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最後，「我」對醫生描述了昨夜「噩夢」：

        「夢見我在一個黑房裡，沒有一絲陽光。每樣東西都長了長長的霉。」

        「後來有一個羅馬人的勇士，一劍劃破了黑暗，陽光像一股金黃的箭射進來。所有的霉菌都枯死了；蛤蟆、水蛭、蝙蝠枯死了，我也枯死了。」（1:219-220）

        60年代的台灣，從青年陳映真的眼睛望過去，正是一間發霉、絕望、沒有出路的黑房。或許因為他有某種志向，因此一般年輕人為出走而出走的愚鄙之狀──如小說〈故鄉〉裡那發嗲扯皮喊著「我不要回家，我沒有家呀！」的小子，就不是青年陳映真的「出路」，雖然心志不免偶而也被那個遙遠的歌聲所搖盪。但問題是，有志向又如何？問你，你的志向之所憑依、同志之所聚合，與夫行動之所施及為何？答案盡皆飄旋於風中吧。不是嗎？說刻薄點，你只不過是你的傲慢讓你無法降下來漂泊一如眾人而已，但客觀上你又何辨於眾漂泊者？明此，那就無怪俞紀忠可以對你撂下那麼傷人而真實的話：「你不也在漂泊嗎？」。你曾因緣際會密受了一種禁忌的啟蒙，並掖藏了一種被詛咒的理想，但之後卻就一直孤單地被撂在時間的一個角落，沒有人給你帶個話捎個信來，沒有任何出路，只能等待。你是另一個康雄，後者曾在日記裡這麼寫：「……而我只能等待一如先知者。一個虛無的先知者是很有趣的」(1:16)。康雄沒法等下去，自殺了。你，沒法等下去，瘋了。

        再回到小說。當「我」從命案現場踅回醫院時，在門口看到新進病人的家屬還在那兒和醫生談話的同時，「我」瞥見了那已經玩乏而倒在計程車上睡著的男童，「這使我一下子難過起來了」（1：217）。為什麼難過起來？這讓我們不得不聯想起魯迅的「鐵屋」寓言。如果一個沒有出路的鐵屋裡滿是沈睡的人，而這個鐵屋竟然起了火，那這時與其把這些沈睡者叫醒，讓他們發現他們只有更絕望地等死別無他法，那麼這般的「啟蒙」或「警醒」，倒還不如讓他們繼續睡下去罷。因此，不只是人之昏睡讓「我」難過，「我」的無謂的獨醒，更是讓「我」難過。

        回到本文開始，我曾猜測這篇小說和作者的服役經驗有關。但小說不止從軍營聯想到精神病院，還進一步從精神病院聯想到台灣社會，更進而聯到美利堅新大陸，甚至進而聯到資本主義現代性──它們其實都是鐵屋、黑房，或「完全機構」。但即便如此絕望，陳映真還是留下了纏成一線的兩股希望，雖說表達得很是飄忽迤邐。第一股希望幽微地展現於當「我」說完了那個夢以後的醫生反應：

        我笑著，醫生卻沒有笑。他研究了一會，便把它小心地和卡片收集在一處。他抬頭看了看我，他的眼睛藏有一絲憐憫的光采。（1：220）

        醫生為何憐憫？因為，醫生發現眼前這個他以為幾乎康復的病人，其實並沒有真正「康復」，因為後者還做著一種不符合現代時宜、努力和自己過不去的「夢」（或「理想」）。什麼時代了！竟還想要廓清黑暗、謊言、不一致，與矛盾，想要伸張大義，想要朝聞夕死。這是陳映真隱藏在那個「噩夢」之後的樂觀，因為作為現代性核心支柱之一的精神醫療體制，並沒有遂其所願地達到「醫治」或「矯正」或「規訓」的目的；「我」的意志與信念並沒有被閹割掉。這或許是陳映真對自己的戒慎希望。

        第二股希望是對人民的希望；凡有壓迫的地方就必將有反抗。雛妓沒有白死，她的死身象徵著對這個殘暴不仁的世界的無聲控訴與對「陽光」的冀求。而最終，這個世界將會被那受侮辱與損害者所推翻──吾人對此希望當寶愛之。夜夢裡的「羅馬人的勇士」不必遠赴古羅馬尋找，其實近在眼前，也就是白日「我」所經常流連的倉庫那邊的工人，他們──不妨再引一次：

        他們總共才只十來個人，腳上都穿著由輪胎橡皮做成的彷彿草鞋那樣的東西。我最愛的便是這個。它們配著一雙雙因勞力而很均勻地長了肌肉的腿，最使我想起羅馬人的兵丁。（1：214-215）

        「我也枯死了」，因此可能隱藏著一個極其稀薄的樂觀的、反省的訊息：知識份子在以人民為主體的未來變革中，要有一種否棄自我的小布爾喬亞虛無與徬徨的思想準備，死而後生。但是，這樣的一種與60年代（乃至今日）台灣之現實完全無接的心念，現實上又何異於痴人說夢？因此，這到底是夜夢，還是晝思，連「我」這個痴人也分不清楚了。小說因此以「我一直記不清我確乎曾否做了那一場噩夢」這一無可無不可之詞告終（1：221）。這恐怕是繼微小的希望之後而起的更大的絕望罷。

        寫在白色恐怖的60年代的這篇小說，把那個時代的孤獨的左翼理想者所經驗到的無言的痛苦，與那如果不說出來就要決胸的控訴與理想，以及那輾轉反側的自疑與自責，都藉由這篇小說給節制地但汨汨地淌流出來了。人們是可以批評這個流洩太詰屈晦澀，難以讓時人真正掌握住作者的訊息意念。這個批評很容易成立，但是想想，「時人」如果能立馬解讀，那環伺的情治文特就不能嗎？這是為何「我」必須穿上精神病服，裝瘋賣傻地唱著類似楚狂的小調卻曲前行──「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因為唯有如此，才能通過白色恐怖文化檢查哨的夜梟之眼。從他們百精一蠢的眼睛中，還以為讀到的是一篇「石室之死亡」之族的現代詩文呢！那麼，只要無害於政權，就讓這些小布爾喬亞自瀆於瘋狂、死亡與夢魘吧！這是青年陳映真時期凡「政治性」小說必須採取寓言形式的最重要原因；言在乎此，意在乎彼。多年後，讀者我們要看到的不應是精神病患或精神病院這個能指，而是要看到那個「所指之月」，即，60年代初（從一個左翼青年的眼睛所看到的）島嶼上的精神與道德危機，以及更進一層，進入「所指之月之月」，以一種「這個故事說的就是現在的你！」的態度與敏感，回頭直面當代這個「正常的、太正常的」人生與世界。竊以為，唯有以這種態度閱讀青年陳映真，方能無亂碼地打開他將近半世紀前所寄出的瓶中信。

        那麼，「讀陳映真的小說（其實也就是歷史），是要面對當下、思索未來」，不就是一句多餘的話了嗎？