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訪台灣史跡

■ 吳國禎（北京清華大學物理系台籍教授）

我們看清朝的歷史，清朝其實是一個比中國各朝代來講，是一個有為的朝代，至少比明朝都有為，特別是清朝初期。中國現在的版圖範圍就是清朝初期確定下來的。

現在有一種誤解，就是認為清朝對台灣的態度是認為台灣是化外之地，無所謂，甲午戰敗，所以就把台灣給割讓了。這是一個普遍誤解。怎麼說呢？鄭成功把台灣作為反清復明的基地，一直到康熙22年，被清朝統一了。統一以後，當然清朝早期那個年代，還有海盜的問題，也為了防止反抗勢力，曾經有一段時間，是禁止福建的老百姓到台灣去移民的。但是，這樣講不等於說清朝政府對台灣就不夠重視或者怎麼樣，不能夠簡單這樣講。我在台灣時，就特別到台灣的一些古蹟去看看。

新竹市有個城隍廟，城隍廟旁有一個夜市，這個夜市挺興旺的，我念清華大學時，就很有名了，到現在還是很有名的。現在大陸上的遊客去台灣，很多都要到新竹城隍廟夜市去逛逛。這個城隍廟呢，我那回去看了以後才知道，它的歷史都有200多年了，裡面有一個光緒皇帝頒的大匾，寫著「金門保障」，是光緒皇帝親筆寫的。後來，我到了台南的「全台首學」，俗稱孔子廟的地方。台南是台灣開始有科舉的地方，像北京的國子監那樣的。古代讀書人都拜孔子，裡面有一個個清朝皇帝頒的匾額，除了順治之外，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每個皇帝都給頒了匾，宣統的沒有，宣統三年就滅亡了。當地的館長說中國有兩個地方，皇帝都給題字、頒了匾，一個就是他們這裡，還有一處就是曲阜的孔子廟。中國古代孔子的地位很高，皇帝下來就是孔子了。清朝除了順治，宣統之外，康熙以後的皇帝都給題匾，夠榮幸了。

還有一處是延平郡王祠，俗稱鄭成功廟的地方。鄭成功家族滅亡以後，是當地人對鄭成功懷念的祠堂。到了清朝同治年間，沈葆楨意識到日本人對台灣有野心，那時還發生有中法戰爭，所以沈葆楨就給同治皇帝寫了一封奏摺，意思是要把當地一般老百姓拜鄭成功的那個祠堂變成一個正式的，官方認定的祠堂，就是今天我們所看到的延平郡王祠。沈葆楨還引用了康熙皇帝一句話，說「朱成功係明室遺臣，非朕之亂臣賊子」，說鄭成功不是他的亂臣賊子，是明室的遺臣。所以說，康熙皇帝非常有政治的眼光和氣度。沈葆楨給同治皇帝寫了這奏摺，引用康熙的這句話，是希望朝廷能給鄭成功一個定位，把這個地方建為一個正式的祠堂。這個奏摺是同治13年10月寫的，也沒幾個月同治就去世了。光緒一上台，就在光緒元年的2月給沈葆楨一個回覆了，同意他這個做法，而且還頒了「忠節」的諡號給鄭成功。

所以，看來非常清楚，清朝對台灣的經營是非常用心的，天下公文一大堆，排到你這裡，要排多久啊！但是，朝廷馬上給沈葆楨辦了。今天，光緒的那個聖旨還掛在祠堂的屋頂上面。

台南還有一個赤崁樓，最早是荷蘭人建的一個小城堡。乾隆53年立了9個碑，滿文、漢文成對的，怎麼少一個呢？就在承德避暑山莊那裡。當時，台灣有林爽文的叛亂，乾隆給平了，碑文就記述這個事情。為什麼一塊放台灣，一塊放承德呢？乾隆就是告訴他的列祖列宗，說這個事情辦完了，已經妥當了。乾隆把它看成是一個大事情，不是一般的小事情，所以，一個碑在台南，一個碑在承德。

另外，台灣有一個地方叫嘉義，嘉義這個名字是誰定的？是乾隆給定的。以前，台灣的地名都很土，都是當地的方言，像什麼諸羅(諧音豬玀)，很難聽的，沒有文化。後來當地出了林爽文事件以後，乾隆說當地人真有義氣，不投降給林爽文，而是忠於朝廷，於是給取名叫嘉義，嘉勉其忠義，所以叫嘉義。這是嘉義這個地名的由來。台灣鹿港還有一個媽祖廟，也有乾隆給題字的匾，這個廟旁至今還有一個「官員到此處下馬」的立碑。

我在大陸也走了很多地方，我也很喜歡看一些古蹟，但地方上的古蹟很少有皇帝的頒匾，中國地方那麼大，這如何的可能！就是一些很有名的古蹟，也絕少能得到皇帝的頒匾。台灣遠在天邊，像新竹、鹿港這樣的小地方，很不起眼的一個廟宇也能得到皇帝的頒匾，自然說明了清朝對經營台灣的用心和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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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成和事佬的劊子手

