橫越一甲子的兩岸三地尋親故事 (二)
■ 孟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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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楊（左富蓮攝影） |
善導寺裡的亡者牌位
「在我印象裡，大約是國中的時候，母親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帶我到位在台北市忠孝西路上的善導寺，」小楊回憶著，「裡頭有兩面牌位，我當時並不清楚牌位上頭寫的黃賢忠是誰。」「……直到後來，我的母親才告訴我，那是我的生父。」
在看似無止盡的戒嚴恐怖持續籠罩、反共教育以及「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的宣傳下，一般民眾總是「聞匪諜色變」，深怕與之牽連。而小楊的母親楊環，出獄後已經不能回到他的教職工作。社會對於政治犯的排拒、恐懼，讓他連找一份足以餬口的工作都不被接納。為了小楊的正常成長與不被歧視，楊環終而改嫁一位可依靠並且愛護小楊、在台大農場擔任技正的丈夫。
這是我們看到的，關於白色恐怖年代，女性政治受難人所遭遇的不幸悲歌，而相信這只是冰山的一角罷。(詳細的白色恐怖女性政治受難人的生命故事，可參閱藍博洲先生的調查著作《台灣好女人》，2001，聯合文學)
另一名義民中學案受難者家屬、麥錦裳女士的女兒黃曉珊回憶道，「我小時候就見過小楊姐姐。」曉珊在電話中耐心地說道，「當時我也還小，小學吧，母親帶我到善導寺祭拜姚(錦)老師。我看著母親從陳舊而佈滿灰塵木樓梯上，小心翼翼地，把姚、黃兩位老師的牌位給請下來。當時的我並不認識小楊姐姐，但是我對那天的印象非常深刻，小楊一見到牌位便跪地嚎啕痛哭。我因此問了媽媽，小楊是誰？」
是的，楊環及麥錦裳這兩位義民中學案犧牲者的妻子，同在過程中受難。在出獄後，始終不知道丈夫的屍身埋骨何處。因此，只能透過供奉牌位，傾訴、懷念亡夫、同志。
至於同案黃賢忠與姚錦遭刑後的屍身，究竟在何處？這個問題，一直到了1993年5月下旬，由政治受難人曾梅蘭苦苦尋覓四十數年，竟而偶然在台北市郊六張犁公墓的荒煙蔓草間，找到了遭到槍決的哥哥的墓石，才有了驚動全世界的答案。
跨越海峽六十年的兩岸尋親
小楊取回黃賢忠先生遺書後，旋又想起了母親跟他說過的，父親在廣東陸豐家鄉的孩子，她同父異母的哥哥黃偉民。訪談中，小楊將黃賢忠先生的遺書遞給我閱讀，有一段寫給兒子偉民的遺言，裡頭這麼說：
偉民我兒：阿父死了！為了理想而死，沒有什麼遺憾！只是爾年幼便失去了父母，未免有點傷心！我生前沒有留什麼東西給你，也未曾好好教育過你，這是我不是處，但你父已把整個生命和精力獻給社會和人民了，你一定會原諒阿父的！今後你要好好做人，聽從叔父們的教訓，做一個健全的人，阿父雖死了，無是安心的。你唯一的妹妹名叫黃楊，是你的繼母楊環在獄中生的，她的遭遇比你更慘，一生下來就在牢裡。以後你如果能到台灣來，希望你來找她。你們要好好做人，不要辜負爾父的希望！
你的爸爸賢忠絕筆
而小楊萬萬沒有想過，遍尋未果的哥哥，竟在八月的這一通由同為義民中學案受難學生、徐代德的遺孀涂貴美女士，所撥給小楊的電話中露出了一絲曙光。
也許是歷史的巧合吧！家鄉陸豐的親人輾轉了數十年，透過香港、台灣朋友的關係，到處尋找有關黃賢忠的遺骨的線索，以及楊環母女的下落。(他們甚至猜測，楊環也已經在50年代，與黃賢忠同時犧牲。)而終於，在今年八月，由台灣友人尋得台北市郊六張犁公墓，並巧遇1993年發現201個白色恐怖犧牲者墓塚後，曾為黃賢忠撿骨的師傅林水彬先生。
