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二、
改革開放以後，很多人認為，中國已經放棄社會主義，改走資本主義道路了，這也同時證明以前走社會主義道路是錯了。這是站在資本主義立場來批評的，完全不了解中國在1949年以後所進行的社會重建的意義。
1949年中國重新統一以後，共產黨所面對的是一個幾近破產的國家。自從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以後，一方面軍閥之間的內戰從來沒有中斷過，另一方面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也在加緊進行，特別是日本，在袁世凱當總統不久以後，就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要求，國、共聯合北伐的時候日本又出兵干涉，企圖阻撓中國統一。從1931年侵占東北開始，想要征服全中國的野心完全暴露出來，1937年終於全面侵犯中國。從1937年到1945年，中國打了八年抗戰，從1946年到1949年，國、共又打了四年內戰。可以說，中華民國建立以後的四十九年，中國從來就沒有太平過，不要說中國農民無法過日子，到了抗戰後期和內戰時代，連一般市民和公務員、教師生活都極其艱難。
只有在這種背景下，我們才能了解，國民黨在內戰中為什麼會失敗，因為絕大部分的中國人都不想再打內戰而蔣介石卻執意要打，因此大失民心；並且也才能了解，「社會主義」為什麼能吸引人，因為「社會主義」按其精神來說，至少保證人人有飯吃。共產黨統治中國不久，就讓每個農民都有地種，讓城市居民每個人（不分男女）都分配到一份工作。除了三年大飢荒那段特別艱難的時期，很難找到證據說明，一般人民的生活是很艱難的。
我的最簡單的論證是這樣，從1949年到1976年，中國人口從四億多一下子增長到十億多，足足增長了1.5倍。如果生活不安定，糧食不充足，一個國家怎麼能養活十億多人，而且年年經濟都在成長。中國前一個太平盛世是清朝的康、雍、乾時代（共135年），那個時候，中國人口暴長到四億。嘉慶以後，內亂、外患不斷，中國人再怎麼多生，人口始終維持在四億多，因為很多人死於飢荒和戰亂。共產黨才統治不到三十年（不到康、雍、乾時代的四分之一），人口就增長了1.5倍，這只能證明，一般工、農，生活是得到基本保障的。由此可見，這個政權確實是努力照顧工、農大眾的。
很多人認為，共產黨靠農民起家，建國後雖然把土地分配給農民，但不久實行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又等於把土地收回去；而且，又透過人民公社，把大量農業剩餘收走，不讓農民改善生活，這是嚴重對不起農民。我以前也有這種思想傾向。現在我覺得，雖然新中國的前二十七年農民的生活沒有達到富足狀態，但基本上可以做到安定而溫飽（因為連土匪都沒有了），比起1912年到1949年這一階段，是可以不用擔心戰亂、飢荒、繳不起地租等等。對於農民來說，這已經很不錯了。蘇聯共產黨做得最差的是農村改革，但中國農民對中共的農村政策一直沒有很大的不滿，原因就在於，中國農民以前的生活條件實在太差了。而且，我現在也稍微了解，即使在前二十七年，中共也在隨時改善農村條件，讓農村的生活不致於和城市相差太遠。從陳先生談鄉鎮企業興起的那一節（第五章第一節）就可以看到，如果農村經濟條件很差，改革開放以後，鄉鎮企業也不可能發展得那麼快。
因為反右和文革，大陸知識分子吃了太多的苦頭，因此，現在大陸許多知識分子不能平心靜氣的看待中共前二十七年的作為。客觀的看，我們很難否認，中共確實是「朝向社會主義」在進行改革和建設計劃的。
現在談到改革開放。
一直到1990年代的末期，很多左派朋友（當然也包括我自己）都在擔心，改革開放是否過了頭，最後變成資本主義了。現在，我覺得，中國不可能走向西方那種資本主義了。讓我比較安心的表面現象有兩個：第一，快速度發展的城市，並沒有出現貧民窟。去年我從網路上看過一些大陸知識分子寫的文章，大聲呼籲，不要讓中國出現發展中國家常見的都市貧民窟現象，這也就證明，目前中國還沒有這種現象。以最近三十年中國經濟和城市的發展速度來看，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