■ 張方遠

1948年，在美英霸權勢力的扶植之下，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地區橫空出世。同樣在霸權勢力的支持之下，以色列不斷擴張領土範圍，至今已經涵納超過八成的巴勒斯坦土地。
為了威逼流離失所的巴勒斯坦人，以色列長期封鎖加薩地區，並實施武裝攻擊，近期大規模的入侵主要有兩次：第一次是2008年12月開始的「鑄鉛行動」（Cast Lead Operation），第二次是今年11月中開始的「防務之柱」行動（Pillar of Defence），都是以空襲的方式，造成加薩地區非常慘重的傷亡。
由於對中東事務與巴以關係的陌生與脫節，台灣多數媒體只會引用CNN的報導與評論，而將以色列的入侵行動理解為「自衛」，將受害者理解為「恐怖份子」，或是自以為中立地各打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五十大板。長期以天價軍援以色列的美國，竟也被美化為人道中立的和事佬。

戰火背後看不見的手

美國為了維護自己在中東地區的霸權地位，也為了防堵伊斯蘭勢力的興起，長期在經濟與軍事方面支援以色列。而美國假借「反恐」之名，在全球進行的擴張行動，以色列就是美國在中東地區的代理人。
根據著名戰地記者張翠容的作品《中東現場》列舉美國國會圖書館的資料顯示，從1985年以來，美國每年向以色列提供30億美元的援助，其中包括20億美元上下的軍事援助。最新的狀況是，美國國會已經編列了31億美元要在2013年提供以色列軍事援助。在這次入侵加薩的行動中，讓以色列引以為傲的「鐵穹」（Iron Dome）防禦系統，研發過程就是美國在背後提供大量協助。CNN這次也特別派員到以色列採訪「鐵穹」的「驚人威力」，並向全球強力放送。（附帶一提，2009年美國政府也宣布資助以色列發展導彈防禦系統來對抗伊朗）。
就在「防務之柱」行動展開之後，以色列遊說集團「美國─以色列公共關係委員會」（AIPAC）公開感謝美國總統歐巴馬以及美國國會每天向以色列提供850萬美元的軍援。由此顯見，美國與以色列之間水乳交融的程度。11月20日，美國國務卿希拉蕊特別飛抵耶路撒冷，以和事佬的角色「斡旋」巴以。希拉蕊說：「歐巴馬總統要求我來中東傳達一個清晰的信息：美國對以色列的安全承諾牢不可破、不可動搖，因此我們相信緩和加薩局勢很有必要。加薩境內的恐怖組織必須停止用火箭彈襲擊以色列的城鎮。我們的目的是促進區域長久的穩定和安全，保障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正當願望。」在巴以簽署停火協議之後，11月29日聯合國要表決巴勒斯坦由「觀察員實體」升格為「觀察員國」一案，就算多數國家表達支持，但以色列背後最堅強的「支柱」──美國在28日便重申反對巴勒斯坦升格案，並表態會投下反對票。
由此清楚可見，美國如何在偏袒以色列的情形下夸談「和平」。美國一手製造戰端，一手製造和平，面子裡子全不放過。要戰要和，美國說了算。
 
「事主變公親」

再如何喬裝打扮，也改變不了美國的國家性質。2011年，美國掌控全球78％的軍火市場，約為663億美元。除了本土的大量軍事基地之外，美國在海外還擁有大約1,000-1,200個軍事基地，散布在全球各個角落。美國國家研究所研究員Tom Engelhardt便指出：「美國也是單槍匹馬的主要武器系統供應商，還是戰爭的主要發動者。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美國是在全球範圍內推廣戰爭的巨大機器。」他憂心忡忡的警告，「武力」已經逐漸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第一選擇，「戰爭」甚至成為美國的「投資對象」。連「戰爭」都成為投資，世界永無安寧之日。
美國持續以「正義」之名揮軍各地，而許多人仍期待美國發揮世界警察、普世價值守門員的角色。但是赤裸裸的陽謀，底下包藏著干預、暴力、戰爭與擴張。美國假惺惺地要把「事主變公親」，而扈從於其下的小老弟們，以為美國是鐵面無私的仲裁者，完全失去是非判斷能力。歐巴馬在2008年獲得的那座諾貝爾和平獎，無疑是最大的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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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世鼎（澳門大學社會科學與人文系副教授）

輿論的影響之深，已經到了不必控制你 所有權就讓你乖乖聽話的地步。（網路圖片）

「反對媒體巨獸」的抗議行動消息，很快傳到了港澳地區。聽說這約是在澳門簽的，也頗感驚訝，不知道是出於何種考量。
身在澳門，看到媒體工會成員、學生和學者們頂著寒風守夜靜坐的畫面，讓我回憶起90年代末讀研究生時期，就跟著老師批判媒體所有權壟斷、媒體控制所帶來的言論窄化問題的那段日子；也沒想到在一些老朋友的努力下，媒體員工權益和編輯自主也逐漸成為了廣泛討論的社會議題，這在十多年前是難以想像的。後來我在《中國時報》待過一陣子，經歷過當記者的辛苦日子，也更加認同要組織勞工力量的必要性。然而今天在臉書上看到蘋果日報工會分享余英時教授一份題為《覆黃國昌先生函》的聲明，閱讀之後，心中不免有些疑問：

一、余教授一再提到「中國因素」，指出「中共通過台商收購媒體，在台灣進行全面瓦解人心的活動，已經達到了明目張膽的地步」。近幾年中國投入對外宣傳機器資金與規模之龐大，不在話下，但余教授在擔心台灣踏入中國陷阱之餘，似乎沒有打算追究一個更為深層普遍的現象，就是美國媒體的影響早已（套用余教授形容中共的原話）「在台灣進行全面瓦解人心的活動，已經達到了明目張膽的地步。」美國對台灣輿論的影響之深，已經到了不必控制你所有權就讓你乖乖聽話的地步。美國對台灣輿論和思維方式的影響，已經到了深層的無意識，連對於國際事務基本的判斷，都失去了是非準則。面對這種霸權，怎麽不見有人出來「奮起抵抗」呢？

