年的對日抗戰結束,日本宣布投降。同時間,台灣人民在歷經50年的日本帝國殖民統治下終復歸祖國懷抱。10月10日,國共雙方通過重慶會談共同提出了避免內戰、和平建國為基礎共識的「雙十協定」,然而協定卻以破局告終。

黃賢忠先生於1946年的夏天抵達台灣後,任教於義民中學。此時的時局已經進入全國的內戰狀態。隔年,為了停止戰火的繼續蔓延與內戰帶給人民的無窮災難,以上海起始的學生運動終於獲得全國響應,針對國統區內的各地發起「反飢餓、反內戰、反壓迫」的遊行運動,事態越演越烈,而遭到蔣介石政權的流血鎮壓。1949年1月,台灣作家楊逵先生,也響應訴求發表了著名的「和平宣言」呼籲停止內戰、和平建國。

而這時的黃賢忠,如同他的遺書當中所說的,已經通過與台灣的地下黨組織的聯繫,重新與黨。並通過授課的過程,組織對社會民族懷抱理想的青年學生,要為人類社會前進的光明以及愛國、民族解放的理想,盡一份心力,如此而已!竟而在內戰與冷戰的雙戰結構中,犧牲了正值青春年華的生命。

而我們通過他在臨刑前寫給妻舅阿田的遺書,理解了生於民族生存遭受外在的帝國主義壓迫、接著內戰烽火不息時代中的黃賢忠先生的生命質地:

阿田弟:
被抓足足十個月的我,不知你們多麼盼望我回去。然而,事實告訴你,我終於被殺害了!

死,對於一個已經獻身給社會與人民的共產黨員並不算是一回事,自從決定參加那天起,就準備死了,何況還讓我活了這麼久才死呢?!可惜的是我不能替社會和人民造更大的幸福罷了!但這遺憾總有一天由我們的同志來完成的,因為人類的遠景,一天天地光明了!

你家沒有田,也沒有地,只靠  岳母和鍾姐夫一雙手、一張嘴去掙飯,他們太辛苦,也太可憐了!在這種有錢人享樂,沒錢人捱苦的世界裡,你該特別孝順他們,學他們勞動的榜樣,千萬不要為你是讀書人就鄙視了活計,你初中畢業之後還是去(讀)師範好,只要不做陳陳相因的教書匠,教書是最有意義的,它給人家知(智)慧,幸福和快樂!

我自問沒有做過違反(背)人民的壞事。今天被殺害只是太愛人類,太敢於反抗不平的現實罷了!為了人類社會,犧牲自己利益的人太多了,我不過是這大時代中一滴浪花而已!

年老的  岳母辛苦一生,我不但不能給她老人家一絲快樂,反而叫她為我擔憂傷心,實在難過。小楊生下來就跟母親坐牢,還沒有周歲就失掉了爸爸,而我放著教養的責任由她可憐的母親去負擔,實在慘痛!但,我終於擔負著這難過、這慘痛而死了!我生平最崇拜林覺民烈士,現在就借他絕筆書中一句話來形容我的心情:「語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充愛汝之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愛,故敢先汝而死也」。

我還有一位和岳母一樣年老的母親,和兩個身體孱弱的弟弟,他們在一年以前還來信要我回去。現在我死了,無論如何,他們是意想不到的。將來要是環境許可,希望你替我傳達一點消息。小楊將來可叫他回家去一趟,至於我和母親的相會,只有在她依稀的夢裡了!