第二個表面現象是，現在國家很有錢，以致於大陸流行「國富民貧」這種說法。國家很有錢，這就說明，經濟發展所得的最大利益掌握在國家手中，而不是像西方一樣，國家最大量的錢掌握在大資本家手中。國家有錢，國家就可以做很多事，譬如農民的土地不用繳稅、農民種田給予補助等等。如果國家的錢掌握在私人手中，國家再怎麼想做這些事，也只能有心無力。而且，現在國家大力調高公務員的薪資，並給予優厚的退休保障，以此要求公務員不可貪污，不然抓到就重懲。現在大陸公務員成為大家最羨慕的職業，這同時也可以把最好的人才吸收到行政機構中，讓行政機構更有活力和能力。以前實行國家企業改革的時候，很多人擔心，中國會出現許多大資本家，現在看起來，事實並不如此。可見，以前很多人對國企改革的具體執行並不了解。
當然，最重要的是，中國決不會走西方式的民主的路，這已經很明顯了。不管西方再怎麼批判，譏笑共產黨「不民主」，中共還是按自己的想法在試著走基層民主的道路，而不走大型選舉的路。前一陣子，英國時報前駐北京記者Richard Mcgregor在美國的《外交政策》雙月刊發表文章，其中就說：中國的成功，讓很多人知道，不要把自由市場和（西方）民主強加於人，這種「北京共識」的思維方式肯定會盛行起來。他還說，關於中國有一天會成為民主國家，這只是西方一廂情願的想法。中國共產黨說得很清楚，它不想讓中國成為西方式的民主國家。中國現在對外發言，屢次信心十足的說「我們堅持走自己的路」。以前西方談起這種發言，都要訕笑一番，但是，現在卻有越來越多人相信了。這同時也是因為，比起中國領導的施政能力來說，不管是美國、日本，還是台灣的選舉式民主真是讓人越來越失望了。
三、
陳先生始終關心社會主義實現的可能性，所以他在〈已開發國家走向社會主義之路〉這一篇長文裡，參考了日本學者的著作，對此作了一些嘗試性的探索。這篇長文主要由陳福裕修改，因我自己這方面的知識不足，不敢輕易改動。這篇文章寫得很清楚，修改後的中文也不難閱讀。我很佩服陳先生認真閱讀別人著作、再加以綜合整理的工夫，從這一篇文章就可以充分認識陳先生的知性能力。
我已經說過，在這方面我沒有判斷能力，但我想借這個機會談一談我個人較獨特的看法，供大家參考。
中國崛起和西方、日本資本主義的沒落幾乎是同時發生的，這代表一個新的世界史面目即將在二十一世紀出現。其實，華勒斯坦早就表達了這種看法。美國學者里亞．格林菲爾德（Liah Greenfeld）在他的著作《民族主義：走向現代化的五條道路》的中譯本序言開頭就說：「我們正面臨一巨變……這一巨變就是偉大的亞洲文明崛起，成為世界主導，其中最重要的是中華文明崛起，從而結束了歷史上的『歐洲時代』以及『西方』的政治經濟霸權」（上海人民書店，2010）他的意思已經表達得再明白不過了。
但是，中國的崛起將如何逐步改變世界經濟格局，似乎較少人談到，我想談的就是我在這方面的看法。
一般人在談論中國的對外關係時，都會比較注意中美、中日、中國與歐體的問題，而較少注意到中國和開發中國家的關係。中國政府本身在對外政策上一向重視「做」，而不重視「宣揚」，行事一向低調，所以也比較不引人注目。其實，中國的對外政策一直循一個固定方向進行了六十年，從來沒有變過，那就是，在世界範圍內實施「鄉村」包圍「城市」的大戰略，長期經營和開發中國家的緊密連繫。
中國和非洲國家的關係，一直到中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在聯合國取得中國代表權時（1971），美國才醒悟過來，但己經來不及了。當美國和蘇聯在非洲一些國大搞代理戰爭時，中國默默的、長期的為非洲國家改善農業技術，進行各種基本建設，借錢、送錢給非洲國家，而且，還把中國許許多多的勞動送到非洲，幫助它們建設。中國對非洲國家的幫助是極為具體而實惠的，決不是拿錢去買政要，像台灣一樣。中國的協助具體落實到一般百姓，所以它跟非洲國家的關係只會越來越穩固。現在西方已經毫無辦法，只能散佈謠言說，中國現代已經取代西方，成為非洲最大的「剝削者」，但這種話動搖不了非洲國家對中國的信賴。