二、「反共」是國共內戰和冷戰時期的產物，有其特定的意識形態和目的。「反共」不「反美」，早已經是台灣和香港的深層精神結構，不需要教導。以「反共」作為主張訴求，除了強化了歐美中心的世界觀，實在看不出還有什麼進步的意義在裡面。香港的《蘋果日報》和《壹週刊》，以尊奉美式自由市場、反共和排斥新移民聞名，在許多攸關社會福祉的議題上，一路走來始終如一地採取激進的右翼觀點。余教授，這些，台灣也要學嗎？

三、看到臉書上針對余教授聲明的一則評論説，「中國的商業與企業已經踏入台灣生活，對高層的影響力是絕對存在的，而政府單位的遲鈍幾乎是無藥可解了……」。如果余先生同意這個評論的話，是否也同意以下命題？－－「美國的商業和企業已經踏入台灣生活，對高層的影響力是絕對存在的，而政府單位的遲鈍幾乎是無藥可解了….”」如果同意，我希望余先生提出他的看法，以及為何中國／中共是必須優先反對的，而不是美國霸權。

如果，台灣或香港的「中國化」（或按余教授的話推衍來說，「中共化」）的趨勢是需要警惕、反對的話，真的希望看到有一天，人們也開始去意識到、願意站上街頭反對一直以來依賴的美國霸權。也衷心希望，學生抗議不僅僅針對「中國」或「中共」，而是開啓一個全面的反思霸權主義的討論空間。

毫無疑問，這是一場複雜的抗議，包含了對媒體控制的不滿、對政府決策的不滿以及對於台灣現狀的諸多憤慨。然而余教授的說法，卻把這場抗議的內涵給窄化了。我相信，唯有走出「中國」或「中共情結」，這場抗議才能真正體現出一種「獨立」和「主權」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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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想像不一樣的共產黨員

■ 霍媚

在大時代下，有為社會主義理想而鬥爭的共產黨員，也有因為 不想上戰場而加入／拒絕加入共黨的民眾。 圖為越南舉行越戰勝利30周年紀念游行（新華社圖片）

上個月我到了越南旅行，我隊的導遊是一個約六十多歲的男子阿楠。阿楠的父親來自大陸，他自幼雙親去世，領養他的嬏嬸待他不好，於是阿楠的父親在十多歲的時候，就隨著別人到了越南生活。他在越南認識了同樣從大陸過來的女孩，兩人結婚後就在越南定居了。

阿楠是土生土長的越南人，他自稱是越南華僑。他說小時候對越南的印象就是南越是一個比較富裕的地方，在法國和美國的殖民下，南越比北越有更多的資源，人民可以吃飽飯，也有娛樂場所。相反的，由胡志明領導的北越，那裡的人很淒慘，他們為了爭取獨立而長年戰爭，以致人民挨窮受苦，很多北越華僑後來都逃到南越生活。在言談間，阿楠對美國有很不錯的評價，因為他覺得美國人很民主、自由，並且給南越帶來現代化建設。

就在我認為阿楠對南北越戰爭一事上，他是站在南越政府（美國）立場時，我很驚訝聽到他告訴我，他在18歲的時候，為了逃避南越政府的兵役只好告別父母，進到深山加入共產黨。阿楠說他不想打仗，不想在戰場上送命。所以他跟著朋友進到深山。我覺得很疑惑，因為加入越共也是會打仗送命？阿楠解釋道，他進到深山只是協助越共砍伐大樹，是不需要上戰場。原來越共為了獲得資金，他們就在深山裡砍伐有價值的樹木，再賣給其他國家賺錢。據阿楠所知，他砍伐的樹木是賣給日本人，主要是用於製造槍柄。

阿楠在深山裡住了四年，背包裡的東西就是他所有的家當，包括一張吊床和一塊帆布。他說共產黨的部隊經常移動，每次到一個新的地點，他就會找有適當距離的兩棵樹，然後在兩棵樹中間做好吊床。遇上雨天的時候，阿楠就掛上帆布遮擋雨水，以天地為家。阿楠形容他在山裡的歲月是「很有規律」和「健康」，因為山裡環境很好，他的身體也被鍛鍊的很強壯，甚少生病。他現在進到大叻(Da Lat)地區，還記得山裡的情形。

1975年越共擊敗南方政權，解放了越南。阿楠說他在解放後被送到鄉下，生活了十餘年的時光。他在鄉下的任務是種植咖啡，每天晚上都在黑暗中聽著蟲鳴鳥叫中渡過。此外，他也曾經做過漁夫。阿楠說鄉下的生活很苦悶，他是結束勞動後才回到城裡，才娶到現在的太太。直到現在，在阿楠的談話裡，他覺得南北越戰爭後，越南就一直很貧窮，直到近年來的改革才稍微有所改變，他始終懷念當初南越在西方強國下的繁榮景象。