……。
弟弟,珍重你自己吧。祝
幸福
岳母,魏、鍾二姊夫順此道別
黃賢忠絕筆 一九五二.五.二十二日 軍法處三十二押房
(我家在:廣東陸豐甲子鎮,店號黃和源,弟一名賢士、一名賢賢,悉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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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報‧第43期】「匪諜」的女兒

橫越一甲子的兩岸三地尋親故事 (二)

孟祥

   黃楊(左富蓮攝影)

善導寺裡的亡者牌位
 
「在我印象裡,大約是國中的時候,母親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帶我到位在台北市忠孝西路上的善導寺,」小楊回憶著,「裡頭有兩面牌位,我當時並不清楚牌位上頭寫的黃賢忠是誰。」「……直到後來,我的母親才告訴我,那是我的生父。」


在看似無止盡的戒嚴恐怖持續籠罩、反共教育以及「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的宣傳下,一般民眾總是「聞匪諜色變」,深怕與之牽連。而小楊的母親楊環,出獄後已經不能回到他的教職工作。社會對於政治犯的排拒、恐懼,讓他連找一份足以餬口的工作都不被接納。為了小楊的正常成長與不被歧視,楊環終而改嫁一位可依靠並且愛護小楊、在台大農場擔任技正的丈夫。

這是我們看到的,關於白色恐怖年代,女性政治受難人所遭遇的不幸悲歌,而相信這只是冰山的一角罷。(詳細的白色恐怖女性政治受難人的生命故事,可參閱藍博洲先生的調查著作《台灣好女人》,2001,聯合文學)

另一名義民中學案受難者家屬、麥錦裳女士的女兒黃曉珊回憶道,「我小時候就見過小楊姐姐。」曉珊在電話中耐心地說道,「當時我也還小,小學吧,母親帶我到善導寺祭拜姚(錦)老師。我看著母親從陳舊而佈滿灰塵木樓梯上,小心翼翼地,把姚、黃兩位老師的牌位給請下來。當時的我並不認識小楊姐姐,但是我對那天的印象非常深刻,小楊一見到牌位便跪地嚎啕痛哭。我因此問了媽媽,小楊是誰?」

是的,楊環及麥錦裳這兩位義民中學案犧牲者的妻子,同在過程中受難。在出獄後,始終不知道丈夫的屍身埋骨何處。因此,只能透過供奉牌位,傾訴、懷念亡夫、同志。

至於同案黃賢忠與姚錦遭刑後的屍身,究竟在何處?這個問題,一直到了1993年5月下旬,由政治受難人曾梅蘭苦苦尋覓四十數年,竟而偶然在台北市郊六張犁公墓的荒煙蔓草間,找到了遭到槍決的哥哥的墓石,才有了驚動全世界的答案。
 
跨越海峽六十年的兩岸尋親
 
小楊取回黃賢忠先生遺書後,旋又想起了母親跟他說過的,父親在廣東陸豐家鄉的孩子,她同父異母的哥哥黃偉民。訪談中,小楊將黃賢忠先生的遺書遞給我閱讀,有一段寫給兒子偉民的遺言,裡頭這麼說:

偉民我兒:阿父死了!為了理想而死,沒有什麼遺憾!只是爾年幼便失去了父母,未免有點傷心!我生前沒有留什麼東西給你,也未曾好好教育過你,這是我不是處,但你父已把整個生命和精力獻給社會和人民了,你一定會原諒阿父的!今後你要好好做人,聽從叔父們的教訓,做一個健全的人,阿父雖死了,無是安心的。你唯一的妹妹名叫黃楊,是你的繼母楊環在獄中生的,她的遭遇比你更慘,一生下來就在牢裡。以後你如果能到台灣來,希望你來找她。你們要好好做人,不要辜負爾父的希望!

你的爸爸賢忠絕筆

而小楊萬萬沒有想過,遍尋未果的哥哥,竟在八月的這一通由同為義民中學案受難學生、徐代德的遺孀涂貴美女士,所撥給小楊的電話中露出了一絲曙光。

也許是歷史的巧合吧!家鄉陸豐的親人輾轉了數十年,透過香港、台灣朋友的關係,到處尋找有關黃賢忠的遺骨的線索,以及楊環母女的下落。(他們甚至猜測,楊環也已經在50年代,與黃賢忠同時犧牲。)而終於,在今年八月,由台灣友人尋得台北市郊六張犁公墓,並巧遇1993年發現201個白色恐怖犧牲者墓塚後,曾為黃賢忠撿骨的師傅林水彬先生。