由於六張犁的政治受難人公墓，長年沒有任何公務單位維護整理，因此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的受難者及家屬們，一肩扛起了維護「歷史現場」的工作。因為這樣，受黃賢忠後代家屬所託的台灣友人，才得以在林水彬先生熱情提供互助會連絡方式的情況下，順利地找到了黃賢忠在台灣的遺孀楊環，以及他的女兒小楊。
2012年夏秋之交，小楊回到那個從未「到過」的故鄉──廣東陸豐的甲子鎮，試著找尋有關父親活過的一切痕跡。
小楊手中拿著一份由陸豐家人交給他的、已經泛黃破爛不堪的舊報紙。這是一張台灣1993年5月下旬的《中國時報》，上頭寫著六張犁亂葬崗中發現白色恐怖遭槍決者墓塚的報導。據小楊的姪兒說，20年前他們透過往來台灣的香港朋友，知道了這個消息，並在報導墓碑的列名冊中，找了疑似黃賢忠先生的名字。然而，因為兩岸人民的不能自由往來，此間他們先後透過關係的苦尋，也就在這二十年內毫無所獲。
小楊回鄉的消息，很快地在宗族間傳了開來。尚健在的四姑姑一見到黃楊，便懷抱她當場痛哭失聲；而父親遺書中提及的哥哥偉民，已是長年臥病，兄妹的見面終於完成父親生前最擔憂也是最後的遺願。
哥哥偉民淚眼望著那位日夜期盼能夠相見，而六十年後終於站在他身側的妹妹小楊，難過地說出一句「我這一輩子，過得好苦啊！」道盡了那段因為兩岸內戰，而使得骨肉分離的無比苦楚。
至於黃楊，她始終沒有像這次回鄉那般靠近過那位只能短暫地懷抱過她一次的父親。然而，這初次的回鄉與她父親當年的出走相隔了60數年，如同故鄉小鎮的地名「甲子」那般，小楊彷如用她一甲子的歲月，與那段迷霧一般的歷史接上了頭，理解了他的父親，從而也知道了自己的長成。而再過幾日，黃楊就要度過他的62歲生日。
後記
2012年的8月15日，是我第二次去拜訪小楊。「六十七年前的這一日是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宣布投降、台灣脫離帝國殖民統治、反法西斯抗日戰爭勝利的日子。」我騎著摩托車前往小楊家的路上，這麼地想著。而就在這一日，前去拜訪小楊的，還有義民中學案中時任中壢國校教員、遭到槍決犧牲者邱興生的胞弟與姪兒。
之後，當我閱讀到檔案局歸還給家屬的邱興生先生遺書內容後，方才知道，1952年5月，黃賢忠先生知道了自己的將死，於是把出生不久的女兒小楊託附給同案的同志邱興生當乾女兒。邱興生一下子便同意，並且承諾好好的代為照顧，要黃賢忠不必擔憂。怎奈，邱興生先生萬萬沒料想到，自己也將要遭到刑死。因而，在匆匆寫下的遺書當中，囑咐家人，倘若日後環境許可，也請代為照顧楊環母女。偶而去看看他們，或送去奶粉也可以。
8月15日會面當天，邱興生的胞弟邱文夫先生帶去兩罐奶粉探望小楊。而這兩罐奶粉，送到楊環女士的手上時，竟而已經是六十年後。
9月14日，義民中學案的受難當事人范榮枝先生(黃賢忠先生學生)，以及同案的犧牲受難者家屬，在彼此的號召下，舉辦了一場「白色恐怖義民中學事件受難家屬見面會」，家屬在用餐時說：「這一餐團圓飯，整整遲了六十年！」
（＊黃楊在小學時，由甫出獄不久的母親改名叫「黃新華」。我問了楊環女士，為何要幫女兒改名作「新華」？有什麼意思嗎？楊女士嘴角微揚、合著雙眼，祇是不停微微地點著頭。）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