阿楠讓我想起曾經和一位被馬共邀請進入馬共游擊隊的大叔的談話。這位大叔說：「你別以為共產黨好玩，那是日曬雨淋、拿槍丟命的事情，我才不願意加入他們」。阿楠和這位大叔的談話，與我之前想像的共產黨員有所不同。在大時代下，我們有為了社會主義理想而鬥爭的馬共或越共黨員，也有為了不想上戰場而加入／拒絕加入共產黨的民眾。其實共產黨的歷史有很多不同的面向，希望坊間可以有更多不同角度書寫的文章書籍，讓我們對此有更多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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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史記》

■ 吳國禎(北京清華大學物理系台籍教授)

百年前，發現的商代甲骨文，開啟了我們對商代信史的了解，之前的商代只見於史書，因此曾引起一些人的懷疑，他們認為商代只是傳說的，如司馬遷《史記》中的《商本紀》所述的商代諸王世系，未必是真有的。

上個世紀初，學者王國維從甲骨中，破解了商王的世系，令人吃驚的是，和司馬遷《史記》中的《商本紀》所述的商代諸王世系，完全一致。我們想到，司馬遷那時應該未曾見過商代的甲骨和甲骨文的。那他如何從文獻中，或其他的管道，如口傳中，記錄下這個可信的歷史資料呢？不論如何，有一點是確切無疑的，那就是司馬遷是個嚴謹的史學工作者。用我們今天的科學語言來說，就是他具有嚴密的科學精神，他掌握的歷史資料（數據）是嚴格可信的。我經常給物理系的同學說這個事情，要他們注意，千萬不能make data（偽造實驗資料）！

多年來，出土青銅器上的銘文，也一一驗證了《史記》《周本紀》中所述的周王世系，只是，《周本紀》中提及的孝王，卻一直未見於青銅器上的銘文，這不免引起人們對司馬遷《史記》記述的準確性的懷疑。然而2003年寶雞農民無意中發現了屬於單姓家族的青銅器，該青銅器上的銘文詳細記錄了這個家族世代勤周王的歷史，其中明確提及了孝王。周孝王因為在位時間很短，所以，遺留下來的青銅器和銘文就很稀罕。這又一次證明，司馬遷《史記》的可信性。

由於《史記》的這些可信度，讓人們對於《史記》中所記載的遠古傳說，如三皇五帝的真實性，感到了可能。最近，在山西陶寺發現的古代遺址，就有認為是堯所建都的平陽。

近年的考古還說明，司馬遷《史記》中，關於阿房宮華麗建築的記載，可能是源於阿房宮設計圖紙的文獻而已，而不是阿房宮真的已為秦始皇所建成，因為，在阿房宮的遺址並未見有過火的遺跡。這導致後人，如杜牧寫的「楚人一炬，可憐焦土」，以為阿房宮被焚毀的說法。看來，阿房宮並不曾為秦始皇所建成。

另一點，讓人瞠目的是，司馬遷《史記》中的《秦始皇本紀》裡，有「禁不得祠」四個字。禁不得祠的「不得」疑為buddha（佛）。這點和法門寺出土的佛指舍利，何時傳至中原地區的說法有聯繫。按可信的記載，法門寺出土的佛指舍利至少在北魏時，就已為朝廷所供奉。傳說中的說法是，這些舍利子在漢以前就已經傳來中土了。因此，完全有可能，秦代時，中原一帶就有不少的佛寺。這導致秦始皇「禁不得（佛）祠」了。如此，佛教傳入中國的時間應早於一般所認為的東漢永平年間，白馬寺諒也不會是中國最早的第一座佛寺。佛教的傳播，和文化的傳播一樣，應是一個逐步的歷史過程，不會是「一匹白馬馱著經書到洛陽的白馬寺來」這麼戲劇性。我查了一些《史記》中《秦始皇本紀》的譯文，均對「禁不得祠」含糊過去，大約譯者也是不懂其義的。

近年的考古發現愈發證明司馬遷是一個偉大的史學家，他治史的嚴謹性，科學性是讓人景仰的。而近數十年的考古發掘成績斐然，也改變了不少我們對先秦歷史文化的看法，這些是很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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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后龍應台

■ 張方遠

作家龍應台，總在時代的浪頭開槍。將近30年前，台灣政治處在翻天覆地的變革期，龍應台便以「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點燃了「野火」。
2008年前後，兩岸關係處於從對峙走向和平發展的大變動，龍應台先是以「請用文明說服我」來加深台灣民眾對大陸民眾的「心牆」，接著又以龍氏獨有的「大江大海」史觀，顛覆是非曲直，「以失敗者下一代為榮」。

官員龍應台，總能稱職地扮演好馬英九的救火隊角色。1999年，龍應台成為首任台北市文化局長；2012年，成為首任文化部部長。讀者諸君還記得宗才怡嗎？那位自稱「誤闖政治森林的小白兔」，從商界踏入政界，短暫的政治生涯，被政治圈裡的風風雨雨嚇得落荒而逃。而帶有鮮明文人性格的龍應台，從文壇踏入政界，卻能博得長官的青睞，顯然她有一套自己的政治生存術。

政治正確的史觀

龍應台有一套特殊的「史觀」。她被部分大陸網友封為「歷史發明家」，主要就是她在《大江大海》書中，不但以浪漫唯美的筆調，將正義是非的問題，包裝成文明與野蠻的對決，而文明大敗於野蠻，顧影自憐；又捏造國共內戰的史實，假藉歷史和解，其實是要延續內戰戰火，戰場從軍事武器轉移到思想意識。