由於六張犁的政治受難人公墓,長年沒有任何公務單位維護整理,因此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的受難者及家屬們,一肩扛起了維護「歷史現場」的工作。因為這樣,受黃賢忠後代家屬所託的台灣友人,才得以在林水彬先生熱情提供互助會連絡方式的情況下,順利地找到了黃賢忠在台灣的遺孀楊環,以及他的女兒小楊。

2012年夏秋之交,小楊回到那個從未「到過」的故鄉──廣東陸豐的甲子鎮,試著找尋有關父親活過的一切痕跡。

小楊手中拿著一份由陸豐家人交給他的、已經泛黃破爛不堪的舊報紙。這是一張台灣1993年5月下旬的《中國時報》,上頭寫著六張犁亂葬崗中發現白色恐怖遭槍決者墓塚的報導。據小楊的姪兒說,20年前他們透過往來台灣的香港朋友,知道了這個消息,並在報導墓碑的列名冊中,找了疑似黃賢忠先生的名字。然而,因為兩岸人民的不能自由往來,此間他們先後透過關係的苦尋,也就在這二十年內毫無所獲。

小楊回鄉的消息,很快地在宗族間傳了開來。尚健在的四姑姑一見到黃楊,便懷抱她當場痛哭失聲;而父親遺書中提及的哥哥偉民,已是長年臥病,兄妹的見面終於完成父親生前最擔憂也是最後的遺願。

哥哥偉民淚眼望著那位日夜期盼能夠相見,而六十年後終於站在他身側的妹妹小楊,難過地說出一句「我這一輩子,過得好苦啊!」道盡了那段因為兩岸內戰,而使得骨肉分離的無比苦楚。

至於黃楊,她始終沒有像這次回鄉那般靠近過那位只能短暫地懷抱過她一次的父親。然而,這初次的回鄉與她父親當年的出走相隔了60數年,如同故鄉小鎮的地名「甲子」那般,小楊彷如用她一甲子的歲月,與那段迷霧一般的歷史接上了頭,理解了他的父親,從而也知道了自己的長成。而再過幾日,黃楊就要度過他的62歲生日。
 
後記

2012年的8月15日,是我第二次去拜訪小楊。「六十七年前的這一日是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宣布投降、台灣脫離帝國殖民統治、反法西斯抗日戰爭勝利的日子。」我騎著摩托車前往小楊家的路上,這麼地想著。而就在這一日,前去拜訪小楊的,還有義民中學案中時任中壢國校教員、遭到槍決犧牲者邱興生的胞弟與姪兒。

之後,當我閱讀到檔案局歸還給家屬的邱興生先生遺書內容後,方才知道,1952年5月,黃賢忠先生知道了自己的將死,於是把出生不久的女兒小楊託附給同案的同志邱興生當乾女兒。邱興生一下子便同意,並且承諾好好的代為照顧,要黃賢忠不必擔憂。怎奈,邱興生先生萬萬沒料想到,自己也將要遭到刑死。因而,在匆匆寫下的遺書當中,囑咐家人,倘若日後環境許可,也請代為照顧楊環母女。偶而去看看他們,或送去奶粉也可以。

8月15日會面當天,邱興生的胞弟邱文夫先生帶去兩罐奶粉探望小楊。而這兩罐奶粉,送到楊環女士的手上時,竟而已經是六十年後。

9月14日,義民中學案的受難當事人范榮枝先生(黃賢忠先生學生),以及同案的犧牲受難者家屬,在彼此的號召下,舉辦了一場「白色恐怖義民中學事件受難家屬見面會」,家屬在用餐時說:「這一餐團圓飯,整整遲了六十年!」

(*黃楊在小學時,由甫出獄不久的母親改名叫「黃新華」。我問了楊環女士,為何要幫女兒改名作「新華」?有什麼意思嗎?楊女士嘴角微揚、合著雙眼,祇是不停微微地點著頭。)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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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報‧第42期】重建一種新的政治倫理

關於「五○年代白色恐怖史」的反思筆記 (一)

薄海民

馬場町秋祭  (李文吉攝)