中國對外關係的第二個大成就是全力搞好和東協國家的關係。這件事情美國、日本、韓國都沒有充分意識到，等到東協十加一的互免關稅協議即將談妥時，他們只能大驚失色。
按照常理，東協應該最提防的是中國，中國就在他們旁邊，是個超級大國，而東協國內又都有許多華人，他們對中國有一種奇特的向心力，讓東協感到威脅。但是，最終東協竟然選擇和中國合作，這只能說太奇怪了。這也只能做這種解釋，東協真心相信，和中國合作對他們很明顯有利，因為中國可以幫助它們發展經濟。改革開放以後不到三十年，中國就讓東協信賴，這當然是極大的成就。
東協和中國合作，日、韓怎麼辦？中國和東協可以互免關稅，日、韓不能，長此下去還得了，所以它們必須加入，但加入要東協同意，它們如何讓東協同意？像日本，從來就只會從東協各國賺回大筆大筆的錢，什麼時候照顧過東協？就像他們也只會從台灣賺去許多錢一樣，而台灣一直只能是它的加工區和產品傾銷區。所以，東協和中國合作，就會逼迫日、韓只好跟中國合作，不然它們找不到出路。這就是日本前首相在競選時喊出「我們要回到亞洲」（不再脫亞入歐）的真正原因。如果日、韓最終明顯倒向中國了，那美國也只能撤出東亞，它的軍隊恐怕不得不從冲繩撤回夏威夷。這樣，兩岸自然統一，南、北韓也才能統一，亞洲才能永遠和平。美國插在亞洲，不時讓日本、台灣搞些小動作，美國才是亞洲的麻煩製造者。中國選擇東盟來突破美國的亞洲布局，美國恐怕連作夢都沒想到。
現在美國只能在南海主權問題挑起中國和越南、菲律賓等國的矛盾，但中國在這方面始終應付得很得體，除了越南比較麻煩外，根本惹不出什麼風波。
再過去就是印度。中、印關係除尼赫魯末期有一點小麻煩外，一直很穩固。印度也是大國，崛起有望，外交政策一向獨立，不受西方影響，中、印兩國可以說「相敬如賓」，兩國都不會想製造糾紛。中國和巴基斯坦關係一向友好，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巴基斯坦親近中國、印、巴矛盾深，但印度卻不會為了中、巴的友好關係而敵視中國。中國怎麼能做到呢？從這裡思考，不能不佩服中國對外政策之靈活。
現在，中國已經規劃好要跟西亞國家合作了，方法是，從寮國建鐵路，穿過緬甸、伊朗，到達土耳其，各國之間的協議已經簽好了。這樣，中國可以透過陸路和西亞各國進行各種經濟合作，即使美國還控制蘇伊士運行到麻六甲海峽這條水路，也只能徒喚奈何。只要時機成熟，美國只好被迫全面從亞洲退出。
中國目前不去挑釁美國跟中東石油國家的關係，但是，土耳其和伊朗都是西亞大國，都是伊斯蘭國家，這兩國靠向中國，等於在美國的臥榻旁邊插了兩根刺，美國如何安睡？美國利用以色列牽制中東石油國家，讓阿拉伯系統的伊斯蘭人民切齒痛恨，美國遲早要被迫放棄這塊「肥肉」的。
中國對外政策一向用軟招、不用硬招，而且，只給別人好處，不從別人家裡撈錢，跟美國動不動就威嚇、罵別人是「流氓國家」、甚至胡亂轟炸，簡直是天壤之別。用古話說，中國「以德服人」，美國只會大量印鈔票來濟燃眉之急，這種落差實在太大了。
以上只分析中國在非洲、東協和西亞的經營，中亞五國和蘇聯那邊就從略了。但從這裡就可以看出，中國是如何一步步的向亞、非地區發展，美國只能步步後退，而日本只好被迫與美國脫鉤。中國一直強調「不稱霸」，它確實「不稱霸」，中共的國防繼承了舊中國的傳統，是守勢國防，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全世界有哪一種核武國家像中國公開宣稱，決不率先使用核武。西方和日本常常說中國「霸道」，到處推銷「中國威脅論」，它們似乎忘記了，當年它們是以怎樣的一種「霸道」方式來凌遲中國的。這真是應了一句俗話，叫做「做賊的喊捉賊」。中國的崛起讓它們再也做不成「賊」（像日本），或者只能淪為為人不齒的「小賊」（像美國）。
簡單一句話，中國終於發展出來了，然後以自己豐厚的經濟力量和五千年的歷史智慧，幫助亞、非的許多小國、窮國改善經濟條件，讓他們也逐漸「富」起來，其實也就是孫中山所說的「濟弱扶傾」，而孫中山的話也不過是沿襲舊中國的古訓，基本上是一脈相承的。這樣，中國不是就改變了西方列強進行了兩、三百年以上的那種資本主義式的掠奪經濟了嗎？中國根本不需要「統治」世界，中國只要讓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無法再在世界各地橫行，不就結束了「歷史上的歐洲時代以及西方的政治經濟霸權」了嗎？