「大江大海史觀」早在1994年便已誕生。那年她在《中國時報》發表文章〈誰是官兵？誰是強盜？〉，將「光明正大」與「傷天害理」的位置翻轉，合理化國民黨在白色恐怖時期的殺戮，為加害者辯護。對龍應台來說，國民黨終究是光明的官兵，而共產黨終究是該殺的強盜。同年3月發生「千島湖事件」，在李登輝的政治操作下，台灣社會上上下下將大陸唾棄為「土匪」，宣告文明的台灣人告別野蠻的中國人。

龍應台的史觀，雖然給了歷史正義最冷血無情的訕笑，卻迎合了社會上多數人對大陸的印象，更是李、扁、馬三朝對於兩岸認知的政治正確。今年10月27日，1950年代白色恐怖受難的「老同學」與烈士家屬，齊聚馬場町，祭奠無數為了社會主義與民族主義理想而仆倒在國民黨槍下的人民英雄，甚至莊嚴地宣告要「珍惜和平，營造兩岸共同家園」。幾天後，大陸《南方人物周刊》以「官員龍應台」為封面主題，推出對龍應台的專訪，其中包含一張照片──龍應台讀了兩位在白色恐怖期間遇難的「左翼」人士遺書而潸然淚下。「希望我們的國家，永遠不要再走這樣的回頭路！」龍應台說。

龍部長的眼淚，大概就像魯迅當年所批判的可怕心態：「在舊社會看來，新的東西並沒有甚麼，並不可怕，所以就讓它存在」。這滴淚，也是對歷史的嘲諷與消費。
 
把民主與文化當成武器

無論是作家還是官員龍應台，「民主」與「文化」大概是她使用頻率最高的兩個詞。在同期《南方人物周刊》中，龍應台大談了對民主的看法，她說：「民主和愛一樣，就在屎尿中」。11月6日，龍應台在僑委會的演講中表示，台灣因為有了民主自由體制，所以是中華文化的新界定；「如果沒有台灣，全世界對中華文化的想像是相對貧乏的認知」。

對龍應台來說，談民主與文化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說給大陸聽，就是要證明台灣是文明的，而大陸是野蠻的。今年8月龍應台到美國訪問時說：「文化不是武器」，台灣做為「民主實驗室」，希望大陸不要再對台灣進行文化封鎖──當龍應台說這段話的時候，恰好說明了真正將民主與文化做為武器的就是她本人。過去，台灣與大陸競爭誰是中國的「正統」；現在，偏安一隅的中華民國政府，仍在對大陸大打文化戰爭──台灣的民主、自由、文化、正體字……等等，全部都是「文明」與「普世價值」的象徵。

龍應台對大陸的溫情喊話，實際上是皇后的毒蘋果。兩岸民間透過頻繁的交流，已經逐漸走出過去「你死我亡」的零合戰爭；而兩岸之間也從過去強調差異的時代，逐漸發現原來彼此之間是如此的雷同與相似。因此，繼續把民主與文化當成武器，繼續區分你和我，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無疑是深深的傷害。

文化部長龍應台反而更像是陸委會主委，她的發言無論明暗總是直指大陸。而她的詞語裡面充斥著「同情式理解」的矯柔造作──說難聽一點，就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無怪乎總有人批評政治人物是演員，而龍應台更是掌握住了演員的精髓，時不時掉掉淚、嘆嘆氣、喊喊話，堪稱影后龍應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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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釣風雲》序言

 ■ 吳國禎（北京清華大學台籍物理系教授）

謝善驍先生雖然是大陸人，但熱衷於和早期（60-70年代）台灣留學海外（主要是美國）學界人士的聯繫。
據先生自己說，是有感於這批台灣海外留學生的愛國熱忱，尤其是有感於他們在70年代所發動的「保釣、統一運動」。早在1996年，謝先生和王凡先生就曾撰寫了一本紀實文學作品《保衛釣魚島》，書中闡述了海外保釣運動的由來和延續（香港中華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當時，我就為先生的情操所感動。據我所知，對於海外台灣留學生的這段歷史，由於種種原因，不要說在大陸，在港台也是鮮有人知，真是段被遺落的歷史了。

今年（2012）一月，謝先生冒著北京的嚴寒到清華園來拜訪我，說他正在撰寫一本《保釣風雲》的史實記錄，希望更多的海內外國人，能不忘卻那段歷史。我為先生的耿耿於懷那段不應該被忘卻的歷史而動情。那天，我們談了很多，特別是談到了中國的崛起，海峽兩岸的未來，中國的最終統一，等等。我於是感到，在2012年的這個時候，在釣魚台列嶼又為日人所覬覦日緊的今天，先生的這本《保釣風雲》的撰寫出版，就更為及時和富有意義了。當天，我也不辭為先生的這本著作撰寫序言。
現在，謝先生的這本《保釣風雲》已完稿，做為那段歷史的過來人，我也就此談幾點個人所感，所認識的，以為這書的附庸。

誠然，70年代發生在海外、台灣的「保釣運動」在台灣的歷史過程中，有其一定的地位。海外台灣留學生的保釣運動以及其後的「中國統一運動」則更為風起雲湧。這個運動激蕩著那一代的留學生，而運動的內容除了保衛中國領土「釣魚台列嶼」外，更延伸包括了反對「台灣獨立」、「兩個中國」、「一中一台」。而運動的深層次的內涵則包括有，重新架起自1949年以來隔絕的海峽兩岸的往來，重新認識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以及關心、支援台灣當時政局的變動，乃及第三世界以「反帝」為主軸的鬥爭，等等。這個運動的時間長，前後有10年多，參加的人數也多，影響也深遠。