中國底春天生長在戰鬥裡,    
在戰鬥裡鼓舞著全人類。

——田間,《中國底春天在鼓舞著全人類》

如何更好地看待並把握以光復後五年間的革命鬥爭為前提的五○年代白色恐怖史──對於許多關心此一議題的人們而言──始終是一個令人感到複雜且又難以把握的問題。如英國蘇聯史專家E. H. Carr所言:「歷史是歷史學家跟他的事實之間不斷交互作用的過程,是現在跟過去之間,永無止境的對話。」如果五○年代白色恐怖史具有不同於台灣近代史上許多重大歷史遺留問題的性質並因此而展現為一個難題中的難題,其特殊性正在於「不斷交互作用的過程」並不只在狹義的「歷史學家」及「他的事實」之間,而是在更大的歷史參與者和歷史事實之間:

(一)    一方面,是「白色恐怖受難人/台灣省人民/全中國人民」等數個層次構成的歷史參與者主體;

(二)    另一方面,則是「受難之事實/台灣革命成為中國革命的一部分/兩岸的強行分斷及其歷史經驗的歧異化」等數個層次的歷史事實。

這兩大方面的彼此交錯,讓五○年代白色恐怖史顯得格外複雜而難解。

冤錯假案是群眾運動擴大化的結果
  
難解的第一個層面表現在如何說明光復後五年間的革命運動是具有群眾基礎的社會變革運動。
  
當時的群眾基礎來自於國民黨政權在全中國範圍內全面性的治理失效;在台灣的場合裡,這種失效則更因台灣作為分離五十年的失土而集中表現為省籍衝突,從而產生了與五○年代白色恐怖既有區別又有聯繫的「二二八事件」。作為一場運動,固然特別容易因為許多知識分子的政治覺悟而得到歷史的記錄(歷史書寫容易落在知識分子身上,知識分子也比較可能留下文字等載體的記錄),但更重要的是,當時的台灣各階級民眾──特別是青年群眾──都能因為感性且強烈的現實體驗,而在極為初階的政治啟蒙之下投入或被捲入這場大規模群眾鬥爭。恰恰因為這場運動是一個全面性的群眾運動,因此它並不要求所有參與者非得在理論認識上達到怎樣的高度,而是要求參與者能將他們對於現實的不滿與批判,通過一個最為初階(從而通常最能容納方向紛雜且水平不一之想像與需求)的政治啟蒙,而迅速轉化為集中鬥爭的能量。正如林書揚先生所言:
淪落為新殖民地性格的台灣社會,它的急圖掙脫枷鎖的解放本能,無疑集中凸顯在部分善良、善感的青年們身上。他們以憤世嫉俗的姿態,帶著不全的,甚至零落的精神武裝,試著去衝破時代的雙層藩籬。一層是大眾的自私,再一層是政權的反動。一心想尋回生命主體性的青年們,忍受著大眾的冷漠,去跟一個執意維護專制性和工具性的權力結構,進行一場恰似以卵擊石的無望挑戰。(林書揚,〈苦澀的台灣五四精神──60年代到70年代台灣知青五案的啟迪〉)

「以憤世嫉俗的姿態,帶著不全的,甚至零落的精神武裝,試著去衝破時代的雙層藩籬」,這就是當時的運動得以成為大規模群眾運動的基本寫照,同時也是當時的地下黨活動具有真正的社會變革性質的一種體現。在這個意義上,雖然數十年來的許多台獨史家亟欲將五○年代白色恐怖描繪成一幅全面性的「冤假錯案」,並藉此將那些現象上具有明確組織關係(主要當然是地下黨關係)的案件和參與者同那些「冤假錯案」區分開來。但這種意圖塑造「無知的台灣人(多數,本省)/充滿心機的地下黨人(少數,外省)」之二元對立的圖謀,恰恰正因這種圖謀的敘述方式本身而反過來證明了當時運動的全面性及其群眾基礎之深厚。