這樣，傳統的歐、美列強將來會變成什麼樣呢？美國大概只能退回美洲，重新實行它的「門羅主義」，繼續欺壓中、南美國家。不過，這種「門羅主義」大概也不能永遠維下去。如果古巴可以向美國「搞獨立」，誰能保證其他國家就一定做不到呢？至於歐體，我無法想像他們的出路在哪裡？現在經濟學家普遍不看好歐、美，它們肯定會一直窮下去、弱下去。至於弱的速度就難以判斷了。如果窮到某一個地步，引發內部重大矛盾，最後引發內亂，誰也不敢保證就不會發生。
陳先生在談到古巴的改革時說，古巴改革的目標是「不破壞自然環境，抑制不必要的天然資源和物質的消費，公平且貧富差距小的有人性的社會主義」，如果全世界都能做到這一點，我覺得，應該就算很理想了。像現在的資本主義，利用武力或科技優勢，掠奪小國、窮國，讓它們更窮、更弱，又無節制的破壞自然環境，無節制的消費，窮奢極慾，如果再不改絃更張，地球的毀滅絕對不是誇張的預言。所以，世界史上的「西方時代」還是越快過去越好，看看二十二世紀人類能不能達到共享和平的時代。中國人應該把眼光放得這麼遠大，才不會斤斤計較一些國內的是非得失，心胸才能開闊，也才能在這個大時代生活得更有意義。
我是很喜歡歷史的人，但一直到三十歲以後，我才知道，我透過各種管道所累積的歷史知識，背後有一個史觀，那就是以五四運動自由派觀點為核心所組成的世界史觀，這種史觀強調西方文明的優越性，並且期望中國按照西方模式走向現代化。
一九九０年代，為了在台獨氣氛極為濃厚的台灣為自己的統派立場找「理論」根據，我終於得到一個結論：中國現代化只能走中國共產黨那種農民革命的道路，只有在農民的支持下，中國才能以全民的力量，集中全力搞現代國家建設，這也就是孫中山所說的「迎頭趕上」。我這種看法純粹是從歷史讀出來的，一點也沒受馬克思主義影響（請參看〈我的接近中國之路〉一文，《思想》第六期，聯經出版公司，2007年8月）。
自陳明忠先生開始跟我討論他的思想歷程和他對列寧、史達林、劉少奇的看法以後，我才知道，我的思路也可以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思考上加以論證。陳先生堅持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蘇聯、中國的革命實踐來思考這一問題，給我很大的啟發。
現在回想起來，陳先生對我最大的影響是在於：他所講的列寧理論和中國的革命理論，呈現了一種落後國家如何對抗西方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歷史大趨勢。因此，世界近代史不只是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史，而且，還是落後國家的人民解放鬥爭史。把西方帝國主義侵略史講成西方強大影響下的世界現代文明史，實在是對世界史的重大歪曲。
從這個觀點出發，我終於得出我的看法：中國的崛起代表的是落後國家對西方國家的最終「獨立」，也就是人民解放鬥爭對西方帝國主義的勝利。為了讓大家能夠理解陳先生這本書，我把我的看法以最粗略的方式加以總結，主要是希望大家能夠透過我淺白的、簡化的大綱，更細緻的理解陳先生的論證。
現在的世界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大變化，而台灣似乎還生活在二十世紀的六、七十年代，許多知識份子的腦筋似乎已僵化到一點也不能感受這些變化。湯恩比說過，那麼聰明的希臘人，當他們開始沒落時，竟表現得那麼愚蠢。現在的西方人，就好像當年的希臘人，而最糟糕的是，還有許許多多的中國人（包括許許多多的台灣人）還那麼相信西方。陳先生已經83歲了，這本書一拖再拖，他自己也懷疑他的書是否有用。但我相信，歷史已經到了一個臨界點，現在出版他的書正是最佳時機，那麼，就讓它問世罷。
2011/6/20 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