40年後，我們再來看這段歷史，就更為明晰了。這段歷史實是台灣歷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兩岸關係歷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同時，它應也是中國近代歷史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我們要從這樣的歷史高度來看待、來保存、來研究這段歷史。這樣，我們就站在了歷史的制高點。

以史為鑒。在今天的台灣，這段歷史有意無意地被遺忘、被拋棄。而在大陸，也沒有得到充分的認識。兩岸的形勢雖然經過了40年的變換，但是，這段歷史至今仍對我們有所啟迪的：

首先，這段歷史反映著台灣學生崇高的愛國主義精神，他們具有正義感，勇於捍衛領土。

這段歷史反映著台灣當時年輕的一代，敢於走在時代的前沿，勇於（不顧個人安危）突破人為阻絕兩岸的藩籬，重新架起兩岸的聯繫紐帶，開啟了兩岸相互認識、往來的管道，更為難得的，他們走在歷史的前沿，義無反顧地支持新中國的立場，這是破天荒的歷史勇氣。而周恩來總理對兩岸隔絕22年後（1971年），首次來自台灣的海外留學生的徹夜談話也是兩岸關係的重要歷史事件。我們應高度評價它的歷史意義。我們應看到，兩岸關係的「破冰者」、「開拓者」正是台灣70年代的海外留學生。40年前，保釣留學生們力主兩岸的開通往來，力主台灣「威權統治」的必須改變，都已為歷史所證明。而他們所力主的中國統一，雖然尚未實現，但也有了曙光。今天，國共已經和解，有了共同的願景。台灣也已逐步走上了以大陸為依託的，兩岸共同發展的和平局面。歷史說明，保釣學生們是站在了歷史的軌跡上的，他們的個人或許會被遺忘，但是他們所揭櫫的主張不僅沒有被歷史所淘汰，反而為歷史所證明！

這段歷史也反映著台灣年輕的一代對祖國大陸，既陌生、疑惑又熟悉，渴求認識、瞭解，難以割捨的一種心態。我們應可看到，這個歷史的情節至今在台灣並沒有本質的變化。對這段歷史的深入瞭解、研究，無疑地，啟示著我們今後如何加強兩岸關係的進一步開展。

70年代的台灣正醞釀著社會、政治的大變化。這段歷史反映著，保釣學生們對台灣社會、政治等領域有著相當深入的剖析，並且和當時島內的變局有所聯繫，乃至有所影響。這些對於我們瞭解今日台灣的各種情況，仍然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

可喜的是，這段快被遺忘的歷史，近來得到了很多有心人士的關注，情況有了很大的變化。70年代的這場海外台灣留學生的運動留下了大量的刊物等資料文獻。自2006年以來，兩岸清華大學都對此運動的所遺刊物文獻，不遺餘力地進行了收藏，形成規模，成績巍然可觀。同時還對當事人作了口述（北京清華所做的口述人數有70多人）。北京清華大學圖書館還成立了「保釣資料收藏研究中心」。

隨著對這個運動所遺刊物、文獻的收藏初步告成之際，現在應該是我們從歷史的視角來認識、來研究這個運動的時候了。研究這段歷史的目的也很明確，就是，保存歷史，以史為鑒，以為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和統一助力。

我們對這段歷史的重視，保存、研究和宣傳，可以讓兩岸三地的同胞有機會更深層次地瞭解40年前那段難忘的歷史，瞭解歷史上台灣青年的愛鄉、愛土的愛國精神，知往鑒今，找回彌足珍貴的歷史記憶。我想不論人們的立場如何，面對史實，必有所知曉、有所感悟、有所感召；而對於我們能珍惜和保存，這段由海外台灣留學生所創造的歷史，也必有所感動。

無疑地，謝善驍先生的這本《保釣風雲》，也正起著對這段歷史的保存、宣傳的作用。我對謝先生的這個義舉，致以發自肺腑的感佩。我也相信，讀者們在閱讀完這本《保釣風雲》後，也能和我一樣，對謝先生的執著，有著同樣的，來自我們兩岸共同歷史的興發和感動。
是為序。

寫於2012年清明，北京清華園荷清苑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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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張方遠

日本以私法形式偷渡釣魚島主權（即所謂「國有化」）之後，東亞相關地區的「民間」都有相當的回應。台灣方面，9月23日在「人人保釣聯盟」召集下，兩岸和平發展論壇等相關團體與近千名民眾上街遊行，表達「兩岸聯手保釣」的訴求。

另一方面，9月28日日本「市民」發表〈終止「領土問題」的惡性循環〉聯署，隨後大陸「民間」也發起〈讓中日關係回歸理性〉聯署，台灣「民間」則發起〈面對歷史，面對爭議，面向和平〉聯署，強調跳脫「政府」、跳脫「國族」的框架，聯合「民間」力量解決釣魚島爭議。
 
近來在美日強權挑釁之下，釣魚島爭議與危機不斷攀升。與此同時，包含台灣在內的周邊地區，不斷有新的解決主張出爐，其中又以「民間論」與「生態論」備受矚目。「民間論」認為，領土主權不能解決問題，主張民間自發的交流、對話與連帶，超越國家與民族主義的傳統思維。「生態論」則是「民間論」的衍生物，認為釣魚島不屬於任一「國」，也不屬於任何「人」，而是屬於釣島的原生生物，也是屬於「大海」的。「民間論」與「生態論」既無利益糾葛的銅臭味，亦無戰爭的煙硝味，在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社會相當有市場。
 