也就是說,冤假錯案本身首先反映的是國民黨政權的無差別鎮壓及其殘酷性,但這種無差別鎮壓之所以在當時成為必須,也正是因為當時的地下黨運動已經發展到了國民黨政權非得採用那種無異於日本侵略者在華北實行的無差別「三光政策」之手段的地步。因此,雖然許許多多的冤假錯案的成因需要堅實的歷史考察,但絕不能說這些受冤者便因此而與當時群眾運動的擴大化無關。更何況,許多受冤者經過獄中鬥爭的洗禮,通過獄中難友的政治普及和提高,也使自身明瞭了受冤被捕、被害的客觀局勢與獄中獄外應有的鬥爭方向,從而在獄中實現了政治覺悟,建立了戰鬥的世界觀。在這樣的條件下,將一切白色恐怖案件都說成冤假錯案,無非只能是對台灣反共社會氣氛的一種討好,而且只能是一種非歷史、去歷史的、投機的討好。

當然,在台灣社會長期反共反華的氛圍下,即便是受難人本身、乃至其家屬二代、三代,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著將自身的受難以「冤假錯案」包裝的狀況。在許多狀況下,這種選擇情有可緣──許多時候,這是為了保守組織秘密與同志安全而不得不為的顧慮和黨性──但在我們通向歷史真相的道路上,或者說,在我們需要歷史真相以幫助我們繼續往前走的道路,還是必須將有的還原為有的、無的還原為無的。

這種「還原」工作在現有社會條件下首先表現為平反或翻案。但應如何平反或翻案?林書揚先生有這樣的看法:

翻案是對國家司法權或司法制度的一種挑戰和考驗。之所以產生如此嚴重的,官民關係中的反撥現象,不用說,是以錯案或冤案的存在為前提的。換言之,翻案是錯案冤案的必然衍生物,是人民抗拒不當的國家權力的自衛行為的一種。
翻案實具有三種不同層次。一種是法律上的翻案,即是針對特定個案的錯判而由受害者提出要求,範圍往往只限制在執法技術上的錯誤。這時候執法當局接受翻案要求,不至於動搖到政權基礎,而只需處分一些個別的執法人員或修改處理上的缺失即可。第二種是政治性的翻案,世上所謂的政治案件,如前述、冤獄的造成已不止於是個別執法人員的錯失或瀆職,而是一定時期的黨派衝突或政治路線分歧下的犧牲品。屬於這個層次的翻案,往往要牽涉到政權結構的內部矛盾問題,並暴露出一些機微性內情,其嚴重性較高,甚至有影響到政權穩定性的可能,這是一個政權所最不願意面對的翻案要求。(林書揚,《翻案的道理、道理的翻案》)

若先略過林書揚所欲闡述的第三種「翻案」,那麼「法律上的翻案」與「政治性的翻案」完全都是屬於在形式主義的邏輯上辨別是非真偽、究明事實經過的「翻案」。固然,歷史事實總是能隨著時代的演變而不斷得到發掘,但也因此而不斷失去自身原本豐沛的具體內容。即便是歷史當事人本身,在不同的歷史時刻,也可能對同一歷史做出不同的詮釋。這是五○年代白色恐怖史研究上的根本性難題,但不是絕對不可解的問題。本文後面將對此提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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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報‧第42期】重建一種新的政治倫理

關於「五○年代白色恐怖史」的反思筆記 (二)

以對革命的包容來深化反革命

林書楊在1992年勞動節的遊行隊伍裡  (李文吉攝)

難解的第二個層面是第一個層面的延伸,也就是台灣人民如何因為時代氛圍的轉變而對五○年代白色恐怖史進行選擇性的、乃至以偏概全的理解。

就這個問題而言,不僅僅是當時的運動如何被理解為「冤假錯案」,而還包括當前台灣資產階級社會是否已經有能力在反共反華意識型態頑強存在的條件下,接受「地下黨在台灣存在」這一事實。

無疑,為了抵抗反共反華的歷史學界將五○年代白色恐怖全面解釋成冤假錯案,我們必須特別突出地下黨的真實存在以及「冤假錯案」本身所反映的運動之群眾性質。但當「地下黨在台灣的存在」能在一個持續反共反華的社會裡被群眾接受時,我們卻不能輕易地斷定這是社會意識型態的進步。這可能恰恰反映了反共反華意識型態的深刻化。

以反革命對革命的包容來深化反革命──這不但是對過去的革命運動的最深嘲諷,對於當下的進步運動的發展而言,還是更大的取消。誠如魯迅所言:

譬如白話文運動,當初舊社會是死力抵抗的,但不久便容許白話文底存在,給它一點可憐地位,在報紙的角頭等地方可以看見用白話寫的文章了,這是因為在舊社會看來,新的東西並沒有甚麼,並不可怕,所以就讓它存在,而新的一面也就滿足,以為白話文已得到存在權了。又如一二年來的無產文學運動,也差不多一樣,舊社會也容許無產文學,因為無產文學並不厲害,反而他們也來弄無產文學,拿去做裝飾,彷彿在客廳里放著許多古董磁器以外,放一個工人用的粗碗,也很別緻;而無產文學者呢,他已經在文壇上有個小地位,稿子已經賣得出去了,不必再鬥爭,批評家也唱著凱旋歌:「無產文學勝利!」但除了個人的勝利,即以無產文學而論,究竟勝利了多少?況且無產文學,是無產階級解放鬥爭底一翼,它跟著無產階級的社會的勢力的成長而成長,在無產階級的社會地位很低的時候,無產文學的文壇地位反而很高,這只是證明無產文學者離開了無產階級,回到舊社會去罷了。(魯迅,〈三月二日在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講〉,《二心集》)

假設把魯迅文中的「白話文運動」、「無產文學」代換為「光復後五年間的革命運動」以及「五○年代白色恐怖」,邏輯也是同樣成立的。

從而,第二個層次的難局又必須上升至第三個層次考察,即:光復後五年間兩岸一體展開的中國革命因為兩岸分斷──蔣介石集團的叛逃與帝國主義勢力介入所造成──而再次斷裂成兩個部分,而這種分斷又出人意表地長期化。由於革命在大陸取得全面成功的同時,台灣島內的革命因為大規模的白色恐怖而迅速走向全面潰敗,因此島內革命的希望便不得不取決於大陸對台的渡海解放戰爭能否展開、何時展開。但當這場戰爭終究沒能展開、大陸的社會主義建設出現挫折,而台灣在美日扶植下出現經濟高度成長的條件下,中國革命凝結於一九四九年之際的所有價值與理想便必然在海峽兩岸同時成為被質疑的對象。這不僅表現為陳映真筆下的「蔡千惠問題」──「如果大陸的革命墮落了,國坤大哥的赴死,和您長久的囚錮,會不會終於成為比死、比半生囚禁更為殘酷的徒然」(陳映真,《山路》)──更表現為少部分受難者及其二三代、部分台灣人民乃至大陸同胞,對於五○年代白色恐怖所代表的一系列價值與理想的否定。
 

恢復被隱蔽了的「中國視角」

在當前,這一系列否定的關鍵就是嘲笑社會主義之可能並否定中國統一之必須與必然。光復後五年間革命運動最巨大的意義在於,台灣人民終於脫離了日據時期「自力革命」的階段,轉進作為中國的一部分而共同推動革命。這就是當時被稱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階段。無論「中國統一」在當前的台灣社會如何被污名化,不能忘記一點:恰恰是光復後五年間的中國統一,為台灣人民創造了條件,產生了以中國整體為社會變革基本範圍的台灣解放論。換句話說:兩岸分斷後的社會主義統一派的存在雖然以克服分斷為目標(之一),但這樣的政治存在之所以可能,正是因為她主要形成在中國統一與全國革命戰爭的年代(光復後五年間)。這一政治存在成為了日據時期社會主義者與七八十年代社會主義者的中介,運動不但因此得以接續,並能展現出強烈的「中國視角」。