解決問題而非逃避問題

問題在於，「民間論」與「生態論」都不願正視釣島問題的本質，也就是帝國主義在違反中國人民的意志下，強行干預爭議的海疆問題，並以冷戰對立的框架來操作釣島爭議；也是美國與日本以軍事同盟的結合態勢，企圖在中國東海製造爭端。「民間論」預設「人民」、「民族」與「國家」是相互對立的，但這根本是逃避問題的態度，從而不分左與右、不分進步與反動地一竿子打翻所有的民族主義。「民間論」將與自己不同的主張，全部劃歸為「民族主義．領土主權派」，有些人甚至將另一派全部貼上右翼與極端等負面標籤。人民、民族與國家處於有機互動關係，無法任意切割剝離，40年前海內外風起雲湧的保釣運動正說明「民間論」的問題所在。百餘年來帝國霸權勢力對中國的侵略，冷戰時期又有對紅色中國的圍堵，中國人民自然素樸的反帝民族主義油然產生。但這種民族主義卻是對外要求獨立尊嚴，對內要求人民團結的進步的、非擴張的民族主義，並且融合了進步的左翼與社會主義價值，形成了新中國的歷史軌跡，而1970年代海外釣運轉變成為社會主義與中國統一運動，也是這條歷史脈絡下的自然發展。
 
真正破壞釣島生態的是美日

事實上，「民間論」也難以跳脫國族的框架，仍然以國族範圍做為聯合的單位，在此情形之下，有心人士偷渡中華民族、台灣民族與日本民族的「三族對立」，或是中、台、日的「三國糾紛」，無視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反而埋下更複雜的衝突因子。另一方面，「生態論」的主張更顯得無理，以自然生物的棲息範圍去規定釣島所有權，就像是主張台灣不是台灣人的，而是台灣黑熊的、是大海的，仍然處於人類法權形式的思維模式，只是將所有權的歸屬由人類（或國家）換成自然生物罷了，並沒有任何積極或進步的意義。若是談到生態保育，誰說只有戰爭與和平的截然二分？誰說捍衛我國領土主權必然導致戰爭？「生態論」不願面對的真相是，真正在破壞釣島生態的是美國──目前只有美軍實質在釣島上打靶；真正在破壞釣島生態的也是日本──日本右翼人士非法在釣島放養山羊，導致山羊過度繁衍，不只嚴重破壞了釣島植被，也嚴重威脅了釣島特有生物「釣魚台鼴鼠」（物種接近大陸與台灣特有的「小缺齒鼴」）的棲息地。
 
跟隨歷史指引的方向前進

1970年代海外台灣留學生保釣運動轉變為社會主義運動，重新認識新中國的歷史與現狀，其中特別強調人與土地與社會之間的緊密關係。事實向我們表明，人、土地、社會與歷史之間是無法脫勾的。從「民間論」與「生態論」相關論述來看，他們雖然同樣強調釣運的歷史，卻不願直面釣運歷史與釣島問題的本質及內涵。正視歷史，並不是要解構歷史，唯有走在歷史為我們指引的進步大道上，才能真正「面對爭議」與「面向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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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北京清華同學談學習

■ 吳國禎（北京清華大學物理系台籍教授）

我有一個博士研究生赴日本學習了4個月。期間，他給我寫了封信，談及日本師生之間的關係密切。我遂給他回覆，談及日本和美國研究所作風的不同。

XX同學：
 
謝謝你的來函。我很高興你在日本除了專業的工作，也很認真關注一些別方面的事情。
 
日本（人、社會）有它很獨特的風貌，就是團隊的精神。在企業方面，很多情況下是一個人在一個公司幹一輩子，視公司為自己的家。從學界來說，就是導師還負責學生畢業後的出路等等離開學校後的事情。

美國的風格就不同，注重個人的主體性、個人的利益。在企業方面，就是哪家公司給我好處多（薪金），我就往那裡跑（此處所言，當然不能絕對化）。在學界方面，一個學生畢業的那天，戴了博士帽後，就和導師（所謂的老闆）平起平坐了，以後就靠自己了。老師最多只能起個幫忙的作用，這些幫忙都不是必然的。

二者應該說各有優缺點，日本式的優點，顯見。缺點是論資排輩嚴重，一日為師，終身為師。嚴重的，一輩子被老師壓著。美國式的優點是大家平等，各顯神通，會有創造性。缺點是比較分散，難形成團隊。美國沒有如日本那樣，大老闆下還有小老闆。（在美國也沒人願意當小老闆）。
 
從科研的角度來說，我覺得還是應該在第一線為好。科研的工作是老老實實的工作，一個人當了大老闆，靠小老闆、研究生做科研，我以為這樣不好。
 
我在美國做博士後的老闆，之前在Princeton當教授，可能因為什麼原因沒有拿到終身教職（tenure）就離開了。但是，他在Princeton那幾年，也帶出了博士生Smalley。這個學生就是後來發現C60的那個人，得了諾貝爾獎。學生得獎，歸學生得獎，我這個老闆也並未因此而得到任何的「好處」。而這在日本、東方的社會，就不一樣了。
 
你所提有關清華物理系研究生的問題，值得系裡老師的關注。不論如何，學校、物理系的上上下下，應該更多地關心同學們。你大約還有印象，我上第一堂課，總愛說的一句話：學不好、怪老師。此話雖有誇張，但就是一個意思，不要總把問題推給學生。學為人師、教學相長。Feynman說過，他很難理解一個不教課、不和學生相處的老師。他認為，他就是從和學生相處中，獲得很多很多。
 
我也很贊同這句話，學校應能──把「差生變成普通生，普通學生變得優秀，把優秀學生變成精英」。
 
當然，我希望和我一起工作的研究生，對待工作都有「熱情」。但是如果他們並不完全如我所期待的，那我也不會太失望。我會告訴他們：不要浪費做研究生這段學習的時間，固然你的「熱情」不高，但應還是把工作努力做好。將來畢業出去了，再去做別的（非物理）事，也不遲。總之，不要浪費人生的一分一秒的光陰，你的努力，總不會白費的，即使你將來不再從事這個工作了。
 
不論研究生還是本科生的學習都一樣，要有「興趣」，覺得「好玩」，有「意思」。我覺得這是科研中最重要的因素環節。
 
你最後談及，國內外基礎科學教育研究的差異何在？這個我說不準。可能最大的區別是我們這裡「被動的學習」太多了，而缺少了「主動的學習」，例如：單純筆試的多，而少了寫paper方面的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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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衛釣魚台！

       ■ 張方遠

 

今年的9月11日很不平靜。在九一一事件11周年之際，一部由以色列裔美國人導演、詆毀伊斯蘭教的電影《穆斯林的無知》，引起伊斯蘭世界包括印尼與馬來西亞在內20餘國的反美浪潮。
9月11日晚間在利比亞甚至有民眾衝進美國駐班加西領事館，造成美國大使與3名外交人員死亡。美國在亞洲最堅定的盟友日本，於9月11日上午宣稱與釣魚台「島主」完成「收購」的簽約手續，引發中國大陸與台灣的強烈抗議。台灣兩岸和平發展論壇與百餘名民眾在9月12日上午前往日本交流協會表達強烈的不滿與譴責，大陸各大城市先後也發生了反日示威遊行。

釣魚台是美日同盟的棋子

釣魚台爭議起源於40年前美國與日本無視於東亞地區原有秩序，無視於包含台灣在內中國人民的意志，無理將琉球連同釣魚台的行政權交給日本，在敏感的海域單方面決定琉球與釣魚台列嶼的前途，遂引發海內外中國人的保釣運動。40年後的今天，保釣運動仍未停歇，釣魚台的問題非但未得到妥善解決，日本野田政府甚至以「國有化」的方式激化爭議。長期以來，美國重來沒有離開過亞太（因而「重返亞太」只是空話），日本則是仗勢美國在東亞大規模的駐軍，以及由於冷戰所誕生的美日安保同盟，不斷以釣魚台等海疆問題來刺激並掣肘中國。因此，釣魚台問題的本質，就是美日同盟在中國東海所佈下的棋子，用以維護美國與日本在東亞地區的最大利益，以及美國的霸權地位，並且對中國與東亞事務上下其手。在此本質之下，激發了上世紀七十年代中國人民的反帝民族主義，而海外的保釣運動也轉變成為具有反帝性質的社會主義運動與認同新中國的統一運動。
長期受美日奶水哺育的台灣政治人物，不願（或是無能）將釣魚台問題的本質告訴台灣人民，反而配合美日的宣傳，將釣魚台問題定位為中、日、台「三國糾紛」，為維護統治利益，反而將砲火對準中國大陸。馬英九政府邀請記者登上海巡船宣示護漁決心，卻沒有更為具體的保釣作為，只能動嘴呼籲日本接受「東海和平倡議」。李登輝在9月12日出刊的《週刊文春》對日本女作家阿川佐和子表示：「釣魚台一直是日本的領土」。在野的民進黨更關心的是釣魚台與台灣不能是中國的領土，蘇貞昌表示：「國家的主權一定態度要堅定，不管是對日本、對中國」，民進黨發言人林俊憲強調「不能與中國聯手處理釣魚台問題」，蔡英文則要求馬政府針對「中國海監艦艇進入釣魚台水域」一事向大陸抗議。
 
保釣就是反帝
 
台灣政治人物對釣魚台問題的發言，一方面顯露出其扈從於美日強權的無知，不敢也不能向日本據理以爭；一方面也反映了釣魚台問題的另一個本質，即事實上釣魚台不會是兩岸之間的問題，政治人物只能僵守反中與反共意識形態，而刻意將釣魚台問題導向大陸與台灣的「兩國糾紛」。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釣魚台對兩岸而言，同樣是國共內戰所遺留下來的歷史問題，是兩岸內部的問題，而非「兩國問題」。維護釣魚台列嶼的領土主權是兩岸同胞共同的責任，共同反對帝國主義霸權勢力對釣魚台、對東亞地區的無理干預。保釣運動不只是簡單的維護領土主權，更是反帝國主義的鬥爭。
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期間，抗戰歌曲《五月的鮮花》唱響中國大地，其中有一段歌詞是：「再也忍不住這滿腔的憤怒，我們期待著這一聲怒吼！吼聲驚起這不幸的一群，被壓迫者一起揮動拳頭！」
《詩經》有云：「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團結起來！保衛釣魚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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