這樣的「中國視角」在極大多數「老同學」──白色恐怖受難人彼此之間的互稱──的頑強鬥爭中得到了保存,但也恰恰是這樣的「中國視角」在兩岸分斷及其隨後的一系列變遷中遭到少部分人的放棄或質疑。這種放棄或質疑其實還來自於前述「中國視角」所一度遭遇的遮蔽。這種遮蔽來自於下述邏輯:「社會主義是進步的/大陸是社會主義/所以兩岸應該統一」。在改革開放前,這種以「解放/被解放」為內容的敘述曾是說服力強大的兩岸分斷「克服論」。但這種「克服論」與光復後五年間建立起來的「中國視角」仍有根本上的差距。「中國視角」的關鍵是從中國整體的前途思考台灣的前途,兩岸人民都是革命的主體,是一個整體,不存在誰解放誰的問題。但當這種「克服論」遮蔽了「中國視角」、當兩岸六十年來的歷史劇變強烈打擊了這種「克服論」,「中國視角」也就如污水中的嬰兒那樣,很輕易地遭到拋棄,並導致這種「克服論」在邏輯不變的條件下異化成如下表述:「社會主義是進步的/大陸不(再)是社會主義/所以兩岸不應該統一」。

對於真正關心五○年代白色恐怖史的一切朋友而言,最關鍵的就是如何恢復或普及當年曾經建立起來的「中國視角」。只有恢復了那樣的視角,在當下就作為一個台灣的中國人展開行動、從中國整體的(社會主義)前途思考台灣的前途,才能真正保衛五○年代白色恐怖史所蘊含的一系列最可寶貴之價值與遺產,才能經由這份價值與遺產的直接繼承,一舉超越白色恐怖的歷史真相因人們(包含事件當事人在內)的不斷詮釋而難以消散的歷史迷霧。在這個意義上,林書揚先生所提的第三個層次的「翻案」將在「中國視角」的恢復中躍然而出:

真正嚴重的,卻是第三種:倫理層次的翻案。這是人民對政權表面所標榜的價值系統,亦即,工具化了的統治理念,發生了懷疑,對政權手中的強制力的道德性開始提出強烈的質疑。人民對某一案件的關切,已經從個案問題提昇為政權的整體品質問題。我們可以這麼說,法律層次的翻案,是技術問題;政治層次的翻案,是政策問題;而倫理層次的翻案,那是人民對政權的、全面的認同問題。當人民認為政府在某一個案中發生錯判,而要求翻案時,人民的心態基本上還是肯定政府的存在。當人民認為某案是政治性冤案而要求翻案,他們可能還沒有完全對這個政權離心。但如果人民對政權的認同心態,因某一個案,或因普遍性的司法風氣而產生動搖,也就是說,人民在意識中對政權的存在理由要重新做出一種全面評估,則最後達成人民對政權的精神否定的結論,也並非不可能。
公意的評判,對一個政權來說,可能是民心向背的總危機。因為人民才是政權的母體。一位公民,是一位主權分子,可以說是最原始的授權者。當人民對其分授權力的政權發出質疑,要求翻案的時候,即使是最單純的法律性翻案,其意義也是非常嚴肅的。如果政府不具誠意、處理不當,使錯案冤案一直堆積下去,很有可能使人民的要求層次逐漸昇高。由法律翻案、政治翻案而倫理翻案,最後逼使人民立意要收回授權,……總之,人民要求翻案,是要重建一種新的政治倫理,把被顛倒了的目的手段,重新翻回應有的位置上。(林書揚,《翻案的道理、道理的翻案》)

林書揚所提的「倫理層次的翻案」,就是挑戰現存一切秩序並為(創造)全新的政治可能而鬥爭。今天的台灣進步社會運動比任何時候都需要「重建一種新的政治倫理」。這種「政治倫理」的重建就是真正地繼承五○年代白色恐怖受難人所頑強堅持的「中國視角」,為了包括台灣在內的全中國的社會主義前途而鬥爭,徹底否定分斷體制。這才是真正地保衛我們的歷史、確保前進之步伐的唯一方式。

為了倫理的鬥爭,必須發展鬥爭的論理。
這個論理,必須以「中國視角」的恢復為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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